空想社会主义概述近代欧洲的文明史，是由两次前后相继的思想运动拉开序幕的：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继承自文艺复兴，又比文艺复兴更深刻和彻底的批判了欧洲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制度。从但丁的《神曲》开始，到薄伽丘的《十日谈》、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君主立宪的主张，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们的学说各不相同，但是在批判封建制度上面，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他们认为中世纪的宗教和封建王朝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社会要想进步，就必须要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比如卢梭，他的思想就非常典型。卢梭痛恨封建制度，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开篇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在卢梭看来，封建贵族不事生产却作威作福，而老百姓每天忙忙碌碌却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正是封建制度造成了人民受奴役的状态，因为封建制度导致国家政权被少数权贵垄断，人民无法掌握权力，不得不被人欺压。所以，卢梭号召人民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在启蒙时期的思想家看来，只要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一个在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国家，那么人民就能获得解放，从此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与此同时，还有一批思想家，他们敏感的觉察到，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不仅仅是封建等级制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财产的私有制。因此，在他们看来，理想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人人平等的社会，更重要的，应该是一个财产共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财产归大家共同所有，人人都应该劳动。在西欧，这种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期。1513-1516年，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书，书的全名叫做《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益又有趣的金书》，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乌托邦》。“书中叙述了一个虚构的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渊薮，必须消灭它。” 从那时开始，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关于财产公有制的学说越来越完善，直到19世纪初期，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其代表人物，在16-17世纪是莫尔和康帕内拉，在18世纪是摩莱里和巴贝夫，在19世纪初是傅里叶、圣西门和欧文。他们的学说也是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反对私有制。要么是反对私有制本身，比如莫尔、巴贝夫等；要么是反对私有制的某种现代表现形式，比如傅里叶，他并不反对私有制本身，但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鼓吹建立小生产者的联合——即合作社。后来，这些反对私有制的学者被统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他们的学说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达到其历史的巅峰。按照启蒙学者给我们的承诺，一旦封建王朝被推翻，一旦人民平等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落实，那么我们就应该建立起了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人民就能够在这个国家里面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但是事实却于此恰恰相反。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贵族的土地被分给农民或资产阶级，教会的土地被国家没收并拍卖。封建王朝被彻底的推翻，封建经济的基础被连根拔起，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平等的国家，相反他建立了一种新的不平等的形式。他用自己的不平等代替了以前的不平等，用财产所造成的不平等代替了以前法律所造成的不平等。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状况都是一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被迫沦为雇佣工人。工人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被压榨得筋疲力尽，但是工资却少得可怜，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工人居住狭小阴暗的地方，吃着肮脏的事物，健康甚至生命得不到基本的保障。由于生活得不到保障，于是在工人居住的地方，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暴力犯罪。面对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一个号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国家，怎么会有这么多丑陋的现象？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号称平等博爱的理想王国，并不是全体人民的理想王国，而只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不平等的根源不是法律形式，而是私有制本身。在社会现实的推动下，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在这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是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圣西门和傅里叶并不反对私有制本身，他们反对的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圣西门希望建立一个人人都要劳动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他说“从事劳动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所有成员都会有效利用时间的家庭是最幸福的家庭。闲散人员最少的国家是最幸福的国家。假如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人类一定能够享受到他们所追求的一切幸福。”怎么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按照他的想法，应该建立一个以“实业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在实业制度下，由善良的资本家和学者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力，运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特别是满足人数最多的最贫穷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人都要劳动，经济按计划发展，个人收入应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怎样才能建立起这样的社会呢？圣西门认为必须要通过游说统治阶级，因为只要国王和资产者理解了他的伟大的构想，就会着手建立这种实业制度，并且最终帮助无产阶级消灭贫穷。在当时，圣西门不能理解，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指望资产阶级帮助无产阶级建立一个人人都要劳动的按劳分配的社会，根本不现实，这就使得他的社会主义学说不能不流于空想。傅里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敏锐的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资本主义的文明就是奴隶制的复活。但是他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他希望的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从而调和劳资矛盾。他主张建立一种叫做“法郎吉”的基层组织，他认为通过这种组织是一种能够达到社会和谐的“和谐制度”。他说的这种“法朗吉”通常由大约一千六百人组成。在“法朗吉”内，人人劳动，男女平等，免费教育，工农结合，没有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这种组织里面，收入按劳动、资本和才能分配。傅立叶幻想通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和分配方案来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从而达到人人幸福的社会和谐。而且他和圣西门很像，他也是希望通过宣传来建立这种制度，所以，他和圣西门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的，他的学说最终只能流于空谈。欧文比傅里叶和圣西门更进了一步。在1820年之前，我们只能说欧文是一个有良知的资本家。他无法忍受自己坐拥大把的利润，而辛勤工作的工人却一无所有。他在自己的工厂里面进行试验，他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0小时，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设立工厂商店向工人低价出售消费品。他还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等等。这就是欧文著名的新拉纳克试验。欧文的工厂最初人数不多，后来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欧文进行了比较合乎人性的管理。但是，“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在他看来，“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欧文希望的，并不是改善这些雇佣奴隶的环境，他希望的是从根本上消灭这些雇佣奴隶。因此，欧文最终转向了共产主义。1820年，欧文写了一篇文章《致拉纳克郡报告》。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消灭私有制，财产公有，共同劳动社会。欧文一边向统治阶级宣传他的理想王国，一边开始着手试验。1824年欧文到美国买了一大块地，创办了著名的“新和谐”公社，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共占有，权利平等，民主管理等等原则。当欧文还是以一个有良知的资本家的面目出现的时候，他得到的是整个欧洲的赞扬，但是一旦当他再进一步，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的时候，他得到的却是整个欧洲的抵制。道理很简单，你欧文一个人放弃剥削工人的权利，那是你的事情，但你不要断兄弟们的财路；你如果想剥夺我们剥削工人的权利，那我们就要联合抵制你。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欧文的这些想法只能是幻想，行动的结局也必然是失败。三、空想社会主义为什么是空想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了。为什么说他们的学说是空想社会主义呢？首先，他们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私有制（或者私有制的现代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财产的社会占有（全民的或者集体的方式共同占有财产）来解决社会问题，所以，我们说他们的学说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他们却并不知道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是什么。他们希望通过向统治阶级呼吁、希望通过统治阶级发善心，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经过战斗，统治阶级是不会放弃他们的地位的。所以，他们的种种努力，最终流于破产。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又是空想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在19世纪中期之前，无产阶级悲惨的生活环境已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于是一批敏锐的思想家意识到，造成社会各种问题的根源，在于财产的私有制。但是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大规模的展开，这批敏锐的思想家还看不到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爆发出来的改天换地的力量。所以，他们不可能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工人的身上，于是，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的良心（这里有个例外，布朗基和巴贝夫鼓吹暴力革命，但是他们不了接暴力革命的规律，他们的暴力革命不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一小部分人的密谋起义）。同时，历史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他们并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必然性，他们仅仅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成一个残害人类的怪胎；他们也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他们只是觉得这个制度很坏，应该灭亡。由于这种历史的浅薄，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往往沦为道德上的指责：你很坏，所以你应该灭亡。就好像我们对一个人说：你很坏，所以你该死。但是，一个人不会因为你从道德上指责他，他就死掉；一个制度也不会仅仅因为你从道德上谴责他，他就灭亡。马克思从来不说，你资本主义很邪恶，所以你应该灭亡；马克思说的是，你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种必然性取决于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随着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会陷入越来越深的危机，最终，矛盾的爆发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就好像我们对一个人说：你肯定会死，因为你得了绝症，这个东西是你自身所无法克服的，随着每一次病症的加重，你讲陷入越来越深的危机，最后，你就会死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空想社会主义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在19世纪初，取得了他能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空想社会主义从前台走向了幕后，迅速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空想社会主义没能完成的任务，是由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完成的。而这个时候，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了19世纪中期，工人的斗争已经大规模的爆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