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至反右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一个普遍规律是，价值只能在真理的内涵内发挥作用,满足价值追求的前提是遵循客观规律。所谓真理，就是对于事物的客观反映，即客观事物是什么人脑就反映什么，避免歪曲、遗漏、夸大等与客观事物相违背的认识，这就是真理。所以，只有掌握真理才能实现价值追求，而只有客观认识事物才能掌握真理。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党内高层就形成一个共识，即中国生产力水平极度落后，还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因此，推翻国民党之后，共产党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其与其他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仅在于政权由无产阶级领导。因此，还要依靠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然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直到建国初期，党内高层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凝聚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阶级共识，在过渡时期具有效法效力的《共同纲领》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然而，在没有外部资本输入的条件下（尽管中共先后向美、苏表示过求援之意，但都未获首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果一定要追求工业化，原始积累——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所必然带来的尖锐矛盾在中国必然以比西方剧烈得多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土改之后，中国恢复的是传统小农经济，农村里有木匠打个架子，铁匠打个犁铧，并不需要买个“铁犁”。而且，从民国延续而来的恶性通胀使得小农趋于风险厌恶而采取去货币化行为——既存粮惜售，又减少购买城市工业品。另外，由于恢复的是极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与数以亿计的农户交易必然面临交易成本过高以致交易难以进行。基于上述原因，建国初期，城市支农工业品难以进入农村市场，而当时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从而导致城市工业品滞销。城市资本家为了维持经营，不得不采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一切肮脏、下流的手段：假冒伪劣、投机倒把、贿赂官员。当时，大量刚进城的共产党“泥腿子”干部都禁不住这糖衣炮弹的进攻，于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挟革命余威的各地政府发起了以反对国家干部贪污受贿和资本家行贿、偷工减料为主的“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在没有外部资本输入的情况下，仅靠中国内部调整并不可能顺利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直到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才解决原始积累的资本来源问题。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尽管当时中国一穷二白，武器装备与“联合国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但是，当时的领导人为了捍卫用数千万仁人志士的生命换来的民族独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当时的世界格局是战后美苏争霸，苏联忌惮美军实力，不想直接与美国对抗，中国出兵朝鲜无疑正合苏联领导人心意，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他们心中一直以来的疑问，即毛泽东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铁托。现代战争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立即加大对华援助，156个援华项目（主要是重化工业项目）就是那个时期的成果。可以说，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是由苏联一手打造的。但是，光有技术、设备还不能进行工业建设，还需要懂得技术的专家、工人以及懂得管理工业和城市的管理者。当时的中国80%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共产党干部更是以农民为主，而且大部分是文盲，他们或许可以带兵打仗，也可以发动农民斗地主，但是，搞工业化建设他们没有任何经验。因此，当时的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技术专家、没有技术工人，也不懂得如何管理城市，总之，缺乏建设现代化的人才。因此，苏联在对华进行大量资金、技术、设备援助的同时，也一并对华派遣了大量苏联专家。这些专家不仅帮助中国解决工业技术问题，还帮中国构建起了一套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中国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几乎是照搬苏联的。而苏联体制的显著特征是日渐异化于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些，为后来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言归正传，苏联参照自己的经验帮助中国建立起了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其显著特征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体系，庞大而条块分割的政府体系。这种体制在资本充足的条件下对于快速实现原始积累是有效的，苏联经验是最有力的证明。于是乎，在苏联开始全面对华援助之后，中国开始了中央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建设。这时，新民主义经济体制——依靠民族资本自我发展，缓慢地完成原始积累——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此，很快在“三大改造”中被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实质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所取代。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三大改造的实质。先说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要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需要把社会产品的生产纳入计划，而私人企业以个体利益为目的自发进行生产，与国家计划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根本矛盾，所以要将其改造为公有制经济。比较复杂的而且造成诸多误解的是农业集体化。苏联的援助项目并不是无偿的，需要中国用苏联紧缺的农产品和稀有矿产品偿还，同时，国内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也需要不断追加投入。这就需要从中国农民那里提取农业剩余，也就是说，需要同农民进行交易，实现工农两大部类的交换。但是，困难重重。首先，以支援战争为直接目的的工业化建立的是重化工业，而不是轻工业，高度分散的农民并不需要这些重化工业产品。比如，当时生产的50马力的履带式坦克，稍加改造就是农用拖拉机。但是，单家独户的小农并不需要这种产品，一头耕牛足矣。别说单家独户的小农不要这种工业品，三五户、七八户的互助组也不要，二、三十户的初级社也用不了，只有二、三百户的高级社才能用。另外，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应该知道交易费用理论，也就是说，当某个交易的交易对象多到一定程度时，这个交易将由于协调、谈判的成本（交易成本）过高以致抵消了交易可能带来的收益。当时的中共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提取农业剩余就要征税、征粮，但是，干部一到农民家里农民就躲起来了，这时孩子说我爸不在家，干部也没办法，白跑一趟，或者，不告诉你真实产量，不知道真实产量怎么征粮、征税？所以，只有实行集体化——统一生产，统一分配——才能降低提取农业剩余的交易成本，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满头乱发不好抓,编成辫子就好抓”。综上所述，农业集体化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提取农业剩余进行原始积累，而其对于农民积极性的消极影响只能作为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通过其他方法来缓解。再说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方面，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必须提取农业剩余，所以，农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要承担原始积累的代价，不管是较高的税收还是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农民的不满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起的科层制上层建筑所导致的干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加剧了这种不满。此外，旧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然今非昔比(尽管他们的待遇仍然远高于一般工农），他们的不满也在所难免.因此，1957年，在党中央号召全国给党提意见的东风之下，积累已久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释放出来，大批基层知识分子反映农民负担重、基层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提“轮流坐庄”的只是极少数大知识分子）。当基层知识分子的反映越来越强烈，甚至局部地区出现游行示威，大有否定统购统销、工业化战略之势的时候，中央决定以“反击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名义发起反“右”运动，以保持总路线不动摇。一场以肃清官僚主义为初衷的整党运动阴差阳错地转变成整知识分子的运动，这只能说明：工业化战略作为国家主要战略的地位还不稳固。应该看到，提取工、农业剩余进行原始积累是新中国最主要的战略，这一条无论如何不能动摇。同时，干部脱离群众，多吃多占，既浪费农业剩余，又会激起劳动者的不满，影响劳动积极性，进而影响原始积累。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我们可以理解当时中央领导人随机应变的做法，毕竟，只要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利用意识形态工具也是无可厚非的，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动员建立在歪曲事实的基础上。然而，历史总应该进步的，今人不应该再不顾事实地以左右斗争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观点看这段历史。 （二）截至四清运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列强抢占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又不允许中国发展独立的工业体系，并把经济危机的代价转嫁中国。因此，民族独立是中国富强、民主、平等等所有梦想的前提。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心血甚至生命。因此，第一代领导人所经历的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决定了他们在外交中不可能以民族独立作为交易的筹码。另一方面，二战后的美苏以各自的势力范围为阵营展开地缘政治博弈，以达到控制全球的目的。50年代末，由于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双方在内政、外交多个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而苏联希望以经济援助为筹码，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并与中国建立联合海军，以充实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并与美国争霸。然而，当时毛泽东一句“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宣告了中苏同盟的破灭。历经百年屈辱的中国不可能允许再让任何一个国家危害中国的主权独立。 既然中国不再跟从苏联，于是，从1957年起，苏联逐步中断对华投资，其直接表现就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1958年下降到20%,经由苏联专家协助制定的二五计划胎死腹中。任何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国家如果遭遇投资中断都会出现整体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投资中断——追加投入不足——企业倒闭——大规模失业——社会动荡乃至崩溃。在中央政府因资本不足无力继续主导原始积累的情况下，1958年初，中央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即由地方政府参与原来被中央政府垄断的工业化建设。于是，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由1957年的29%陡然飙升到55.7%。同时，中央将大量原本由自己控制的财权、计划管理权和企业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至此，以动员地方财政收入维持工业化建设为实质的“大跃进”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然而，地方政府并没有工业化建设的经验，加上地方官员借中央号召的东风争相捞取政绩，于是，借鉴战争年代形成的经验，各地蜂拥开展游击战争式的大炼钢铁运动，炼出大量废铁，并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事实上，与资本充足、技术先进的情况相比，由毫无经验的农民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必然是高成本、高浪费的，只有以巨大的投入弥补效率的低下（并非有意贬损劳动人民，技术决定劳动生产率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另一方面，各地政府从农业生产中调动大量劳动力、农产品以加快工业建设，造成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农业产量下降，而农产品需求由于工业建设的扩大和工业人口的增加而激增，加上一平二调、瞎指挥等做法挫伤了农民积极性，于是，出现全国性的粮食不足，继之而来的就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 最后，由于建设规模增长过于迅速，1960年全国财政赤字达14.3%，加上农业减产引起农产品紧缺，于是，财政再也无力支撑庞大的工业建设，大量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更严重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失业。1960年到1962年，城市就业人数减少8000多万！任何国家如果发生如此规模的失业，后果都是无法想象的！ 大跃进期间大量从农村新招的工人不得不返回农村，城市新增就业人口也无法就业。于是有了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城市过剩劳动力以插队形式进入集体化的农村进行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纵然生活水平远不如城市，但总不至于饿死，并且中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青年人高度分散降低了闹事的概率，总体维持了社会稳定。 为了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控制饥荒，中国实行了一次“逆集体化”的改革：缩小农业生产核算单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消除一平二调；允许农民有自留地、拾边地、庭院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清查大跃进中瞎指挥、浑水摸鱼的不良干部。这些措施，减少了对农业剩余的提取，极大地恢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于是，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财政形势开始好转。是为新中国发生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应对措施。 客观地看，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资源稀缺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并保持主权独立，只能依靠内部进行原始积累，而以上惨痛事实都可以看做追求现代化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又主要由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承担。只有实现了集体化的农村才能吸纳如此庞大的城市失业人口，试想，如果农村还是单家独户的农户，谁会平白无故接纳一个陌生人进家门。事实上，中国农村劳动力一直过剩，城市青年插队务农维持生计相当于中国特色的失业保险。谁都知道农村生活水平不如城市，因此，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公平的社会形势，要将数千万城市青年送到农村根本不可能。所以，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宣传成功地、深刻地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行为，充当了物质激励不足的情况下的动员手段（今天人们已不再认同这种手段。我们认同人的觉悟水平应该提高，但也不能不看到短期内群众觉悟水平的普遍、大幅提高十分困难，因此，在长期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一旦物质激励手段具备，短期内会取代精神激励，有奶就是娘恐怕是多数人的选择，邓小平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而这是我们今人看这段历史所要留意的——意识形态领域纷繁芜杂的种种争论可能并不是事实的本质，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达到动员群众才是真正目的。 （三）截至第二次上山下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广为人知，如果从这一原理出发，则不难理解60年代以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风云诡谲——以苏联投资为经济基础建立的上层建筑在这种投资中断后势必做出艰难的调整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政策，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中央开始回收前几年下放地方的权力，1961年，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恢复到60%以上。 在经济初步恢复的1964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上议事日程，伴随发生的是党内高层关于三五计划发生的争论。当时，刘少奇、陈云等人针对人民生活用品匮乏、农药和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不足、工业结构失调提出三五计划的主要方向是改变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推进农、轻、重比例协调的发展模式。如果纯粹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看，此议固然正确。但是，当时中国周边局势紧张，大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势：北有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并作好数个全面核打击中国的作战计划；南有美国入侵越南，多次策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东南有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并屡屡进行武装骚扰；西南有中印边界冲突、印度支那战争……鉴于此，毛泽东力排众议，提出以应对全面战争为目的、全面调整中国工业布局的三线建设：将原本集中在东部、平原地区的军重工业分散到中西部的山地、丘陵地带以抵御敌人攻击，保证战争爆发时工业生产不中断，支援前线战争。诚然，如果单纯按照成本——收益分析三线建设，必然会得出负面评价：将原本集中的工业生产体系分散到数以万计的山洞，将平原上的工厂搬到西部山区，高度分散更不容易形成完整的工业配套体系，交通运输成本、沟通协调成本都要大大增加。然而，如果从当时的周边形势和百年中国的衰败及其惨痛教训出发，则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等人的决策。 从1964年到80年代，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50%以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总投资达2050亿元。这种依靠国内自力更生和追加政府投资的工业化建设，加上偿还苏联债务的压力，转而产生财政赤字，连带发生投资不足——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的经济危机，于是，1968年到1970年，发生了第二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数以千万计的无法就业的城市青年又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此外，自苏联中断投资以后，为了保证工业建设延续，城市和农村发生了一场生产方的革命：由于外部投资不足，只有勉强以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代替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即降低资本的有机构成，以劳动力替代资本实现原始积累。但是，分散的劳动力投入不可能建成现代工业，那样只能建成作坊手工业，只有（通过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单位制实现的）成规模的、高度组织性的劳动力投入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所以，我们看到那时的劳动场面就是人山人海。因此，客观地看，以高度组织性的劳动力替代资本是中国在外部资本归零条件下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核心动力，而以集体化的农村成规模地接收经济危机条件下的城市失业人口则是保证这种模式不中断的安全网。由此产生的真问题是:如何动员全体劳动人民不计代价地、近乎无偿地贡献自己的劳动用于这种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中？当发生经济危机时，如何动员城市失业人口自愿降低生活水平，回到农村而不发生社会动荡？建立在苏联投资基础上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如何适应外部资本归零条件下的新的经济基础？如果抛去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过程，从总体上看，正是因为美苏封锁导致外部资本、市场极度稀缺，所以，必须依靠人民不计回报的劳动力投入（即以国家的名义提取工人和农民的剩余劳动）替代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然而，高度集权的苏式上层建筑给了干部挥霍工农业剩余的机会，势必会激起劳动者的不满，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原始积累。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体系是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所以，又不能建立某种分散权力的、制度性的政治体制来替代原体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构建一支有权力又不腐败的干部队伍。鉴于此，靠“七、八年来一次”的群众运动冲击原来的上层建筑以阻止其异化于人民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我们看到，四清、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的矛盾双方其实就是劳动者和干部（旧上层建筑的代表），而所谓“资产阶级”至少在当时是不存在的（改开以后资产阶级的形成另有他说）。而按照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不正是应该被劳动者主动地消灭吗？为什么中共九大以后全国又重新恢复了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并且也为毛所认同）呢？仔细研究文革史的同志还可以发现毛泽东很多“折中主义”的做法：老干部占上风的时候偏向造反派，造反派的过激行动影响生产秩序时又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总之，运动搞得好不好的最后标准总是“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因此，这个阶段的意识形态斗争可谓既真实又虚无。其真实，首先，是因为上层建筑之异化于人民是客观存在的。其次，通过这种斗争确实极大地动员了群众冲击旧的上层建筑。其虚无，在于意识形态被作为动员群众的手段，诸多斗争张冠李戴，很多批判的意识形态动员可能与这种意识形态的原本内涵相去甚远。这里必须站在全体人民的高度肯定毛泽东及其战友的历史地位。在那个时代，与中国同样落后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由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虽然剥夺了工农业剩余，却没有用于工业化建设，而为统治者所挥霍，如印度，或者以交易国家主权为代价换取外部投资，牺牲民族独立，沦为外国附庸，如日本、韩国、台湾。而中国，在毛泽东及其战友的努力下，虽然付出成千上万人民生命的沉重代价，但毕竟独立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形成了内部平等、主权独立的格局，虽然人民物质生活贫乏，但工农的剩余价值并没有被挥霍，而是切实地用于原始积累。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和他的战友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顺应形势地运用了某些与其所宣称的经典理论相左的手段，但是，他和他的战友没有私心，始终代表了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 （四）截至文革结束 历史延宕至1972年，时值文革中期，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人造卫星成功上天，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比较完整的重化工业体系，已经没有任何国家敢于肆无忌惮挑衅中国。但是，与重化工业的发达相比，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却十分薄弱，农药、化肥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农业增产，同时，人民日常生活用品匮乏，街上人们穿的衣服基本只有蓝灰白等几种单调的颜色，雷锋的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并非单纯地出于勤俭节约的精神，轻工业品的匮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改造偏重的工业结构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样在1972年，毛泽东听取几位军事将领分析世界局势，得出“世界大战在20年内打不起来”的结论，周边局势相对缓和，具备了调整工业结构的客观条件。于是，在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的背景下，毛泽东主导了一系列恢复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外交活动，如中日建交、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等等。同期，周恩来提出引进西方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即以延期付款和利用外汇等方式，引进43亿美元西方投资），调整偏重的工业结构。但是，与50年代引进苏联投资不同的是，中苏是同盟关系，又值朝鲜战争期间，所以，苏联对中国的投资不计代价，不论是产品价格、贷款利率还是技术转让异常优惠。而中国与西方并非同盟关系，因此，引资成本要高昂的多。与从苏联引资的结果相似，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元，(此数据来自当时听中央领导汇报的温铁军回忆,在今天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已被”平衡”为20多亿,难以再现当时的困局)而同期财政总规模不过800亿元。于是，财政赤字——投资不足——失业经济危机及连带发生的社会危机再次发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让“懂经济工作”的邓小平复出。与前两次危机一样，毛泽东大手一挥，1200万城市失业青年（同期，农村回乡青年两倍于此）不得不回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笔者母亲即是此次上山下乡知青的一员），是为新中国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一个一直被人们忽视的基本问题是，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是，50年代的苏联投资就要求建立苏式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那么，现在引进西方投资，必然发生的结果就是：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西方投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管理体制与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因以劳动替代资本而亲劳动者的工厂管理体制大相径庭，前者的典型是等级分明的科层制和将剥削工人的手段上升到艺术的福特制，后者的典型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模式。因此，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引进西方资本就开始，到80年代更大规模地引进西方资本之后，愈演愈烈的亲资本、排斥劳动者的改革措施被越来越多的提出来——如厂长负责制、奖金制等等——以自觉适应照搬西方生产线而产生的制度需求。这本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使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伴随着西方成套生产线的引进，农药、化肥、农机等支农工业品被大量生产出来并以高价统销到农村获取工农剪刀差，导致单位农作物的成本显著上升，而另一方面，国家统购的农产品价格却几乎没有变化，造成很多人民公社处于亏损状态，不得不由国家财政进行补贴，到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前夕，国家每年用于三农的支出大约占财政的10%以上。于是，在80年代初另一次财政赤字的宏观背景下，人民公社被以“甩包袱”为实质的“改革”所抛弃，最终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当然，这是后话。综上所述，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发展主线是在没有外部投资的条件下以劳动替代资本实现原始积累。因此，必须构建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但也因此给了干部侵占工农剩余的机会，从而影响原始积累，所以，辅线就是遏制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脱离群众、损害原始积累的趋势。于是，一方面要利用这种体制快速实现原始积累，另一方面，要防止其异化于劳动者，二者构成了新中国发展的主线和辅线，相互运动推动中国历史的演进。毛时代在主线上的发展路径可以简单概括为：对外引资——投资过大——投资中断或偿债能力不足——财政赤字——投资不足——生产萎缩——失业。而当时的解决措施就是一方面缩减投资，休养生息，另一方面，通过毛泽东巨大的威望动员城市失业青年“上山下乡”化解社会危机，而一旦毛去世，就再也没有这种社会危机“软着陆”的条件。辅线上的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确立原始积累的总战略——农民和基层知识分子反对——反右运动——确立了原始积累的总战略；防止上层建筑特权损害原始积累——四清运动——鞍钢宪法——文革——完成原始积累。正是在这个跌宕起伏、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在短短三十年内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使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起飞”阶段，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过程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依靠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独立完成的，也因此不能忘记正是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基础，否定、忘记劳动人民的历史功勋就意味着彻底的背叛。以上基于事实的客观分析无非揭示了在历经百年屈辱的中国，吸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的中国人意识到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救人民于水火就必须实现现代化，也就必须经历原始积累这一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而客观条件的掣肘制约了人们的价值追求，于是，在真理与价值之间产生了深深的矛盾，二者相互斗争，中国人为之付出沉重代价，最终完成原始积累。历史客观存在，人们从中汲取什么由他们的头脑决定，但历史不因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