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我们就迎着大跃进的锣鼓声，下乡下厂，半工半读。开始还新鲜，劳动几天就腰酸腿痛的，真不是滋味。慢慢地，各种思想就冒出来了。有的说，半工半读简直是浪费青春，荒废学业。有的说，自古学问都在书本里，那能在田野、车间；甚至出现了工人、农民又脏又落后的论调。那位杭州女同学干脆回了家。我在这场考验中，思想斗争也很激烈。这不比在学校辩论，不偏不倚，还过得去。这里，两种思想不但在会上明摆着，而且在劳动实践中，在与工农接近中都看得很明显。我苦闷极了，觉得原来的理想一下到了毁灭的边缘。每天劳动一完，我也无心看书，就找个僻静处，独自苦思冥想：出路在哪里？我的朋友却不同，他满心眼扑在这条路上，到工厂、农村，不但和工人、农民一样流大汗，而且每到一处，都交识一些工农朋友。这些工农朋友都把他看成亲兄弟那么亲；临分手时，都流着眼泪送他。我挺羡慕，也挺奇怪，他为什么和群众关系搞得这么好。一次，我问他：‘你从农村来，干嘛还要走这条路？’他检讨自己说：‘不走这条路，就会忘记工农，背叛工农。回想入学时，我一踏进校门，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下可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党的教育方针的大辩论，给我敲起了警钟：我不能忘本！下乡下厂，正是用汗水洗刷掉这种可耻思想的极好机会。我要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儿子。’ 　　这在我面前又竖起一面镜子：他把自己一闪念的思想，称为可耻，要洗刷掉，我的思想可就像茅厕，脏透了，臭透了，还舍不得丢掉；他怕自己忘本，立志做劳动人民的儿子，我却因袭知识分子家庭给我的影响，一心想着成什么名、当什么家；他和工农的心贴得是那么近，我却和工农总是隔着一堵墙，横着一道沟。我决心‘拆墙填沟’，向工农一边迈步。在以后的劳动中，我也学着和工农交朋友。有一位农民青年，眼睛近视到一千多度，我就把他请到城里，帮他配了一副镜子；国庆节，又带他去天安门游行。他第一眼看到毛主席，不会举手，也不会呼口号，就是盯着天安门城楼，不住地淌热泪。游行队伍过了西华表，他还回头说：‘叫我再看一眼！’那热泪淌满了他的脸。我看着他那憨厚、真挚的深情，和我那朋友头一年参加国庆游行是多么一样啊！这使我悟出一条真理：只有热爱劳动人民的人，才能真正热爱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 　　我的朋友看我思想感情发生了这些可喜的变化，就以信赖的目光，给我讲起他那苦难的家史：一九四二年华北大饥荒，他的父亲一担桃，带着全家从河南怀庆府逃到晋南一个小县。路上，卖掉了一个姐姐，饿死了一个弟弟。在一座土地庙里，他们安了家，靠着讨饭熬日月。土地改革那一年，父亲当了农会主席，他家分了地，分了房，但地还没有种出庄稼，房还没住多半年，国民党匪军‘拉锯’过来了，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了。他父亲和那位土改工作队的同志被吊在柿子树上，让地主恶霸们用剪刀一刀一刀剪死的。那年他才十一岁，额上的青筋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暴起来。地主的剪刀挑红了爸爸的血肉，爸爸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心。他立志要报仇。但是，这时他却说：‘我这血海深仇是党和人民替我报的。一九五○年镇反运动，人民政府镇压了那些刽子手。我在党的教育下，才逐渐明白了杀掉刽子手，并不算彻底报了仇，要彻底报仇，就要彻底打翻旧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军，愿我们都成为这大军的一员’。他说着话，额上的青筋也在暴跳，但却闪着红光。 　　打翻旧世界，力量在工农。我从毛主席的著作里终于明确了我的朋友讲的这条真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这张皮只有紧紧地贴在工农身上，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以前，我是不自觉地在走爸爸的路，现在我明白了，不能走那条路，要走新路。好比射箭，我明确了目标，就能根据这个目标去选箭，去练功。我抓住反映农村生活的文艺作品去研究，结果发现，我们党在农村的伟大胜利是有世界意义的。可惜，有些作家还没有站在这个高度来写我们的农民英雄。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这个题目，指导我的教授不仅给了我满分，还笑着说：‘后生可畏！’我当然在心里深深感激我的朋友五年对我的不断启示。 　　顺便交代一句，毕业以后，我的朋友被分配到市里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工作，那位杭州女同学听说当上了一个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的主妇。我呢，留校和你们一块儿奔红专。” 　　韩小康读着，开始只当他哥哥写的，读进去了，才知道不是。但读着挺有意思，里面的故事情节好像杨立伦给他讲过一些。他一口气读完。上大学，他也憧憬过。哥哥被选送以后，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有想到，大学生活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正像毛主席说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