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辛亥革命史稿》

1. 人民群众的苦难 1.1 农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夺土地，军阀、官僚、商人等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纷纷失地破产。“一邑之中而拥田万亩者有焉，千亩者有焉，百亩者有焉，数千亩、数百亩、数十亩者有焉。家无一亩之地者，十之七八。” 土地日益集中的同时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也因“保全主义”而日益加重。田赋是清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1901—1910年十年间，“田赋之暗增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在征收过程中，官吏敲诈和差役需索之费，又“往往多余正供数倍”。“灰粪有捐，……柴炭酱醋有捐，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渔民“按渔船之大小捐之，得鱼之后，又按斤称捐之，并向贩鱼之小贸捐之，运至各集镇，又按销场税捐之……” 再者，由于水利失修，1901—1910年间，长江黄河流域各省灾害不断，1911年，情况更加严重，“江皖二十余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四五十万人。” 1.2 工人 中国的产业工人，绝大多数是由破产流亡的农民转化而来的，并且历史较短，因而与农民阶级有着紧密的联系。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产业工人大致在80—100万左右，另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手工业工人。 中国工人劳动时间之长是世界罕见的：上海的翻砂业工人，每天至少工作十五六个钟头；北京瑞蚨祥绸布庄工人，从早上七点一直要干到晚上十一点；山东中兴煤矿每班工人停在井下的时间更是达到24小时。同工人工时长极不相称的是工人工资收入的微薄。下表是美国绢绸业协会把各国绢绸业职工工资作的比较：

国别	男工	女工
美国	1.50—3.00弗（元）	1.00—2.50
法及瑞士	0.75—1.50	0.50—0.90
意大利	0.50—0.80	0.30—0.60
日本	0.15—0.20	0.10—0.12
中国	0.10—0.12	0.06—0.09

  20世纪初，清政府财政问题严重，通货膨胀，十年间物价上涨了一到三倍，以上海为例，1901—1911年间，工资虽然增加了10%，但是米价却上涨了一倍以上。工人受着帝国主义压迫，受资产阶级压迫，还要受封建主义压迫，生活无比艰辛，除了生命已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故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更坚决和彻底。 1.3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海外华侨 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到外国廉价商品的竞争，一方面忍受清政府的层层盘剥，资本难于积累起来，长期处于原始积累的境地，很多的人直接破产沦为无产者。侨居海外的华人。主要是为生活所迫，为寻找谋生机会而向外国迁移的人，以及被欺骗和绑架到美洲等地，充当类似“黑奴”的“猪仔”。华人在国外，要时时刻刻忍受着帝国主义国家的种族歧视政策，收入微薄，无不愤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因而占华侨大多数的劳动者和小商贩，更积极奋起支持反清的民主革命。   2.  会党势力及其革命作用 中国秘密会社有南方的天地会和北方的白莲教两大系统。从宋朝开始，白莲教组织的农民反封建斗争就不绝如缕；天地会则是明末组建的“反清复明”的秘密团体，后来明王朝的观念在群众中逐渐淡薄，汉族地主基本上与满族贵族合流，天地会就日益变成一个反映下层群众要求摆脱封建压迫的反封建团体。 调查过长江一带会党情况的日本人平山周写道：哥老会之宗旨本来“亦不过反清复明而已，自耶教传播……遂有嫌恶洋人之情，化为激烈排外党。”哥老会是天地会的一个支派。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指出：“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而产生大量游民无产者的原因，则是“中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 据一份在湖北襄阳、光化对57个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成员成分所作的报告称，这57人中，士兵22人，交通运输工人10人，其他帮工3人，小商贩12人，农民4人，商人3人，地主2人，衙役1人。 游民无产者大量涌入会社，对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当中很多人由农民、工人转化而来，他们浪迹江湖，见闻较广，无所顾虑，因而农民酝酿自发抗争时，常常由他们来登高一呼，倡首发难。并且游民还可以打破会社之间的地域限制，加强往来，扩大联系；另一方面，游民无产者散漫性和盲目破坏性也给会社组织的起义带来一些害处，比如各派山堂坛口之间互不统属，起事后各自攻略，互不接应，而且容易一味好狠斗勇，各派之间“常又有械斗之举”，或者受人利用，充当扰害群众，破坏革命的工具。 20世纪初，由天地会、白莲教繁衍而来的山、堂、会、教名目繁多，遍及全国。1905年4月12日《汇报》感叹说：“今日匪类之多，已不可一一数矣”。 在遍及全国的秘密会社中，以广西会党起义声势最盛。1898年三点会在陆川发动起义“陆川、北流、客县旬日相继攻破，郁林、博白被围，声势浩大，两广震动。”究广西会党起义全面爆发的原因，《广西财政利弊说明书》里提到：“至庚子一役，广西财政之艰窘，乃达至极点矣。……推原‘乱’本，皆当时罗掘阶之厉耳。”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遍及隆安、西林、泗城、百色、镇边、归顺、镇安、太平、南宁、上思、郁林、浔州、梧州、上林、迁江、宾州等广大地区。及至1903年，广西全省沸腾，涌现出许多支出色的起义队伍，清军集中大量兵力会剿。1904年下半年，部分驻柳州的清军士兵哗变暴动，群众斗争出现新的高潮。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广西起义，共调集了115营，数十万军队，直至1905年，才“全省粗称安静”，但是人民斗争仍在继续。广西巡抚李经羲也曾说：“大股击散化为小股，小股分窜化为零星。自其外面观之，军务已平定。其实右江柳庆一带，伏莽未清，……左江，实多隐患……” 20世纪初，包括广西在内的各种秘密会社的起事，都无可争辩地说明了群众革命化的加强。正跃登政治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自然对此感到极大的兴趣，并且很早就开始联络秘密会社的活动。改良派因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顽固地站在保皇的立场上，因而一旦控制了会党，便极力涂改会党反帝反封建的宗旨，将他们纳入“保皇”的轨道，使会党起义军变成了他们的“勤王”军（当时光绪皇帝仍被那拉氏软禁）。与改良派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是看到了会党具有的反清革命的传统，并且是从通过会党同农民建立联系的愿望出发的。1899年11月，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在香港集会，联合成立兴汉会，举孙中山为总会长，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会党初次建立联盟的标志。   3. 人民群众的抗争 1901年，冀中、冀南的安平、深州、安国、大名、新河等州县，先后爆发了“抗洋捐”、“反赔款”的斗争。这些斗争都利用了“庄联会”的组织形式，并吸收了义和团余众和一部分溃勇。据当时报载，安平、深州七百多个村庄约20万人加入了庄联会。 同年7月，祁子刚带领义和团余众在冀中雄县王家场再次起义，这次提出了“反清灭洋”而不是过去“扶清灭洋”的口号。 1902年，冀南广宗爆发了景廷宾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外国教会同广宗知县议定的“地方赔款”强行摊派引起的。4月23日，武举人景廷宾率领数千百姓在巨鹿夏头村正式宣布起义，树“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附近州县群众纷纷来会，迅速发展到三四万人。 四川川东、川西的起义也是不断，例如1902年资阳簝叶沟起义，三十多个县联翩相应。再如1905年犍为起义，起义一开始就聚众约两万人。 1903年，云南箇旧锡矿工人发动起义，汉、彝、苗、哈尼各族工人、农民纷纷来投，很快聚众过万，连克临安、石屏等地，使云南“省城大震，各属鼎沸”。 1905年后，这类斗争更是数不胜数，起义军大多是以“反清灭洋”为目的的。虽然这些起义在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绞杀下都失败了，但是这些分散的、局部的斗争迅速发展成连绵相属、迤逦相望的气势，此起彼伏，南北呼应。这些斗争的出现，正是帝国主义的“保全”政策，使得国内本已非常尖锐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起来。人民群众过去“扶清灭洋”的幻想破灭后，更是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反清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