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花木兰,今有红母亲

时间: 2014-10-25 14:54:07
栏目: 文艺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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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黑 去年冬天,第一次听说高尔基的《母亲》,没想到开卷后欲罢不能,读完感触颇深,于是很兴奋地问几个同学看过该书没有,结果有的说中学时就看过了,实在不知自己落后了多少拍。如今,只把心中感觉都付与这般七零八落的文字,其中深意(或浅意)大概只有灵犀与共的人方能了解吧。 众所周知,这本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取材于当时沙俄索尔莫沃市的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分子扎洛莫夫和他的母亲扎洛莫娃的英雄事迹。小说第一次塑造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作为工人儿子的巴维尔的先进工人,作为工人妻子的尼洛夫娜(母亲)的革命群众,以及其他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工农的光辉形象。而高尔基对这些工、农、学的塑造是在以往的一切文学著作中都找不到的——在封建文人的笔下,纵横驰骋的是帝王将相的铁马金戈,哀婉缠绵的是才子佳人的爱恨情仇,而封建生产方式下主要的物质资料生产者农民,要么被写成封建纲常下愚昧无知却又感恩戴德的忠顺子民,要么被描述成凶神恶煞、杀人如麻的“贼、匪、寇”,而更多的时候这些“草民、贱民、刁民”在书中根本没有位置和踪影,抑或充当王侯将相们的历史道具,连配角都谈不上。 近代以来,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描写底层劳动人民的文学作品多了起来,不过劳动者多被描写成苦大仇深的可怜人,抑或是无知盲动的自发的暴民。如果说那些对现存社会不合理不公正的血泪控诉可以称之为一种力量的话,但这种力量并不足以保证劳动群众到达新社会的彼岸——而在《母亲》中,我们第一次看到那种足以强大的精神力量。 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小说中,在面对法庭审判时,巴维尔对法官及其背后的专制政体和资本力量发射出了毁灭性的炮弹,他说到—— 私有财产需要太多的努力来保护自己,所以实际上,你们——我们的统治者,是比我们更可怜的奴隶!——你们是在精神上深受奴役,而我们只是在肉体上受奴役……你们用来毒害我们的毒药,敌不过你们不情愿的灌输在我们意识里的解毒药。这种意识不断生长,不停地发展,越来越快地燃烧,甚至将你们中间的一切优秀的、一切精神上健康的人吸引过来。 你们的精力,——是增殖金钱的机械力——把你们联合成互相吞食的团体。我们的精力——是所有工人要越来越团结起来的这种意识的活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是要把世界从你们用虚伪、恶意、贪欲所制造出来的威胁人民的鬼怪和怪影下面解放出来。你们使人民和生活隔离了关系,使他们毁灭。可是社会主义却要将被你们破坏的世界结合成一个伟大的整体。 由此可见,当时俄国有觉悟的工人已经认识到苦难的根源在哪里,以及怎么打破奴役。就像毒药与解毒药的关系一样,资本家阶级壮大的背后是无数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壮大,而后者反过来具有掘墓人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要知道,工人运动本身即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也是近代以来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水平在理论上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它的肯定中产生出了否定自己的意识形态。 小说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俄国女革命家札梅洛夫斯卡娅曾把法国工人在1908年听她读《母亲》后的反映告诉高尔基,法国工人说道:“假若你们的母亲都是这样的,那么你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结果,就在十年之后,豪气冲天的俄国工人阶级没有辜负无数的母亲们和法国同志的期望。鲁迅先生说过,“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适的书’。这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在当下的中国,“革命”早已不是什么时髦的词语,这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不过,对于以往史诗般的革命年代所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如果不能善待之,恐怕也是不妥的。读《母亲》感想最深的一点是,所谓革命(或社会变革),并不是少数人鼓动的结果,而是出自人民群众的根本的长远的需要,一个人纵有千般盖世神功,也不敌千百万有觉悟的人民。 记得当下一位关注底层人民的作家曾说过,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就参与其中的人民而言,“他们不会计较个人恩怨,或者纠缠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因为他们不是为任何个人在工作,他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就在历史中并且创造着历史,困难、挫折、失败、幼稚、误解、委屈和打击都是经常要发生的,他们不会因此怨天尤人放弃担当”。毫不讳言地说,笔者十分钦佩这位作家的智慧与眼界,这位作家也是经历过那些动荡年代的人,我看不到他笔下有人就着“伤痕”如泣如诉、可怜兮兮,正如我看不到在高尔基笔下有人就着挫折哀声叹气、怨天尤人一样。 中国古代有个叫花木兰的女子为了亲情女扮男装从戎投军,近现代更有无数英雄儿女为了革命事业忘却家庭去斗争,在这里不必分什么大爱小爱,人民是在既有的社会条件下去创造历史,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去实践,而非为了某个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