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www.marxist.com/hong-kong-the-fight-for-genuine-universal-suffrage.htm
译文：【进步青年网翻译组】
三年前，曼哈顿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影响波及到了全球各大城市。经过了数年的准备和示威后，如今，占领中环运动于9月26日提前上演，宣告了"公民抗争时代"的开启。此前的9月22日，25个学校的学生在香港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的号召下发动持续了一周的罢课行动，这被看做是"对当局的最后警告"。
占领中环，学生罢课
全国人大否定了运动对首席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进行普选的要求，北京声明候选人首先需要得到由一些政治和商业精英把持的提名委员会的认可，绝大多数候选人实际上由北京指定，这意味着香港的各类团体的提名是无效的。
中央政府和港府此举无疑违背了"国际标准"普选权的要求，那些曾经威胁组占领、瘫痪香港金融区的团体由此组织了"友爱与和平地占领中环"运动。尽管组织者内部关于下一步策略有所分歧，但是占中团体仍然组织了8月31日和9月14日的游行（计划10月1日开始占领行动），试图向世人宣告香港人民是如何被出卖的。
然而学生们已经按捺不住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联合会发起了罢课，香港大学的学联则于9月4日发出罢课宣言，要求2017年选举的提名权以及2016年立法会委员直选。随后，香港学生联盟号召从9月22日开始进行为期一周的罢课行动，有25所大学响应。
政府拒绝与学生进行协商，迎接学生们的是警察无情的镇压，当然，这也使得其他社会群体特别是工人阶级特别同情和支持学生。这边厢，12万人冒着催泪弹和橡皮子弹的危险走上街头支持学生，那边厢，香港工会总同盟（HKTU）和香港职业教师工会（HKPTU）号召28日发起罢工支持学生斗争。
2017年选举
香港回归后，作为香港"小宪法"的香港基本法第45条和第68条明确规定，香港的首席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委员都必须经过普选才能当选。而当下，首席行政长官是由1200名成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的，这些委员大多数是北京掌控的，至于立法会，70名委员当中有40名经由普选产生，另外30名则从各类专业人士、商人和公司掌控的选区中产生。
民主促进团体一直在为真正的普选权进行斗争。原定目标是2007年实现，但被拖延至2012年。2007年全国人大否决了2012年实现普选的要求，但是2017年首席行政长官普选的希望得以保留，稍晚实行的是立法会的普选。然而，今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抛出了提名委员会的概念，以此推迟普选的实施。
人们可能会惊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竟从来没有过完全的民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香港曾经的殖民母国英国，在其统治的155年间几乎没有给过香港民主。直到1982年中英开启香港回归谈判时，香港的民主化才被提上议事日程。1985年，立法会的非直选才开始迈出小小的一步。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殖民政府加速了民主化的进程，在撤离香港前摆出了一副温文尔雅的姿态。1991年，立法会席位的直选开启。1992年，新上任的香港总督彭定康提出了1995年立法会选举的改革提案。1995届的立法会计划运行至1998年，也就是香港回归的后一年。在提案中，彭扩大了选区的范围，原先的选区主要由有权势的商业精英控制，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就是把所谓的非直选变成了直选。此外，他还提出废除区议会和市议会所有的指定席位。对此民主促进团体是欢迎的，但是香港的商会和中央政府不高兴了。最终，北京否定了彭定康的提案，用临时立法会取代了1995届选举产生的立法会。
香港的民主运动
从1980年代起，民主运动成为香港的主流社会运动。咋一看，运动的滥觞完全是英国人的离去，香港人民由此第一次有机会决定香港事务。英国人提出的民主化改革提案和中央政府的民主承诺似乎预示着民主运动最佳时机的到来。
然而，如果我们再深究一步就会发现，香港的民主运动的崛起恰好是在工人阶级和左翼运动的退潮之后。1967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激起了香港社会压抑已久的怒火，香港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罢工、冲突、总罢工和游行极大地动摇了英国人的统治秩序。不幸的是，香港共运人士错误地走向了恐怖主义策略，运动最终失败。此后，英国人则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对劳工的让步措施，在地方事务、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左翼力量极大萎缩，暴力的梦靥也促使大部分香港人民远离左翼思想。
1970年代，工人运动衰退后，学生运动兴起了。大多数香港的激进青年受文革的影响，在保钓运动中采取了维护中国大陆的立场。尽管他们提出了一些阶级要求，但主要局限在民族主义的视角。那时香港的大多数社会团体都持一边倒的反共与反大陆立场，而随着文革的结束和中国转向资本主义，香港的激进青年归于绝望，学生运动进入低谷。
198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过后，香港迎来了一波经济繁荣，社会公共部门扩大，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社会阶层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同时，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催生了另一波移民潮。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运动很少，而民主运动变得显著起来。
泛民主阵营包含政治观点和阶级背景各异的团体，自由主义者和中产阶级人士（主要是律师和一些社会活动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1980年代早期他们参与了区、市一级议会的选举，在1980年代中期参与了立法会的选举。他们想以争取普选权来迎接香港回归大陆。
直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爆发时，泛民主人士才开始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当时，有人组织了一次为期12小时的募捐音乐会，大约150万（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声援北京的学生。学潮被强行清场后，反北京和反共政治成为民主运动的主流。
尽管有工会人士和左翼团体的参与，泛民主阵营的诉求一般仅限于在争取选举民主上，几乎不怎么触及北京支持的香港垄断资本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问题，更不用说老百姓的日常经济问题。
这点在"友爱与和平地占领中环"行动中体现得特别明显。4月，该行动发起人戴耀廷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香港需要哪种资本主义》的文章，呼吁香港资本家说"普选权是香港资本主义的出路"。当全国人大提出新的选举方案时，戴很快宣布了行动的失败，戴的言论招致了一些组织者的批评。现在他们必须要展开占领行动了（如果普选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戴则向资本家保证运动将使对香港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香港资本家与中共的牢固联盟
然而，对回归前香港资本家与中共一起坚定反对彭定康的选举改革的历史，戴和他的同僚们却选择视而不见，当时资本家们参加了中共发起的取代泛民主派控制的立法会的临时立法会。也就是说，香港资本家一开始就是反对民主改革的中坚力量。
资产阶级并不总是支持民主的。在很多殖民地国家，他们通常倾向于选择依靠当地既有的官僚体系来保证剥削也即攫取利润的自由，香港也概莫能外。香港的资本家关心的是他们的利润不会因为回归之事受到影响。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受益于大陆的坚定支持，香港资本家不仅受惠于低税收、反劳工的法律和保护性的选举制度，还可以在大陆市场自由驰骋，享尽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大陆资本也可以进入香港，与当地资本开展合作，共同发财。
如今，只有傻子才会认为资本家会自己放弃一直以来的优越地位，更何况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混乱情形下，他们更是唯恐现状改变，中共也是如此。作为北京的资深香港问题智囊，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坦言，过多的民主会损害经济精英和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
与戴耀廷的愿望相反，香港资本家不仅欢迎北京的决定，还谴责占中运动。香港总商会主席彭耀佳表示，占中运动不仅会影响香港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还会损害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汇丰银行也警告说占中将使香港股市下挫。
此外，学生发动罢课之后，习近平邀请了一波香港企业界大亨访问北京。习大大重申了中央政府的态度，安抚他们说人大的决定不会改变。
民众意识的变化
然而资本家对民运的谴责，曾经在过去数十年间奏效过无数次，却在码头工人罢工后失去了作用。汇丰银行面对公众的愤慨也很快收回了警告。这说明过去几年间香港民众觉悟的提升，这种情况也使得资本家和北京对改变选举体制心怀恐惧。
香港社会蕴藏着对现状的巨大不满。经济增长没有惠及最广大的香港人口。月收入中位数从1996年到2011年仅仅增长了15.8%，而通货膨胀率则是15.5%。香港人民负担着作为世界第二贵的不动产市场下的高昂住房成本，以及高昂的子女养育成本（平均每个小孩70万美元）。大学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苛刻的工作条件。此外，香港至今没有建立普遍的社会养老制度。
对穷人来说，情况更加难熬。2011年，相比十年前，香港最穷10%人口的家庭平均收入降至每月2170港元，下滑了16%。直到2010年香港才有了最低工资制度，最低时薪为28港元（约合3.6美元）。20%的香港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香港的劳动法非常落后，强势的雇主们想尽一切手段阻碍相关立法，阻挠工人获得集体谈判的权利。
在另一极则是穷奢极欲的财富堆积。最富的10%的人口的财富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了12%。2012年，香港的百万富翁人数增加了35.7%，达到11万4千，占香港总人口的1.6%。香港现在是亚洲最有钱的4位富人的安身之所。香港首富李嘉诚同时是中国首富，也是全世界第八富有的人，坐拥200亿美元的财富。香港人民调侃李嘉诚的名字说，"香港城，李家的城"。2013年，40家大型垄断企业占据了香港40%的GDP。那些和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比如食品、通讯、交通和零售业，其超过一半的收入被最大的十家企业归入囊中。
香港的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525增大到了惊人的0.537，达到了197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可能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平等的状况了。一般来说基尼系数超过0.4就意味着社会步入极不稳定的状态。香港最近也刚被经济学家们评为"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最高的经济体。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最自由的经济体，对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缺乏，愤怒是显而易见的。这团怒火在2013年五月的香港码头工人罢工中体现出来，工人们受到了广泛的支持。此前的保卫天星码头运动（2006）、保卫皇后码头运动（2007）以及反高铁运动（2010）也体现了群众的不满。
在这些运动中，码头工人的罢工是意味着香港人民觉悟大大提升的里程碑事件，自1967年以来没有一次劳工运动能得到这么广泛的社会支持。这次罢工展现了香港工人反抗垄断资本的潜力，也对中国大陆的工人斗争有所启迪。
这样的运动才是香港资本家和中央政府所深深惧怕的。选举制度改革可以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表达政治诉求和团结其他群众反抗大资本的契机。中央政府担忧的是，这样可能会给大陆的不安定因素一个示范效应。这种担忧在澳门得到印证，如关于澳门政治前途非正式投票和商人的游行，以及在台湾和世界各地发生的大陆和香港学生的团结运动。
不幸的是，目前香港的民主运动在与工人阶级的斗争谨慎地保持着距离，避免提出一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泛民主派把自己局限在了争取选举民主的窠臼里。他们事实上在码头工人罢工中是缺位的，他们提出的诸如"打倒霸权政治"、"反对官商勾结"、"还政于民，改善人民生活"等口号也仅仅是为了争取一种纯粹的多元民主。
这体现了自由主义者的缺陷。他们只想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他们对资本家心怀幻想。他们不懂得为了保持不平等的资本主义，资本家需要一个不民主的政治体制。他们甚至幻想他们的"和平与爱心"能够博得中央政府的同情。他们惧怕和左翼力量扯上关系，并尽力不把枪口对着大企业，更不用说联系工人运动了。由此，他们面临着一个骑虎难下的困局。他们对于自己的民主要求被第三次拒绝而感到震惊和尴尬，这样他们不得不采取他们害怕采取的行动。如果没有学生的大胆行动，他们害怕就没有那么多群众去支持他们的运动了。出于对学生罢课引起的社会反响的畏惧，他们比原计划提前四天匆忙地发动了占中运动。
学生先锋与运动的升级
历史上的运动，学生总是冲在胆小的自由主义者前头引领着运动。9月22日，大学生们发动了罢课，同一天，超过1万3千人参加了一次游行。由于梁振英没有按照学生的要求在48小时内与他们进行对话，超过4千人参加了一场在政府大楼前的集会，要求梁振英出面。9月26日，大概1500个学生也顶着学校和家庭的压力加入了罢课。
当晚，数千学生集结后，约50名学生占领了市政广场，这是运动中的一个焦点事件。该行动导致了61名学生被捕，包括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以及年仅17岁的"学民思潮"（另一个主要的号召罢课的学生团体）召集人黄之峰。30名学生受伤。占领市政广场被宣布为非法并遭到了警方的镇压。
学生被捕与当局的反应无疑是火上浇油。当警方试图关闭周边道路并驱赶示威者时，后者的数量迅速从成百上千人增加到上万人。很多示威者身着披风和眼罩，做好了与警方的胡椒粉和催泪瓦斯抗争的准备。警方使用了大量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示威者，并打出横幅威胁说"你们再不走就要用真枪实弹了！"然而这只是激起了更大的愤怒和决心。最多时有超过12万人冒着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的威胁走上街头抗议警方的暴行。
9月29日，香港学联宣布如果当局不接受他们提出的四点要求，他们将组织一个全体学生罢课行动，并号召工人和小商人们发动罢工罢市。四点要求包括：重新开放市政广场和TimMei路，梁振英辞职，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回8月31的声明，在选举中加入公共提名。
这在教师和工人中迅速获得了支持。香港职业教师工会号召9月29日起发动罢工声援学生、声讨香港政府和警方。作为支持码头工人罢工和最近的救生员罢工的主要工会，香港工会总同盟也号召所有工人于9月29日发动罢工，抗议人大的决议，以及香港政府对和平示威的蛮横镇压。
学生罢课不仅锻炼出了新一代的进步青年，还给整个民主运动注入了
一股清新活力。学生给运动带来了自由主义者所不能想象的巨大冲劲。尽管戴耀廷早早宣布9月27日发起占中，学生们并没有跟随他们的节奏。据对学生领袖的访谈，占中只是跟在学生们后面而已，并且占中的宣传过去一年多了却什么也没发生。令人欣喜的是，学生们积极地寻求与工人的联合，工会也在与学生建立联系，这是25年前天安门*运动的先驱们想做而没有做好的。
未来之路
最近运动的升级已经让这场民主运动转化为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香港工会同盟已经号召开展总罢工来支持学生，工人们接过了学生的接力棒。此前，工人对民主运动并不感兴趣，因为它局限于民主的要求。现在工人站出来了，他们支持学生反抗警察的镇压。
运动极有可能发展到更高水平。在总罢工的动员过程中，香港工人阶级将会运用以往斗争的经验，在更高的水平上开展组织和联合，并通过广泛的讨论和反抗镇压的斗争来增进阶级觉悟。如果总罢工能够得以发动，这将是过去数十年的首次政治性罢工，工人阶级不仅会发现他们手中蕴藏着多么大的力量，也会直接与香港、大陆的资本和官僚进行权力较量。
要是这种情况变为可能，斗争必须直接与争取更好的薪资、工作条件以及劳工法律联系起来。毫无疑问，资本家和政府是不怕学生和自由主义者的，他们真正惧怕的是广大的工人阶级（香港的和大陆的）。他们拒绝的不仅仅是（选举政府官员这样的）民主权利，而是工人阶级表达政治诉求和汇集群众愤怒的任何斗争机会。因此，工人阶级必须领导这场斗争。
对香港工人来说，这场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正如我们在台湾、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所看到的那样，所谓的民主制度，所谓的选举民主，是不能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比如社会不公、比如高的住房成本、比如就业难和政治上的无声无权。如果没有经济领域的决定权，人民群众是不可能真正当家做主的。只有实行有计划的和民主决策的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才制度，才能保障广大民众的经济和政治话语权。
对工人来说另一个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与中国大陆的工人和革命青年的联系，以此来弥补当前运动的不足。运动正在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是却忽视了与中国大陆人民的联系，而这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了。当然这部分是因为客观条件比较困难，所有关于香港事件的报道都受到管制和歪曲，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大陆与香港的移动通信也被掐断。
运动的不足也反映出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人大的决议彻底击碎了港人关于'回归后就民主'的愿景，人们亲眼见证了中央政府对基本法里关于普选权承诺的背叛。这激起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节。最极端的体现就是香港的独立运动激起的诸如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会更好的反动思潮。
民族主义也体现在香港学生联盟在号召罢课时对"反殖民地化"一词的滥用中。他们所说的"殖民地化"实际上就是官商勾结、高度的不平等以及人民大众无政治权利的状态。但这不能称之为殖民地化，而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体现。
在中国大陆，人民群众遭受着上述与香港人民一样的困境，并且享有更少的自由和权利。两地的工人阶级和青年人都对现状不满意，都渴望改变。只有他们起来反抗才可能改变两地的社会状况，那时统治者将会不寒而栗。
香港的运动可能成为点燃大陆的星星之火。这也是媒体要拼命从占中运动中发掘民族主义因素来转移大陆人民视线的原因。香港的工人阶级和青年人必须自觉而持久地团结起来反对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并号召两地更广大的工人和学生起来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
学生的勇敢行动开启了香港"公民抗争时代"的序幕，香港工人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准备发挥领导作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只是反抗香港资本主义体制和争取真正劳动人民民主的前奏！
- 香港和大陆的工人阶级与革命青年在社会主义目标下联合起来！
[1] 12 members elected by the Electoral Colleges which consis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Boards, the Urban Council and the new Regional Council; 12 by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which are mostly selected by the powerful elite groups; 4 official members and 22 appointed by the Govern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