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y Fawkes ：被抬高的偶像

——《V字仇杀队》观影谈

 作者：高宇    来源：进步青年网

“Remember, remember the fifth of November, gunpowder, treason and plot, I see no reason why gunpowder treason should ever be forgot.”   一首民谣中，剧情展开了：400年前的那个冬天，福克斯在议会大厦地下室内被国王的军士抓捕，英雄末路，群小欢呼，绞刑架上最终的审判，黑暗笼罩了整个国家。壮士一去不复还，长存思想在人间。福克斯的精神和思想，鼓舞了400年后的V，激励他孤身一人向这个巨大的暴政机器发起挑战。 在詹姆斯·麦克特格导演的动作科幻电影《V字仇杀队》里，盖伊·福克斯俨然成为“反抗王权统治”、“争得民主自由”的代言人以及整场反抗运动的精神领袖。然而，本文想做的是，在为福克斯这个“悲剧英雄”长吁短叹的同时，也从另一个思路探究一下故事的整个过程。 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 ，1570—1606），出生于约克郡一个崇信天主教的名门望族，由于英国改信新教，他于1593年离开了这个新教统治的国家。1603年，詹姆士一世（James I）即位为英格兰国王，继续实行对天主教徒的不友善政策。为报复英国对于天主教徒的宗教压迫，以罗伯特·盖茨比（Robert Catesby）为首的一批天主教狂热分子企图策划一场针对国王的刺杀行动，并联系到当时旅居荷兰的盖伊·福克斯回国参加反叛（福克斯于1604回到英国）。反叛者们租到了议会大厦的地下室，并在其中藏了36桶火药（约2.5吨），用煤和木柴伪装起来，计划到11月5日议会开幕典礼举行时，将前来参加典礼的国王和大部分新教贵族炸死。布置完成后，盖伊·福克斯留下来执行计划，其他反叛者则跑到沃里克郡等待消息。由于消息走漏，11月4日晚福克斯被拘捕，经严刑拷打，福克斯招供，随后他在议会大厦对面被处决，先绞死，而后砍头，剖腹，焚烧内脏，最后分尸。之后，其他反叛者也很快被逮捕和杀死。事件之后，新教当局加大了对国内天主教势力的打击力度，直到200年后英国天主教徒们才获得了与新教徒同等的权利（有学者认为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部分地从福克斯事件后伦敦日益严厉的管理和对恐怖活动的高度警惕中得到灵感。）同时，每年的十一月五日成为“福克斯之夜”（又称“篝火之夜”、“焰火之夜”）得到纪念，这一天人们燃放烟花，点燃篝火，焚烧象征着盖伊·福克斯的草人，庆祝叛国者被绳之以法。 以上就是400年前这场“火药阴谋”的经过。它反映了两个结论：1、Guy Fawkes并不是“反抗王权统治”、“争得民主自由”的斗士，他和他的同伙们只是在反抗英国新教当局对天主教徒的打击和迫害。（事实上，福克斯等人并不反对王权，他们的计划本就是在杀死信新教的詹姆士一世后让詹姆士的女儿—信天主教的伊丽莎白—继任为国王。） 2、纪念该事件的11月5日“Guy Fawkes Night”并不是（至少起初并不是）哀悼这位“伟大人物”的，恰恰相反，是庆祝“叛国者”被绞死的。人们放烟花、点篝火，一派喜庆的氛围。这与我们在《V字仇杀队》中对福克斯的映像截然不同。 这种反差是如何出现的？它背后又有什么深刻的内涵？ 我推想，虽然英国官方对“福克斯之夜”的记述是“庆祝叛国者被绞死”的欢乐之日，但当时必有不少数量的人是把这一天作为“哀悼伟大人物”的悲痛之日的，这些人就是英国的天主教徒。每当主流社会（新教社会）在街头巷尾高调庆祝阴谋被粉碎时，天主教徒们也在各个角落里低调追怀着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可以说，福克斯的思想和事迹确实通过他们继承和流传了下来，福克斯本人的形象也在流传中不断被抬高和美化。这是最初的情况（即欧洲宗教改革时的状况）。 后来，宗教改革落幕并成为历史，宗教宽容取代了迫害（当然这种“宽容”是不得已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化运动蓬勃展开并成为时代主题，关于旧时教派纷争和迫害的记忆因成为不合时宜的而从人们头脑中逐渐褪去。同时，资产阶级掌权和工业革命并没有实现宣传家们在革命前许诺的美好愿景，破败的农村、数量庞大的城市贫困人口、奢侈和暴富的新生商业权贵，巨大的两极分化，蛮横的阶级压迫。社会上开始充斥着一股普遍的不满情绪，要求改革乃至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种情况下，关于Guy Fawkes事迹的传说就获得了新的意义，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故事原初版本里复杂的教派纠纷的背景在新时期的流传中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最终完全去除了；福克斯的同党们在流传中不见了，只剩下一位孤胆英雄（福克斯临死前的表情被做成面具成为反叛行动的唯一符号）；福克斯等人刺杀国王的宗教意义被淡忘了，只剩下“刺杀国王”这样一个孤立的、具体的行为，而这个抽象出来的行为被时人与“反抗王权”、“反抗压迫”、等新时期的理念和呼声联系起来，从而具有了新的内容（人们在流传过程中总是喜欢对他关心的情节多下笔墨，而对不关心的就一笔带过甚至忽略。为突出所流传故事的意义，人们往往不惜添油加醋、张冠李戴和编造情节）。 由此，随着时间推移，Guy Fawkes的形象不再是真实历史中的狂热天主教徒，而变成了敢于反抗王权、反抗暴政（进而引申到反抗一切不公正的制度）的斗士。民间对11月5日的纪念，也不再是最初的新教徒的欢呼和天主教徒的哀悼，而变成了对英雄的致敬、礼赞和对英雄反抗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到19世纪中叶，这一变化似乎已颇成风气。马克思夫人燕妮在追记二人流亡生活时曾有一段话： “1849年7月我随他到巴黎，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得不到安宁。有一天，天气很好，一个面孔熟悉的警官带着命令又来到我们这里：‘卡尔和他的妻子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的驱逐，我又收拾起自己简单的行李，想在伦敦找一个可靠的安静住所...卡尔比我先到伦敦...我到达伦敦时，是他去接我的，当时我又病又累，还带着三个疲惫不堪的孩子...我们很快又在切尔西找到一所比较宽敞的房子，因为我迫切需要找个安静的住处。11月5日，当街上响起了‘盖伊·福克斯万岁’的呼声，孩子们戴着奇形怪状的假面具，骑着做得很精巧的假驴子满街乱跑时，我的可怜的小亨利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出世了。为了纪念伟大的暗杀者，我们把刚出世的小孩叫作小福克斯。”（燕妮《动荡生活简记》） 这时英国民间对福克斯的映像应当与17世纪时已明显不同了。 可以说，Guy Fawkes的真实形象并不如后世流传的那样高大，他是被逐步抬高和美化的。时间越后，他的意义就越多、越大，就越在被抽象的使用（中国古代很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也是经历了类似过程而变成后世流传的那样的，如关公之为神）。与之相反，还有一类人物是本来的形象很高大、意义很深刻，却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被简单化、肤浅化、庸俗化，时间越后，他的意义就越浅、越小，也同样越在被抽象的使用。这一类人，我们所熟悉的，比如雷锋、格瓦拉。雷锋的形象在当今中国被庸俗化为“公益”、“献爱心”、“做好事”，其头像被挂在各个公益机构墙上；格瓦拉则被全世界肤浅化为“浪漫”、“叛逆”、“热情”，其头像大多出现在叛逆青年们聚集的酒吧、俱乐部的墙上。如果把后一种称作“被降低的偶像”，那么前一种就可称作“被抬高的偶像”。两个要素：一是他们都被降低或抬高，失去了本来面目；二是他们都被当做了偶像。 不过，相比之下，前一种即“被抬高的偶像”由于能从积极、进步的意义上吸取时代精神，常能起到革命的、进步的作用；而后一种即“被降低的偶像”则由于是从消极、保守的方面投合社会需要，反倒常起到反动、退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