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五月风暴及其前世今生(一)

时间: 2014-11-21 11:45:13
栏目: 共运观察
话题:
【编者按】历史上伟大的群众运动,在其发生的时代,往往调动起史无前例的群众力量,震撼着旧秩序的根基,让统治者瑟瑟颤抖,而当高潮跌落后,反动势力反扑,剥削阶级往往编造出各种叙述来扭曲运动,贬低人民群众,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运动便是这样。不过,历史有着自身的逻辑,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终有长成窈窕淑女的一天,那时令人惊艳的不是外在妆容,而是素颜本身。   来源:新生代   作者:宋迈克

引言

有些年份无论在法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不那么容易被遗忘。1789是其中之一:在这一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为随后两百多年中关于人类历史的争论提供了几乎所有养料;1968也是:这一年,社会运动遍布全球,而法国再次成为反抗运动的核心。 这一年,美国黑人的非暴力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害,黑人群体出离愤怒进而暴乱;这一年,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推翻了为向人民呼声做出让步的政权;这一年,德国学运领袖遭到枪击,三十多个城市数百万学生上街与警方激烈对峙;这一年,墨西哥当局为了奥运会顺利开幕,在特拉特洛尔科残酷杀害了数百名示威者;这一年,爱尔兰的民权运动在德里和贝尔法斯特遭到镇压,为运动走向武装化埋下火种;这一年,意大利的学运和工运在这一年紧密融合,大罢工的成功让工人与当局的对抗中赢得了权益…… 而这一年全球社会“地震”的震中,在法国,在巴黎。

从繁荣到异化——资本主义阵营里的星星之火

从二战结束到五月风暴之前的二十多年不仅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的物质生活发生巨大改变,家电、汽车渐渐全面深入家庭的时期。(按照时下流行的托马斯·匹克迪的观点:这段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性例外。)而法国在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在西方各国中也算得上突出。即使在68年之前的几年失业现象刚刚开始出现,但如果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经济危机导致民众抗议的分析套路看,大规模社会运动在68年的法国爆发仍然是一场绝对的意外。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关注法国自身从50年代以来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便可以发现些许早已埋下的反抗的种子。 对六十年代末的法国年轻人来说,他们第一次在政治反抗上的启蒙,毫无疑问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相关。 隐退政坛数年的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出山掌握政权,正是利用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一批将军在阿尔及尔的政变引发的危局。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最激烈的几年中,一边是阿尔及利亚土地上恐怖事件频发,另一边,巴黎的空气里也充满着一触即发的火药味。1961年10月17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NL)挑战政府的宵禁令,在巴黎发动大规模游行,遭到了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掌管的巴黎警方的残酷镇压。那一夜死于镇压的人数至今仍是个谜,有目击者称看见塞纳河上漂浮着大量阿尔及利亚人的尸体。1962年2月8日发生了“沙隆惨案”:抗议极右翼“秘密军队组织”(OAS - 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示威遭到巴黎警方镇压,在警察异常凶悍的追打下,九名示威者死于沙隆地铁站口(Station Charonne)……对警察挥舞着大棒(法语中的“警棍”一词matraque就来自于阿拉伯语)对所有路人无差别追打的场景的记忆,是许多经历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年代的巴黎人在68年投入街垒对战的直接动力。沙隆惨案成为了警察暴力的代名词,在五月风暴期间被各种标语、涂鸦或张贴画反复提及。作风凶残的莫里斯·帕蓬在1967年离开了巴黎警察厅厅长的岗位,被任命为南方飞机公司(Sud-Aviation)总裁。而五月风暴中的全国大规模罢工,正是从南方飞机公司的工厂里开始的…… 戴高乐政府的威权倾向不仅体现在警察的暴力上,也体现在对媒体的控制上:法国广播电视总局(ORTF)垄断着全国的广播电视领域,一直是政府的传声筒。生活在这种不自由的空气下的知识界和年轻人对戴高乐的反感,被《世界报》(Le Monde)1968年3月15日一篇社论标题很好地概括为:“法国感到厌烦。”(« La France s’ennuie. ») 虽然总体经济状况上,法国其实略优于其他西欧国家如英国、德国及北欧国家,但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却在这些国家的兄弟之下。1966年,法国是欧洲共同市场里工人收入倒数第二低、工作时间却最长的国家。而对法国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去。60年代里,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学生数量从1960年的20万发展到1968年的55万,但相应的校舍及师资配置却没有跟上这一发展速度。许多院校人满为患,五分之三的大学生无法毕业。而在一个威权倾向的政府下,介于政治权力和无权者之间的中间机构十分缺乏。无论工人还是学生的境遇,都难以得到直接的反应。工资和劳工政策由当局直接制定,而很少经过对主要工会的咨询;大学校长几乎没有权限,大学直接由政府部门行政管理;议员在立法方面的权限被政府依靠政令实施统治的方法架空;广播电视需要接受公开的政治审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人们的不满难免日积月累,寻求爆发。而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唯一的办法便是警察镇压了——在60年代的其他欧洲国家里,警察的角色远没有在法国这样突出。 在这样一种工业逐渐发达、但自由和创造力不断被抑制的环境里,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作品在法国知识界的流行就不难理解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德波的《景观社会》等都是这些作品中的代表,许多参与学运的学生对这些理论耳熟能详。 在68年5月之前的几年,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已经在法国零星地展开。但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无法与美国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FSM - Free Speech Movement)或是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 -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的种种抗议相提。然而历史的节奏永远那么捉摸不定,多少年的积累或许会在一个瞬间爆发出来,而这,要等到68年的“五月风暴”。   原文链接:http://www.ilabour.org/Item/Show.asp?m=1&d=3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