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生代  作者：宋迈克   19日，戴高乐对几名政府成员说：“改革可以，捣乱不行。”（« La réforme, oui; la chienlit, non. »戴高乐用的“捣乱”一词chienlit的字面意思是“在床上大便”。）等到24日他明白情况的严重程度时，决定发表讲话，试图扭转局面。他宣布要进行关于公民参与的公投，如果公投失败，他本人就下台。然而这次讲话不仅没能打击让抗议方的士气，反倒让戴高乐本人进一步成为各种讽刺作品的主角。5月24日夜晚，巴黎再一次陷入学生、市民与共和国保安队之间的巷战。仅剩的还忠于当局的共和国保安队对付抗议学生还算足够，可面对数量庞大的罢工群体，当局则绝不敢冒险强力镇压。在13日到24日的近两周里，戴高乐政府几乎完全无所作为。 政府形同虚设，只有工会力量对局面还有一定控制力。而工会本身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无组织的罢工也措手不及，正想方设法将运动的领导权重新夺回。蓬皮杜政府于是在25日召集主要工会领导和资方代表，在劳动部进行协商，并于26日达成了“格勒奈尔协议”（Accords de Grenelle，得名于劳动部所在街道的名称）。协议的主要条款包括：最低工资上涨35%、平均工资提高10%、加强工会权力等等。（日后成为总理、总统的雅克•希拉克当时是负责社会事务的国务秘书，主导了这次会谈） 格勒奈尔协议承诺的劳方待遇提高的确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可以与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时期的马提尼翁协议（Accords de Matignon）相提。工会希望能通过这一协议动员工人复工，这样就可以宣布这场运动的胜利结束，工会的地位得以证明。然而工人们得知协议达成后并无欣喜。他们从学生的抗争中获得了勇气：警察没能把学生怎么样，更不敢对工人动武，学生能勇敢地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也需要自行组织抗争，而不再一直被工会代表。格勒奈尔协议之后，罢工仍在继续，工会的宣传一时完全失去了着力点。局面十分胶着。 政治层面，戴高乐的统治似乎岌岌可危，各方开始考虑取而代之，法共之外的左翼的代表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后来成为法国总统）提出组建临时政府，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第四共和期间威望最高的总理）任总理，而法共也在29日在巴黎空荡的街头组织了一场游行，要求组建新的“人民政府”。似乎没有人还相信戴高乐可以继续维持权力。 在危机发展到最高潮的5月29日，戴高乐突然失踪，整个巴黎流言四起，有人传言他要辞职甚至流亡。有权力欲却没有掌控局面的控制力的总理蓬皮杜有些惊慌失措。后来人们才得知，戴高乐乘机来到了巴登巴登，秘密会见了法军驻西德部队司令雅克•马叙将军（Jacques Massu）。这位马叙将军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直接纵容酷刑的马叙，也是那个58年在阿尔及尔发动政变、推动第四共和终结、促成戴高乐重新掌权的那个马叙。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戴高乐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于是自然地回到了他最熟悉的军队中来寻找维持统治的力量。他成功了：本应独立于政治的国防军队的将领马叙表示效忠于戴高乐，必要时可以像警察一样介入时局。 得到了军队的效忠，戴高乐回到巴黎，在30日下午四点半发表了广播演说——因为电视台已经罢工。他拒绝反对党派的所有要求，他将不辞职、不换总理，而是要解散议会。他声称这场运动的幕后黑手是一个“极权组织的政党”——即法共，称“法国面临着专政的威胁”，表示“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我将不得不[…]采取其他做法。”他没有说“其他做法”究竟是什么，但所有人都明白那意味着军队的介入。 此时的戴高乐已经无法再扮演“民族团结”的化身了，面对上千万工人的罢工——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只对戴高乐而是对法共及工会组织丧失了信心——他能依靠的只有资产阶级的团结了。在他讲话之后，这些来自资产阶级不同分支的几十万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表示支持他们的将军。 31日，戴高乐任命雷蒙•马赛兰（RaymondMarcellin）为内政部长。这位社运的“清洁专家”在47年到48年间就凭借镇压罢工而为人所知。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了两千多份示威者的宣传告示，亲自阅读，6月6日，他建立了一份按照所属组织分类的活跃分子名单，12日，内政部宣布解散12个极左翼组织，随后，一批极右翼“秘密军团组织”的犯罪分子被赦免释放……（马赛兰后来在1973年还卷入了“水管工人事件”——他手下的国内情报部门派人以水管工的名义在时政讽刺报纸《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的报社安装窃听装置时被报社记者发现……马赛兰受此影响而被调任农业部长，接任内政部长的是——雅克•希拉克……当然这是后话） 镇压学生的同时，戴高乐明白必须继续利用法共和工会来对付工人。虽然共产主义和戴高乐主义在当时政治光谱中分处左右两端，但他们都明白如果没有对方的存在，自己的影响力也将随之消失。法共和工会明白，如果不大力宣传格勒奈尔协议给工人带来的好处，工人如果继续罢工，他们以后便失去了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因而，他们开动宣传机器，鼓动工人复工。而戴高乐当局也清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直接管理工人了，于是，要把工人交给工会来管理！ 5月31日，加油站重新开业，媒体报道称军队的坦克正在巴黎附近集结，警察和军队控制了广播电视大楼。6月初，示威游行仍时有发生。在工会的要求和警力的迫胁下，各行业的工厂逐渐开始复工。工会为了促进复工，在企业中组织各种参与人数少甚至作弊的投票，而基层工人中有许多并不愿接受格勒奈尔协议。在反抗最积极的地方，工会便让位于共和国保安队。雷诺-弗兰工厂（Renault-Flins）和标致-索肖工厂（Peugeot-Sochaux）成为了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在弗兰，法共的代表为了号召工人复工，谴责“外来的挑唆者”而不是警方的镇压，而工人则以嘘声回应他，要求让前来支援工人的学生发言，6月10日，在共和国保安队的穷追猛打下，一名17岁的抗议者溺水身亡。在索肖，工人拒绝工会的复工呼吁，继续占领工厂，在6月11日与共和国保安队的激烈冲突中，有两名工人死亡，一人中弹身亡，另一人在催泪弹的作用下从栏杆上坠落身亡。 6月14日、16日，警方分别从学生手中夺回奥德翁剧院（Théâtrede l'Odéon，之前是学生运动的精神中心，各种组织在这里商讨辩论）和索邦大学。国家广播台的一批记者、制作人被解职，政府的宣传机器重新开动，戴高乐被塑造为混乱局面下唯一的救星。6月30日，议会选举结束，戴高乐主义者获得绝对多数。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告一段落。   原文链接：http://www.ilabour.org/Item/Show.asp?m=1&d=3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