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看到了俄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和巨大力量，开始改变轻视劳动人民的传统观念，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产生在这个转变、过渡时期的各地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有些本身具有过渡性，即它们起初只是具有了某些现代工会的成分、因素．可以称为现代工会的萌芽或雏形，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工会。
作者：佚名 来源：进步青年网
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运动中经历战斗洗礼的中国工人阶级，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认识到自己和中外资本家的矛盾，也开始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尽管这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阶级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他们已感到自己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再认为自己是天生命定受人奴役的牛马，因而迫切要求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和保障自己的人格而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家的前途和政治现状更加关切。
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
在五四运动后，福建工人、学生开展抵制日货等行动，11月16日，日本殖民者组织“敢死队”，在台江一带袭击学生，致一名学生死亡、七名学生受伤，此即“台江惨案”。惨案发生后，福州全城进行三罢斗争，抗议日本暴徒暴行。但日本当局借口保护侨民，派出军舰，进行讹诈和威胁。17日起，全国声援“闽案”，上海、武汉、杭州、长辛店、天津、唐山等地都有工人参加。例如，11月23日，上海各界声援闽案的群众大会中，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职工公会等工界团体的代表和工人群众都有参加。
1920年1月，日本当局企图同北京政府就山东问题进行交涉，而当时的北京政府被亲日派把持。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就山东问题进行交涉。同年2月1日，上海工、农、商、学、报各界举行集会，并发表对外宣言，反对北京政府同日本单方交涉。此后连续举行罢工斗争，最终取得初步胜利。
五四运动之后，广东工人曾积极参与反对桂系军阀统治广东的斗争。在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开展“讨贼援桂”运动之时，广东工人予以支持和援助。
1919年，是以高尔察克为首的帝俄残余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利用中东铁路作为军事运输通道，向苏俄发起进攻最为猖狂的一年。这年的五月和七八月间，中东铁路的中俄两国工人先后举行了两次大罢工，有力地配合、援助了苏俄红军在远东地区的战争。
1919年2月，英、日、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宣布对中东铁路实行“国际共管”，这是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白军、反对苏俄的一个重要步骤。此后，镇压白军的行动从西线转向东线，红军开始了空前激烈的战斗。国际共管之后，中东铁路的实际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帝俄残余分子手里。中东铁路及沿线居民主要使用的是高尔察克发行的货币，但这种纸币信用度低，连续贬值，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损害，两次罢工均是因纸币问题而起。5月的罢工是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厂的2000余名中国工人和800余名俄国工人联合的罢工行动，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不久，反动当局推翻诺言，重新用不断贬值的纸币给工人发工资。7月2日，俄国乌苏里铁路工人发动全路总罢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也在哈尔滨秘密活动，积极推动罢工斗争；乌苏里游击队也来信说明红军需要工人罢工做支持。19日开始，第二次大罢工开始，25日，全路总罢工开始。参加这次罢工的俄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配合援助苏俄红军战胜白军，同时他们也较有组织力量。人数占多数的中国工人，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采取了积极响应和支持的态度。这次罢工给白军予以沉重打击。30日，反动当局让步，罢工取得基本胜利。但在28日，当地军警镇压罢工工人，特别是中国工人。8月5日，中国工人召开大会（第一次单独召开大会），声讨白军的镇压，声明：“我们要随时帮助俄国弟兄”。后来，又有白军的镇压行动。19日，鉴于罢工的目的基本达到，罢工结束。尽管这次罢工斗争中，中俄工人、特别是俄国的先进工人受到了一些损失和牺牲，但这次罢工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依然十分重大。
在红军消灭西伯利亚的白军之后，中东铁路仍然被白军控制。1920年3月，因拖欠工资，中东铁路中俄工人组织第四次罢工。这次罢工是在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下进行的。在罢工开始时，布尔什维克就号召俄国工人尊重中国的权利，呼吁中国工人积极支持和参与，同时还注意团结中国其他阶层的人民，获得了商人的支持和士兵的同情。这次罢工对消灭残留在中国东北的帝俄残余势力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经济斗争的浪潮
当时的国内外历史条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潮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史一个有力的推动；国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和剥削变本加厉，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许多地方物价飞涨，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加痛苦；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受到锻炼，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五四之后，很多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在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对工人的自发斗争起到了一些指导作用。经济斗争及其成果：
- 罢工次数和频繁程度大为增加。从1914年到五四之前，全国工人经济罢工185次，从五四到1921年7月，全国经济性质的罢工共314次。五四前每年平均34.7次，最多的1918年为60次；五四后的1920年134次，1921年前七个月73次，这段时间月月有罢工。
- 罢工遍及全国许多地区和产业、非产业部门。这段时间，产业工人罢工152次，非产业工人罢工162次；产业工人中的工厂工人罢工104次，纺织行业是罢工次数最多的部门，其次是金属冶炼和造船、机器修造以及兵工、水电等工人罢工。矿业工人、交通运输业工人也有较多行动。这一时期，上海仍然是全国工人罢工最多的城市。其余的罢工斗争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华北、东北地区。
- 多数罢工是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并且大多数取得了一定胜利。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占有记载的罢工74.8%，其中胜利的占到87.5%；其余的是反对苛刻待遇和军警压迫、反对拖欠克扣工资和增加租税、反对延长工时和裁减工人等。这和当时米粮等物价不断上涨、工人实际收入下降、难以维持最低生活相关，同时，币制紊乱等也是重要原因。
- 许多罢工规模巨大，有些采取同盟罢工的形式，而且大多斗争激烈，坚持时间很长。大罢工发生在全国各地，以上海居多。一些特大型的罢工，都具有同盟罢工的性质，而且斗争大多非常激烈。这一时期，上海纱厂工人等罢工大多有同盟罢工的性质。罢工中，沪、宁、绍等帮的工人突破地域和籍贯的界限，开展联合罢工。江浙、香港、广州、武汉、长沙、东北等地都有同盟罢工的出现，体现了工人阶级的进一步团结。
- 不少罢工斗争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同时通过罢工斗争，促进了各地工人要求组织起来的觉悟。五四之后，特别是1920年下半年之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已有一些工人斗争是在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或影响下开展的。除此之外，香港和广州的机器工人大罢工、大连满铁沙河口工厂中的中日工人联合罢工、中东铁路的中俄工人联合罢工等都是有组织进行的。例如，广州的罢工就是在广东机器总会和机器工人联合会组织领导下开展的。1919年11月之前，满铁大连沙河口工场的日本工人就已经组织了友爱会、同志会、友信会等团体，当年11月，他们联合大连糕点制造业的日本工人建立“大陆工会联合会”，1919年和1920年的多次罢工斗争就是在这个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这一时期的非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大多仍然由帮会、行会组织领导，但许多地方的工人行帮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突破一些原有的地域、帮派界限，注意联合不同帮派工人共同斗争。
- 许多经济罢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有些罢工斗争在进步舆论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帮助与影响下，促进了工人群众的新觉醒。
各地工人组织和工界团体兴起的原因
五四至建党的两年时间，中国工人阶级自发组织的团体和由资产阶级组织的工界团体，也有了新发展，开始酝酿产生现代工会。五四运动之后，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大量涌现，且存在时间较长，在社会上和有些地区的工人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1920年起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在上海、长辛店等地开始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工会，这些新情况说明，五四之后，中国工人在组织方面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原因如下：
- 经过辛亥革命和一战，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开始壮大起来。一般来说，行会、帮会是封建、半封建社会手工业工人的传统组织，将这种组织形式打破、按照民主原则建立阶级性的群众团体，是近代产业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中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必然要求。因此，随着近代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在五四运动之前，上海等地就出现了不同行会、帮会的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同盟罢工的趋势，并产生了带有阶级性的工人群众组织的萌芽，这是在五四至建党两年时间里工人组织和工界团体迅速发展的阶级基础和根本条件。
- 这两年间，正是一战和十月革命引起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罢工运动高涨的年代。在这种世界性潮流的影响下，中国的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看到了俄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和巨大力量，开始改变轻视劳动人民的传统观念，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特别是从一战战场上回来的中国工人介绍的欧美工运以及俄国的情况，更是鼓舞了一大批人，推动了工人的组织和斗争的发展。
- 五四运动的推动和影响。在运动中，中国工人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也使自己受到了鼓舞；同时，他们在参与组织工作中，经受了锻炼，并从青年学生中学到了当时的新鲜事物，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和阶级觉悟的提高——使他们意识到旧式行帮组织和秘密结社的落后性以及消极作用，日益迫切地希望按新的方式组织起来，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
五四运动还推动了中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在政治上代表他们的部分国民党人，插手劳工运动，组织工界团体的积极性。期间，出现了很多自称代表“工界”[1]的团体，实际上都是在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国民党人的影响控制下，并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为主旨的工业界团体，但它们又自称工会，对工人群众有一定的蒙蔽性。五四之后，很多民族资本家利用工人群众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和要求组织起来、谋求生活改善的愿望来组织工界团体，为其发展实业、振兴国货效劳——这一点在上海、广州等地的一些工界团体所标榜的宗旨和实际行动中，表现十分明显。同时，五四中工人表现出的巨大力量，已经让他们意识到工人运动如此发展下去必将对自己不利，因此想趁早把工人引到他们意愿的轨道上。
五四之后工人阶级的崛起，推动了一批急进民主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共成员。
各地工人组织和工界团体的兴起——以上海为例[2]
这一时期，上海的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共有四十余个，其中除了个别是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以及少数建立在这个时期之前或之后以外，其余可分为四类：资产阶级组织的“招牌工会”、劳资混合的工界团体、工头控制的工界团体和工人自发建立的组织等。
所谓招牌工会，就是指由资本家创办，为资本所利用、被政客和流氓把持、不纯粹的、只挂招牌的工会。在五四前后，这样的招牌工会大约有二十家之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中华工界志成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都是此类组织。这些组织大多由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发起，为发展民族工业努力，且大多组织松散，工人的参与很少。
劳资混合的工界团体：以上海工商友谊会为代表。该会在1920年7月开始筹备，10月国庆正式成立。它由部分商业职工发起成立，并曾接受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后来倒退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组织。
工头控制的工界团体：这类团体数量不少，且很难和其他性质的组织区分，以上海电气工界联合会和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为代表。
工人自发建立的组织：这类组织主要是工人群众在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中自发建立的，反映了工人群众要求实现阶级团结的愿望。但是，这类组织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往往被工头、资方代理人把持，变相成为行会组织，或者难以维护工人的权益，陷于瘫痪瓦解的状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在1920年一次罢工后成立的上海药业友谊联合会，但后来被资方把持，陷于瘫痪。
对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的评价
这些团体和组织，大多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各种新的思潮和国际国内工运潮流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们大多积极地支持了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宣传了“劳工神圣”、“实业救国”和组织团体、谋求提高劳工地位、改善劳工生活等思想，有些还在增进劳工知识和物质福利方面做过一些事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工会运动发展起来以前，上述各地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的这些表现，对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有过较大影响，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总之，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两年间，是酝酿产生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时期。同时也是酝酿产生中国现代工会的时期。这个时期，也就是工人阶级由自发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由自发的斗争向自觉的斗争、由旧式行帮组织向新式的现代工会转变、过渡的时期。产生在这个转变、过渡时期的各地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有些本身具有过渡性，即它们起初只是具有了某些现代工会的成分、因素．可以称为现代工会的萌芽或雏形，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工会，如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湖南劳工会以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某些工会等；有些为这个转变、过渡直接间接地起过些促进作用；有些则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后来与国民党右派及其他反动势力结合，对这个转变、过渡进行抵制、破坏，走到了工人运动和历史潮流的反对方面。
[1]“工界”一词，既可理解为以资本家为主的工商界，又可理解为以工人为主的劳工界。资产阶级将其在工人中建立的组织称为“工界”，正是为了利用其含糊不清的含义，抹杀劳资界限，便于以此为名，行笼络工人为其服务之实。——原编者注。
[2]原文中介绍了上海、广东和香港、湖南等地工人组织和工界团体，因上海的最为典型且最为发达，简本中仅介绍上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