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青年网评论】 农村信用社的困境其实是农村实行承包制的必然结果。农户和公司不同，承担风险的能力较低，也不存在破产保护、有限责任那些概念。个体小户的经营模式导致农户一旦经营不善很容易亏损，亏损之后很难偿还债务。2004年左右，央行和地方政府曾拿出大笔资金(仅央行就拿了1650亿)给信用社的亏空买单。后来中央财政不愿承担包袱，农村信用社只好把收不回的债务低价拍卖出去。购买这些债权的多是地方上有势力的老板。他们买债权当然不是做慈善。暴力讨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在全国绝非孤案。 不过，让大家震惊的是，暴力讨债、绑架、伤人，干出这些的居然是一位省人大代表。然而这也没什么奇怪，现在的“两会”主要不就是大官、大老板组成的吗？回顾一下历届人大工农代表所占比例：第四届人大（75年）51.1%、第五届（78年）47.3%、第六届（83年）28.6%、第七届（88年）23%、第八届（93年）20.6%、第九届（98年）10.8%，第十届（03年）不足4%。十一届人大两亿农民工只有三个代表，居然被当作成绩大肆吹嘘。十二届人大据说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占到13. 42%。然而官员与企业家仍然占着绝对的优势。比如安徽省提名的104名代表中，省市官员代表４２人，占41.3％（这个比官方数据高出近10个百分点)；企业董事长及总经理代表29名，占比27.9％；基层代表仅有12人，而且并不都是劳动者。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呢？其实，国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也为经济基础服务。经济上的支配者，同样可以取得政治地位和权力。比如，新闻中的祝景伦是企业的大老板，也是当地“纳税大户”。他通过经营企业在地方建立影响力，之后逐渐被提名担任各级人大代表。这是当前我国资本家参与政权的常用方式。代表我们的大人物，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   参考新闻： 11月28日  新京报 11月9日，河北献县安庄村数十名男子携带砍刀进村强行抓人，向村民讨要信用社贷款，引发村民集体反抗。 9日午后，身材消瘦的农民刘庆山，在村口被人给“绑”了。其他村民为救人与绑架者发生冲突。随后，三四十名手执砍刀棍棒的男子从村子东北角涌进来。“他们用刀砍，我们就用石头、土块扔。”至少五名村民被砍伤，又有十多名男子持刀从南面冲进了村。村民认为这一场南北夹击的行为，充分证明袭击者有备而来。 “不过我们也有办法。”村民说，在村里大喇叭的广播下，潮水一样涌来的村民很快完成了反包围。“人都让我们打跑了，还弄下了他们的砍刀和镐把，给了警察。” 当晚，村民安金桂被人诓出村，塞进了车后备厢，拉进了日新集团旗下的易拉罐厂内。“他们让我跪下，把我脑袋按在车轮下，腰带也抽走了，轮番打。”安回忆说，他被打晕后，对方用凉水浇自己的脑后勺，弄醒后接着打。安金桂清晰地记得绑架他的人是谁，“是我们县里的大人物，叫祝景伦。”他回忆：祝揪住他的脖子问：“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我的人”。 祝景伦在献县家喻户晓。公开资料显示，46岁的他是民营企业河北日新集团董事长，旗下六个全资子公司涉及制瓶、塑料、运输、房地产、钢构等产业，2010年完成利税5480万元，连续七年为献县纳税第一大户。在当地祝的影响力非同一般。2003年，祝当选为沧州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2006年入选沧州年度优秀市人大代表。2011年，献县文明委曾推荐其为“沧州能人”候选人。2013年担任河北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祝景伦的手下与村民发生冲突是因为，这位人大代表通过拍卖获得当地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价值4345万的债务。欠账者涉及七八个村近百人，上述村民刘庆山便是其中之一。村民都承认这些贷款。安金桂说，2000年前后，各村几乎家家户户经商办厂，贷款比较多。在600多户的安庄，贷款户数达到百余户。 当地信贷员说，随着农户和工商户效益亏损，很多村民认账不还钱，使得地方信用社不良资产增加。祝景伦接收该信用社的债务后，村里出现暴力催债的现象。村民们频繁遭到催债人员的辱骂、骚扰甚至持刀掠车。村民们反映，为了讨债，祝的手下在村民墙上用红油漆写了大大的死字，还有人的家门口被四台汽车封死了八天，还有村民被劫持到火葬场附近玉米地被威胁“不还钱就埋了”。 如今，献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已转制成为献县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前，献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不良资产拍卖，其中931笔债务共计4345万元转让给了祝景伦。祝是信用社转制后献县农商行的股东。他接受这笔债务后，坊间开始质疑如此低价收购不良资产及程序违规等问题。坊间认为，祝购买这笔资产的价格为400万，而且未经公开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