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至抛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之路，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人类共同的理想”。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这不仅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得到了提高，也使革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得到了转变，由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转变。 作者：佚名   来源：进步青年网

思想文化界的翻天剧变[1]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青年中的一片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在经过五四大潮的洗礼后，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汲取前人和国外的经验，探求改造中国的新方案。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以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当时，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400多种，这些刊物的绝大多数都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有的还在文章中提出各种各样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逐步扩大，因此，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至国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之路，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人类共同的理想”。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新思潮来势汹涌，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当然，潮流涌来时也难免泥沙俱下。五四时期被中国人当做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依照瞿秋白的说法，这时的情况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但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对这些主义和学说，他们正在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从中能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在1919年底曾经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他们遵循工读互助主义的学说，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一类的小团体，过起“共产的生活”，并希望把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向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然而，这种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好景不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类组织都因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解体。与实践“工读互助”类似，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在中国进行“新村”试验。同工读互助团的命运一样，这些中国的“新村”也是昙花一现。 “工读互助”和“新村”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们，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许多参加这些活动的青年开始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一批进步青年认识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改良主义思想的谬误，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然，这个过程中，有人坚定地同工农走在一起，也有人最终远离了革命，甚至成为反革命的刽子手或帮凶。[2]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之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但是，中国工人阶级要真正作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不同于别的阶级的独立阶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先进的政党。五四运动最大的历史作用，就是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由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转变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首先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真正开始在中国的传播，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五四前夕，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进一步推动革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大量涌现。五四之后，全国一年就出现了四百多种新刊物，其中很大一部分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并不同程度地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刊登了诸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等文章。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由邵力子主编，刊载了很多相关文章和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章。毛泽东在湖南主编的《湘江评论》、瞿秋白、郑振铎主编的《新社会》等都有类似的社会效用。
2. 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相继成立。如，1920年，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秘密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通过讨论会、讲演会、专题研究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等形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一面参加实际革命活动，一面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该会和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湖南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武汉的利群书社等，在提高革命青年的觉悟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宣传。五四之后，经过这场运动的战斗洗礼，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同工人群众初步结合的实践，更多革命知识分子由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形成了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北京和上海是当时的两个中心。

革命的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

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全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他还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3]这就是说，要实现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必须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桥梁，向工人群众宣传、灌输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工人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武器，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战斗的生命力。在中国，五四运动推动了一大片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在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在少数革命知识分子之中。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在斗争中英勇无畏、团结奋斗，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这使许多革命知识分子提高了对工人阶级的认识，世界观急剧地发生变化。吴玉章回忆自己思想转变时说：“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上层军官、政客、议员……，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对比之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是真正的、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从前虽然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予极大的同情，搞革命就是为了要解放人民的苦难，但是总以为革命只有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当作救世主。经过五四运动（我们）才懂得，今后一定要改变办法，革命的新办法，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帮助工人阶级解放自己。”革命知识分子通过五四运动对中国工人力量的认识，不但使他们必然要关注社会主义学说，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促使他们走与工人群众结合的道路。所以，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革命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工人群众，开展工人工作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1. 开办平民教育和讲演团。五四之前，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19年3月，邓中夏等就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当时该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为宗旨，在北京城内定期讲演，主要针对北京市民。1920年，该团接受了在团内担任领导职务的邓中夏的建议，决定对团进行整顿，广收会员，扩充组织，除了在城区讲演外，更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这样，该团的受众群体就从原来的城市贫民和小资产者扩展到工人和农民。同年四月，该团成员到丰台、长辛店、通州等地进行讲演。通过一周左右的讲演，他们初步接触和认识到工人和农村劳动者的辛苦，教育的落后和社火的困苦，以及思想的迷信和愚昧，了解到“乡中人思想单纯，却极易明白，易于灌输新思想”。因此，他们在实际讲演中也发觉自己的语言有改进的必要，诸如问农民“生活丰富不丰富”等。以后，他们还逐步把讲演的内容扩大为“经济组织的内容和利弊”、“世界和国内的大事”、“民治国家的大要和意义”、“科学、卫生常识”等。正是在长辛店讲演中博得了工人的好感，邓中夏才在此后以此为基地，深入长辛店铁路工厂，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在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推动下，平民教育和讲演团在全国很多地方开办起来。1919年10月，全国学联发出《平民教育方案》，要求各地学联、各校学生会设立平民义务夜校和通俗讲演团，这类组织一时间几乎遍及全国。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长沙、济南、芜湖、成都等地相对较多，尽管这些讲演团、学校并不一定办得很好，但的确反映了知识分子接近劳动群众的一种趋势。
2. 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状况。李大钊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工作，他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强调知识青年必须“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鼓励知识青年：“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痛苦，应该用什么方法？”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各地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先后到工厂和矿山工人中去，调查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1920年1月，北京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分组到人力车（黄包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据当时报载，工人的贫困、悲惨的生活，使他们受到很大的震动。为了扩大和指导社会调查工作，1920年1月的《新青年》发表了一份社会调查表，提出了向工农进行调查的详细项目和具体内容，使社会调查很快发展起来。同年五月，《新青年》五一劳动节专号刊载了大量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的地域、行业分布广泛；材料具体详细，包括工厂历史、工资、工时、工人待遇、工人家庭、工人的组织和斗争等，有些还附上了统计数字和图表；其作者大部分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从内容中看，尽管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却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同情工人的朴素立场、思想和感情。从这些角度来看，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已经深入工农群众，已经开始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初步成果的反映。
3. 纪念五一劳动节。1920年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大规模纪念过五一国际劳动节。1919年五一时，北京《晨报》副刊曾在李大钊帮助下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出专号纪念五一，但在全国看来，反应并不热烈。然而次年五一，虽然中国工人阶级没有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这个伟大的节日在中国工人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已经有了强烈的反应。1920年五一的纪念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知识分子利用报刊卡站广泛的纪念活动。当时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时报》和《新闻报》等报道了各地庆祝五一的情况，或者发表纪念文章。《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新社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重要刊物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的专号。李大钊、陈独秀等发表重要论文，孙中山、蔡元培等社会名流也题字纪念。另一方面，开展了社会纪念活动。陈独秀在上海参加并指导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界志成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会等七个工界团体组成联席会议，发起纪念五一节。纵然当天有军警阻挠，但依然有工人代表和学生代表讲话，后来还起草和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和《致俄国劳农政府的答书》，表达了中国工人决心团结一致，向十月革命致敬和开始注意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意愿。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也领导了纪念活动，发表《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等文章，也受到了军警的阻挠。同样值得称赞的还有当天在广州举行的纪念活动。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纪念自己节日的活动，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迈开了走向工人运动的第一步[4]。

五四运动后大约一年时间里，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这不仅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得到了提高，也使革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得到了转变，由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转变。这就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创造了条件。   [1]这部分参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2]最后一句为编者所加。革命者如毛泽东、邓中夏等，而五四时期很活跃的罗家伦成为反动政权的走狗一条（此人为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 [3]列宁：《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列宁选集·第一卷》。 [4]请注意，《中国工人运动史》在这里的表述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迈开了走向工人运动的第一步”，不同于之前经常提到的“革命知识分子走向工人群众”。这说明知识分子的转变已经到了另一个层次，同时知识分子的工作已经不仅仅是调查和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而是投身于工人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