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之遥》折射的媒体霸权

时间: 2014-12-31 16:39:55
栏目: 文艺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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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学雷         来源:投稿

在姜文上部电影《让子弹飞》公映后,铺天盖地的各类解读成了这部电影最大的魅力,观众在解读电影的过程中,可以按照自己的体验对电影进行再创作。所以,对电影的解读与其说是姜文想表达什么,毋宁说是观众想通过姜文的电影表达什么。一般的电影只是创作者对观众的单向输出,而姜文的电影为观众的参与创造提供了空间,不仅是导演通过影片来讲故事,观众也可以通过对影片的解读讲出自己的故事。制作人与观众各取所需,皆大欢喜,这是姜文式电影的魅力所在。

在《一步之遥》中,姜文想继续甚至更进一步超越这个神话,所以他这次有意使用了类似于后现代的风格,刻意把电影拍得隐晦,为的是给观众留下更大的解读空间。可惜这次玩过了头,隐晦太过让观众不知所云,只想通过电影获得感官体验的观众大呼“看不懂”,引来骂声一片。姜文没有明白,《让子弹飞》的成功的地方在于,他虽然留下了很大的解读空间,成全了想挖掘电影背后深意进行自我表达的那部分观众,但前提是他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对于很大一部分只想通过电影获得感官体验的观众来说,他们的钱也花的不冤枉。但是这次姜文只想延续“解读”的神话,为了这个神话而牺牲了故事,网上评论的两极分化也反映了“解读派”与“故事派”这两部分观众之间的对立。

在影片开头,姜文花半个小时用华丽的镜头讲述了一个选举花国总统的故事。在想洗钱的公子哥武七的资助下,马走日和项飞田成功策划了一场全球选秀大赛,完颜英在他们的策划下成功当选。姜文刻意强调了媒体在这场选秀中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最先进的拍摄技术,还是“全球首次直播”的噱头,都是在告诉观众,这是一个依靠媒体来操纵大众的过程。

媒体的能量和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不论是作为看客的观众,还是作为演员的完颜英,都深深地沉醉在这场媒体制造的狂欢幻象中。媒体制造了一个完美而虚假的完颜总统形象,不仅观众信以为真,而且完颜英也沉醉在这个假象里不能自拔。观众仿佛有穿越之感,这不就是今天的“超级女声”吗?不就是“中国好声音”吗?不就是“非诚勿扰”吗?这是借民国之口讲述现代中国发生的故事。

我们眼光再开阔一点,这哪是花国总统大选,这不就是美国大选吗?谁的钱多,谁就能操控媒体,谁操控了媒体,谁就操控了大众和选票。公众只能通过媒体看到幻象,而不可能看到真实,所以这种“民主”选举就变成了一场金钱游戏。资本和媒体的霸权剥夺了反资本主义政党参与主流政治的可能性,这种“民主”只能是假象。

在刚才那个幻象的世界里,只有媒体的操控者马走日和项飞田是清醒的。但是好景不长,操控者很快尝到了被操纵的苦果。当马走日看到媒体人王天王通过表演来污名化自己时,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来制止王天王,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被捕。他如果不试图制止王天王,他就不会被捕。但是如果他不制止,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曾经做过媒体策划人的马走日充分明白这种王天王式的媒体操控对自己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后果比权力的威胁更为严重。

在抓到马走日之后,武七、项飞田、王天王合谋要让马走日把电影的结尾“杀人”演完。此刻,武七和项飞田要杀掉马走日,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他们一定要马走日演完这场戏,是因为他们要通过这场戏来为自己制造“合法性”。媒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起到直接的强制所起不到的效果,这就是“同意”——也就是把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变成大众的“民意”。现代社会的统治不再仅仅依赖于直接的暴力,而是诉诸“强制”与“同意”的结合,这就是葛兰西所讲的“霸权”。而媒体就是实现霸权的重要工具。

后来的事实也果然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导致马走日死亡的,就是这种媒体制造出来的大众情绪。甚至是大权在握的大帅,在媒体操纵的大众情绪面前,也不得不做出妥协。马走日之所以必须死,是因为大众需要他死。而大众之所以要让他死,是因为武七、项飞田、王天王要让他死,这是权力、资本和媒体人的合谋。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创造出来的真相,以及在这种真相下调动出来的大众的情绪。

这种媒体的暴力,在这些年来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小则制造假新闻以博眼球,大则怀着政治目的党同伐异。在资本扶植下的自由派媒体,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党同伐异,剿杀不同意见。本本分分做学术的新左派学者汪晖,仅仅是因为表达了一些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观点,就遭到了南方某报系接二连三的大规模围剿,在一场又一场媒体导演的暴风骤雨中差点没把他连根拔起。饱受暴力媒体攻击的汪晖感叹:“媒体从来都不是独立、自由的力量,但它还可以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要求权力,它们完全混淆了所谓的言论自由是公民言论的自由,还是媒体企业的自由”。中国实现言论自由的最大障碍,恰恰是这些整天打着言论自由旗号的媒体。

姜文这部电影中,处处表达了对媒体暴力的讽刺和戏谑。但就像布迪厄要到电视媒体上批判电视一样,姜文围绕着电影的营销、推广、炒作,恰恰是依赖媒体进行的。媒体替大众构建了一个假象的世界,编织了一个所有人都挣脱不掉的大网,甚至对媒体的批判也不得不借助媒体进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