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明注：本文的写作参考了沈志华等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以及苏拉密、位卑、周承友、贺春生、长江边、马评网等同志的研究成果。因为网文的行文特点，不便一一注出，谨致谢意。 张成泽死了，死的很凄惨，众目睽睽之下被逮捕，迅即被处决，结束了他67岁的人生。他是朝鲜曾经显赫一时的二号人物，中国媒体称他是“朝鲜的周恩来”，朝鲜本来就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地区，这样的重要人物出事自然更是万众瞩目。事件发生后，各种传言满天飞，各种评论纷至沓来，绝大多数说法归结于权力斗争（功高震主），少数的归结为张成泽和李雪主之间的绯闻激怒了金正恩，最近还有说是因为螃蟹出口利权之争。 作为中国左翼，正确看待朝鲜的历史和现状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话题。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对朝鲜社会性质的判断，大体上有两种观点，基本否定者从文化革命理论出发，以金氏家族搞世袭制为依据，断定朝鲜早已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只肯定其反帝的正面意义，与之相反是，很多同志认为朝鲜仍然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所以应该肯定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乌有系则从朝鲜看到了中国保守派的前途——向朝鲜学习，即对内打击私人资本，强化国家统制以及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外则鼓吹民族主义，与美国争霸。需要指出的是，前面关于朝鲜社会性质的讨论是同志内部之间的争论，而乌有系则纯属别有用心的混淆视听。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评价朝鲜问题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里有几个必须要明确的前提。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有关朝鲜的新闻要采取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态度，区分相对客观的报道和帝国主义媒体对朝鲜的恶意造谣，比如关于张成泽和李雪主之间绯闻的报道，就连韩国官方都认定是假消息。传播更广的是“朝鲜人吃树皮草根充饥”的谣言，造成绝大多数去朝鲜的中国游客都会携带大量的食品，但真正到朝鲜之后又会发现很可笑，朝鲜并不是连饭都吃不饱；其次，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期的大背景去认识朝鲜问题，不能苛责于经济困难且虎狼环伺的朝鲜；再次，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明确生产力的决定性地位和经济的基础性地位，不能抽象地从政权的组织形式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最后，必须要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小资的立场上认识朝鲜问题，反对单纯从环保、非转基因和治安等小资关心的问题出发去评价朝鲜。 朝鲜人民曾有过苦难的历史。1894年，日本开始入侵朝鲜，并在1910年使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摆脱殖民统治，朝鲜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直到1945年8月15日，和中国同时，才结束日本长达30多年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解放。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战。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与朝中方面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1958年，朝鲜宣布完成了城市、农村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970年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社会主义给朝鲜带来的是巨大的变化。朝鲜是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朝鲜的人均生活水平远超过韩国。朝鲜早在8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农业的初步现代化。1988年，朝鲜的人均外贸额为260.20美元，人均GDP为 1040美元（外贸依赖度为25%，和目前日本的外贸依赖度相同，远低于目前中国的66%）。“人均外贸额”中国直到宣布进入了盛世的2000年才超过，“人均GDP”中国直到2003年才超过；直到现在，代表社会综合发达水平的HDI“人类发展指数”，中国还没超过朝鲜；假如把HDI中有争议的一项---“人均GDP”修正为“平均抗灾能力”的话，中国和朝鲜的距离还将拉大。（参考苏拉密《崛起！他的名字叫“朝鲜”》） 这里暴露出了中国媒体对朝鲜进行歪曲报道的险恶用心。关于朝鲜的新闻，无论是朝鲜官方报道的，还是美日韩的报道，一般都会被放在中国网站的醒目位置，这些新闻里面充斥着大量的谣言，比如朝鲜饿死了多少人，朝鲜人有多么愚昧，金正日、金正恩的私生活是多么腐朽，等等，这仿佛是要告诉人们：“看到了吧，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还不放弃社会主义吗？”我周围很多人看完朝鲜的新闻之后一个感觉就是：“这就是个流氓国家，还好，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不然也这样了。”河蟹国的很多国民也许不知道的是，朝鲜人能切切实实地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养老等福利，朝鲜人的识字率远远高于中国，甚至朝鲜人的人均寿命也高于中国。根据央视主持人张羽2009年的报道：“朝鲜目前的平均寿命是男73岁，女77岁”；男女平均为75岁，高于目前中国的72岁。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评价朝鲜：“2005年，朝鲜平均期望寿命71.37岁，其中男性平均期望寿命68.65岁，女性平均期望寿命74.22岁。总人口识字率99%，其中男性识字率99%，女性识字率99%。”（参阅新闻报道《钟南山对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3岁表示质疑》、《北京知识分子人均寿命53岁》以及崔永元的相关文章）。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和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一样，煤矿工人的工资远超一般的职工。作为河蟹国的屁民，我们对朝鲜人的嘲笑实际上是对自身苦难的漠视和麻木，与阿Q无异。 朝鲜人似乎也看到了中修媒体的险恶用心，有新闻称：“朝鲜对中国民间的舆论声音，始终比较敏感，近期，中国微信、微博等网络声音，对朝鲜的谣言铺天盖地，希望中国官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而多加管控。”（江迅:《崔龙海权力崛起内情》） 当前朝鲜困境的外部原因是失去了传统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保护，内部原因则是其执政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胜利，它开启了一个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并行的时代。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延续，苏联党和人民无私地援助了中国革命（比如解放战争时给了东北民主联军大量武器），而朝鲜革命则可以看作是中国革命的延续，毛泽东说：“革命时外援，革命后援外”，已获得解放的中国党和人民自然也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就曾跟金日成说，等我们把台湾解放了，就帮助朝鲜同志解放朝鲜半岛，金日成后来自信满满地不等中国方面的帮助，就贸然发动了朝鲜战争，最后美军在仁川登陆导致战局逆转，中国仓促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金日成的左倾机会主义（体现在军事上冒进）不仅使得中国几乎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而且使朝鲜半岛问题复杂化，形成现在分裂的局面。 金日成军事上的左倾机会主义，也延续到了其国内建设方面。朝鲜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不顾本国国情，几乎照搬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农业至今都是集体化生产和分配，城市经济原来全部由国家统制，现在部分地放开。朝鲜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在生产力非常落后情况下，以政权的力量强行消灭小资产阶级的，但这种消灭又只是表面上和形式上的，经过一段时间，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顽强地生长起来。更严重的是，国家在打击小资产阶级的同时，又在强化整个官僚集团的权力，最终造成了集权于金氏家族的局面。对在落后国家有极大生存空间的小资产阶级的过度打击，既造成了朝鲜官僚集团权力的加强（甚至有军国主义的特征），又造成了朝鲜经济的活力和内生性都不够，一旦外贸出现问题，整个经济发展就会陷入困境。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实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始。中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起来，而朝鲜在苏联解体和中国特色化之后，举步维艰，苏东剧变后，更是雪上加霜。1988年朝鲜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占朝鲜贸易总量的55.4%，1990年为53.1%，而1993年突然降至8%，到1995年又下降至3.6%。朝鲜也由此进入了经济上最为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称之为“苦难的行军”。 2002年，为摆脱经济困境，朝鲜开始部分实行“改革开放”（朝鲜一直反对这个用词），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当然，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朝鲜和中越之间的重大区别就在于，中越在改革出现问题之后，都是选择以政权的力量来进一步削弱公有制，进而纵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而朝鲜当局则反其道而行之，运用政权的力量来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典型的事例是2009年的朝鲜货币改革。2009年，经过数年的经济改革，朝鲜已经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金正日为缩小贫富差距，也为了避免个体私营经济脱离政权的控制，于当年进行激进的货币改革（货币去俩零），不做生意的工人和干部都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权贵提前知道消息，几乎毫发无损，而体制外的经营者几乎都血本无归，这里面大量的是朝鲜允许存在的“诚实劳动者”，不得不说打击面太大。经济上的左倾冒进结果是物价暴涨，经济波动，群众不满，导致货币改革失败，财政部部长朴南基作为替罪羊被杀掉。良好的改革初衷，结果却是财长被杀，这可以看做是经济政策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政治上的官僚主义汇合在一起的一次悲剧性改革。 另外，左倾机会主义还表现在其指导思想上。20世纪60年代后期，金日成形成了迄今都作为朝鲜指导思想的主体思想，并认为这是“唯一的指导方针”。查金日成的著作《主体思想教育的若干问题》，可以看出金日成倒没有反对马列主义的意思，但明确认为主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今后在朝鲜只需要主体思想，而不需要马列主义了。朝鲜的现行宪法和劳动党党章中都没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表述。主体思想的精髓是“人是命运的主人”，是脱离历史条件的论断，实际上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先军政治是这一哲学思想在政治军事领域的落实。这样的指导思想背离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必然导致经济建设的左倾冒进，也必然导致官僚主义、特权和严重的腐败。 朝鲜问题的复杂性还有其外部原因。朝鲜的存在之所以会引起国际广泛的关注，根本还在于朝鲜是大国博弈的一枚重要棋子。朝鲜面临的是虎狼环伺的环境，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哪个不想占有朝鲜丰富的价值6万亿的煤炭、黄金和稀土等资源？哪个不想把朝鲜2500万人口变为自己的雇佣奴隶呢？朝鲜不愿向美帝屈服，现在也似乎不愿完全向中修帝国主义屈服。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对抗资本主义的正义行为，类似1964年中国研制原子弹，中国左派应该给予支持。朝鲜事实上成为了中美争霸的前线，是将来中美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战场之一（另外还有阿富汗、台湾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中美都有妖魔化朝鲜以为本国资本主义辩护的意图。美国的战略重点在中东，保留朝鲜一方面是因为不具备四面出击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留一个病态的社会主义国家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动摇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国方面纵容对朝鲜的歪曲报道实际上也是为本国的官僚资本主义辩护的一种特殊形式。 张成泽的死就是在朝鲜执行了几十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情况下，在周围虎狼环伺的不利国际环境下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朝鲜当局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徘徊，在摆脱经济困境和担心发展经济会偏离主体思想中犹疑不定，始终无法找到一条符合朝鲜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无论是前财长朴南基，还是张成泽，都无法摆脱朝鲜最高领导人对其政治上异心和经济上变轨的双重怀疑，最终惹上杀身之祸。 张成泽之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朝双方的政治博弈。朝鲜的“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其对外贸易的89%是与中国进行的，中国已经代替苏联成为朝鲜事实上的贸易宗主国，而张成泽等所谓“知中派”就是中国在朝鲜的利益代理人。在其主导下，朝鲜租让罗先经济贸易区给中国50年，煤炭和黄金储备等资源也廉价卖给中国。据悉，朝鲜已经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这是导致朝鲜变局的新因素。朝鲜当权者国内政策的左右摇摆也影响到了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朝鲜既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又不想完全受中国的控制，突出表现在屡次在经济合作上出尔反尔，导致去朝鲜投资的很多中国商人都血本无归，比如辽宁首富辽宁西洋集团董事长周福仁曾拿出2.4 亿元投资朝鲜黄海南道瓮津铁矿，但是在2012年3月2日凌晨，西洋集团驻朝鲜员工被朝鲜警察和保安人员勒令离开朝鲜，双方的合同就此被朝鲜方宣布作废，使得周福仁的投资骤然变得血本无归。最近因为张成泽的落马，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对朝鲜惠山铜矿5.6亿的投资也将重蹈西洋集团的覆辙。中朝经济摩擦也反映到政治层面上。中国于12月2日在内部对党内支持朝鲜体制的保守派大佬周永康进行双规，朝鲜紧接着在12月8日干掉一个朝鲜的改革派大佬张成泽作为报复。但经济上的困境又使得朝鲜方面无法摆脱中国的控制，所以事件发生之后，金正恩马上发出信号，希望中方理解朝鲜向中方解释了用极端方法处理张成泽事件的原因，并且尽快邀请其访问中国。（见《亚洲周刊》，12月20日）这是金氏家族外交上机会主义的表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朝鲜的政治血腥是表现在台面上，而帝国主义国家是暗流汹涌，其实也很血腥。美国历史上，肯尼迪被刺死，其家族迄今已有10人死于政治谋杀，男丁几乎全部被杀，其他还有林肯被刺死，里根半死，根据《货币战争》的研究，他们的被刺都与要从美联储手中收回美元发行权有关。这些不都是政治暗杀吗？在中国，薄熙来3月15日被撤职，3月18日中办主任之子令某就死于一场神秘车祸，还有已被拔掉牙齿的“大老虎”周永康，也将面临死刑，原因是体量越来越大的垄断资本集团内部的冲突也是你死我活的。 从国际共运的角度看，朝鲜和古巴是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最后阵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这可以看做是与南亚次大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拉美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和发达国家的“占领运动”等并行的当代反资本主义的一种尝试。我们不能苛求于这两个小国在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复辟的今天，还保留“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那种社会主义本身不能说不存在问题，所以才导致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复辟。60年代东欧的改革，毛泽东的文革，前者在经济上和后者在政治上实际上都是对苏联模式的一种否定，目的是使社会主义更加良性的发展，取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更加真实、彻底和全面的人民民主。 总之，朝鲜半岛问题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冷战格局的产物，朝鲜革命是中国革命在亚太地区的延续，北朝鲜在相当长时期内取得了比较韩国的发展优势，这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朝鲜目前的困境，客观原因是国际共运处于低潮期，小国本就求生艰难，加上担负反帝的任务可以说难上加难；主观原因则在于朝鲜劳动党相当程度上背弃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表现在指导思想上背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政治上背弃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滋生了大量的特权和腐败，经济建设也存在冒进和盲动的倾向（如早期的全盘苏联化，2009年的货币改革，过度重视军事发展）。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定社会主义。朝鲜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者说在于社会主义没有搞好，而不在于搞社会主义本身。 朝鲜的革命群众将来面临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如何以民主的方式来消除本国官僚集团的专断、特权和腐败等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另外，还有一个如何处理与美帝和中修关系的问题，这方面，毛泽东70年代“三个世界”的理论和“联美抗苏”的策略依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中国左派则既要捍卫朝鲜社会主义的历史和中朝人民在战争中结下的血浓于水的友谊，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朝鲜官僚集团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现在与中修官僚集团的暧昧关系，总结包括朝鲜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争取在中国重建以公有制为基础、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生产力水平和更多自由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才是我们对朝鲜问题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