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风 来自人人网赵东风梁启超曾批评过去的史学有四大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毛泽东则评二十四史为：“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端、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去”。中国近代史学应这种批评而生，相比于传统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20世纪初，梁启超明确提出了系统的进化史观，主张历史是进步的，而非越古越好；2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一步传入中国，它包含了进化史观合理内核，同时提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下简称《通史》），曾被学术界誉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对中国历史做了全新的解释，真正把历史学作为揭示客观历史规律的科学。中国历史过于悠久，内容也过于丰富。《通史》包括政治变化、经济发展、文化兴衰、外族入侵、重要少数民族的发展、农民起义等诸多方面，每一方面都能从书中得出深刻的总结与体会，本文将重点总结笔者在封建经济发展方面的体会。至于其他方面，此次阅读虽也收获颇丰，但由于平时积累太少，还不足以形成比较充分的理解。范文澜自己也总结说，“书中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还是写得不少”，“关于时期的划分，着重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因此，本书确实是了解封建经济很好的素材。统治阶级的权力分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时代的皇帝似乎拥有着无限的权力。作为个体而言，他确实如此。然而他只是统治阶级的总头目而不是全部的存在，他必须和阶级内的其他统治者分享权力。当他发挥不了作用时，新的宗族则会取而代之。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中封建王朝不断循环，而地主阶级岿然不动的原因。东汉光武帝起义成功的依靠力量就是他的发家地南阳豪强集团，以至即位后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施一定的控制。豪强集团不断发展以至在东汉末年公开割据称雄，社会进入大混乱的分裂时期。比豪强更宽泛的士族集团是东汉至两晋统治阶级的重要力量。曹操因为拥汉士族的反对，生前一直没有称帝。后其子曹丕规定九品官人法，排斥低级士族和非士族做官，和中上级士族做了交换，才能用禅让的方式自称魏皇帝。西晋灭亡后，东晋朝能够偏安长江流域，也主要依赖王导这位中原高级士族的支持。晋元帝刚到南方时，不仅北方士族不来归附他，连南方士族也不理他。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一共五朝，政权完全依靠大地主阶级的拥护，士族享受政治上经济上各种特权，朝代五次变动，士族的地位相承不变。后隋文帝废除魏文帝以来设置的中正官，不承认士族的社会地位，有意消灭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朝进一步确立了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士人仕进不专凭门第高低，人才来源更加宽广，比起魏、晋南北朝来，算是有一些改进。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意味着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了分裂时期的小国士族。虽然官职之门理论上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只有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学习和准备的阶层才能真正获得机会。因此，唐宋之后的政权依然为地主阶级把持。北宋时赵匡胤定国策，给予文武官吏、地主、大商人最大限度的权利，为的是交换这些人的拥护。王安石试图变法，基本主张即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一方面不去再加重国家赋税剥削，预防农民起义的兴起，一方面以所谓“善理财”来增加宋王朝的“国用”，办法是发展农业生产，并把大地主、大商人、官僚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变法得到神宗的支持，却引起大地主、大商人和官僚们的激烈反抗，后宣告失败。明太祖由农民成为皇帝，并不能改变原有的土地占有制度，新建的明王朝依然建立在地主占有制的基础上。全国性农民大起义推翻明政权后，却被封建势力勾结清军镇压。大顺（农民起义政权）军自北京败退后，占领区内的地主豪绅纷纷组织武装，杀害大顺官员，乘机反扑。李自成本人也遭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被害牺牲。地主阶级依然岿然不动，成为满清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朝更替与经济周期人们历来把中国封建社会解释成循环往复的王朝更替史。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甚至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间的小王朝，创立者都是一个有才干的贤明皇帝，但几代以后，继任者则或软弱无能或放荡不羁。王朝不断走下坡路，直到被成功的起义或外族入侵推翻。新的王朝建立，循环再重新开始。 http://fmn.rrimg.com/fmn062/20140222/1125/original_dXkY_374d00003d7a125d.jpg封建王朝更替
然而，比上述王朝循环更根本的是经济状况的循环。上节也表明，王朝不断更替，但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一直不变，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对立一直不变。因此，王朝的更替只是封建经济“发展——停滞——发展”这个循环的直接表现。初唐时期推行均田制，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残废人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使农民获得土地并减轻赋税，农业生产从而发展起来，奠定了唐朝繁盛的基础。中唐时期，地主阶级自由兼并土地，庄田制代替均田制，农民失去土地，缴纳赋税的自耕农大量减少。此外，中央政权（朝廷）与地方政权（藩镇）矛盾激化，战争频发，军费支出剧增的同时还造成了大量的户口减少。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首尾仅五六年，户口骤减十之七八。一方面是自耕农减少，朝廷税收下降，另一方面是朝廷支出剧增，因此从李亨（唐玄宗之子）时起，朝廷创行各种新税法，无限的赋税徭役落到占少数的课户头上。自耕农数量进一步减少，朝廷税收进一步下降，陷入恶性循环。民众被迫走到死亡线上，除了发动起义战争，再也没有其他可走的路。唐朝的政治轨迹是封建王朝的典型。王朝刚建立时，社会安定繁荣，生产规模扩大、人口增加。几代以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被统治者小农不能生存下去，统治也就无法继续下去。农民被迫起来造反，或者直接推翻朝廷，或者造成朝廷统治进一步虚弱，被外族入侵消灭。然而，由于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因此只能起着有限的推动作用，即封建经济重新开始循环，给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机会，但封建经济的基础仍然不变。封建经济发展的量与质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变化的，封建社会几千年也不会静止不动。封建经济在波浪式发展中有所提升。从疆域上，汉武帝将疆域往北方扩展，黄河流域扩大。东晋南迁，将大量劳动人口迁移到长江流域，一向落后的长江流域，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中唐时期，虽然长安屡次陷落，但依靠江淮的物力，政权仍然免于崩溃。直到晚唐，长江流域也发生割据战争，朝廷也就衰微以至于灭亡。长江流域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是唐朝才开始的新现象。南宋时国土不及北宋三分之二，朝廷收入却超过北宋，也是由于长江流域富庶之故。从手工业上，不同时代也得到了不同的发展。两汉时开始冶铁铸钱煮盐。东晋南朝时，炼钢术、造纸术、制瓷术有了很大的进步。隋朝虽然短暂，造船和造桥术在已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著名的赵州桥就是隋朝的巧匠李春所建。唐朝手工业发达，以织纴、冶铸、建筑为最。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一亿，花卉鸟兽细如栗粒，正看旁看，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可见当时织工的精妙。北宋时期，造船业进一步发展，指南针广泛用于航海。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书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也北宋发展到新的阶段。明朝工商业的进步，超越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造船、建筑、火器都在宋朝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甚至还有与工业发展有关的科学研究著作出现，如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宋应星著《天工开物》等。 http://fmn.rrimg.com/fmn063/20140222/1125/original_6Ly1_572100000ab41260.jpg巧夺天工的赵州桥
然而，封建社会的经济各方面虽在不断进步，但不得不说，进步是缓慢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如冶金、水利、利用畜力等在刚步入封建社会的两汉时期就已经成熟。两汉时期开始大兴水利，自传说中的大禹以下，治水常是大的政治措施，巨大规模的治水，却自汉武帝开始。汉武帝晚年还推行赵过的新田器和耕作技术，农业开始发生大变革。汉成帝时已有温室，种冬生葱韭菜蔬。这些根本性的技术发明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但后期几千年无质的变化，只是进行了一些改进和应用。乾隆《钦定授时通考》较之徐光启《农政全书》无变化。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所载农具，较元代王祯《农书》无大变化，而元基本抄宋的。推算下来，宋明清基本无大提高。因此，封建社会财富的增加主要靠开阔疆域、开垦荒地或征服异族来获得。由宋至明五个世纪（当中几经战乱），农业增长50％。而明万历6年（1578）官民田合计约为7.8亿亩，比宋盛世增加约40％。这说明增加的粮食产量中80％靠扩大耕地，而只有20％是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尤其缓慢。技术的停滞不前，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更多的新财富。繁重的劳动与贫穷又使得下层劳动群众没有条件去学习新的知识。从而，知识与劳动相互分离。即便有些发明创造，如火器、织纴、建筑等都不能明显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实例。落后与进步的一体两面商朝末年，周朝太王古公为避戎狄侵略，带着家属和奴隶迁居岐山。由于古公重视农业，很多平民扶老携幼来归附，渐渐形成了一个小国。周朝土地分为公田与私田，公田的收获完全缴纳地主，私田的收获为耕者自有。说明小农的生产方式在周初出现了，周已踏上封建社会的阶段。周国奴隶制度很薄弱，而封建关系恰恰在这个薄弱环节首先产生。这是因为社会的衰朽力量比较薄弱，自由民的反抗力量就相对地强壮起来，从而使得周国统治者，比商朝更不能完全剥夺自由民的身份及其生产资料，而只能实行较轻一些的剥夺。然而，封建关系出现在商朝末年而非早期，又离不开商朝奴隶制度的发展与进步。商朝生产力逐步发展，一人能耕作的亩数也逐渐增加，从而逐渐与抑制生产力发展的奴隶劳动相矛盾，因为奴隶是不会主动去考虑生产的。可见，奴隶制落后的周国产生先进的封建关系，只能在奴隶制整体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发生。落后与进步是一个辩证的矛盾关系。战国末期，秦国将中国从一个分封制的诸侯割据国家统一成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也类似。秦国的强盛主要归功于商鞅变法，而商鞅变法的核心则在于破坏领主的宗族制度，建立地主阶级的政权。新兴的地主阶级在秦国的势力逐渐增长，到秦始皇时已经占了绝对优势。然而，正因为落后，反动势力比较薄弱，新制度才容易有效地实施。其他六国中也有富豪地主兴起，可是他们仍在贵族领主压制下。同样，秦地主政权的兴起也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变化。在剧烈的东周兼并战争中，大量宗族被破坏，家族制度才能代宗族制度而起。宗族以宗子为首，土地永远归宗子世袭，不得买卖。家族以父为首，父死后，兄弟分家，各人所有田宅，可以自由买卖。这是领主土地所有制逐渐转化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这样的情势下，整个战国时期基本上是地主政权的秦对领主地主混合政权的山东六国猛烈进攻，最后胜利建成秦朝。社会进步的核心在于孕育新的生产关系，周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秦由诸侯割据进入中央集权都在于此。进入封建时期，农民起义或外族入侵带来的却是王朝的循环，生产力的发展已然缓慢，生产关系的发展就更为如此。宋代极度发达的工商业在元朝统治下遭遇挫折，明朝工商业得到恢复，资本主义出现萌芽，却在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下遭遇更严重的摧残。外族的入侵没有像西方那样，将中国古典文明全部湮没，从而被一种暂新的东西所接替，而是完整地保存了中国文化。这离不开中国封建制度的强盛，以至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道光帝仍然说：“天朝天丰财阜，国课充盈，本不藉各国夷船区区货物以资赋税”。这个相对的进步却带来了绝对的落后，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远远被西方超过了。小结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因此，研究封建经济是研究封建社会的关键方面。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是给现代中国留下的沉重遗产，落后的方面居多，进步的方面居少。但我们学习历史不在于分清成败，而在于古为今用，从封建社会的变迁中能得到启发。小结前面几点可以发现，封建社会的统治是一个阶级进行的，专制集权的封建皇朝也只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能帮助我们理解国家的本质。国家不是超脱于社会之外的，哪怕是封建时代的“天子”，它也属于一个阶级，要为所在的阶级服务。其次，封建朝代几经更迭，封建生产力却没有脱离那个怪圈，没有太多质的变化。到了封建末期的明朝，虽然资本主义萌芽终于出现，却很容易地又被另一个地主政权掐灭。这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也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单纯期待重复发生的经济危机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强力去维护这种生产关系。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新生产关系的难度逐渐加大，生产力的绝对提高对于当前统治阶级维持统治是一个利处，因此生产关系的变更会更需要被统治阶级的主观因素，即被统治阶级的阶级自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从整个世界范围，这个谚语辩证地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变迁。奴隶制的强盛地区在中东，封建制的强盛地区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强盛地区到了欧洲。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的进步会孕育落后的因素，因为阶级力量的对比更有利于当前的统治阶级。当然，再从资本主义制度再往前进一步上，东风是否能压倒西风，并不是由这个规律决定的。正如前面所说，它的难度变大，它将更依赖于被统治阶级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