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把美和审美问题与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人的解放”才是马克思阐释文学审美问题的基矗这使马克思的文学批评超越了艺术学的范畴,也是马克思的美学研究为什么总是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原因。马恩更关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命运、抗争和胜利。关于理想精神,马恩反对把“现实的人”变成“抽象的观点”、用“善”和“恶”这“两个不变的范畴来评价一切人”,他们倾心的是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的胜利。
马克思的文学批评理论建树及其对我们的文学批评的统领、指导地位,断难撼动。其理论批评的恒久魅力,无处不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需要“多元共建”,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支撑。就此意义上,重申马克思文学批评经典对文学批评的历史贡献及当下指导意义,就显得很有必要。
柏拉威尔认为,马克思的美学观和文学观是以一种总的历史哲学为基础而发展变化的,“他的发展是经常不断、始终如一的,他在设计未来社会的革命性蓝图的时候很少需要修改他早期的文学观点。”
对“现实关系的本质性”、“人物形象的典型性”、“细节的真实性、典型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文学作品的倾向性”等文学批评命题、概念的提出,可以见出马克思对“历史的和美学的”文学批评的主张与建树的巨大魅力与历史穿透力,它们至今仍没有过时,非但没有过时,还因文学批评发展的要求而显得弥足珍贵。从基本原则到特征性手法、从描写“现实关系”的客观真实性到典型性的细枝末节的层层联结,更见出马克思文学批评理论的系统与缜密。这一体系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历史性,即,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相统一,不断地与时俱进,显示出“现代性”价值。在其三个理论层面中,作为逻辑起点的“现实关系”便是一个历史范畴,因为它总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作为逻辑推导中间层次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强调人物和环境的历史具体性,与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相联系,还要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最现代的思想”,仍在历史概念范畴的运行中。
说到人性,马克思坚持从人的本性及其历史演变角度提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人类本性被看作与自身需要关联,即人类是在受制于自然界前提下通过不断改变自然界满足自身需要的:一是通过自然科学所推动的生产活动满足物质性需要;一是通过社会科学所建构的社会关系满足精神性需要。其中,人文科学是人类对与自然界关系的基本认识,也是对自己一般本性的反思;哲学是其逻辑形式,文学是形象表达,历史则是客观载体。由此可见,所谓“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欲望叙事”、“暴力美学”、“黄色文化”等等,其实都属于被马克思在两百年前就批判过的“动物性本能”的形态,它们与人性、与美是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的。人,应该是崇尚美、追求美、向往美,而不是将自己降低到动物的生存本能层次。
事实上,即使没有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数学、语言学等方面的宏伟建树,仅仅作为文学批评家,马克思也是极为杰出的。他是为数不多的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奠基人而对文学理论批评非常精通的才华卓著的学者之一。马克思对布冯的“风格即人”颇为赞许。在论及“风格”时,他指出,“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我不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这里,马克思所谓的“真理”,是指可以代表事物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规律性的结论、道理、观点等等,而他所说的“我”,则是作为作家的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一切文艺作品的形式——— “有意味的形式”。
与一般意义上的批评不同,马克思的文学批评或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并不简单地接受审美的现代文学观念,而是像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主义“一直对审美价值保持了某种沉默”。这样说并非否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中的审美元素,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矗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与排除功利目的、强调审美自律的现代美学有质的区别。贝尼特强调,“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目的不是制造一个审美对象,不是揭示已经先验地构成的文学,而是介入阅读和创作的社会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批评关注的文学问题不是对审美价值的确认,而是审美价值判断机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这使马克思的文学批评必然地具有了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特点,政治话语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话语的基本成分。马克思把美和审美问题与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人的解放”才是马克思阐释文学审美问题的基矗这使马克思的文学批评超越了艺术学的范畴,也是马克思的美学研究为什么总是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当代中国文学要实现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理性精神,包括强烈的人文意识、进步的理想精神和无畏的批判精神。关于马克思提出的“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质”,卢卡契阐释道:“虽然始终受到时代的各种客观和主观倾向的最强烈的影响,艺术不会放弃它的普遍的人道主义,当然如果它本身不想放弃的话,这种人道主义只能以鲜明的阶级判断为基矗”
马恩更关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命运、抗争和胜利。关于理想精神,马恩反对把“现实的人”变成“抽象的观点”、用“善”和“恶”这“两个不变的范畴来评价一切人”,他们倾心的是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的胜利。关于批判精神,马恩在他们各自《致拉萨尔》的信中不约而同地提到“批判的态度”,马克思还曾说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 “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对此解释道:“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所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马克思认为,作家的理性精神和文学的客观真实性相辅相成,使现实主义创作具有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回望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简单的一元论、二元论到多元论,应该说,时代在进步。只是,“多元共建”不等于放弃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武器,更不能抽掉马克思文学理论批评这一重要篇章。批判的武器决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在汲取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养分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数典忘祖、买椟还珠,将至今仍散发着巨大生命魅力及批判与建构力量的传统经典弃置罔顾。在此意义上,重拾马克思文学理论批评经典,对于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不仅很有必要,也颇具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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