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记得，在一次语文晚自习上，刘老师让我们以“希望”为话题作文，我挥笔《中国教育的希望在哪里》，并当着全班同学和老师的面，慷慨激昂地大声演讲，把很多人吓一跳。老师笑着说：“丁子也太愤了吧，这让我也感到做教师充满了罪恶啊。” 依稀记得，向同学介绍韩寒的快感。
依稀记得，元旦晚会编节目《高峰对话》中对“不必读书目”批判解读。
依稀记得， 热血沸腾向校领导多次申请关于“钓鱼岛事件”的演讲。 当时，我深知自己近乎人格分裂了，一方面是背负着老师家长的高分期待，一方面是对应试教育的觉醒萌芽。虽然我当时通过看了一些书，助长了批判思维，也对应试教育有了初步觉醒，但我没有退学的想法，因为我在已经萌芽一套理想教育方案，起码我也初步知道了怎样去做一个好老师。《我不原谅》一书开启了我对中国应试教育的反思，而《感悟美国教育》一书让我看到一了个全新的美国素质教育的方案。因此，我在复读班里，无数次告诫自己一定要咬牙坚持下来考大学。只有坚持下来，才能有机会打入教育体制内部，真才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教育改革担当。也许我一个人可以逃离教育体制的摧残，可还有全国千千万万的学生依然在被应试教育束缚着、摧残着。正是这种深切的同情心让我坚持下来，去推动中国教育的变革，去解放更多的学生。 我当时想得比较深远，是因为在《疯狂阅读》里看到了几篇有关一批高考弃考者内心独白的文章。文章的主人公都是为抵抗应试教育而以退学、弃考、故意考零分等形式引起媒体关注的80后、90后，他们一边在社会上闯荡，一边自学，还有的建立一些教育改革小网站。多年后，他们很后悔自己当初的这种极端的对抗应试教育的方式，并诚心劝告后来者：要想改革教育，必须要坚持下来去读大学，才有机会打入教育体制内部去实现自己的教改主张。我当时就醍醐灌顶，这是多么痛彻的领悟啊。 就这样，我找到了在复读班坚持下去的理由。但我只是心态平和了一些，依旧骨子里反感那些“标准答案”。我当时对自己的要求很低，就是只需自己坚持参加完高考就行了，至于考得好坏都不重要了。 结果，2013年高考我考了483分，比应届还低，好在那届试卷很难，分数普遍较低，二批分数线是480分。我过了二本，老师父母同学都为我挺高兴的，毕竟我是在一个镇的高中读的差生。 就这样，混了个面子上的的二本学校，来到了湖北科技学院。在很多人的眼里，还认为我在复读班挺努力的。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有这么一段凄美、痛彻的思想斗争史。

五．2013年高考后的教育审判 2013年6月8号傍晚走在回家的路上，得知短短几天内余洪村有三个人去世，其中有一个是我的二奶奶，后来的7月份又得知两个人意外去世，一个人在田间热死了，一个人在楼上做事摔死了。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我“见证”了五个人的去世。但就是在葬礼上，每一个人只要碰到我都要问的考得怎样。我感到一种痛入骨髓的悲哀，我不是悲哀亲人的去世，悲哀的是亲朋好友对学生高考成绩的如此重视，连在葬礼上也要问你成绩。 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我开启了对自己从学前班到高四这14年的教育审判。在这14年里，我失去了什么，我得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由于当时我掌握的理论高度远远不够，很难全面深刻的回答这一命题。但我还是尝试着借用一种自觉审判意识，希望能做出简单的回答。
小学，一个德才兼备的“小雷锋”。 在小学阶段，我是一个有文学天赋而且对自然科学很好奇的孩子，同时我还是一个“小雷锋”，和勤快的“小女孩”，此外，还带有一种叛逆和正直。那是的我就是一个这么复杂、早熟的孩子。在四、五年级时，我就已经开始写得一手好古诗，同时还开始写一些现代诗歌，到六年级时，我还写了一部15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人生真义》（后来才知道，这只能算是一部反映20世纪初农村矛盾和童年记忆的散文集。）。那时，我对电话、电视、电视塔、蝌蚪、蚂蚁等等充满了好奇。每每看到邻居家的电视塔就是用铝丝扎在竹篙顶端，能收到信号，我就很好奇，我问叔伯们，可他们只知道效仿别人这么做，也说不其中的缘由。在村里面，我很乐于帮助老人提水、拎菜篮子，帮叔伯看稻谷赶走小鸟儿。当时，乡亲们都笑称我为“小雷锋”（那时，我并不知道雷锋是谁）。在家里，由于爸妈忙于农活，我也很早学会了自立，比如做饭炒菜、洗衣服、扫地等等，乡亲们笑我是个勤快的“小女孩”（实际上，我家没有女孩，只有我们兄弟两个）。六年级时，村里面盛行“搓牌买码”，家里每天乌烟瘴气的的，我有点“愤怒”。印象中，我用毛笔写了一首写了我的老师黄清的反赌诗，把它贴在墙上，大骂长辈们（诗的开头好像是“搓牌买码日夜兴，败坏伦常恶贯盈。”）。这样的叛逆举动，完全超出了同龄人的范畴。以贴“反赌诗”事件为界线，我从一个善良的被乡亲表扬为“小雷锋”的好孩子，变成了一个被乡亲辱骂为多管大人闲事的坏孩子。此后，我常常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变得孤僻起来，由于看到了乡亲们丑陋的一面，就再也不愿做“小雷锋”了。小学阶段，由于是在农村读的，学习任务相对较轻松，孩子们的考试竞争意识也很淡，成绩不好也没觉得什么自卑的。但在以数学和语文为绝对主科下，已经有很多同学开始做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题了，我在六年级时也做过一本数学奥赛题目的书，以显示自己“不甘落后”。这个时候，由于对自然科学的好奇又一时没有人能解答自己的困惑，就慢慢被做奥数题的热情给盖住了。当我上了初中才知道，很多小学的奥赛题用初中数学方程的方法就很轻易的解决，但在当时的小学去做未免大大超纲了。现在才醒悟，小学生去做过于拔高拔深的奥数题，埋葬的是快乐宝贵的童年，和那颗对自然科学和发明充满好奇的心。在五六年级的语文方面，我的老师当时为了始终保持他教书以来在全镇统考中取得绝对的班级平均分第一名的“荣誉”，他用他教书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出一套“万能应考方法”；几乎把所有要考得知识点都归纳出来，让我们同学去抄在本子上，同时他还自己把历届的优秀作文汇集成一本《优秀作文选》，让我们每天读背。老师经常自豪的说：“作文话题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你们背熟了这本作文选，作文就像是默写一样，而且一定能拿高分。”有一次镇统考，作文题目完全被老师对了，结果全班同学的作文几乎一个模子，都是默写《作文选》的事例，只把开头结尾略做改动。当老师和同学都在为“优异”的语文成绩而沾沾自喜时，殊不知孩子们的想象力和自我认知的萌芽已经被扼杀了。
初中，个性与人性开始被抹杀。 初一时，在一个民主开放的年轻班主任余丹的带领下，班里的文学氛围很浓，出现了“三小文人”，一个是很喜欢写现代诗歌的张金星，一个是很喜欢写散文的袁媛，还有一个文笔流畅、会写诗歌和议论文的张丁丁。“三小文人”都酷爱阅读，时常聚在一起交流文章和读书心得。都很不幸，三人英语成绩和数学成绩很差。记得当时有一个姓黄的年轻的英语老师看到张金星的课桌上的课外书摆得很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呵斥道：英语成绩一塌糊涂，语文成绩再好也没用。初二时，余丹离开学校去考研深造了，袁媛也辍学了，张金星也转到了一所私立学校，只有我还在那所学校。初二时，换了一个女数学班主任陈丽君，由于我最喜爱的余丹老师的离开，以及两位文友的离开，加之到了初二老师们和同学们普遍开始重视成绩的总分排名，还有我的偏科，等等原因，我开始由一个自信的“文学少年”变成了一个自卑寡言的偏科少年。此后，迫于总分排名的竞争压力，我下狠心文学丢到一边，几乎没有再去阅读课外书和自由写一些文章了。这种“文学断绝”一直到2013年高考后才打破，可惜“文学的灵魂”在长达六年之久的压迫下近乎死亡。初二初三，由于数学、物理的偏科，中考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开始了挑灯夜战,，寒冷的冬天在凌晨四点强迫自己醒来做着《物理完全解读》。那年，中考考了474分，“庆幸”还有一所镇上的高中金牛二中收留我这个差生。
高中，一个传统的刻苦学习的好学生。 终于有一个高中“收留”我了。高一时，那个班有90人左右（到毕业时剩70左右人），可谓人“鱼龙混杂”啊。刚刚从中考中解放出来，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很快，我又在高一（7）班这个大部队“崭露头角”，在班里主持诗歌朗诵比赛，又在学校的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同时每天坚持大声朗读《论语》、《三字经》、《百家姓》，上课积极回答语文老师的问题。注定了我不能活跃太久，很快到了高一上学期的尾声，要按期末总分来分文理科了。A班的一位称我为“政治大王”的陈文清老师很喜欢我，希望我能去他的班里。可惜，由于差几分就被分到了B班，在这样一个镇上的高中B班的学生常常被认为是只能考上三本或高职，若出现了一个二本的就是个奇迹，特大的新闻。尽管如此，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好学”、“上进”的学生为了打破“历史记录”考上一个二本，十分刻苦的学习，甚至比A班的同学更加努力。高一下分班之后，开始接触李阳疯狂英语，每天疯狂的读背考题和句子、范文。那段日子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对李阳疯狂英语深信不疑，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拿着小书狂背，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地步，也不怕声音大而打扰到别人。据说，我当时读书的声音经常吵到后面睡觉的人。经过半个学期的疯狂英语，我的英语也确实提高了不少，特别是语法方面。后来在我的带动下，班里很多人买了《突破高考英语》一书。作为一个文科生，除了数学不用背之外，其他的科目都要背。据说，背书是我们学校的宝贵传统。用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你都能听到背书的声音。后来，我讨厌背书了，因为我发现很多东西如果不理解即使当时背来，很快就会忘，而且考试也很少直接考书本上的。我转向了理解与总结书本原理，还经常画知识结构图。在B班的人绝大数人都偏科，我也不例外。我的地理和数学在每次考试中严重脱后腿。因此，我把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地理和数学上。接下来的备考的苦熬日子，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每天比赛背书、比赛做题、比赛分数，过着“除了应考，其他一文不值”，“每天一斤卷，强壮X中人”的日子。这和全国千千万万的学子一样。
审判途径： 2013年高考后的近三个月里，为了解答自己会教育的困惑和寻找自己，我一方面开始访谈很多老师、同学对中国教育的看法，一方面从网上购买几十本有关教育反思的中外论著，同时还开始着手写大量的文章去反思总结自己这14年所受的教育。
审判结语： “ 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证明，我受到的教育试图把我变成一个跟我真正成为之人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因此，我要谴责的，正是我的教育者依据其动机给我带来的伤害。我要从他们身上讨回我现在的这个人。而且，因为他们不能把这个人还给我，我还要在来世发出锣鼓般响亮的谴责和嘲弄之声。”（《21世纪学习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