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柏謙 英國倫敦大學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 原题：從台資與台商「登陸」歷史思索兩岸服貿協議
只要讨论到台湾与中国「经贸交流」，来自台湾资本家（台商）与其投入中国的资本（台资），过去20年来在台湾与中国两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扮演著不容忽视的决定性地位。 但真正弔诡的是，面对台商╱台资时，我们却反而在现下统独光谱两端的论述中发现，对待实际上作为台（湾）资（本）人格化的台商，无论是肯定西进得以「促进两岸经贸整合、有利于民族统一事业」，进而选择乐观其成、甚至认为是大势所趋的正面态度，抑或是反对「西进」（常辅以南进或根留台湾、吸引台商回流等主张），认为台资与台商的前进中国，将造成台湾产业空洞化，伤害台湾经济自主性的态度；台商╱台资却同样讽刺地成了光谱两端者竞相争取的对象。 这种看似坐落于光谱的两端，但本质上却相去不远的出发点，同样关键性地决定了如何看待、评估两岸之间的「经贸交流」、「经济整合」；或者更明确地说，「自由经济」进程。然而我们认为，无论上述任何一种现下主流态度，真正共同点，都在于忽视甚至根本无视于两岸工人阶级在进一步资本交流与经贸整合下的处境与命运。简单来说，两种对台资与台商的立场发展出来的论述，关照资本竞合、流动乃至于佈局或获利成了主旋律，两岸工人阶级非但不具主体性，更根本丧失了话语权，换句话说，上述两种立场双双建基在资本、而非工人立场出发的政治╱经济盘算。

台资与台商：中国资本主义化道路上的先锋队 也因此，我们认为，从左翼与工人阶级为出发点对两岸经贸整合、ECFA乃至于服务贸易协定种种议题的思考，就不能不同时严肃地看待台资与台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20年间对两岸工人阶级处境与命运所带来了关键量变与质变。 我们可以试图从以下几个面向观察台资与台商在推动中国迈向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形成过程的「贡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引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与中国地方腐败官僚层建立共生关系并强化地方官僚层意识形态上的右倾，在打造新一代中国工人的资本主义心灵等，中国在过去二十年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的几乎每一步重要转变，台资与台商均佔有其难以忽略的地位。 台资对中国资本形成过程的吃重角色 就在邓小平在1978年掌权；中国共产党并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战略决策后，一举翻转了毛时代以来闭锁于「一国社会主义」内的计画经济制度，开启了中国至今仍持续进行，长达35年的经济开放脚步。 而约莫就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末期的同一时间，台湾岛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则逐渐走入成熟阶段，20年来以利用自农村游离出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所支撑起的加工出口区与外销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策略，开始面临所有发展近成熟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面对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事实上，因常处军事戒严状态，蒋氏军政权高度压制了任何足以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团结组织存在，合理推测尚且延缓了台湾资本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同时期岛内经济结构在80年代起服务业佔GDP比重首度超过了製造业，台湾的製造业开始在80年代起展开资本外移的脚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首次成了台湾製造业资本对外寻求更廉价劳动力肥沃的投资新天地。 一些研究者认为，早至80年代初，两岸尚未有官方正式认可合法的经贸互动前，台湾的资本就已经开始透过第三地（香港、新加坡或美国）与外国人合作名义进入中国投资。不过真正第一波台湾资本较有规模进入中国，则是在1987年，台湾政府开放大陆探亲，台商才开始大量涌入大陆设厂投资。中国看似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对台商产生了莫大的拉力，另一方面，解严前后因国民党对台湾社会管制一度鬆动所产生的政治机会，台湾工人运动与环保运动等各种社会力开始蜂起，各类涉及工资斗争的劳资战役在全岛延烧串联，台湾工人阶级初步觉醒进一步压低了台湾资本家的利润率，无形中亦扮演了台资与台商西进的推力。1988年末，王永庆等台湾资本家则直接在各大平面媒体刊载声明，抨击劳工运动、环保运动造成台湾社会混乱，同时扬言将採取「投资罢工」手段因应。一拉一推的加乘效果之下，经济逐步开放的中国成了台资最佳的投资新天堂。 虽然此后1989年所发生的事件，曾短暂对来自台资与台商前进中国的决定造成一定衝击，台湾与全球各地资本因对某事件后中国仍否持续维持经济开革开放之大方向产生疑虑，而纷採观望态度，然而这个短暂的观望，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更重要的是明确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新目标后，台资对中国的投资不断扩张的趋势从此确立。台资对中国投资金额http://farm6.staticflickr.com/5480/9467734476_3fa12c0be8_o.png（单位：亿美元） 从经济部核淮的台商赴大陆投资金额统计可以看出，台资赴中国投资的金额从1991年时的1.7亿美元开始稳定成长，1995年首次成长突破10亿美元，而在进入民进党执政时期的2002年，则再一次倍增、跳跃性地成长到单年投资金额超过67亿美元，此后一路成长至2008年突破百亿美元。至今年5月份，台资在中国的投资金额已经累积达到1291.5亿美元（约相当于3兆8745亿新台币）。 而一般来说，为了规避经济部投审会的审查，不少台商的资金是透过第三地等方式转进中国，因此经济部所掌握的赴中国投资金额数字合理将低于实际数字。若从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来看，台商在中国投入的资本佔中国全体FDI（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比例最高时约超过5%，为中国前五大资本输入国。然而2008年时国内一份研究曾推估，若同时考量到台资从第三地转进中国的资金，台资佔中国FDI的比重将提高至逾14%，在所有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资本当中，仅次于香港而居次位。因此，我们可以这麽说，来自台湾资本家的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迈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与来自香港之资本，共同扮演中国经济市场资本形成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角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引进 上述输入中国的庞大台资是如何在中国运作的呢？又或者说，这些资本对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真正扮演的角色为何呢？最重要当属透过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大量雇用中国新一代工人阶级而将资本主义引进了中国。简单来说，包含台资在内的外国直接投资，透过设厂、雇工、管理等实作，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以雇佣劳动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带进了「社会主义」中国。 从总体雇用人数来看，经过20年的两岸「经贸交流」，台资企业在中国究竟雇用了多少工人？台湾与中国两地政府没有相关的官方统计数据，不过根据一份研究以多种模式推估，至2008年为止，台资企业在中国一共雇用了1,300万至1,500万的工人，约佔中国当年劳动就业人口7.75亿人接近2%。从另一个更显著的角度来看，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外资企业在中国雇用的总劳动力大约是4,500万工人，换句话说，台资企业在中国僱用的工人足足佔了全体外资企业雇工近三分一，说台资企业身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资雇主并不为过。 我们当然不可能闭著眼睛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进程当中，自始自终仍扮演著最为关键的所谓经济发展战略制定与宏观经济调控背后看得见的那隻手，但我们同样不可能将台资╱台商（或外资╱外商）视为仅仅只是缺乏主体性、纯然被动的天真配角。台资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资本无异，存在就是为了实现自我增值的职能，今天无论投入台湾、东南亚抑或是中国，设厂、投资、雇用工人，核心目的就是投入生产；获取剩馀劳动价值并实现资本的自我增值的目标。台资与台商在中国所引进的新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则是複製了过去二三十年在台湾运作的模式。 台资工厂内生产线上的劳动过程与其中所普遍存在的军事化管理手法，透过学者陈佩华（Anita Chan）等人研究中呈现出的，是常态性的长时间超时工作、充满著各种扣薪、罚款的工作规则，以及完全无视于工人人格与隐私的各种高压监视，各种军队中规训操练士兵的模式被直接移植进了生产关系的管理之内。台商面对採访时，甚至曾毫不避讳表示，为了管理方便，公司召募台籍干部会优先挑选具军事训练背景者。陈佩华以宛如初期资本主义发展翻版来形容这些台资企业内的雇佣生产关系。 我们从另一份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在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前，针对台资企业的抗议行动中，整理出90年代台资企业高压管理与「职灾输出」频传的表现，可以同时想像台资企业对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贡献」。（见表一）http://farm4.staticflickr.com/3767/9644253646_6fe172c06c_o.png 这些台商企业对中国工人施行的军事化管理手法，对台湾的工人阶级来说一点都不新鲜，不过是台资企业在台湾工厂内过往二、三十年的生产关系翻版。不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一代自农村游离出来的广大农民工而言，却是头一次遭遇，台资与台商的影响，就在于渐进式地将这种雇佣生产关系普遍导入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只不过，毕竟中国仍旧是一个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洗礼的国家，即便农民工并非中国共产党传统意义底下被标榜为国家主人翁的（国企老）工人阶级，他们却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真正逐渐发展成为除出卖自己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中国工人在面对与适应新的雇佣生产关系上，较经过国民党军事政权长期压制驯化后的台湾工人阶级，显然还是有著一定程度上差异，新兴工人在集体行动的形成过程上，整个社会仍旧残存在著可资利用的丰富左翼历史资源与意识形态武器。 因此，农民工的战斗性依旧时有所闻，特别是在高压管理且高劳动强度的台资企业内。只是，面对缺乏进一步组织化与激进化发展与串联可能性的中国工人阶级，其战斗性被国家机器与党侷限在厂场内，台资企业则报以各种威逼、分化等资本主义劳动体制内惯常压制劳资间斗争时的手法，成功地予以回应并一次又一次瓦解工人的抗争，驯化工人的战斗性。借用国内学者王宏仁说法，台商透过这些生产关系与管理手段，将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带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后进国中国。 台湾官方陆委会在1992年所出版的一本名为〈台商赴大陆投资失败案例之研究〉裡，生动地描述了一家在广州从事製鞋业的台商所遭遇到的劳资「困境」以及台资企业「成功」的因应之道： “…厂长表示，经济开放复对大陆新一代青年产生衝击，广州市首当其衝，加以娱乐场所多，找工作容易，工人较会「拿跷」，有一些广州市籍的年轻工人，经常藉故迟到上班，而遭厂方扣钱，心有不甘。有一次该厂因逾期未发工资，引发厂内员工群起罢工，经厂商调查，原来是有几位新招募的高中学历的新进人员，以要求加薪和缩短工时，暗中煽动其他员工以罢工方式争取权利。 …此次该厂罢工长达数日，整厂生产线停顿，造成发货时间延误，眼看亏损已在所难免，该厂厂长与台北总企司董事长沟通后，决定不惜以「换血」为赌注，彻底将全厂员工换掉，而不与大陆劳方妥协，结果多数员工怕失去工作，而纷纷回到工作冈位，只有那几位新进人员遭厂方革职。（粗体为作者所加）” 自此之后，该厂即推行军事化的生产管理，该工厂在台北总公司的董事长表示，对于现场作业的员工，不再雇用高中以上学历者，所有作业人员的衣食住行皆由厂方归口管理，譬如为员工订做制服;对于两千名员工规定分批进入可容纳四、五百人的员工餐厅中进食，不但集体进出餐厅，而且不淮喧嚷;同时也要求员工统一住工厂，宿舍，清晨六点半起床做早操和晨跑，种种军事化管理，维持纪律，使工厂生产线不再有人为的干扰而影响作业程序。 这些在台湾看起来，再熟悉不过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雇佣劳动体制，与中国政府法治抑或人治，与中国共产党仍否依旧实际掌握国家重要经济活动的关系极为有限，而扎扎实实是由台资与台商所一手带进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中的中国。如果从上述的出发点来看，台湾工人阶级的命运，正恰恰因著台资与台商的「西进」中国，而与中国的工人阶级建立起了理应密切而休戚与共的有机连带关系。与腐败官僚层共生 分食农民工劳动的血与肉 一些为台商抱屈的声音曾如是论述：因中国至今仍不是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中国「极权」体制的不民主、不自由，连带影响了台商与台资企业对待工人与经营企业的态度，或云台商投资面对的往往是人治更胜于法治的环境，投资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对台资企业的营运影响至为关键。学者吴介民甚至是以受害者的角度看待台商与台资： “由于中国恶劣的制度环境，使企业往往需要通过特权庇护的管道，来降低经营的风险。这种政商关系，本质上乃是一种资本和政权的结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权发展主义…在中国的台商，过去在台湾威权时代已经适应了与专制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台湾资本在中国的经营方式，乃是威权发展主义馀绪在中国的延长，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台商就比较没有办法省思到，这种「后门特权」为背景的红包文化，实际上包含了对劳动者与环境的制度性剥削。台商在无意中，附和了、或甚至次助长了中国的威权统治。” 退一万步想，我们暂且先不谈将台资企业与台商视为受害者来理解是如何昧于事实而荒谬，然而我们确实也可看见，台商与台资在中国多年来的运作，与中国地方政府与党官僚层有著千丝万缕的关系，台商在地方的投资与商业行为确实没有完全主导性而须仰赖其与地方层层政府之间经营的「关系」好坏而定。然而，重点在于；一来，资本流动至全世界各地投资的行为，本来就不可能不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这本非中国所特有的状态。其次，中国各层级政府与党官僚与台商以及台资之间的互动关系亦非单向，中国改革开放后各层级政府与党机器层出不穷腐败的官僚层，资本引入的变项，正是加深并恶化这样腐败与贪腐的共生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共产党腐败官僚层滋生的温床不在他处，恰恰寄寓于上述所提到改革开放后资本的引入与一步步迈向资本主义化道路上。众多研究都曾描述台资与台商是如何在地方，与中国腐败的官僚层结合成为利益共生的联盟，如何将中国一步一步推向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如何联手压制中国工人的战斗性，如何共同分食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成果的血与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腐败的官僚层，则因与台资、港资或逐渐成熟壮大的中国私人资建立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在物质基础转变决定意识形态转变下，右倾越来越不可能走「回头路」，并可预期将持续扮演著推动中国进一步资本主义化、鼓吹全面「自由化」与「私有化」的幕后主力。从製造业到服务业: 以美容、美髮业为例 回到《服务业贸易协议》裡讨论焦点的服务业，事实上，在《服贸协议》签订前，许多没有受到限制的台湾服务业资本，早已继製造业资本后，一波波前进西进前往中国投资。时间点上恰与中国希望从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逐步调高内需市场的比重的政策规划相符。换句话说，在台资╱台商登陆20年资本主义化的中国製造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后，台资╱台商亦开始进军中国新兴的服务业市场。 以此次《服贸协议》签订后，被一度质疑为中资进入后将导致「洗头洗髮兼洗脑」的美容美髮业为例，台资╱台商在7、8年前早已登陆，这几年间，我们看到的是，台商╱台资再一次将台湾美容、美髮业惯常以军事化管理对待、规训员工的模式引进中国，以及鼓吹一套台湾美容美髮界普遍以剥削名为建教合作生或实习生的廉价劳动力所建立起的劳动力徵补系统。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已经开始学习台湾直接与职业学校建立产学合作的模式，将台湾美容美髮业整套剥削劳工的制度移植到中国。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台湾服务业资本进入中国在先，同样已经逐渐产生并扮演与製造与製造业资本类似的示范与「技术提升」效果。 而在美容、美髮外，被认为是此次《服贸协议》台湾最大的受益产业──金融服务业，日后进入中国，也应被视为中国官僚层希望透过台资金融业在中国的实验性运作，预先小规模实验与规划中国下一波金融自由化与私有化的计画。简单来说，就如同改革开放以来被引入投资在製造业的台资一样，服务业所引进的台资╱台商，恐将再一次将扮演著推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改革」的先锋角色。 小结：亟需来自两岸工人阶级为出发看待「经贸整合」 为什麽在讨论服业务贸易协议的系列论述中，我们需要一篇讨论台资╱台商在中国迈向资本主义化的历史所扮演的角色呢？因为，我们认为，唯有从与资本对立的工人阶级的角度来检视来自台湾资本在中国的流动与扩张，才能够正确看待台资╱台商对两岸工人同时间的影响，唯有正确认识台资╱台商对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影响，才能够翻转当前主流统独阵营均以台商╱台资（而非两岸工人）马首是瞻的头脚颠倒认识论，进而看见资本在两岸间流动对两岸工人阶级命运与未来的高度关联性，而致力于尝试摸索出真正以两岸工人利益为优先的共同政治、经济主张，并追求最终建立全世界工人连带的视野与契机。 当然，我们也体认到，在统独阵营与两岸主要政党所各自设定的语境与框架下，这样的声音短时间势必只能是相对微弱的呼喊，但我们相信，站在左翼与工人阶级的立场，唯有透过如此的思考进路，才是两岸工人阶级真正的出路，我们也愿意相信，当前两岸经济与政治上各自缺乏来自双方工人阶级参与的所谓整合，终将会因为与工人阶级利益上的衝突逐渐扩大与明显，为真正来自全体工人阶级的统合与奋斗，开创出一个有利的环境。【注释】 可参见2013/06/18 新华网〈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回归民族经济共同体是台湾经济最好的出路〉 洪家科、童振源（2010）〈台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1988-2008年〉 王宏仁（2000）〈台商现象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时报》 吴介民（2012）《第三种中国想像》，页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