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萬人上街過後 談談佔領立院行動的內部問題

时间: 2014-04-03 19:47:59
栏目: 时事评论
话题:

作者:徐沛然

2014年3月30日,50万人上街游行,这场佔领立院行动创造出台湾社会历史上最多参与人数的运动记录。在以「捍卫民主 反服贸黑箱」为主要诉求,顺利引发社会关注时,运动内部仍存在各种问题。持续推议题前进的同时,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这场运动后续的面貌。接下来这个阶段,局势如无明显变动,运动应该会进入一段短暂的「盘整期」,有一些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趁现在来谈谈。

内部民主与决策机制问题

自3月18日佔领立法院议场后,陆续有人反应在议场内缺乏内部民主程序,以及决策不透明等问题。最为明显的现象是,核心决策小组的面貌不清,他们是哪些人?他们透过怎样的程序获得授权成为核心?他们如何进行决策?其他人该如何参与进决策?以上这些问题,就算是长期待在议场内的成员也未必清楚。缺乏明确的参与决策架构,造成许多人要不就是无条件接受任务指派;自我限缩为仅处理事务性工作;或者因为缺乏参与决策管道而心灰意冷。

据媒体报导,3月23日下午陈为廷在立法院外对鼓譟的「衝组」表示,「我身上现在还有4条案子(指大埔和关厂工人等案),立法院我衝的,我负完全全责任,你愿意负责的话,可以衝总统府啊。」一方面,「立法院我衝的」这部分,根据其他参与者的描述,并不符合事实,18日晚上有很多人一起衝立法院。另一方面,陈为廷话中隐含的意思也可以解读为,「这是我的场子,要待下来就要遵守我的规则,否则你就去另外搞一场。」在3月30日游行当天上午,林飞帆公布的游行八大原则中,第七点「若无法接受指挥或决策中心做出的决议,可以退出行动,请自己去搞一场行动」,也是一样的意思。这样一种把运动当作个人私有财产的想法,不仅流于个人英雄主义,同时并不民主,也阻碍了内部对话的可能。

另外据媒体报导,一群在运动策略上主张要主动出击的成员,正是因为没有办法参与并影响决策,所以自行在台大社科院成立讨论基地,说穿了就是「被逼出走」。这样一群「衝组」聚在一起,意见相互激化的状况下,拟定了衝入行政院的计画,意外引发3月24日警方强力驱离群众,造成上百人人受伤送医的国家暴力事件。如此一来,即便在议场裡的核心决策小组对于「衝组」的计画未必知情,但是衝行政院事件的负面后果,不能全推给「衝组」承担,议场内的成员也需负部分责任。

虽然可以理解在近两个多星期以来,议场内的成员面临极大的压力,也经常得处理各种临时紧急的情况,导致身心俱疲。而在佔领之初的紧急状况下,也可能没有办法设想周到。但就理想面来说,诉求捍卫民主跟反决策黑箱的同时,我们应该也要试著拿相符的标准反求诸己。就实际面来谈,运动的格局已经从短期衝撞逐渐走向中长期佔领,如不能在这个阶段,试著处理内部民主与决策机制的问题,随著运动持续,势必面临内部意见分歧缺乏机制整合的困扰,严重时更可能产生成员集体出走或是运动的分裂。3月26日,因为行政院事件的检讨,重新组成的九人决策小组,至少是个好的开始。

内外场之间的潜在矛盾

日前台大社会系教授何明修曾投书〈一场忘了野百合的学运〉一文,文中指出,这场「太阳花学运」现场并未出现阻隔市民与学生的纠察线,同时学生证也不再是某处的通行许可证,何明修对此表示高度肯定。然而事实上,现场仍然存在许多「限制」与「区隔」。除了许多人抱怨连连的,过度执行管理权的纠察队外,常设的医疗通道也引发许多争议。但最明显的现象,在于议场本身就是一个区隔内外的建筑,也将整个运动现场切割为核心参与者的内场,以及外围声援者的外场。(中间夹著警察与纠察队)

姑且先不提任何人想进入内场都得通过警方和纠察队严密的双重防线(也会检查学生证),大部分人应该都能够同意为安全缘故,可以设置合理的检查程序,以管制出入。但在过去两週以来,可以明显看出,内场的成员对于如何组织外场的群众,并无特别的规划或想法。或许也是因为如此,外场就变成由纠察的管理思维来主导著各种秩序。

立院周边虽然设置了三至四个舞台,但不管是演唱歌曲、放映影片、安排短讲等等,多半「外包」给NGO、社团来负责规划与主持。如果外场的群众始终只被定位为声援者,运动没有想要跟他们发展更多关系,那麽随著时间过去,散众迟早也会疲乏离去,未必能累积成为运动的持续参与者,或是更积极的行动者。

内部民主的问题同样也延伸到内外场的关系当中。外场的群众对于服贸议题的任何意见,缺乏途径和管道将这些意见送入内场,同时外场也没有代表可以参与决策机制。3月26日,具有丰富参与式民主审议经验的吕家华,在立法院外主持了一场「街头审议」,让民众现场分组讨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各种面向与内容。这样的操作,在当时只是被视为一场「活动」,不是「组织工作」,也不是「决策参与」,其实有点可惜。

而且,外场的群众也不见得都会愿意乖乖地坐在地上听演讲、看电影、听演唱会。在参与过程中,很可能对议题激起许多想法,或是自我组织发起各种行动,这些当然都是好事。但随著群众批判意识成长,势必会有越来越多人认知到内外场权力的落差,以及缺乏参与决策管道的问题,并对此提出挑战。甚至对运动的论述、方向、策略等产生质疑。另外,所谓的外场也包括了许多NGO团体,NGO成员多半会带著自己的想像与问题意识参与这场运动。如何化解跟群众之间的矛盾?该怎麽继续和NGO协调与合作?以上这些都考验著运动团队的智慧与能耐。

运动明星化的趋势,可以怎麽办?

或许不用我多加赘述,当看到林飞帆身上的衣物饰品可以在网路上狂卖;3月30日大游行当天陈林两人一出场就有人尖叫欢呼彷彿偶像降临;走出立院就有民众争相合照的状况下,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能意识到运动光环过度集中于少数领袖的现象。也许有人觉得单纯是媒体单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有人认为这是议题曝光,或是维繫运动的「必要之恶」;或者有人觉得就是该这麽操作。

姑且不论运动累积的成果是否会被少数人收割,这个假设性问题还需要时间去检验。任何运动或组织,当然不可避免会有内部的分工,以及领袖的出现。但是当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时,每个人自身个性或人格特质的缺陷会被放大,同时少数决策更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评估或判断,这些都会对运动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也就更容易发生背叛、收买或摸头的可能性。

为了避免这些现象或问题产生,通常会以内部民主的机制,以及较为透明的决策过程来牵制领袖的权力。当领袖是透过组织内的民主过程授权而担当代表,那麽也有可能透过一样的内部民主过程来撤换不适任的代表。较为透明的决策过程也表示,更可能落实对代表的问责监督。

然而,如前面所言,内部民主跟决策机制正是当前这场运动的一大软肋,所以更缺乏牵制明星领袖的内部机制。举例而言,3月28日,游行前两天,就爆发了运动核心决策成员之一的中研院副研究员黄国昌,私下和总统府副祕书长萧旭岑会面的事件。这样的行为在一般状况下,通常会被视为「背叛运动」,而接受内部成员的检讨与惩处。然而黄国昌于自己脸书上发表的声明中,并未对这样的行为表示歉意,强调自己仅重提诉求。而决策团队没有公开谴责这样的行为,倒是很快地指向是政府恶意设局分化。

此起事件中,政府设局的意图自然很明显,但黄国昌瞒著所有人私下赴会的行为,也相当可议。事实上,不论他们谈了什麽,这样的接触,就算没有「交易」,光是交谈就可能会被对方「探底」,从而影响整个运动走向。当然,我同意一个成员的言行是否妥当,主要还是得由该运动内的成员共同判断,并形成集体的约束规范。所以,这是否代表佔领立院行动同意成员可以私会政府代表?如否,那麽不处理黄国昌事件,未来恐怕也无从约束其他成员私下和政府代表接触。这样对运动来说真的好吗?但是,该怎样处理?透过怎样的程序处理?有办法处理吗?或者说,这场「学运」,有能力约束「老师」吗?看来,我们似乎又终归得回到落实内部民主,并诚实面对权力运作的规则。

节录由陈信行所翻译《无架构的暴政》一文部分段落做结:

「无架构」成为遮掩权力的面具,而在女性运动中,通常是最有权力的人(无论她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最为大力提倡「无架构」。只要团体的架构是非正式的,决策如何制订的规则就只有少数人,而只有知道这些规则的人查觉得到权力的运作。那些不知道规则、没被选来加入最内圈的人,只好一直迷惑,或者由于感受到她们不明瞭的一些事正在发生,而产生偏执的误解。
要让一个团体内的每个人都能涉入并参与团体的活动,团体的架构必须明确,而不是隐讳。决策规则必须对每个人开放,而这只有在正式架构下才可能。这并不是说正式的架构必然摧毁非正式的架构。通常不会。但是至少这样可以防止非正式架构具有太大的控制力,而且开放一些手段使得参与非正式决策架构的人们如果对整个团体其他成员不负责任时,那些成员可以反对她们。「无架构」的组织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决定要或不要组织架构,只能选择是否要正式架构。所以,从现在起,我只用这两个词来指涉特定的想法:「非架构」只那些并没有建立一套特定运作架构的团体。「有架构」的团体一定有正式架构,也可能有非正式或隐藏的架构。非正式的架构,尤其是在「非架构」的团体中,形成了菁英的基础。

撰写此文的本意,绝非想要挑拨离间,或是质疑林陈黄三人的品格与企图。而是在本次佔领运动的过程裡确实潜藏著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可能以个人的方式浮现,同时却对于运动的开展,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但要追究责任,如果不去检视让问题得以存在的各种制度、结构与文化因素,单单批判个人行为,或是全部归咎于少数运动领袖,也是无济于事。

事实上,恐怕所有参与过这个运动的人,包括高度服从指令,而不去质疑内部民主的成员;看到问题却选择忽视的人;有意利用这个局势的人等等,都共同创造了这样的运动文化与权力结构,也需担负起程度不一的责任。而我仍然觉得,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运动才可以往比较好的方向开展。

当前还参与在佔领立院行动当中的朋友,真的非常辛苦与疲累。当自己身陷其中,疲于奔命时,对很多现象可能也有心无力。这样的条件下,提出这些检讨或许过于严苛了些。但如果我们希望运动的终极目的,在于社会跟我们自身的解放,而不仅仅是立法、修法或是要求某个政治人物下台。那麽我们势必得以较为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所有在运动圈的伙伴。唯有在这样令人不快、难堪、痛苦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学到一些珍贵的教训,并且真正地让我们的力量成长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