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来源：进步青年网

【本文是2013年“统计与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因篇幅较大，经过删节之后刊于2014年第2期《开放时代》】

　　文革主要的政治现象是群众运动，而且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都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我读过三个版本的主流文革史，严家其的、金春明的、王年一的，这三本书读完，你无论如何都无法分清到底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这三本书还特别突出文革中间的各种“恶”，特别是各种骇人听闻的受迫害情节、受迫害数字、经济损失数字。这三本文革史写法有两大特点：一是遮蔽掉文革中间的明确政治分野，二是强调各种“恶”，试图给读者建立起大数量的“恶”与一个含混的文革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文革史写法应该不算偶然，而是可以检验出一种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前面谈到大跃进大量人口数字确定的困难，实际上确定文革的相关数字的复杂和困难程度，还要大得多，大跃进时期还有一个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政府机构，文革期间不仅政府丧失权威和调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组成政府（或者革委会）的成员，不管是来自前造反派还是来自前当权派，都陷入了派性政治的泥坑。

　　我对武汉文革的研究主要通过口述史方式进行，以前试图反映造反派、保守派和当权派，后来也只能舍弃保守派和当权派这两个方面，这两部分人很难接触，接触之后也很难让他们敞开心扉讲述自己亲历的历史。我的口述史研究，到最后得到的主要是来自造反派方面的资料，用这些口述史资料认识文革，应该算是一副带有造反派局限的“有色眼镜”。不过，从造反派的有色眼镜看文革，能够看到很多主流文革史写法中间忽略或者是“删去”的重要方面：文革理论和政策设计与文革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特别是当权派和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关键表现。这也还算是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可以很方便地把主流文革史遗漏的关键部分重新找回来，拼出了一幅更为完整的文革画图，在这样一幅画图中间，能够识别出大部分“受迫害”事件的“加害人”。

　　一、文革的实践层次：群众运动与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历史的悲喜剧也许还是应该用当时的台词来描述，才会更准确一些，所以，我使用造反派同意的“镇压”“反抗”和“当权派”等词汇来表述武汉的文革政治博弈过程，同时，为了方便，也初步做出文革派、反文革派和非文革派的区分，这个初步的区分有助于说清楚文革期间不同政治力量和社会群体的态度及分野。就武汉造反派的亲历而言，他们大多数人承认“十年文革”的提法。在这十年中间文革派力量和反文革派的力量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我倾向于选用“政治博弈”的概念，但是，造反派非常强调自己的弱势，不同意我用“博弈”和“回合”的概念，认为力量对比极度不均衡条件下，这两个词汇都不准确。在造反派眼里，文革十年中间始终存在着反文革派的优势力量及其野蛮的镇压活动，整个文革十年是由反文革派的八轮“镇压”和造反派的六轮“反抗”构成的，自己才是文革中受受迫害最为深重的群体，他们是全国人民中最凄惨的人，甚至在1976年之后这个镇压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还升级了。

　　从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在底层文革派的有色眼镜里面，有一个好处：可以看到非常强大的反文革派力量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就是当时绝大多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强势组合，而这个强势组合的巨大力量及其表现恰好是主流文革史所遗漏的。在“删去”了强势群体的表现之后，各种迫害行为就变成了没有“加害人”的受迫害叙事；同时也只有“删去”了强势群体表现之后，这样的文革史才能够支持那个著名的文革概念“一个人发动十几个人利用上亿人被愚弄”。经过底层文革派的有色眼镜，可以把在主流文革史里面遮蔽掉的、删除的力量及其表现，在口述史再现历史现场里面找回来。

　　武汉文革十年期间的“八轮镇压”和“六轮反抗”具体过程是：

　　第一轮镇压是“工作组镇压期”，1966年6-8月各地省市委派出工作组进入大中学校发动群众运动，普通的学生参与政治，绝大多数是响应这种“面对面”的发动之后才参与的。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组和武汉水院的党委一起联合召开大会，要求学生必须写大字报，说“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写和不写是态度问题。”在学生贴出大字报之后，工作组和党委秘密召开学生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的“左派会议”，让这些人去搜集学生的言论预备在运动后期“定右派”。与此同时，工厂中间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作队把朱鸿霞、刘传福、李向阳三个工人（该厂有一个13人的非专职的工人写作组，这三人都是写作者成员）打成“三家村”，后来朱成为“钢工总”一号勤务员，刘则成为宣传部长。正是在工作组指导下在群众中间“抓坏人”的运动方法，在群众中间造成了“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的明确分野和对立，前者是受到工作组和党委支持的“多数派”（后来公开建立组织成为保守派），后者及其同情者构成“少数派”（后来建立组织成为造反派），文革底层运动中间的两派，以及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对立内容，都是当权派通过“面对面”的发动造就出来的。

　　根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资料，1966年6至7月，由省、市委工作队在21个单位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横扫牛鬼蛇神”，以“三家村”、“右派分子”、“资产阶级黑帮”和“反对和破坏文革罪”被枪毙的1人，死缓的1人，无期徒刑的1人，判15年徒刑的1人，被逼自杀的6人，自尽致残1人，受到纪律处分的112人，打成黑帮、右派、三家村批斗、游斗的1081人、被捕400余人（其中学生159人），共计1608人蒙冤受害。1966年8月24日省、市委指挥的武汉地区的官办红卫兵，掀起的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第二次“革命行动”中，先是改路名，对老字号商店门牌又砸又换，隨后，凡是他们认为的“牛鬼蛇神”、“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右派”，都采取批斗、抄家、挂牌戴高帽、游街、剪裤子和剃阴阳头等“革命行动”，七天功夫，被抄家的21000多户，抄得黄金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万7千块，现金与存析440万，导致自杀112起，被恐嚇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其实，这个时期受到迫害的人士，都还没有介入到文革运动中间来，从后来的演变看，被抄家被游斗的“黑五类”都是文革运动的围观人士，是标准的“非文革派”，而在运动初期挨整的学生和工人中间，只有一部分出身比较好的人士后来参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着手组织造反派，成为十年文革期间底层文革派的骨干分子，这一部分人算是“准文革派”——在自己明确参与文革之前就已经受到过政治打击，武汉许多造反派头头都有这个共同经历。

　　第一轮反抗是1966年8月-1967年1月底批评工作组和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早起工作组或者党委领导运动，在群众中间进行“左中右”排队，选定打击对象之后，指使党团员、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搜集“右派学生”的黑材料，这个搞法一开始，就有少数学生对这个运动的搞法不满意，采取公开批评或者越级上访告状的方式进行反对，这种“反对力量”的存在，导致工作组和党委更为严厉的打击。北京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反干扰”，据后来统计，北京24所高校中间，有102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和2591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武汉水院学生郭明正因为透露“左派会议”内容并明确不同意在学生中间抓右派，受到工作组和当权派的构陷，省委指示公安厅在群众大会上公开逮捕他，打击郭明正的背景是王任重根据北京的“反干扰”精神给湖北省委写了一封信。根据后来造反派汇集的资料，在决策“反干扰”“抓右派”精神中间，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陈毅、李雪峰、胡克实等政府高官都是一致的，康生、陈伯达到七月中旬才在内部会议中间表示坚决反对，直到毛泽东回到北京的七月下旬，文革小组成员才公开出面支持批判工作组的少数派。如果没有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支持，显然，第一轮反抗就会迅速被镇压下去。

　　中央对于造反派的支持，就武汉地区而言，有两个举措的实际效果很大。一是周总理亲自指派人民大学的学生为领队、北师大为副领队、北航的大部队组成“南下造反大队”到武汉，这个造反大队到达武汉之后，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省市委，其中最激进的学生提出“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傅军胜本人在张体学（当时任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接见时表示“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张对这个意见当面的表示是欢迎和接受，但是在背后，张体学说傅军胜这个大个子“坏透了”。湖北省委还部署“驱赶南下一小撮”，省委这个决策是通过本地多数派群众组织去执行的，方法是围堵南下学生进行辩论，有些辩论连续进行几十小时之久，不让吃饭和休息，引发南下学生9月2-4日在省委门口举行绝食进行抗议。二是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明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后，各地多数派学生面临着“犯政治错误的危险”逐步趋于消极，而造反派学生普遍建立公开的组织并逐步掌握运动的主动权。

　　到了1966年冬天的时候，在全国高校中间造反派普遍由夏天的少数变成了多数。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较高，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间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校中间造反派的优势地位，这两大优势使得文革期间大学生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许多地区的工人组织或者农民组织中间也是大学生在发挥领导作用，西安的“东派”和“西派”对立中间，西派的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力量很大，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东派编了个顺口溜说“农民总会没农民，里面坐着个‘西电临’；工矿企业是空架，里面坐着个‘西工大’。”其他各地也是一样，南京的两派与南京大学内部的分裂和对立相关，武汉最大的“工人总部”组织勤务组作出的决定，湖北大学学生陈春茂一个人有时就可以推翻。上海王洪文等人敢于成立“工总司”这样的造反派组织，与南下串联的学生特别是包炮有很大关系，武汉造反派的组织化过程的加快也与南下学生有很大关系。

　　在中央支持学生建立组织的背景之下，各地工人也开始串联并建立自己的组织，武汉的工人总部是11月10日建立的，与上海王洪文等人发起“工总司”的时间一致。如果说高校学生建立造反派组织还属于政策容许和文革小组支持的话，工人超越政策容许范围建立自己的造反派组织，则完全是工人中间政治反抗能量积聚后的产物，张春桥在现场决定支持“工总司”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而毛泽东表示支持也是一种事后追认工人组织这种与内在于社会群体中间的政治反抗能量相匹配的产物。

　　在第一轮的镇压和反抗中间，贯穿文革十年的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两派力量都出场了，运动初期挨整的少数派后来建立组织称为造反派，而运动初期紧跟工作组或者党委整人的多数派，后来先于造反派建立起全市性的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1966年9月12日），而造反派组织迟至10月26日才成立。而那些被抄家的黑五类，则是“非文革派”，无辜受害。为什么文革要按照“反右派”或者“打黑五类”的方法来搞，张体学在66年8月27日和30日省委常委会议上是这样说的：“炮打司令部是打倒牛鬼蛇神，不是打倒省委。百分之五的右派比例要在全省平均算帐，不能在一个学校算的。”“对民主党派资本家冲击，这是不可怕的，把那些老寄生虫狠触动一下，狠吓他一家伙，以后，再来保护他过关。”这代表了在毛泽东决策撤销工作组并写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之后，文革在中央层次已经明确要把批判矛头向上指向当权派，而且在各地的基层，从前受到批判、斗争的少数派，受到文革指导性文件《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以及周总理等人公开支持，少数派逐步向有组织的力量过渡，各地高级官员面临着上下两个方向的压力，张体学对于这两个方面压力采取了新的应付策略，省委所提出的策略主要是通过保守派组织实施的，有些来不及组织保守派的单位例如长航，是党委让保卫部门对“黑五类”和知识分子进行抄家和游街的。

　　第二轮镇压是1967年1月底-4月的“二月逆流镇压期”，1月底军队支左之后，首先抓捕军内造反派数百人，然后宣布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抓捕全市、企业两级造反派头头近500人。同时派出“军训团”压制学生造反派组织整风，试图压垮学生造反派组织并扶持保守派组织起来。

　　第二轮反抗是1967年3-7月“反逆流”时期的“反军乱军”，针对武汉军区支左后宣布“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及其后宣布的罪行，学生造反派组织很多调查组深入工厂调查，反驳军区的“二一八严正声明”。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出来之后，学生造反派开始重新集结并游行示威；到五月中旬，一些中学生开始进行绝食斗争，武汉三中要求释放“工人总部”汉阳轧钢厂工人头头夏邦银，在汉阳公安局门口绝食，武汉一中的学生在“新公校”（公安局军管会支持该校保守派武斗打伤大批造反派）绝食，然后大学生组织发起声势浩大的游行进行声援和支持。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喊出“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还有中学生贴出标语要“夺取陈再道的军权”。5月27日武汉首次出现“百万雄师”武斗杀死20中学生张昌森，晚上造反派组织在省委附近召开追悼会，悼词题目就是“陈再道杀人”，把武汉军区司令员看做是武斗的后台。军区支左办公室设立了一个“制止武斗办公室”，造反派给他们打电话，就直截了当地称他们是“武斗办公室”。

　　第三轮镇压是1967年夏天的“武斗镇压期”，1967年2月武汉市人武部系统成立以“武装基干民兵”为核心的“红武兵”组织，到5月16日正式又联合其他保守派组织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根据后来的审讯记录，百万雄师成立后“在东湖召集所有五十多个头头开了一整通宵的会，……原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第二步组织集体亮相，进行全省全市的夺权；第三步横扫‘牛鬼蛇神’。经过一夜的争争吵吵，最后他们决定把第三阶段的任务提前，与第一阶段同时并举，即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横扫‘牛鬼蛇神’，交叉进行搞所谓集体亮相，进行夺权。他们的策略是先汉阳，后汉口，再武昌。在汉口先中山大道后解放大道，一条街一条街地对造反派的宣传阵地进行打砸抢，什么三天扫平、一天扫平，计划很多。”市委还派了辛甫、林立等六个干部作为百万雄师的顾问小组。武汉军区“六四公告”发出之后，肯定解散“工人总部”的大方向正确，六月八日，百万雄师地制定了“反逆流紧急动员令”，此后，大规模的武斗陆续展开。到六月中旬，造反派认为汉阳是“敌占区”，汉口是“游击区”（只剩下少数造反派据点），武昌是“解放区”，这个局势恰好与百万雄师成立时作出的“扫平计划”相吻合。到六月底的时候，汉阳各造反派力量比较大的单位，都已经被武力扫平，其中规模最大的武斗是6月24日攻打汉阳轧钢厂，是役造反派死5人，伤数百人，武大学生古立盛、张朝阳被杀；6月16-19日在汉口中山大道民众乐园路段，连续数日发生“红武兵”武力攻打造反派宣传据点，死20余人，伤数百人；6月24日攻打“工造总司”司令部，死23人（一说死28人），女中学生朱庆芳被残忍虐杀；6月26日”长办联司”被赶出单位，至此汉口也已经没有造反派的安全据点了。大批被武力驱赶出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除了外逃北京上海之外，都躲进武昌的大学校园里面，水院最多的时候住了上万人。在郑州当权派与保守派联手，明确提出要打垮造反派组织，希图在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时让中央找不到造反派，从而实现军队干部、当权派与保守派的三结合，这个意图之所以被发现很偶然，1984年代郑州在一个工程挖地基挖出前保守派头头杨某的日记，其中明确记载了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开会时的武斗计划和目标。

　　从“百万雄师”5月16日正式成立到7月24日最后一次攻打武汉体育学院，总共存在了68天，据不完全统计，68天里百万雄师搞了70多场较大规模的武斗，杀死造反派近百人，杀伤数千人。“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基本上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是彻头彻尾的武斗队，其中真正参与攻打造反派据点的“红武兵”组织，成员人数大约在一两万人左右。在2009年百万雄师的头头和造反派头头的聚会中间，杨道远问他们对造反派具体有什么意见，打得那么凶，百头头答不出来，杨说那就不是你们自己有什么看法，你们完全体现别人的意志，有百头头表示同意说他们自己是“皮影戏”。

　　第三轮反抗1967年夏天的“抗暴”时期，在造反派的单位和据点受到“红武兵”武力攻打时期，造反派相应地成立了“抗暴指挥部”，试图组织和调配力量进行有效的自卫。在这个时期的造反派内部，曾经对采取何种策略进行过辩论，最激进的主张是要“文攻武攻”，最消极的主张是“文攻武守”，中间派主张是“文攻武卫”（这个主张后来受到过江青的肯定）。总体上看，在进行“文攻”方面，造反派相对保守派和当权派有着巨大的优势，“百万雄师”公然杀人还到处进攻，这给武汉市民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怖，相应地造反派就得到很大的舆论同情。当时造反派主编的报纸《长江日报》市场价格是每份四分，《百万雄师》同样纸型报纸每份价格只有两分。6月26日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来电指责武汉军区，要求停止“百万雄师”对一些单位的围攻。

　　第四轮镇压是1968年“清队镇压期”，1968年2月，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相继成立，各个基层的厂矿企业或先或后都成立了革委会。省市两级革委会中间，造反派占据常委以上的成员名额40%左右，基层的革委会中间造反派的比例更高。在1967年成立的革委会中间，造反派的分量就更重，甚至一些单位例如水院的革委会主任也由造反派学生充当。1968年夏天开始，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提出“捅马蜂窝”，把造反派从革委会内部赶出去。其实，要把造反派从革委会里边缘化，不需要这种激烈的手段就能够完成；就造反派的执政经验而言，参与革委会多数是名誉性质的，并不足以在革委会内部发挥实质性作用，朱鸿霞（结合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编了个顺口溜说自己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轿车来。”至于决定大事情不仅参与能力不足，而且参与机会也很少。随后，就是派出工宣队、军宣队派进学校，1968年首批派出的工宣队多数是造反派成员，目的是做学校两派的团结工作，消除派性，1969年以后重新派的工宣队从成员构成到目的都不一样了。

　　第四轮反抗是1969年春天的“反复旧运动”，在1968年夏天还处于派性争执的“钢派”和“新派”，在胡厚民（工人总部二号勤务员，结合之后是省革委会常委）推动之下，多次上门向新派组织头头吴焱金等人做自我批评，对68年的“钢新之争”承认错误，最后钢新两派工人造反派头头联合起来搞“反复旧运动”。作为反复旧动员令的著名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由钢派头头朱鸿霞、李想玉和新派头头吴焱金共同署名。造反派的主要感受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革委会会议很少开，大多数干部逐步恢复职务，此外，“百万雄师”等保守派组织趁机造舆论说他们从来没有错，他们支持的干部现在都出来了说明他们支持对了。造反派发起游行示威，最激进的部分还派出工作组进驻武汉市革委会。在九大之后，周总理亲自出面把参加省市两级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召集到北京，在京西宾馆集中了二十多天，批评造反派有意见和问题不是通过革委会内部协商解决，而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还试图“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随后中央发出的“五二七指示”批评造反派居多，这个中央指示实际上部分地终止了“游行示威”的权利。

　　第五轮镇压1969年底-1972年的“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运动”，到了1969年之后，工宣队成员就完全变成保守派，目的就是开展“清查北决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也基本上是1969年夏天之后，造反派在省市革委会内部已经不起作用了，派出工宣队和军宣队完全由军队干部和结合的地方干部决定。1969年11月，在北京集中的“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开班，把武汉市造反派头头和骨干1000多人集中到空军学院，说是要批判派性搞好团结，结果在陈伯达的主导下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与此同时，省市区和企业层层办“五不准学习班”（五不准一般是包括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络等内容），把造反派头头和骨干成员集中起来，由脱产的保守派成员做专职的“动力”进行“逼供信”，要求交代参加“五一六”的问题。这个运动的结果，几乎全部造反派头头和骨干成员都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造反派1972-1974年连续多次向中央上访，汇集的数字湖北省清出40多万“北决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张体学（结合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老干部）曾经告诉造反派说是总共是60多万。

　　据王力回忆说，中纪委官员告诉他全国共打了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的结果看，这个运动是军队干部主持、老干部参加、以保守派为脱产“动力”搞“逼供信”，以造反派头头和骨干为清查对象，最后的结果是把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骨干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而且，这场运动不仅针对基层造反派，而且针对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哪怕是文革期间履行职务行为只要是有利于造反派的都统统受到追究，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各地的大多数记者也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间受到迫害，因为他们在文革前期采写运动情况并向中央反映各地真实情况，对于中央作出支持造反派的种种政策提供依据，所以，也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构陷。

　　第五轮反抗1973-1974年的“反潮流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间，造反派在文革前期所做的一切都被说成反革命阴谋活动，受到无穷无尽的“逼供信”折磨，所以，这个时期最先提出的口号非常有针对性。1973年十大之后，首先提出口号“要四大不要五不准”“还我革命工代会”。批林批孔时期，武汉造反派有两个层次的博弈：一部分参加了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被称为“议会派”，这一群人参加省委在首义路招待所主持的座谈会，面对面地跟省市委书记谈判，要求为整造反派而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另外一部分人坚持街头斗争被成为“反潮流派”，这派人除了在武汉街头组织宣传活动之后，还组织上百人的上访团到北京上访，曾经在京西宾馆门口组织静坐示威。经过造反派多次与省委协商，1974年“工人总部”二号头头胡厚民被放出来，出来之后提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

　　第六轮镇压是1975年的“治理整顿时期”，据当时的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回忆录《丹心照玉宇》中间披露，他和省委书记赵辛初一起去北京找中央领导，这位领导给他30个抓人指标，他们回来之后在2月7日广播了最后通牒，不等“反潮流派”有所反应，当天就出动警察抓人，其中的武齐华死在监狱里，他弟弟始终认为是被活活打死的。后来根据“把闹事派一年调动三百五十六次”的高官讲话，参加省市两级革委会常委以上的造反派，都被流放农村劳动。

　　第六轮反抗是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敦促省委“转弯子”。这个时期造反派成立“夏、谢、朱、李、吴、胡、顾”七人领导小组，提出“滚出去的要请回来”“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两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口号。胡厚民还两次去找从前的保守派头头喻文斌，想要说服他一起参加运动，团结起来对付当权派，结果这个“团结”愿望受到很多造反派头头的批评，说他是“投降派”

　　第七轮镇压是1976年10月之后的“群众专政”时期。粉碎“四人帮”之后，从前的保守派“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和骨干，自发地地起来搞“群众专政”——先是抓造反派头头进行游街批斗，还有一些人百万雄师的头头在政府机构决策就抓捕一些造反派头头办“五不准学习班”，要他们交代与“四人帮”勾结的问题。这个过程不是很长，不久就传言邓小平说“文革两派都错了”，“百万雄师”很多人对此非常不服气。到1977年11月底，所有被“群众专政”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都被要求移交给公检法机构或者本单位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

　　第八轮镇压是1977年11月底开始较为正式的“揭批查运动”，这个运动上面由胡耀邦担任“两案领导小组”领导，下面层层设立“揭批查”运动办公室。在纪检委主持的审查中间，仍然使用保守派成员当“专案组”成员，一个造反派曾经问过百万雄师的专案组成员，你们参加审查积极搞逼供信，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人老实回答说：我跟你以前根本都不认识，没有任何个人恩怨，领导告诉我，搞完审查之后帮我提一级工资。纪检委审查的造反派，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审查的进度很慢，武汉有的单位一直拖到1992年才给审查对象作出“文革期间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其中武汉被判刑的造反派头头，是等到中央审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才参照其量刑标准宣判的，全国多数省区的审判也都是在中央审判完成之后才进行的。目前知道浙江是例外，先于中央的审判步骤，把张永生、翁森鹤从重判处无期徒刑，经过两次减刑之后，这两个人都是坐满了30年监狱于2005年假释，假释考验期至2015年。

　　因为经受太多的打击，造反派中间的骨干成员，到1976年也多数“非政治化”了。1976年春天武汉一中文革初期最积极的骨干，组织了一次游览东湖的活动，在三十多个成员中间，大多数对未来人生的规划都是要学好技术争取提高技术级别，追求更高的收入，早期的政治热情已经退潮了，大多数人完全生活化了，仅仅只有一个另类提到修正主义话题却没有得到多少响应。而且在造反派内部头头和普通群众之间曾经也有很深的隔阂，一些中学生甚至说下一次文革就是要揭发批判那些造反派头头，因为，在很多普通造反派挨整的时候头头们在表面上还是副主任、常委什么的，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还很风光，这跟自己的落难处境形成对照，并由此推测这些副主任常委也没有为底层挨整的群众说话。等到文革结束造反派头头被判重刑，底层造反派也或多或少挨整，这个时期又等于重新确立了新的政治阵线：头头挨整更多被视为为了多数人的政治活动承担责任付出牺牲，旧有的认同又重新回归。而且，更重要的重新确立对于对立派的判断，有好几个工人造反派对我说过：现在老保掌权，在造反派的语境里面，老保实际就是为了自己向上爬不惜一切整人的人，除了对领导拍马屁职务没有别的原则，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别人踩下去，重新把对立派视为政治堕落的代名词并再次把这些人与毛泽东和周总理作出区分；原先有很多造反派在自己挨整的时候，对于毛泽东和周总理都不无怨言，我们挨整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吗？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在重新认识了对立面之后，这种怨恨情绪也极大地下降了。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再政治化”过程：重新审视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政治同盟。到目前为止，当年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中间，已经自负费用出版文革回忆录将近20本，这个数字在全国省会城市中间应该也算是比较突出的，这些回忆录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政治化的努力：除了为自己辩诬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帮助人们认识文革及其后的政治演化过程。

　　二、政治迫害与文革派性政治的关系

　　就武汉的文革过程而言，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数确实非常多。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受迫害”是从属于文革派和反文革派政治博弈目标的，双方受迫害人数的多寡与力量对比成正比，因为反文革派力量比较大，所以是造反派受迫害的人数比较多。

　　从政治上“受迫害”情况看，那些把自己的优势地位视为当然的派别，更加不兼容对立派政治利益。反文革派的派性大于文革派的派性，换句话说，当权派和保守派对于造反派的政治利益的不兼容程度是最高的，这个强势派别有一种“朕即国家、老子代表党”的优越心态，批评我就是“反党”。在造反派内部则是“老造反派”对于“新造反派”的政治利益兼容程度较差，这其实也与反文革派的不兼容程度高有内在一致性：老造反把造反时间早、冒着政治风险起来批判“资反路线”视为一种资本，有没有“资本”作为一种标准，就成为一种选拔或者排斥的不兼容心态，这是一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优势心态。

　　文革期间的派性政治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兼容别派的合法政治利益，而且在派性政治的背景下，那些为“派性斗争”添砖加瓦的人士往往较快地获得话语权和领导权，这成为派性政治难于解决的一大死结：任何为削减派性对立作出努力的人士在派别内部，都有可能被扣上“右倾投降”“老机”的帽子迅速边缘化。在这样的派性政治逻辑中间，很小的分歧往往发展为势不两立的争斗，对于革委会席位的最大化愿望总是无法通过协商解决，最后总是发展到一派把另外一派打成反革命为止；武汉一月夺权之后的“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对立，七二〇事件之后的“钢新之争”，都是这样一种基于革委会席位的派别斗争。

　　在1966年8月和1968年清队运动期间，确实也有许多“非文革派”受迫害现象，前期主要是“反文革派”为了转移运动方向所致，这种政治迫害行为是最为堕落的，迫害造反派多少还体现为一种政治追求，而西纠在北京发出第三号第七号通令，把所谓的“黑五类”家庭赶出北京城则是完全毫无必要地伤害无辜。

　　除了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博弈带来的政治迫害之外，干部中间长期存在的山头问题和宗派问题也一样在文革期间起作用，文革初期抛出干部中间的弱势群体以及与高层官员有矛盾的官员，就是这种常规权力斗争的体现。成立革委会之后，军队干部揪住党政干部的各种问题不放，导致解放干部的政策长期不能落实，也是这样一种山头主义逻辑起作用的。

　　在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造反派内部派别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夺革委会的席位：要在最大化本派席位的同时最小化别派的席位。为了实现席位竞争的目的，妖魔化别派头头的行为大行其道，武汉两派之前没有重大矛盾，派别冲突就是从席位竞争开始。最开始是“工造总司”说“工人总部”和“二司”的头头“修”了，这导致“工总”和“二司”撰写了《二八声明》进行反击，反过来说“工造总司”是“半路杀出来的投机商”，“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看不到人，夺权的时候就跑出来了，是“摘桃子”的。对于《二八声明》的不同态度，导致“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对立，在军队支左后，毒草派中间的造反派一样受压，这样，才又与二司联合起来组织“抗暴指挥部”，但是，直到七二〇事件前夕，毒草派仍然坚持“工总”头头是“牛字号”（即牛鬼蛇神），只同意“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

　　派性的存在和持续发酵，妨碍了对立派之间建立起互信机制，结果又诱发新的政治上的不兼容，导致各级革委会的难产，甚至革委会建立之后也很难确立必要的工作权威。在不兼容对立派政治利益的情况下，实际上没有办法建立起互信机制，最终又诱发了一种类似于“预防性战争”性质的顽固派性，这种派性的心态是：“我可以不掌权但是绝对不能让你们掌权，你们一掌权我们就可能要挨整”。为了降低自己“挨整”的政治风险，所以，要预先采取行动不让对方掌权，既然目的是不让对立派掌权，就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反对对立派的头头乃至对立派推举参加“三结合”的干部代表。一方面是为了本派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让对方的强势人物掌权，昆明两大派“八派”和“炮派”的表现最为典型，双方都竭力丑化对方支持的“亮相干部”：八派支持的赵建民被炮派说成是“叛徒”，而炮派支持的秦基伟则被八派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秦的太太是重庆资本家的女儿）。由于这两个人身上都富集了对立派赋予过多政治反对能量，中央在考虑云南革委会人选的时候，只好不选这两个人。派性的存在成为文革期间最为重要的“现实”，为了规避派性可能带来的问题，中央在作出政治选择时充满了各种策略和权宜之计，而无法按照事实或者政策来作出最佳选择，这无疑加剧了当事人的不满，秦基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间的不满程度甚至还超过被指斥为叛徒的赵建民，毕竟赵建民支持八派是违背中央要求的，但秦基伟却是按照中央要求支持炮派最后一样没有用他。

　　派性政治的逻辑在文革期间有着充分的表现，最后实际上成为推动文革运动走向的一大动力。在文革期间各个派别内部，始终存在着大量的积极分子去为派性能量最大化而添砖加瓦，最后使得任何派性斗争只要一开始，就会自动地在各派内部积极分子的推动下迅速最大化，最终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清华两派的分裂从1967年4月份开始，文斗了一年多，到1968年终于走向“百日武斗”，许多师生逃离清华校园。双方争辩的实质，被李李仕林等人概括为“两派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伪装成路线斗争的派性斗争”。无序的政治竞争在这个著名的高等学府制造出一个真正的“霍布斯丛林”，最后不得不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去履行“利维坦”角色。积极参与制造“霍布斯丛林”的人，就这样把自己淘汰出局了。

　　在武汉的八轮镇压和六轮反抗中间，按照加害人和受害人身份，各种政治迫害事件可以粗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占据至少70%的比例，这类迫害数量最大，其中清查北决扬、五一六运动打出反革命分子约40万人（造反派数字，张体学估计数字为60万人），此外文革初期工作组“抓右派”“打反革命”，1968年“清队”运动期间都有造反派受到迫害，不过数量要少得多，在几千数量级。

　　第二类迫害事件属于反文革派迫害非文革派，这大约占25%的数字，1966年8月省市委决策，并由中学保守派组织“特别行动委员会”（其头头是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实施的抄家、破四旧运动，受害人数万。在1968年“清队运动期间”，也有一批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受到打击，高校老教师在这个期间受迫害的现象特别严重（因为这些人大多数是解放前完成高等教育出身多属于剥削阶级家庭），这也有上千这个数量级。西安的“红色恐怖队”和北京的“西纠”打击“黑五类”就是这个性质的迫害事件，而武汉和其他地方打击“黑五类”的做法是受了北京“西纠”通令的影响。

　　第三类是“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占大约4%，这是干部里面的山头主义在文革期间发作的结果。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曾经公开讲过“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军队干部掌权时期设立了很多秘密的专案审查这一大批干部，只有有一点点问题就揪住不放，使得干部解放问题长时间得不到顺利解决，有一个湖北日报的老记者曾经与文革前市委书记宋侃夫“监护”在一起，老记者问宋书记怎么看文革，宋回答说：造反派群众喊“打倒宋侃夫”都是假的，不起作用，只是毛主席要群众起来批评批评干部而已，要是毛主席要打倒我们那就真的倒了，我相信主席不会这么办的，不过，要是那些穿军装的人铁心要打倒，那就真的起不来了。宋侃夫的这个说法是符合革委会成立之后的事实的，当时主要是军队干部掌权并决定如何审查和解放干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