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讲座没有标准答案，提供多种看问题的视角。热烈场面与平时课堂形成鲜明对比，对照本宣科的讲课方式、机械古板的教科书体系、卡得太死的教学管理制度、过于狭窄的专业分工和课程设置、过于繁重的功课布置，造成巨大的改革压力。　　第四，活跃校园文化氛围，激活和升华学生的内在冲动。　　人文讲座是一种兴奋剂，经常给人带来一些新鲜话题。这些问题初看起来很空，谈深了，发现原来那些自以为是的东西其实是肤浅的平庸的。站得高一点看待一些现象，心胸宽广、舒展了，木然的思维产生了波浪。学习的空间很大，充满新奇和趣味，不只是机械的专业训练，而是主动地追求和充实自己，每天虽然时间安排上更加紧张，但心情却还轻松些。　　人文讲座也是一种催化剂，深入到内心深处，给人清新的感受，把人唤醒，给人振作，催人奋进。　　考虑问题更多更广更深，能举一反三；原来似乎不相干的问题，能联系起来考虑；原来迷惑不解的问题突然顿悟，有了新思路；平时冥思苦想得出的结论，被人说出来了；原来似乎明确的东西模糊了，撕裂了，需要重新反省。　　多数内容听过好像忘了，可后来常有些突然闪现的灵感，细究起来，其实来自它的启示；从漫无边际的瞎想引导到具体问题上来，发现自己不足，有了读书的冲动；知道怎么读书，找人交谈；人与交往不重形式，而讲实际内容。　　一些人遇不顺或不平的事，不再是漠然无知、牢骚满腹、怨天忧人、忿闷无奈或者玩世不恭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客观的理解、积极的尝试。心里更加踏实，更了解自己，坚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　　因为有了广阔的视野，学生们更多地懂得，人生和社会没有必然的轨迹，有大智慧者不拘泥于狭隘的圈子，能屈能伸，能上能下，不为做事而做事，为学而学。努力获得全面的文化素养，协调做人和做事的关系，思考社会的现状与发展。　　●人们的理性、激情、良知、友善交汇起来，形成创造力量，建立理解氛围，凝成文化绿洲　　人文讲座凭着在知识界引起的反响，把人性中的善良、温馨、智慧凝聚起来。大批学者应邀讲演，一个电话，随请随到，没有人提特殊要求，连著名老学者常常也不要派车接送。智慧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乐趣，没有人计较讲酬的微薄和接待的简朴。　　我们没有“出场费”，自然也没请什么“星”来，那些传媒“操作”、“包装”成的“星”们在这种场合会掉底子的。　　我们并不追求舆论和偶然机会造成的哗众取宠的热点效应，而是立足于长远的事业，把以扎实的作风，深刻的内涵，营建人们心中的精神世界。事情办起来了，被人理解了，成功打出了名声，再请名人就不难了。我们请的名人很少有拒绝的，越是有真才实学的大家，越是没有架子，越是乐于与青年学生对话，越是高兴地接受邀请，有的还主动与我们联系。　　因为校内外有许多理解者，他们的同情、参与和帮助，给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和阻力，少说了许多官话、废话。　　每个人内心都燃烧着与生俱来的生命之火，都能不断闪现发现与创造的火花。只是遭遇身外冷冰冰的现实，这些火花转瞬即逝了。我们描述这样一种大学理想：大家把自己的生命能量汇集起来，形成一团不断燃烧、不断升腾的活火。　　“这年头谁还崇拜谁啊！”大学生是有个性的，不会轻易崇拜谁。但人总要扮演某种角色，空虚而迷茫的内心难以支撑外表的矜持时，只得随大流，不知不觉模仿起歌星、影星来。这种没有灵魂的时尚偶像崇拜，不能激发内心的进取力量。　　人文讲座上的许多讲演者以自己的真才实学，让学生真实地体验到学问的深厚博大。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没有虚伪，支起了学生们的精神空间，点燃了他们的思想之火，树立他们人生的目标与理想，大学讲坛在他们心中也重新有了一圈神圣的光环。讲演者也在这里赢得了学者应有的尊严感、崇高感、神圣感、虔诚感，与知识分子地位下降以及普遍素养下滑的一般现实截然相反。　　机械学院师汉民主讲的是很高深的当代系统科学和哲学问题，听众也十分热烈，连讲两次，听众十分踊跃。师教授深有感慨地说：“现在许多学术会议听众廖廖无几，冷冷清清，这里却有这么多热情的听众，令人欣慰”！　　这是真正的大学讲坛特有的神圣光环：素不相识的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一到武汉，听说是我们请他讲演，把主要事务抛在一边而先行安排。天津大学校长单平，本是省政府宴请的客人，因为不肯让学生多等半小时，干脆辞宴赴讲。　　1995年秋，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中国科大副校长尹鸿钧、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徐葆耕等应邀讲演，听众超过一千人，只能分成多个教室。不久，徐葆耕发表《逼上讲坛》一文说：教书30年，面对如此激情的听众，似乎是第一次。　　与此同时，《清华中文报》刊登学生致校长的建议信，指出：清华大学历经84年风雨，一代代清华人为清华大学奠定了在国内外的地位。可现在，我们却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了清华与其它院校的差距，清华人与时代呼唤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在科技方面，而是在文化素养方面。曾经在清华里有着一批以弘扬人文精神为使命的大师……。而今天，一些同学们为了学计算机、外语而无暇读一本人文方面的书籍，为了找工作拿高薪、评奖学金、读研而斤斤计较，甚至不择手段，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想别人，为了种种物质的需求而放弃一切精神的追求。这种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泛滥，又怎能使清华人在新世纪再成为时代的先锋？　　从《人民日报》上，我们看到在人文精神的培养上，华中理工大学等校己走在清华的前面；而国外一些名牌大学的教育政策也向培养高层次文化素养，有着完善人格的社会精英倾斜，希望在下个世纪的竞争中领先，这时，我们不该做些什么吗？　　人文教育实现了道德教育与学术文化的结合，落实到人心上，是形式主义的宣传无法比拟的。　　人文讲座要形成知识分子与大学生对话的中心，从根本上抛弃“螺丝钉”与“工匠”式的技术人才模式，成为兼具深厚的文化修养、敏锐的创造思维、广阔的知识视野和扎实的专业技能的社会精英的思想摇篮、灵魂故乡。　　许多人找到这片大学文化绿洲。几年间，我处理的各种来往信函，达3000余件。外校来取经、邀请讲演的络绎不绝。许多高校负责人说：回去第一个任务，是要找一位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有远见的企业界人士也加入进来，有人慷慨捐助。　　这里并无先知先觉的圣人，声名显赫的英雄，只有一批在当下并无职业光芒的学者，大批渴望升华的青年学生。人文讲座的忠于人们内心深处澎湃的激情，基于这个民族文化深层的忧患意识和入世精神，出于人们对现实躁动的冷静超然豁达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理想的热烈憧憬，努力帮助一批优秀青年走出浮躁与麻木，回归心灵的建设，并由此创造人类的新世纪。　　尽管这个空间很小，满满一堂也不过几百人，在万人大学里只是星星之火，在喧嚣的现实潮流中更微不足道。但人们相信，点燃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人心中的思想之火，便能由他们去影响几百几千以至成千上万的人们。思想的光芒一旦射入我们的土地，无数卑微弱小的生命便会在夹缝中，在贫瘠土壤里，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文化的绿洲便会在世纪末的凋蔽中形成。　　新的生命因其起点的弱小，而更显过程的壮丽，结果的丰硕。　　●世界是傻瓜创造的，文化建构的关键不在经费与权威，而在以人心的投入唤起人心的认同　　杨叔子校长经常用一句话勉励我：世界是傻瓜创造的。　　讲座的内容、方式，讲演者的水平、特征千差万别，效果更是参差不齐。无论怎样选择，还是会有一批讲座根本听不下去，另外一批十分平淡，能够给人强烈印象或产生轰动的不到四分之一。即便是优秀的讲座，听众也不一定配合。有的讲坛主要靠名人来支撑，台下只是盲目的学生，台上引来越来越多的哗众取宠之辈。因此很少有系列讲座能长期维持，形成气候。　　名声大起来之后，要维持也很难。不少人也只是赶赶热闹，并没有多少热诚，好奇而来，败兴而走，不热闹就退场，台上台下都感尴尬。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但我们起点低、目标却高得不切实际，这样一次失败可能如早春的寒流，打击着人们的信心。更加之与社会流行时尚相背，与学生繁重的功课相矛盾，与学生现有知识结构和素养相脱节，与长期形成的体制、习惯、观念相冲突。吸引力难敌考试压力，因为名次、评优、评奖与找工作相联系。也无法与轻松娱乐的录相、电影想抗衡。　　其实，人文讲座区别于其它大学讲坛的关键环节在主持人。主持人不只是事务性的、纯礼仪性的角色，而是贯穿于整个讲座的灵魂，是不断交替变化的讲座背后的持之以恒的核心，是各种讲演者与大学生之间对话的桥梁。成功的讲演因此更添光泽，而不成功的讲座也会得到一定弥补。这就要求主持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驾驭现场的表达能力。　　首先，主持人要有人格和思想上的自信，对于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状态以及大学教育的现实要有深刻的文化把握，因为他是讲座的指导思想与目标的直接体现者，他的一切工作旨在灌注一种新的知识结构，一种新的文化观念，一种新的教育理想。　　其次，主持人要有精湛的语言表达能力，要以自己的讲演，宣传文字及讲座的实际组织和操作，把新的学习方式和人才观念深入到每个人内心深处，使他们从自己受动的学习方式中走出来。每次讲座前后要能调动起听众和主讲人的情绪。　　第三，主持人要有广阔的知识视野，从不同学科、主题、视角、观点、倾向的候选人中遴选最受欢迎的讲演者，既能够充分体现每次讲座多元、个性、新颖、前沿的特色，又能保持整体内容的完整、进取、健康、严谨的精神。　　第四，主持人要有驾驭现场的能力，克服可能的消极现象。讲座并不回避不同观点和倾向，包括激进的、复古的、西化的、民族的、宗教的。作为对话的主持者，主持人要从不同方面给学生提供思维的启发，保持学生的独立判断能力。不至于被一种观点导向偏执或者僵化。对于偏激的言辞和情绪，以及哗众取宠的倾向，能够从不同侧面的分析进行消解。　　第五，主持人要有广泛的社会工作能力，组织学生承办高品位、深内涵、大视野、多层次的学术文化活动，包括大型文化活动。要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充分体现大学对于社会文化建设的辐射功能。把社会各领域的人请进来，鼓励学生走出去。　　人文讲座起步前半年，一分钱没有，还要个人倒贴。后来校长从各方面筹措，三年间所有事务总共只用了八万元，在整个学校经费中只有万分之一，一卷《人文启思录》的利润就远远超过这个数。每次讲座讲酬仅100元上下，非学者甚至还没有。　　海内外众多学者、文人、官员、实业家纷纷找上门来，与学生对话。他们乘兴而来，赢得掌声，高兴而去，几乎没有人计较讲酬多少，一点象征性的讲酬便喜出望外。有人说，你给我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让我实现自己的价值，还给钱，满足了。　　这是一所真正的大学的真实一面，学者们追求内心的智慧，本身就构成人生的最高目的，得到他人与社会的承认，更是无上的快乐。而在另一面，社会应当保障学者的工作与生活需要，尊重他们无形的劳动成果，让智慧的涌流源源不断。　　在我们这个时代，当理性与利益、理想与现实相冲突时，前者总被后者覆盖。人们回避挑战和磨炼，谋求唾手可得的现实利益，而不顾及长远的退化和衰落。没几个人真正关心思想文化本身，没几个纯粹的问题引起普遍的关注、交流、对话。　　大学生面对物欲横流的生活现实，与生俱来的生命激情得不到自我实现，只能盲目追求实用，适应社会。知识分子背靠严重病态的大学体制，智慧无法施展，便在房子、职称、官职、虚名里裹不清，总在强调脑体倒挂，抱怨待遇低，没人重视。　　那几年，我每每外出，在北京，在郑州，在长沙，在成都，在成昆线上，甚至在西藏日喀则，在新疆北部小城阿勒泰，都会碰到认出我的学生，或其他与相关的人。人们说，人文讲座塑造一大批青年的灵魂，创造了大学生活的辉煌。　　有人猜测，你们搞那么大的影响，一定有政治煽动言论。这是历史形成的条件反射，只要有什么思想、学术、艺术，就会心生疑窦。我们的讲座内容直接或间接贯穿着爱国主义主旋律，给情感冲动以理性的、学术的熏陶，克服虚假空洞的形式主义作法。没有政治方向的问题，尽管平时我们力图打破平庸、单一、僵化的思维，但在原则问题上是十分理性的。　　人文讲座成为正气的象征，理性的平台，因而在学生心目中赢得神圣的地位。讲座的气氛自由活泼而又严肃认真。个人学术观点和结论是丰富多彩的，即便偶尔有些偏向，也会在健康向上的整体氛围中得到纠正和完善。有激烈争论时，主持人也能把对立的问题引导到理性讨论和全面反思上。因此，学校负责人刘献君先生曾多次说：姚国华的政治立场是完全可靠的。　　●中国高校普遍畸形，有一种熟透的机制，排斥着鲜活的文化，不让任何生机进入它的机体　　1995年，国家教委倡导文化素质教育。要清理口径狭窄的课程设置、知识凝固的教科书、形式死板的教学方式，形成自由灵活的学习风尚，需要整个办学体制的支持。然而，当工作被纳入程序化、形式化、面子化的行政机构里，麻烦又来了。　　一，将文化素质教育定位为第二课堂，纳入教学体制内，尽管有关人士强调不搞统一规范，但下面要做文章上报，只有挖空心思加课程、编教材、定标准、搞达标，折腾学生必读、应知、应会，让人叫苦连天。文章做完了，该收场时就收场。　　二，把人文教育纳入政工体系，杜撰没有内涵的文章、标准、口号四处张贴，制造没有生命的标本、基地、工程让人观摩，各单位编印一套套大同小异的方案、经验、理论来开会。其实根本没有师生们的感情投入和思想共鸣，一阵风之后烟消云散。　　1996年秋，第二次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讨论会在长沙岳麓书院召开。某个小组的讨论会上，一些著名高校的副校长、副书记为主，议论的却是次年暑期，大家再到某避暑胜地“交流经验”的计划。等他们筹划近一个小时，我不知趣地提出关于人文教育与中国现代化的反思。沉浸在公费游乐美境的人们一脸不耐烦，其中一个以貌似权威的结论，把我顶回来！　　不少高校专职人员来取经，其中有思想、有事业心的人极少，多是为了做点官样文章，找个由头捞些经费。不止一人用自己学校的信誉买书，却公然赖账。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学校给了你们多少经费。我说，我们起步时一分钱没有，没人相信。　　揭露学生官僚及政工干部的的腐败，无论在哪个学校，都会赢得雷鸣的掌声。可见学生心里积压的怨气有多大，心灵窒息和毒化有多严重，他们几乎找不到正义力量的支持。由此更可以看到，社会不稳定的真正祸根在哪里。　　体制内思想教育内容陈旧，背离学术准则、学生期望和时代要求。空洞的形式主义、僵化的教条主义、敏感的极左思维造成了广泛的学术思想窒息，健康的人文修养缺乏，形成开放－保守、自由化－反自由化两极对立的怪圈，加速了信仰淡化、学风低靡，精神颓废以及社会价值真空化。不仅导致了社会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且助长了极端的“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一个素以僵化、古板著称的工科大学，极少真正的学术活动，没有一份学生刊物。官方组织的活动里，学生的主动创意大多遭到否决。多年来，庞大的学生管理队伍的使命，除了贴些标语、写些黑板外，就是不让学生在规定的学习之外轻举妄动。　　人文教育对于传统知识教育观念、教学体系形成全面冲击，覆盖了整个学校的文化氛围。某些专职学生人员不知所措起来。文化活动本是他们的职责，有的人当试图积极调整，放宽对学生积极性的管制，有的人以各种形式主义活动给自己撑面子，还有人则干脆在一边说风凉话：“正经课本不教，老实学问不做，到学生里捣什么乱”？“你要吃饭，别人也要吃饭”。　　1996年，国家教委组织对本校进行教学优秀评价，全校进行了几个月盛况空前的动员，尤其加强了本来就严格至于死板的管理。但专家组的评审结论却耐人寻味：肯定的第一条，就是这所理工科大学“不务正业”的人文教育；而存在问题的第一条，正是这所学校自己长期津津乐道的教学模式——严谨有余而活力不足。专家们对旧问题和新趋势的揭示，入木三分！　　由北大、清华、川大、上海师大等校负责人组成的专家组，在评审国家教委和省政府一等奖的人文教育成果时，划掉这里预先准备的材料中其它所有的花架子，唯独保留人文讲座一项。老校长朱九思说：人文教育雷大雨小，只有人文讲座是实在的。　　在老牌综合大学，长期沉睡的大学精神遭到文科里教条框框、颓废学者、老朽权威的窒息。而在这所先天不足的理工科学校里，人们把“人文”作为崇高、优雅的代名词，矫情地点缀在言语里，似懂非懂地谈论着它如何有用；功利主义地赞扬着它如何之好。其实，人们并不关心人文立场的内在意义。因为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上层感觉难以把握，不敢全面支持它。　　其实，“人文精神”近年才陆续出现在正式传媒上，尤其有所谓“人文奥运”之说——主要是给外国人听的。人文教育早已被教育体系遗忘，因此需要传统意识形态中的根据，就只能往“弘扬传统文化”，“又红又专”的思想教育上靠。　　在国家、人民的利益日益抽象，现代法理未能确立，官僚们的个人利益却在膨胀的体制内，公共选择需要权势人物的支持，并归于他的政绩。我那种执着于事情本身的热情，对各方利益的忽视，被人背后看作不懂事，“脑子不清白”。　　在体制里，什么人文精神，只是书生的臆想，什么教育变革，更是夜长梦多、引火烧身的危险游戏。人们赖以生存的本领，是虚构不着边际的体系、口号，杜撰四平八稳的规划、方案，泡制没有实质内容的总结、报告。然而，生怕出事的心理造成的巨大阻力无时不在，争夺名誉和位子的行为却无孔不入。每有实质性的前进，都会一种力量反绷着，叫人寸步难行。　　如果听从大家劝说，从一开始就敷衍现实，做表面文章，那么没有一件事能坚持下来，更没有一波又一波的行动，一年一个飞跃。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公开指出，我在任何原则上犯了错误。然而，最后的结果，似乎仍然注定了。　　三年间，人文教育行动发生在体制的边缘，每一个飞跃都是体制外力量推动的。但所有工作的关键在校长，在相关领导，还有一些偶然因素形成的一丝空隙。每当受到打击时，有人总是塞给我一句话：你要知足了，只有这里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别的学校根本不可能！我必须承认，这是事实。一般管理者，最底层的工作人员，都能对工作构成致命的阻挠，连教室安排这样的小事也会卡壳，而且无需说得出的理由，任你尽浑身解数，软磨硬顶。1997年春，我发现自己做下去没有意义了，便退出全部工作。　　当时，在这个全国最活泼的校园里，人文讲座、无形学院正处在声望的高峰上，各种经费、拨款及奖励纷至沓来。　　中国大学已经有一种熟透的机制，排斥着任何新鲜力量进入它的机体。近年，每每看到网民们把本校列入全国最骄狂、自大的大学，我便无地自容，因为许多学生曾经相信过我的轻率宣言：中国大学的一个新时代，从这里开始。 　　后记　　谨以本书作为心灵的礼物，献给曾为新大学精神激动的人们，也向所有真诚的人们显示，真正的灵魂决不会寂灭。　　数百位应我之邀讲演的思想家、学者，12万人次的大学生听众，以及全国众多的关注者，曾给我思想启迪、道义支持和激情呼应，是我灵感的源泉，我曾在10多所高校讲演过，数千位听众的激情共鸣和机智提问，给我思维的动力。　　孤独可能是人心灵的坟墓，但内心的建构也可能造成真正的新生。因此，汤因比赞赏世外隐士的作用。　　老朋友以自己切身体验告诫我：大学教育的话题是有身份的人士谈的，你我这样的小人物谈不了。我一听，恍然大悟。但转念却发现：这正说明中国的确没有真正的大学。大学作为人类文化创造力的源泉，区别于职业化、权贵化的机构，其根本在于青年、小人物对既定权威不断挑战，才能保持鲁迅说“常新”状态。　　中国需要真正的大学，因此大学问题还得由我们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