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舟（Joel Andreas，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 来源：进步青年网

2007年9月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安舟（Joel Andreas）副教授做客乌有之乡，就“毛泽东时代国企职工参与管理的社会学研究”为题，作了精彩的专题演讲。以下是本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演讲开始前，安舟副教授首先讲了在1945年的延安，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周期率的对话故事。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认为当时毛泽东说这些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的信心也是有激情和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共产党有纪律，群众监督做得也非常好，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农村工作等。但这并不是说，解放以后共产党不面临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问题，实际上毛泽东一直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到60年代，毛泽东认为一些共产党的官员已成为官僚阶级，号召人们起来与官僚阶级作斗争。
接着安舟副教授介绍了他的研究课题和今天演讲的主题。他认为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工厂里的群众监督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他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采访退休工人与干部；另一个是来自以前的报纸和工厂或工会的文件。
安舟副教授把毛泽东时代的工厂里的群众监督分为五个时期。它们分别是监督资本家时期（1948-1956），监督党领导的初期方法（1956-196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1966），文革初期（1966-1968），文革后期（1968-1976）。
一、 监督资本家时期（1948-1956）
共产党进城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与对私有企业的国有化等。在私营企业里监督的主要目标是资本家，在国营企业里监督的主要目标是现任管理者。采用的监督手段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通过党和政府的力量来监督资本家和现任管理者；另外一种是自下而上的，通过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来组织群众对资本家和现任管理者进行监督。
采取的监督形式主要有两种，如下两幅图所示。 图一 私营企业中的群众监督 在这个模式里各方都参加了劳资协商会议，但在当时的情形下，还是资本家说了算。 图二 国有企业中的群众监督
因为当时的国有企业是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手过来的，工厂的管理者大多就是以前管理工厂的，共产党对他们是比较不信任的。 当时组织工人的形式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主要的镇压对象是旧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官员；1951年的民主改革，主要对象是资本家、国民党工会头和包工头，运动的目的是割断工人与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内在关系；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腐败，浪费，官僚主义），主要目标是国家干部；1952年的五反运动（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主要目标是资本家。
二、监督党领导的初期方法（1956-1964）
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基本上工业已国有化。毛泽东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强调干群矛盾，因此领导干部成为监督的主要目标。 前期（1956-1957）对党领导的监督是通过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在这个阶段，毛泽东鼓励群众批评领导干部，在工厂就发生了工人罢工静坐，有些政府官员对这些事比较担心，但毛泽东认为发生这些事的原因是官僚主义，用毛的话说是“有事才闹”。在工厂，工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许多工会领导要求工会对于党来说应有更多的独立性。 这时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模式，如下图所示。
图三 职工代表大会模式
而在1957年到1960年间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中，工会领导受到批评，工会被认为和党闹独立，工会和职代会的作用被削弱。在60年代初，工会和职代会的作用被恢复，但工会是在工厂党委的领导下，这样就限制了工会发动群众监督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1966）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不像大家想的主要在农村进行，实际上在城市的工厂中也有，也很普遍，也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在1965年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主要采取上级派工作组的方法，工作组暂时代替当地党委，发动群众批评领导干部，被认为是有效的反腐方法。 这时采取的模式是一种新的叫工作组的方式，如下图所示。 图四 工作组模式
安舟副教授通过它采访的两个工人来说明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一个是铁路工人：“他们都是一个系统的，工作组是铁路局派来的。他们有上下级的关系，朋友关系，相互依靠的关系”。另一个是电子厂的工人：“对领导本身的问题你提上去那臭极了！明智一点的运动来了我也得提,不提也不积极不行呀!还得提,提的话呢提点对领导没有影响的问题,对领导挺关键的致命问题他不会提的”。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方法也是不满的，他在1967年曾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四、文革初期（1966-1968）
文革初期，工人成立了独立的，自发组织的造反派，大部分的党组织瘫痪，且造反派只听毛主席的话。改变了原来的群众监督模式，由原来的毛泽东→党组织→群众组织→原来的精英阶级的模式，改变为毛泽东→群众组织→党组织的模式。
下面是造反派群众组织模式图。 图五 造反派群众组织模式
造反派的群众监督主要是采取造反派组织群众批判工厂领导，然后再挑选合适的人回来工作的方法。这样就削弱了领导干部的权力，落实了有效的群众监督。然后安舟副教授通过一个工人和一个造反派领导来说明造反派群众监督的影响。一个电子厂的工人说：“领导靠边站了没权利了，那老百姓说话算话了，所以可以说话了，可以说真话了。以前说有顾虑呀，怕领导给报复。现在领导靠边了，我就没顾虑，挨着说，公开的大字报、大辩论就开始了。所以当时认为呢这次要彻底解决一下领导干部的重要问题 ”。一个造反派的领导说：“我刚进厂的时候认为党委书记相当于神一样的。我们非常尊敬他，非常信任他。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呢，对于这些老干部呢，还是比较尊敬的，但是前后的变化呢，就是说能够认识到的不是盲目的相信一个人，而是说可以分析，好啊、坏啊各方面，有没有什么缺点、优点呀，分析得比以前清楚一些 ”。 接着安舟副教授分析了文革初期群众监督的局限。首先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进行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其次是派系斗争引发了武斗；最后是毛泽东先要求派系解散，后批准镇压不服从的派系。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支持造反派夺中央和地方的权呢？首先是不可能，因为造反派的力量太弱，在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跟党方面的力量是没法比的；第二是毛泽东不信任造反派，很可能是经过对比60年代中期的造反派来说，更信任经过历史考验的老干部；第三是毛泽东希望还要造反派继续造当权派的反，这可以通过下面介绍的文革后期的群众监督模式来证明。
五、文革后期（1968-1976）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恢复了老干部的管理职权，并在体制内给造反派安排能够动员群众的职位，这样就使派系斗争制度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群众监督模式，如下两图所示。
图六 革命委员会模式A（1967-1969）
图七 革命委员会模式B(1969-1976)
安舟副教授认为这种模式的缺陷是群众的参与程度没有文革初期的那么广泛，群众的参与性降低了，安舟副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见解，他认为群众代表进入革委会或党委会后，一般工人与他们的关系就疏远了，开始时，一般工人进入革委会或党委会是需要选举的，但是进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选举过。
在文革后期（1973-1976）的政治运动中，毛泽东支持反当权派的造反运动，主要采取了两个运动，一个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另一个是1976年的批邓；同时在体制内的造反派领导动员群众来批评老干部。
随后安舟副教授通过分析文革后期清华大学的群众监督，与工厂的群众监督进行比较，认为文革后期清华大学的造反有取悦工宣队的嫌疑。
接着安舟副教授又分析了文革后期群众监督的局限。首先是没有独立的群众组织；其次造反派领导脱离了群众；第三是政治运动脱离了群众的实际问题；第四是群众监督堕落成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权力斗争；第五是自上而下组织的群众监督有拍马屁的味道；第六是从下而上组织的群众监督既弱又不稳定；第七是整个制度依靠毛泽东。
六、反思毛泽东的文革战略
安舟副教授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改革，不是革命，毛泽东也不想推翻共产党，而是想创立能够监督领导干部的独立力量，他认为造反派夺权只能重演革命周期律而不能跳出。
从毛泽东当年想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来监督当权者来看，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要考虑，一个是1967年1月号召造反派夺权，一个是1967年8月决定解散造反派。通过夺权，打破了地方党委的权力，同时发动了党组织和造反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从而导致了不正当手段和武斗，所以回头看，从一开始造反派是赢不了斗争的。解散造反派后，毛泽东就失去了一个独立的群众监督力量，导致文革后期又弱又假的群众监督。
因此考虑到毛泽东当年的目标和现在人们所知的事实的结果，通过分析，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呢？安舟副教授介绍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夺权时，是否可以号召造反派夺工会的权力,而不夺工厂的权力呢？当年有很多的群众组织，它们之间也是有竞争关系的，是否可以让群众组织继续竞争工会的权力，而不是工厂的权利呢？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就会变得更加具有独立性，让工会有了独立的发动力，然后让群众组织掌握的工会来发动群众来进行监督，这样会更好一些。
最后安舟副教授与听众进行了精彩的对话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