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四川大学教授王东杰 来源：南方周末
德国汉学家施耐德来敝校讲学。课后跟我说：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观念非常陌生。我颇感诧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原理至迟在中学已进入政治课本；上大学，读硕士、博士，都是必修；各级学历考试必考——我们的学生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料，前段时间偶然跟学生谈到“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他们一脸茫然：不是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而是根本就没听过！当年读大学时，常从一些老学者文中见到此说，很是费解：这是什么意思？“历史性”与“逻辑性”怎么可能“统一”？又如何“统一”？搞懂这句话，费了我很多工夫。可是，今天的学生竟然没有听过！这下我信了施耐德。
我讲这事，并非哀叹人心不古，更不是以己度人。在正常情况下，“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原非人人皆须掌握的常识，更何况其后原有西方思想史上一条漫长线索做背景，确实不易弄懂。但问题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学生们对这些概念还闻所未闻，其故何在？我不由得起了疑惑，向学生打听，他们的政治课都讲些什么？
学生给我讲了他们的课表，科目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主要的好像只有一点：二十多年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代。后者讲授的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学生常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起，简称为“马哲毛邓三，科学发展观”，朗朗上口。可以想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这部分内容还会与时俱进，层累增高。用古人的话说，这是旗帜鲜明地“法后圣”。我当然不敢说，花在“后圣”著作上的时间太多，是造成对“先圣”经典掌握不佳的原因。但人的精力有限，课程体系重心既已明显偏向“当代”，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源头的了解势必不足。明清以八股取士，已有“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局面。功令所系，原也无可奈何。
有人会说：先圣后圣，如出一贯；咸与革新，后来居上。诚然，诚然。我虽研习历史，并无好古之习，决不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已把真理说尽；今人面对时代所需，自应日新又新，才显出马克思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过，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活水源头，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写下的睿智篇章，这恐怕也是没有人反对的。20世纪以来的大学者，无论政治倾向如何，是否信仰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著作，都不敢等闲视之。毫不夸张地说，近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史和思想史，都是在马克思目光的注视下进行的。记得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说，他每次动笔前，都会先读几页马克思。显然，即使单纯为了激活思想能力，我们也有必要不断回访马克思，就像到其他一些如今正时兴的思想家那里拜访一样。
其实，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并不因他永远正确；而是因为，他永远可以向后人提供不断的思维灵感。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陈寅恪先生的诸多论点，今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有些甚至已被推翻，但他的批评者们，也还是要到他那里接受启示。因此，对陈先生的超越，毋宁是向他的致敬。关于这个道理，可以参看林毓生先生介绍“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文章。这个委员会培养博士的方式，就是让他们花上几年时间，精读一部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永恒意义”的经典。学生们通过紧随大师思路亦步亦趋的过程，慢慢习得进行原创性思考的能力——即使他们后来的研究与此经典无关，甚至根本就忘掉了它的内容，也不妨碍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的道理，只有学会“马克思式的”思考，才具有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而时至今日，也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家能够替代马克思。因此，深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仍必须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汲取营养，而不能满足二手的转述，更不能仅从“后圣”身上揣想“先圣”模样。
常听人说，大学教给学生的不应是定型的知识，而应是思考的习惯、思维的方法和人文情怀。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作品，确可当此使命。因此，“两课”既是人人必修，是否更应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多做停留，真的读点马克思，也读点真的马克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