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恩来 来源：进步青年网
讲几句党的路线斗争。上次没有详细讲。五十年纪念文章不好写、写成党史太长，现在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在起草。毛主席说：路线问题“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们党是多灾多难，千锤百炼才形成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才形成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江山确实来之不易。年老的剩不多了，不要忘记过去。特别是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北伐胜利以后，是两次右倾、三次“左”倾。从第一次大革命讲起，我们党是从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以后诞生的，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中生长的。这时，中国已经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名义上是孙中山领导，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共产国际派人来了，鲍罗廷执笔，我们党参加了，我也参加。是按我们党思想写的。但是党还年轻幼稚，没有成熟到能胜任领导革命到胜利。虽然国际有指示，那是人家的经验，但自己没有经验。虽然已经形成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是没有被党所公认。陈独秀当时最多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左派，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说起来好笑，北伐战争他就反对，实际上北伐战争起来以后，从广州打到武汉，群众运动迅速发展，当时起主要作用的是叶挺那个团。共产党员很多，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所向无敌。可是陈独秀却不承认党能领导土地革命，认为最多只能搞减租减息，武装斗争他也反对。陈独秀对创党是有功的，但是比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还不如，十九世纪普列汉诺夫还是把马列主义介绍到俄国的，他的有些著作现在还要读。陈独秀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共产党宣言》等几本书不是他翻译的。所以到了关键时刻就不行了，离开党就搞托派。“八七”会议也有缺点，本来应该找他，但是没有找他。他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不去，只有联系。一九二八年春在莫斯科开“六大”，请他也不去，以后变成了托、陈取消派，由极右变成了极“左”，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成功了，等资本主义发展了，再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他不赞成搞农村武装斗争，反对搞农村根据地，这个思想现在还有。不要看托洛茨基死了好久，但是在亚非拉和工业发展的国家，也还有极“左”思潮。例如亚非拉不搞民族民主革命，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不反美怎么搞社会主义，等于帮助美帝。“八七”会议毛主席参加了，但不是毛主席主持，是瞿秋白主持的，毛主席代表正确路线，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和武汉独立团上井冈山。在这以前，有“八一”起义，毛主席说：“八一”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所以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节。“八一”起义参加的共产党员特别多，方向是对的，但是路线、政策有错误，一是以城市为中心，不在江西农村打游击，要打广州，打汕头；二是依赖外援，不是自力更生，就地搞武装斗争，而是依靠外援。当时共产国际也有指示，当然主要还是算我们自己的账。那时苏联也的确派了船来，送了五百万美元，几千条枪。但是国民党派了中山舰监视，根本无法联系。中山舰还派了部队登陆，只有一个排警戒，一冲就乱了。我本来要到前线去的，因为要等张太雷同志，等外国船，没有去，好处是三河坝留了二十五师两个团，师长周士第胆小，朱老总带了第二军一个营在那里，他是旧军队过来的，能打烂仗。他拍了胸部说：“跟我走”，不然，还没有人带。陈毅同志还是团党代表。所以朱德同志还是有一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到中南海贴了很多大字报，说他不是红司令，是黑司令。毛主席看了很生气，说这些年轻人不懂事。尽管他反对过毛主席，但以后还是跟了。张国焘搞分裂，他也反对。井冈山会师应当写，选朱德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应当选的。古巴代办到井冈山，没有看到介绍朱德和八一起义剩下的部队，提了意见，他说：不管他反对过毛主席，但是写上去更能显示毛主席的伟大，更能显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毛主席看了，认为他比我们有些同志更有见解，不要以为卡斯特罗修了，就没有好人了，古巴出了卡斯特罗，还是有很多同志要革命的。　　　
秋收起义到井冈山，还有方志敏同志在那里，今天黄知真同志在座，黄道同志（注：黄知真的父亲）当时就参加了。他是不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黄知真同志答：他不是）？在座的王首道同志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还有韦拔群同志，他在广西搞了红七军，闽西有邓子恢、张鼎承同志，邓子恢以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打开闽西局面也是有功的。鄂豫皖是郑位三，湘鄂西，真正的洪湖的头头不是贺龙，而是段德昌，武汉空军傅传作同志可以作证。“七·二O”事件我到武汉，找到他才弄清楚。段德昌同志后来肃反时被贺龙杀掉了，现在平反了。湘西是贺龙去搞的，他原来在那里当过土匪。但是基础好的是洪湖。“洪湖水，浪打浪”，这个剧本否定了，但是今天洪湖的人民还想念当时的红军，想念段德昌，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还有广东、广西，广东是海陆丰，本来也好，但是有些盲目，产生了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不依靠群众，只靠几根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靠枪杆子是对的，但是不靠群众，抓枪杆子也不行。那时有几个口号：一是杀杀杀，二是烧烧烧。烧房子群众也不赞成，杀人太多造成恐怖，地主也是劳动力嘛，有的地方群众没有发动，也烧房子，杀地主，出个布告成立苏维埃政权，可是人没有。盲动主义时间不长，主要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处分了一批中央同志。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都要给处分，连毛主席也处分了，传到井冈山就说党籍都开除了，不是党员，不能当政委，当不了毛委员，就当师长，开除党籍是记错了的，但的确给了警告处分。“八一”起义失败要给处分，连井冈山也要给处分。当时还有个理论，就是“不断革命”。广州暴动就提出要搞无产阶级革命，成立苏维埃决议上就有这个话。中国民主革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要由无产阶级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当时不理解，把托派的思想接受过来了，城市白色恐怖很厉害，大批党员被杀，也有退党的，带头退党的是施存统，有的跑到第三党去了，分化了，坚持的坚持，牺牲的牺牲，叛变的叛变。盲动主义行不通，站住了的就是接受了毛主席思想的。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时间结合最好的是毛主席，是井冈山。但是其他地方，只要埋头苦干，积蓄力量，也有成绩，那时各个根据地之间也没有联系。　　　
盲动主义也有现实主义，即所谓格瓦拉思想，格瓦拉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左派，读了几年马列的书，同卡斯特罗一起，但是同卡斯特罗不一致，不赞成卡斯特罗同苏修妥协，走的那么远，又不愿分裂，于是跑到玻利维亚去单干。他是盲动主义，拼命主义。他的理论叫做“游击中心主义”。这是我们翻译的。按原文直译是“游击焦子”，就是放大镜在太阳下聚的，那个焦点，意思是点起一把火可以烧起来。他把“星火燎原”的意思给完全歪曲了。放一把火也要有草，才能烧起来嘛！格瓦拉临死前的日记，卡斯特罗还写序言，讲得最清楚，完全脱离群众，他从古巴，从阿根廷搞了几百人转到玻利维亚，身在小山，到处碰壁，被反动的军队围攻，甚至因为害怕群众报告（群众不知道你干什么的），把群众扣起来作俘虏，脱离了群众到了极点，他是阿根廷人在古巴打游击，遇到一个机会搞成了，就迷信那一套，古巴也是有个群众英雄的，同时当时美帝也缺乏警惕，所以有时客观条件成熟了，主观上也有偶然性第一次搞成了，第二次不一定搞成。格瓦拉思想在亚非拉还相当时髦，我过去不清楚，有一次同智利的代表谈话，他说他儿子房里挂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一张是格瓦拉。他们惊奇，格瓦拉怎么有毛泽东同志一样的威望，后来一打听，农村也有这种情况。很多地方，美国情报局就利用格瓦拉的名义。比如锡兰就是这样，最近朝鲜驻锡兰大使馆被撵走也有这个原因。古巴在锡兰没有大使馆，是驻印度大使兼的，古巴大使馆就把关系转给朝鲜大使馆，朝鲜大使馆不了解情况，同他们来往。锡兰群众也不满现状，但是这不是班达拉奈克夫人一个人负责的，主要是以前右派政府搞的，班夫人还有点民族主义，是中间偏左。因为他们打着偏“左”的旗号，参加的人不少，有上万人，杀几个就上山。据说现在已搞下来了不少，还有少数在山上。朝鲜大使馆不懂，接上了关系。印度的马宗达（（注：印共（马列）领导人））也有这个危险，尽管他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也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其实，就是在锡兰来说，还是要搞民主革命，不能超阶段。这种情况，在亚非拉还可能出现，一是有托派思想存在，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日本也有格瓦拉思想、托派思想，美国也有，有些地方极“左”思潮的头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六大”的决议，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纠正了盲动主义，这是对的。缺点是没有对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没有分清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未作足够的估计，甚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也不争取，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表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是毛主席思想，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肥补瘦。当时“左”倾盲动主义，在湖北、江西都有影响。　　
　　如果说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极“左”思潮，那么立三路线就是一九三O年红军取得胜利产生的极“左”思潮。立三路线不是外国来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国产，托派是外国来的。盲动主义也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立三路线是土货，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抗战期间这样提，建立根据地，推向全国胜利还有可能，可是当时没有这个可能。立三硬要江西红军打下九江，截断长江，会师武汉。正好碰到一个机会，打长沙打下了，立三就发了疯，下令二方面军，鄂豫皖红军打下宜昌、沙市，截断长江上游，会师武汉。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争取一省首先胜利，就是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就是世界革命总爆发。”立三路线时间不长，只有三个月，但是损失很大。第二次打长沙就没有打下，当时共产国际倒是不同意这样做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是积蓄力量，还是比较对的。李立三说：“打下武汉再同共产国际算账，”“武汉打下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来了，共产国际也得听我的。”真是狂妄得很。可是后来又变得很软弱了，纠正了立三路线，是他到莫斯科学习，斯大林审干的时候，把他抓起来了。“七大”之后，看到我们选他当中央委员，又把他放出。他的老婆是苏联人，可能给了他任务回来的。苏修二十大的时候，我们同赫鲁晓夫讲过，斯大林找过一些中国人做情报，当时还不承认，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应该把这些情况说说，告诉我们党，他就不肯。文化大革命中，立三自杀了，可能有鬼。我们曾劝他同他老婆离婚，他总是不愿意。瞿秋白被捕后，写过《多余的话》，像李秀成的供词一样，戚本禹写过一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就是证明李秀成是叛徒。不能因人废言，这篇文章还是对的。瞿秋白的这篇东西，一九六三年找到文本，北京解放后，因为同刘少奇无关，所以彭真没有隐藏，很容易找到了，现在还在档案馆。开始有怀疑，以后证明是他写的。登在香港报上。鲁迅很谨慎，纪念瞿秋白出了一本《海口述林》，只搞了他的翻译文，没有用他自己的著作。　　
　　共产国际纠正立三路线派人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定要由共产国际派王明，博古是共产国际信任的人，硬要把他选进来。我也有责任，当时我也是中央常委，总书记是向忠发，这个人实在不行，向忠发当上总书记是在莫斯科开“六大”的时候，两个大知识分子吵架，一个是瞿秋白，代表“左”的，一个是张国焘，代表右的，张国焘怎么代表右的？“八一”起义时，他反对起义，周士第这个师有一个团没有赶到，他就不赞成起义，现在查明，他在一九二五年在武汉被捕，就供出一些人。他说要等到张发奎到了才起义，张发奎怎么能起义呢？他是汪精卫的人。蔡廷锴参加了起义，他那个师是归叶挺指挥的，当时叶挺有两个师，二十五师、二十六师，是我们党领导的，蔡廷锴走到杭州就往东跑了，也是不能跟我们走的。那时我们同张国焘说张发奎是不能靠的，吵了一架，还是决定起义。“六大”的时候，算了这笔账，两个人对吵，你说我是盲动主义，我说你是机会主义，当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就说：“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吵架，我就派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话也没有错，但是我们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主要是党的领导，要人民解放军，那时没有人民解放军，但是要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在武装斗争中经过考验嘛！当时没有思想，布哈林也是不同意发展游击队的，他说过：“游击队多了会把农民最好的老母鸡吃掉。”他就是自己不动手，三队思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所以最后选了向忠发，当时我们没有顶住，“四中”全会之后，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还“左”，他批立三路线只批右，说他是形“左”实右。其实立三就极“左”的了，王明路线比他还“左”。延安整风时，看他写的《为布尓什维克化而斗争》就清楚了。还是提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一到江西就要打开局面，要打赣州没有打下，四中全会我参加了，后来因为顾顺章投敌叛变，上海保不住，我们统统不能出去，离开了。当时还消灭了一些人，主要是为了保存秘密党。现在看来，单纯依靠特种部队杀几个叛徒也不行，当然对危害很大的叛徒杀几个是必要的，以后上海党组织受到破坏也是这个原因。这个经验还没有很好总结。抗战期间，白区采取单线联系，就保存了一些党员，审干时审查了一些假党员，包括廿年代上海周扬他们的假党员在内。下面这是有好的同志，有的同志没有接上关系，比如江青同志从北方到上海，没有接上关系，就是群众隐藏起来的。　　
　　四中全会是一月开的，到了九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之后，应当号召抗日，但是不以抗日为主，还是提“保卫苏联”，真是离题万里。在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同苏联打仗的时候，还可以这样说。“九一八”以后，就不能这样说了，不提抗日，还要提“武装保卫苏联”。后来临时中央撤到江西，请了一个外国人李德来了，就更“左”，打仗是更打更拼。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粉碎碎了一、二、三、四次围剿，第五次围剿没有打破。王明路线时间最长，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整整四年。我有责任。当然他们得到了国际支持，但主要还是检查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认识、能有毛主席所说的不怕老婆离婚，他们也不会那样顺利，当然也可能把你开除中央，但是多有几个坚持正确路线。结果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我们说长征是伟大的诗篇，二万五千里走了一年，其实长征是被迫的，能在江西站住何必长征，而且开始也没有打算到陕北，是中间才转到陕北的。在长征途中又遇到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四方面军的同志是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但是张国焘搞分裂。会合时他问一方面军有多少人，我老老实实地说只有二万多人，他惊奇得很，那时他有八万多人，看不起我们，首先就闹，我们让他，我的总政治委员让给他做。他要改编，我斗争，他反对北上，北上本来可以不过草地，打下松潘比较容易过，可是张国焘硬要过草地，走岷山川西。就是岷江水坝，都江堰那个岷江。草地是少数民族，同群众的关系不容易搞好，二是胡宗南在松潘，到草地分开了，我们北上张国焘又想截断我们。这件事叶剑英同志立了一功。他当时在张国焘那里当参谋长，看见电报，就在一大堆电报中，把这份电报抽出来揣在口袋里，立即跑来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下决心。当时拉出来的只有八千人，以后二、四方面军（注：此段不清）……　　
　　可是张国焘要到新疆去，同苏联取得联系，在那边称霸。在河西走廊损失很惨，只剩下李先念的一部分几百人了。一、二、四方军会师的时候只有二万五千人。抗战开始报了四万五千人，实际只有二万五千人。而所以能保有这个力量，主要是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批判了“左”倾路线，那时还没有同张国焘会合，红军还有四万人。蒋介石在贵阳，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接受了毛主席意见，所以选他代理了博古的工作。从军事路线纠正后，实际上也纠正了政治路线。中间虽然有张国焘，最后还是北上了。张国焘以后跑到西安，投降胡宗南，他怕胡宗南，还是投降胡宗南，只带了一个警卫员，胡宗南将他送到武汉，他要警卫员将枪交给胡宗南的副官，警卫员不干，跑到八路军办事处，连警卫员也没有带走。证明一个人只要离开党，离开群众，离开毛主席，就必然失败。　　
　　第三次“左”倾路线失败最惨，我要负责。虽然那时主观上革命，但是路线错了，造成损失。我是主观上也没认识嘛，所以说错误路线，必然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陈独秀的家长制，瞿秋白的处罚主义，王明的惩办主义，只有毛主席的指导，经过延安整风，才将这风扭转过来。　　
　　抗战起来了，又出现了路线问题，是独立自主，依靠自己，争取蒋介石抗日，还是依靠蒋介石。我们提“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是有条件的，就是抗战到底，主要还是独立自主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依赖蒋介石，还不是同蒋介石一样，越打约少，开始就有争论，但是毛主席起决定作用，毛主席一说话就解决了。一九三七年太原失守后，王明回来了，说他带来了国际路线，其实根本没有讨论过，康生同志证明没有讨论过。也没有详细同斯大林谈。他把共产国际的错误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带来了。一九三八年下八年，王明路线影响长江流域数省，武装斗争没有很好发动，华北彭德怀、山东郭洪涛、新四军项英，都受到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陈毅同志是对的，他带部队过江，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虽然他反对过毛主席，游击战争这是一功。饶濑石不是好人，皖南事变几乎要投降，开始逃跑了，以后回来，要叶挺去谈判。叶挺说：“去谈可以，但是去了就回不来了”。结果叶挺被捕，直到是政协的时候才放出来。叶挺这个同志虽然脱离党一次，但也不完全是他的错误，广州暴动要他做红军总司令，事先又告诉他，要他当总司令，又不信任他，结果一气跑到国际去告状、国际不理他，不同他谈，又一气跑到法国，同第三党发生了关系。长江流域，皖南的新四军，是王明断送的，华北也受他的影响。　　
　　南昌起义我要负责，上海起义我也有责任，虽然主要是罗亦农负责，但我是指挥。上海起义了，夺取了武装，但是受了骗，上了当。国民党开始是刘峙，以后调走了，调来了一个叫周凤歧的，是后来被蒋介石在台湾杀掉的那个陈仪手下。还有一个姓习的，说是要谈判与工人纠察队合作的问题，一边谈，一边把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了，当时领导人都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只有十几条枪了，要反击，也没有力量了。“四一二”事变受到惨重损失，教训很沉痛。如果把工人纠察队拉到农村去就好了。当然，工人到农村也有困难，但你留在城市里还不是缴了枪。南昌起义，上海起义，两次王明路线，错误很多，从江西起，毛主席总是教育我，挽救我。革命快五十年了，我不是一九二一年入党，是一九二二年入党的。我入党介绍人现在都还在，一个叫张审府，后来叛变了，一个叫刘清扬，这个也叛变了，还登了报。陈伯达这个人，对自己的历史紧张得很，他跟我说，曾在天津被捕，到北京保释就医，说过多少次了。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何必紧张？以后他同别人说：“周某人的入党介绍人是两个坏人。”其实，介绍人是好人也管不了你，我从来就承认他们是介绍人的，他们两个也承认。尽管革命快五十年了，犯了错误，是严重的教训。王明路线纠正以后，整风是受益最大的。如果说古田会议是建军建党的关键，那么整风就是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