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风 编者按：近年来新疆暴恐运动频繁发生，且出现向内地蔓延的趋势，新疆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新疆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分裂思潮可追溯到上世纪初，而今东突份子打的旗号也是建国前分裂旗号的延续。因此，人们很容易将如今的新疆问题简单归结于历史遗留问题。然而，新疆现今的分裂问题是否真的与建国前的分裂史一脉相承？新疆历史上各次革命斗争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建国前的新疆 新疆近代史上曾出现过两个短期的独立共和国。然而，那两段历史的主体事实上并不是分裂运动，而是新疆人民反压迫的斗争。 1.辛亥革命与新疆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对新疆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以伊犁革命和哈密暴动最为著名。 伊犁革命打倒了当时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首脑，由“同盟会”会员、旅日“同学会”成员杨缵绪、冯特民、冯大树发动。杨等人通过分布在新疆各地的“哥老会”发动组织群众。他们认识到，没有各族人民的团结，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坚持对维、哈、回等各族坚持团结。不久，革命军成立了“五族共和政府”。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攫取，伊犁革命最后也已失败告终。 哈密暴动是1912年哈密农民为反抗哈密亲王的专制独裁进行的一次武装起义。 哈密亲王是哈密地区最大的剥削者，清政府出于统治的需要，给了哈密亲王极大的封建特权。占总人口不到10%的亲王家族霸占了该地区耕地的81%，还规定农民要为其无偿服役。重压之下的哈密群众，借着哈密王再次为新疆总督抓捕壮丁、摊派白银之机，终于揭竿而起。暴动队伍壮大迅速，并多次打败哈密亲王组织的队伍。后总督袁大化来到哈密助威也无济于事。 袁大化终于在农民暴动中离开新疆，但换来的却是能玩弄伎俩的杨增新。杨增新给暴动领导人铁木耳写亲笔信称赞其为英雄好汉，并指示手下伙同当地宗教上层，手捧《古兰经》说服调解。铁木耳被蒙蔽，放下武器、签订协议，后被软禁于乌鲁木齐并被杀害，部下也遭到哈密亲王的疯狂报复。 可见，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初的新疆也在寻求解放。其中，哈密暴动是一个直接向封建主义发起进攻的运动，最具民主色彩。同时，哈密暴动的过程中，维汉统治者相互勾结，宗教上层也参与其中，证明了统治者是不分民族与宗教的，阶级矛盾才是新疆地区最主要的矛盾。 2.三十年代的政治风暴 三十年代新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动荡中面对黑暗统治揭竿而起、向政府军进攻的基本力量毋庸置疑还是新疆各族人民。 暴动仍然从哈密地区率先展开。此时新疆地区总督已经换成政变上台的金树仁。金树仁瞅准农民对哈密王制度的不满，借机改变土地制度。然而，土地制度的改变只是让金树仁得到了哈密王手中的税权，却没让农民从中受益。金树仁从甘肃移来的汉族老乡，分到了沃土良田，而本地农民们却分到了贫瘠土地，无力缴纳当年的土地税，要求缓交却被官府拒绝。哈密农民再次揭竿而起。起义领袖和加尼牙孜名声大震，后来成为了整个新疆地区三十年代公认的领袖。 哈密暴动后，吐鲁番一应而起，而后席卷整个东疆地区。金树仁政府在暴动中垮台，盛世才在政变中粉墨登场。这场暴动的规模之大，群众基础之雄厚，影响之广，震动之强烈超过它之前之后的任何一次起义。然而，由于农民起义思想的局限性，他们推翻金树仁的反动政权之后，却没有建立什么样的新政权的长远目标。加之新疆地区外部形势复杂，既有英、日帝国主义的渗透，又有苏联的影响。最后，部分机会主义者建立了一个东土耳其共和国，和加尼牙孜则被迫倒向受到苏联支持的盛世才。迅猛的革命运动再次归于失败。 此处需重点介绍下东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与灭亡。虽然此次暴动成分简单，几乎都为农民，但一批机会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商趁机而入，推出沙比提大毛拉，一个深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影响的进步宗教人士，拼凑了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共和国”。该共和国任命沙比提大毛拉为“政府”首席代表，暴动领袖和加尼牙孜为政府主席。然而，和加尼牙孜却根本没有到现场，也不承认这个所谓的政府。接受任命的大多是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人士。这个政权实际上代表的也是这两个阶层的利益。这个政权也是个昙花一现的政权，连喀什地区都没控制住，更别说新疆地区。和加尼牙孜最终率领起义军推翻了这个所谓的政府，将沙比提大毛拉抓获并送乌鲁木齐处理。 3.三区革命 盛世才在其统治前期，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地位，一度以进步的伪装出现。在伪装被撕破之后，盛世才背叛了由他自己公布的进步纲领，推行屠杀少数民族的政策，先后屠杀了十余万人。同时盛世才彻底倒向国民党也使得国民党开始直接统治新疆，带来了更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桎梏，把各族人民逼到了绝境，引发了三区革命。 三区革命的导火索是1943年盛世才要征集一万匹军马，引起愤怒已极的阿勒泰牧民开始组建游击队，游击队最后逐渐发展为暴动力量，1944年夏天起开始袭击国民党军。在之后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暴动部队把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从国民党的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进而严重威胁乌鲁木齐和七区的国民党统治。 参加三区革命人们成分众多，有农民、牧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反帝反封建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最开始是自发的反抗，成立了游击队。三区革命领导成员成分也比较复杂，有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罗志、李泰玉等，有资产阶级改良派赖希木江沙比里阿吉；还有宗教上层人士艾力汗吐烈。但革命本身始终是朝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这个主要方向前进。在后期，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阿合买提江等逐渐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 三区革命说到底是一张新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区革命初期与中共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曾多次主动寻找中共，并始终站在苏联一边。建国后的新疆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毛主席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如是说，以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然而，少数民族的“物博”是一种客观条件，生产力落后更是客观现实。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只知掠夺新疆，从而造成了一次次的农民反抗。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充分调动了人的因素，与新疆“物博”的自然条件相结合，使得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正是建国后的三十年中新疆民族融洽、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谈新疆的建设离不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型纪录片《军垦战歌》介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建成了一百多个现代化的大农场和几十个大牧场的情景。他们在戈壁滩上修渠引水，战胜干旱；在农场群中植树造林，驱散风沙，建起绿色的万里长城；在白茫茫的盐碱滩上，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征服着盐碱。在干旱、风沙、盐碱这三大自然困难下，过去的新疆大片区域是戈壁荒原，“春风不度玉门关”，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努力下，却变成了“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景象。 毛主席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指示是：“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你们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汉族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1959年兵团党委发布了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20条纲要，据不完全统计，兵团成立的十年来，兵团让给群众已开垦好的土地61万余亩，无偿为群众代耕、代播、代收的土地面积达100万亩以上；赠送大小农具近50000件；无偿为当地群众修建水渠600余公里。各族人民说，“我们在那里有困难，就可以在那里看到生产兵团伸出援助的手” 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改天造地，推动新疆的社会进步，同时又无偿积极地帮助当地各族人民，和地方结成了亲密的兄弟关系，让当地人民觉得兵团的利益和各族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自然也就不会出现排斥兵团的心理和现象。因此他们说，“毛主席的军队牙克西（好）”“解放军是我们的，我们的也是解放军的”，他们把兵团当作了自己的部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为新疆后来的社会改革、农业合作化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新疆农牧业合作化 解放前的新疆十分落后．大多数农村还处在封建社会中期，有的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八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四五十，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地主不但占有大量土地，还通常只将其中百分之三四十的极其分散的土地租给农民，而迫使农民替其无偿耕种未出租的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对农民的剥削特别残酷。除了高额地租外，农民及其妻儿还得承担地主的无偿劳役。 面对宗教和农奴主、地主阶级的强大势力，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在开展生产运动、剿灭土匪的同时，从减租反霸入手，逐步打倒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在减租反霸斗争中，各族人民通过诉苦、算剥削账、分清了敌我，认识到自己的“穷根”，普遍提高了阶级觉悟，整顿和扩大了农会组织。减租反霸斗争结束后，又在新疆农村开始了全面土改。延续了几千年的旧的生产关系得到改变，各族农民欢欣鼓舞，更加热爱新社会、信赖共产党。一些农民在清真寺做乃玛孜时也会为“救星共产党、恩人毛主席、靠山解放军”祈祷。 在1956年全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新疆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9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个体手工业者基本组织到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 3.建国初期的分裂和反分裂斗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优越的能让各民族真正得到共同繁荣的社会制度，在这两方面的基础之上，民族主义、民族分裂的思想逐渐失去了土壤。因此，建国初期新疆地区的分裂活动只是旧中国的遗留，在各族人民的共同打压下，只会越来越少。基本上，五十年代暴乱较多，六十年代由于中苏交恶，出现了苏联策动边民外逃的情况，七十年代分裂暴乱活动则基本沉寂。 面对分裂暴乱活动，政府除武力平息外，还借此机会清除分裂思想的土壤，巩固新疆社会。 首先是组织群众，公开审判。1950年10月19日，伊犁政府组织各族群众1.5万多人举行“声讨反动分子大会”，声讨“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策动的热合曼诺夫暴乱；1952年2月2日，在巩留县对分裂暴乱分子举行了公判，并号召各族人民积极检举揭发。 其次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斗争。1951年7月中旬，新疆军区党委发布了《关于在五军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及政治工作制度，开展政治整军的决定》，要求在民族五军（三区革命军队改编而来）开展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政治整军工作，清除内部的里通外国分子和“泛突厥主义”分子。小结 建国前，新疆的各族人民群众在少数民族及汉族统治者的双重压迫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并勇敢地进行了反抗，三十年代的农民大暴动及三区革命就是主要的反抗表现。同时，与人民反抗残暴统治的另一条线，即区域独立与民族分裂主义也同时共存着，甚至成立了两次独立共和国。 建国后至改革前是新疆社会最稳定、民族关系最融洽的几十年，这基本是从学者到普通新疆人民的共识。而这一段稳定时期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民族劳动人民推翻了统治阶级，像兄弟般友爱互助，共同建设繁荣的社会主义祖国。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兵团战士、革命青年将整个青春献给了新疆大地，而新疆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阶级觉悟也不断提高，也将自身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人民群众追求解放、追求幸福生活成为历史绝对的主体，分裂主义逐渐销声匿迹。 此外，无论从建国前的暴动与分裂，还是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可以看出，阶级矛盾是新疆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民族矛盾从来都是处于次要位置。建国前的阶级压迫是少数民族及汉族统治者直接施加的，暴动是直接针对统治阶级的；建国后推翻阶级压迫后，各族劳动人民则形成了空前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