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抵抗的假面
竹内好在谈及日本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困惑时说："青年的主要要求，如果离开直接的生存问题来说的话，就是自我完成吧。这是难以抑制的生的欲望，作为其本身来讲，是应该被尊重的。然而，当今的多数青年，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已深感走西欧的道路是不可能到达自我完成的境界的。......如果不用某种方法来调和与整体的关系的话，就很难完成自我。这一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由此，一方面产生了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倾向。的确，安于这种现状的人不少。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满这种现状的人，而且在不断增加。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西欧个性解放过程中的产物，所以，在以表面是现代化还未成熟的个体为条件建立起来的日本社会里，想要诚实地生存下去，诚实地思考的人，是不能长期停留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上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想到别的地方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发现问题。"通过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我以为今天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大概都面临着如竹内好所言的问题和困惑，在他们还没有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的时候，他们大概还能耽溺于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自我安慰，但是一旦面临生活的真实的境况--正如我在30岁时才强烈感觉到的失败感--他们立即就会明白，除非成为一个自我放逐者，否则，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脆弱而无效的。大多数人不会自我放逐，也不甘心被社会放逐。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偶像，寻找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表达自我的方式。现在，郭敬明的"小时代"已经被转移到了更年轻人的手里，而自认为长大成人的"80后"们会问："今天你读'韩寒'了吗？"
最早知道"韩寒"这个名字大概是在2002年，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的旧书处理摊点翻书，一个朋友指着《三重门》对我说：这就是那个几门成绩挂红灯的高中生写的小说。我拿起来翻看了几页就放下了，几乎没有任何印象。2007年以后似乎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记得有一次张悦然在飞机上对我说："'韩寒'现在是公共知识分子了。"这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崇高非常神圣的名词，它和一连串的经典人物联系在一起：萨特、福柯、萨义德、鲁迅等等。一个和我年纪一样的"80后"青年怎么就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呢？他是怎么公共？又是如何知识分子呢？但不管如何，"韩寒"正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无法选择的事实。在北京的地铁站里，"韩寒"为"凡客"代言的巨幅广告矗立在每一个过客的眼前，打开电脑，各大门户网站经常性地跳出"韩寒发表××"等内容，用一句网络流行词来说，我被"韩寒"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韩寒"多么特立独行，他的特立独行都成了一个被刻意放大和赋魅的"事件"。《北京青年报》文化版的一个记者曾对我说："'韩寒'是文学圈内唯一有新闻效应的人，而且效应很大。"她说的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解释"韩寒"现象的一个切入口。"韩寒"是文学的，同时又是新闻的，"韩寒"是"独立"的，但同时又是合谋的，或许正是这种多重身份，使得他能够获得一致的认可。中国某教授就曾经夸大其词地说：全中国的教授加在一起，影响也大不过"韩寒"。在《上海文化》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韩寒"被认为是鲁迅的接班人。徐贲在《美国人看不懂韩寒》中也认为："在韩寒博客中，可以看到一种'思索'比'思想'更重要的写作方式，它没有一定的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总是在绕着弯子，尽量安全地把真话说出来。他的博文零零碎碎，但思考者与思考对象始终交融在一起，整体性则是来自这种交融。那是一种因韩寒这个'我'才有的整体性，喜欢他的博客文字，就会喜欢他那个人，反之亦然，这样或那样，都成了他的粉丝。"作为一个作家的"韩寒"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韩寒"或许都有其值得赞誉和信任的地方，在很多人看来，"韩寒"的魅力来自于他的抵抗的姿态和抵抗的方式，抵抗的姿态是指，他总是能够及时地对社会公共事件作出反应，并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子一样，说出真话："韩寒的话语玩的是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真实话语游戏。韩寒的许多听众从韩寒那里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刺激感，而未必是什么振聋发聩、闻所未闻的全新见解。"另外一方面，就抵抗的方式来说，"韩寒又很'会说'，更加增加了他说话的刺激感"。于是，韩寒的4.5亿的博客点击率就成为了一种"抵抗"的标志。
我对此是持保留意见的。实际上，一个事件的发生，然后有人对此发言，有些人发言会好一些，有些人发言会平常一些，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像这样把"韩寒"的一些博文提高到"意见领袖"的地步，这或许也只有在当下的中国才会发生吧。"韩寒"或许说的都是真话，但是我相信说这样真话的人在中国很多，而这些人因为缺少表达的平台，也缺乏相应的传播条件，所以就被遮蔽了，而在遮蔽这些发言的同时也就无限夸大了"韩寒"言论的正当性。如果说"韩寒"确实在实施一种抵抗，那么在我看来，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媒体的抵抗"，"媒体的抵抗"的特点是它的指涉是单一的，它抵抗的对象是确定的，它抵抗的内容是公共话题中最讨巧的一些东西。在"韩寒"博文中最常见的是对于政府腐败的嘲讽和调侃，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腐败确实是需要抵抗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话题最能吸引大众的眼球。最让我担心的是，"韩寒"的这种看来很"新鲜"和"幽默"的表达方式可能潜藏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很多重要的问题被表达的形式所掩盖了。如果说得刻薄一点，在"韩寒"的很多博文中，有一种巧言令色的成分，他既没有从根本上去廓清一个问题，也没有在表达上给现代语言提供新颖的东西。
在我看来，如果说"韩寒"的抵抗是成立的，这种抵抗仅仅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层面上成立，那就是利用媒体的作用，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满足一种即时性的发泄欲望。这些东西，无法对道德和人性的重构起到有效的作用，也难以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寒"的这种抵抗是非常消极的，从表面上看他是在反对体制和不公，实际上他只是在和体制"调情"，他在"不能说"和"能说"之间找到了一条非常安全的道路，我以为这是"韩寒"最不真诚的地方。但是对于"80后"的年轻人来说，这恰好是他们欣赏"韩寒"之处，他们知道，真实的抵抗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而这种抵抗的"假面"，则是共赢而无害的。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的博文里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里面的某种利益关系："在一些人眼里，从公众人物到公共知识分子，韩寒完成了新世纪的华丽转身。也许有人会说时代变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也变了，是的，时代变了，网络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如今的公共知识分子用不着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发表宣言、起草联名信、上街游行了，他们只要在职业之余，上一上网，人肉些必要'信息'，再在博文里留下几句损政府，嘲弄世道人情的绝话以充当'檄文'，然后就会在顷刻间传遍整个网络，成为网友们泄愤的暗语。别小看这些绝话，那还真属韩寒的绝活，作家的言辞技巧，到这个时候发挥了最大魅力。"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即使"韩寒"有这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他依然代表了某种勇气。我想每一个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保持必要的正义之心的人，可能都希望自己能够像他那样去发言。而这种勇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我还记得2006年我刚刚博士入学的时候，学校的宿舍管理科突然颁布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规定：禁止异性进入每一个学生公寓楼。这条规定立即在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很明显，这是一个管理者为了推脱管理的责任而无视学生人权的做法。因为找不到实际解决问题的渠道，大家就在学校BBS上发表抗议的言论，当时我一连发表了两个帖子，表达对学校这种管理制度的不满，因为语言"过激"，很快学校的管理部门就找我谈话，我记得当时一个管理人员对我说："你说的革命是什么意思？"然后很严肃地警告我不许再发表相关言论。这一个小小的经历让我意识到任何一种真实的表达可能都是要冒风险的，不管这风险是大还是小。所以我对"韩寒"的质疑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一个更高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难以企及和做到的。我对他的求全责备与其说是出自一个批评家吹毛求疵的职业习惯，更不如说我是在他的身上看到不可能的可能性：我对"韩寒"抱有更多的希望，我希望他的抵抗更有深度，更有力量，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思考品质--而在我看来，文学比短小的博文更能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我希望"韩寒"能从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角度来完成抵抗--我将之命名为"文学的抵抗"--也就是他通过文学化的方式来表达一代人对于这个时代的思考和体验。但关键问题是，"韩寒"因为过于受制于他的"媒体抵抗式"的写作和思考方式，严重损害了他文学式抵抗的品质。
在2010年推出的重要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韩寒"似乎企图通过小说这种形式来更全面地表达他的思考。我是满怀希望地在第一时间内读完这部小说的，但结果非常失望，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部很蹩脚的小说，即使连韩寒的"粉丝"们也不得不对这部小说持保留的态度，我在豆瓣网上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比如曾小小认为："韩寒的东西看多了也就那样了，没什么意思，也启迪不了我，也帮助不到我...... 只能解气"；coldyuye认为："他的小说是他的杂文的延伸 小说并非他最擅长的 他有些随意了 其实他也许该多花些时间和功夫在小说上 正如你说的'社会现实给了韩寒太多的素材，可韩寒并没有完美地使用它们'； echocheng说："我只看过三重门，还是读高中那会。高一那会，twocold同学很火啊，于是我就颠颠的看了他参加萌芽的复赛作文，以后就没看过。博客里充斥着自己什么都看透什么都嘲讽什么都无谓的调调，不太喜欢"；Wense说："平时韩寒的博客我也是不看的，就像你朋友说的那样，没什么意思，何必浪费时间在对自己没用的东西上呢？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产物，有多少人是'被韩寒'了，这显然很符合人们从众的心理。 博客来造势，杂志来煽情，再搞本小说来圈钱 -- 看完这本书，没留下什么印象。"
这些豆瓣网友的评论大概代表了某种很真实的声音，分析也非常到位。（同时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所谓的"读者"或者"点击率"是需要进行分层讨论的，仅仅凭借数目字并不能说明韩寒的重要性。）在《1988》这本小说中，媒体式的写作代替了文学的写作，媒体式的嘲讽取代了文学式的戏谑。"韩寒"甚至都不会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为此他不得不一次次中断，通过回忆来把故事推动下去。一方面是简单的"80后式"的怀旧，一方面是简单的对于政府和体制的解构，这就是《1988》的全部内容。与奥威尔的《1984》相比，"韩寒"的写作显得矫情而缺乏格局。在《途中的镜子》，中，莫里斯·迪克斯坦认为《1984》不仅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更是一个带有实验色彩的典型文学作品，正是因为通过这一有效的文学形式，1984作为政治寓言的抵抗力量才凸显出来并成为一个历史的坐标。但是在《1988》里面，粗糙的形式和芜杂的材料被强硬地拼贴在一起，"韩寒"在此甚至很难说是一个有意识的作者，而完全像一个中学生在写一份命题作文。他缺乏现代作者最基本的一个向度，那就是他缺乏真正的自我意识--在我看来，"韩寒"的"自我"是一个表面化的自我，因为他高度地执着于这种表面化的自我，他就从来没有深入到自己内心的深处，他怀疑和嘲讽一切，但是却从来不怀疑和嘲讽自己--因为这种真正现代自我意识的缺乏，"韩寒"的抵抗，无论是媒体式的抵抗还是文学式的抵抗都缺乏真正洞察的眼光和震撼灵魂的力量，这种抵抗的"假面"背后，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阴影如影随形，阴魂不散，"韩寒"和郭敬明不过是"80后"的一体两面而已。

四、怎么办？

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像"之中。在对物质的无穷尽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在对国家机器的不痛不痒的调情中，我们回避了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阶级？我们应该处在世界史的哪一个链条上？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自我历史的叙述来完成自觉的、真实的抵抗（抵抗个体的失败同时也抵抗社会的失败）？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80后这里不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而更是历史问题，它意味着，80后必须从头检视自我的历史，从起源开始追问。这个"起源"在我看来，一个是生理的事实，一个是历史的事实。生理上的事实是，对于绝大部分80后来说，他们的父母都属于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个在十年前也许不需要强调的问题，在今天需要特别严肃地提出来，因为经过30年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隐秘同时又恐怖的阶级已经在中国诞生，那就是权贵资本阶级，这个阶级凭借其垄断地位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与80后的成长同时展开的，就是这样一个权贵资本在中国发展成形的历史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美学秩序中的全部降格。在1970年代，我们或许会为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而自豪，在19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还会高唱"在那希望的田野上"。但是到了2000年，全中国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就是对农民和工人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嘲笑。正是在这样的对照中，80后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从一出生就丧失了全部的优先权。也就是说，从起源开始，80后就不是在获得，而是在失去--"我们得到的只是锁链，失去的是全部世界"。
但似乎有另外一种可能展示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社会上谋得一份有保障的职业，以此来完成身份的另外一种转化。义务教育普遍实行和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包括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大扩招似乎提供了这种希望。我于1999年"受惠于"高等教育的扩招进入一所本科大学学习，2004年又"受惠于"研究生的扩招而获得研究生的学习资历。至少在1999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与我周围的那些朴素的同学一样松了口气，我们为自己摆脱了那些已经完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阶级而感到幸运。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80后进入了一个最尴尬的历史境地--至少从现在看来是这样的，因为从那时开始，我们变成了四不像，变成了一个悬浮的阶级：农村里面没有我们的田地，工厂里没有我们的车间，权贵资本家只能出现在地摊励志小说和灰姑娘的童话故事中。我更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的80后来说，其实并没有童话，我们的童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在2012年合肥开往南京的高铁上，我依然看到一个和我年龄仿佛的青年在认真阅读这本书--它实际上不过是告诉你怎样做一个资本的螺丝钉。
如果非要为80后的阶级属性作一个界定，似乎没有比"小资产阶级"更合适的了。在每一个80后的心中，都有一个小资产阶级之梦--是的，小资产阶级之梦--至少在2009年以前，这个梦还不能说是白日梦，因为它是我们真实的理想和追求。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梦有些含糊，但以下内容是明确的：独立、自由、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保障之中。它看起来不过是基本的人性的诉求，但是，在中国9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它代表了一种终极的乌托邦式的存在。有时候，这种小资产阶级之梦以一种夸张和变形的方式得到发泄和阅读，我还记得在2000年的冬天，我在安徽小城的一个书店里看到卫慧的《上海宝贝》，我站在书架前一气将其读完，并激动地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自由而叛逆，带着种种的青春期的冒险。我在那个时候以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通向更广阔的世界的入口。
现在看来，80后的小资产阶级之梦不过是全球化资本秩序加之于我们的一种规划和想象。它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经典的《看不见的城市》，男人们追逐梦中的女性，最后没有得到，只好建造一座和梦中一样的城市，卡尔维诺说如此女人塑造了男人。小资产阶级之梦就是那个女人，最后，我们并不能得到它，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幻象，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这种幻象甚至治愈了我们的失败感，它给现实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以为一切似乎都应该如此，忘记了起源同时也切断了未来，80后由此变成了悬浮的一代，上不接天，下不接地，在历史的真空中羽毛一样轻飘。
小资产阶级是80后最后的救命稻草，意识形态的规划似乎也在暗示这一点，各种奋斗、学习、发展的概念都依托于小资产阶级之梦的最后实现，我的一个朋友曾这么向我描述，他最大的理想是，在一个周末的旁晚，他开车带着自己的妻子，后座上坐着自己的孩子，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去看一场文艺电影。但现实情况是，这个梦的兑现被一再延宕，最后这个梦以残酷的形式刺破了80后"虚假的"当下生活。在80后作家张悦然这里，这种幻灭以离家出走的形式被讲述出来，在2010年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家》中，张悦然以极其罕见的成熟书写了一对典型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幻灭和新生。这对小资产阶级青年男女不再满足于刻板的、看来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充满小资产阶级习性的日常生活，同时选择了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被再一次激活，在鲁迅、巴金那几代人那里，离家出走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破除宗法式的大家庭而营造一个可以安置个体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而在80后这里，因为小资产阶级家庭已经成为一个预设的"程序"，因此，再次离家出走似乎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但张悦然的故事显然带有一定的预设的成分，已经被巨大的日常生活的幻象控制的小资产阶级真的敢离家出走吗？另一位80后女作家马小淘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在马小淘的中篇小说《毛坯夫妻》里，同样是一对年轻的小资产阶级男女，当他们在资本的等级制度里感到压迫和侮辱的时候，他们以一种极其温驯的姿态回避了本来可能出现的尖锐的心理冲突，我想说这可能更接近80后的现实状态：不仅外在的冲突消失了，内在的冲突--自我反思和自我求证的冲动也被"阉割"，80后退回到社会的最隐蔽的角落--卧室或者是电脑的终端，甘于成为资本生产链条上的一个关节点--也就是当下在媒体的宣传中日益合法化的"宅男"或者"宅女"。
无论是离家还是回家，在我看来都意味着"家"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之梦的破碎。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虚构"，而是真实的历史的境况。从表面上看来，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似乎在不停地造就大批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小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改革的意识形态，但是实际情况是，小资产阶级在当下日益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中根本就找不到出路--它唯一的现实出路也许是赤贫化，成为新的城市无产阶级。中国的先锋派作家格非在其出版不久的中篇小说《隐身衣》里，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变为城市无产阶级的过程，虽然小说最后的结局并非那么让人沮丧：男主角又暂时获得了爱情和房子。但现实生活却不可能有这么"光明"的尾巴，现实是，在世界资本和官僚权贵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只有"失败"的道路可以选择。
这一"失败"之途似乎是预定的，充满了世界史的宿命味道。它超越了简单的代际的划分，中国的50后、60后、70后、90后难道不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吗？这种现实迫使我们重返十九世纪的一些重要的命题：公平、正义、反抗和革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回到了中国现代的逻辑起点：我们面对的着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一个是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这就是80后所处的世界史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独享"的，也无法简单地拒绝或者认领，这个位置，需要有一种自觉的意识、结实的主体去予以激活和对接。我的一个学生在一家大金融公司实习一个月以后给我发来短信："我终于体验到了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的感觉了"。
从小资阶级梦中惊醒后怎么办？
历史依然暧昧、含糊、混沌不分。腐败的语言和千篇一律的生活还在不停地重复。自觉的意识和结实的主体如何才能在这一片历史的废墟里面生长起来？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任何代际，任何地区，逃离社会历史都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个体的失败感、历史虚无主义和装腔作势的表演都不能成为逃离的借口或者工具。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惟其如此，80后才有可能厘清自己的阶级，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
我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

2011/22012/10/29于北京寓所2013/1/1再改

附记：本文动笔于2011年2月，第一、二、三部分完成于2011年年底，第四部分完成于2012年年底，整个文章完成耗时近两年，很多的想法、表述都基于我个人的经验并带有天然的偏见。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第三部分"抵抗的假面"，我一直将"韩寒"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而非独立的个体，因此在文章写作的一开始我就在"韩寒"两字上打上"双引号"以示强调。2012年春，对"韩寒"身份和写作的质疑成为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我对此非常关注，对论辩双方的材料多有涉猎，此事件坚定了我对"韩寒"作为一个"符号化"存在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让我感慨中国当下文化（文学）生成的诡异纠葛。此部分的一些表述，如"韩寒的勇气""我对其抱有更多的期望"之类云云，如今看来真是过于天真幼稚，历史的黑箱一旦戳破，里面原来是嗜血般的阴森可怖。但我愿意将这些表述和判断留存，批评的勇气在于：你要戳穿别人的假面，必先将自己的真脸示人！（2013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