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洛崇   来源：星火导刊32

  编者按：本期继续对“泛左翼”的代表人物韩德强进行批判，集中批判了韩在中外历史问题上的一些谬论。利用所谓“重新认识历史”来歪曲、否定马列毛主义，是“泛左翼”的一种惯技。我们必须识破他们的鬼花样，关键就在于在考察历史时是否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否坚持造反有理，是否真正站在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这一边。 一．劣质的历史架空小说 在《星火导刊》第八期中，我们从马列毛主义角度重新梳理了世界历史，并且给与了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一条清晰的主线。这一期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继续解剖一个个案，彻底批判韩德强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一小册子流毒甚广，是韩德强彻底背叛马列毛主义的大众通俗版。 韩德强出于现实的投靠当局献计献策的政治需要，营造了一个富于杀商精神的汉武帝形象，劝谏当局要学习汉武帝。据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韩式的历史架空小说如下： 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换句话说，只要当局采纳韩式的“杨可告缗”，就可以实现永远和谐的太平盛世。历史的事实是否遂了韩德强的心愿呢？历史的事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二．汉武帝敛财的精髓 历史上汉武帝的告缗令政策出台共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前129 年至前120 年。这一阶段政策出台特点是：与“民”协商，互为换利。基本上是“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史记·平准书》）政府要求有钱的富者、商人 为了国家的利益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而政府对这些人则给以封侯、补官、减罪等作为补偿，以提高其社会地位。实在不愿意舍钱物的，也可以贷钱给政府。 可见汉朝当局一开始为了弥补财政漏洞，是采取了卖官鬻爵的办法。 然而事与愿违，当第二次对匈奴战役结束，战争费用已然是上百余巨万，又要安置数万 来降的浑邪王士兵及其部落，政府的官爵都不够卖了，政府供给不足，皇帝被逼得只好自掏 腰包：“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史记·平准书》）前120 年山东大水，为救灾，“其费以亿计”。不仅中央财政吃紧，连各郡国仓库都已告罄。 西汉政府此时财政走到了山穷水尽之地，然而“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史记·平准书》） “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 书》）希图靠与富商大贾协商互利的政策是无法从他们手中挖出钱财了，封侯许愿对于富比 王侯的商人已然失去意义， 怎么办？汉武帝走投无路，只有从协商为主的政策改为强行剥夺。这并不能证明他的雄 才大略，任何既得利益者到了这一步，机关枪坦克车都是会用上的。这是自保而不是什么宏 图。自前120 年冬，至前110 年止，是政策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敛财政策的特点是：以法治商，与“民”争利。官营盐铁，均输平准，同时再 辅以“以粟补官”，奖惩并用的算缗、告缗、不告缗和整顿币制。以这一系列政策达到“摧 浮淫并兼之徒”，“笼尽天下货物”（《史记·平准书》）的目的。 我们首先分析算缗、告缗和不告缗令。早在前129 年下过一次算缗令，但那只是对有籍商人收运输车税，而在10 年后再次下算缗令则是针对社会上五行八作全体经商者。对手工 业者无论有无市籍，一律按资产征收财产税。经商及高利贷资本2000 收一算（120 钱一算），手工业者减半；商人一车收二算，普通人减半；船五丈以上收一算。采取财产自报，凡“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史记·平准书》） 这阶段鼓励告缗是很厉害的。元狩五年至六年间（前118 年～前117 年）杨可在武帝支持下主持告缗。一时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史记·平准书》）执行告缗令是有斗争的，可谓阻力重重。例如当时主持京师治安的右内史义纵，就扬言到处告缗的人是乱民。 告缗令的厉害并不完全在于它能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而是当人们万分惧怕这一政策后，再宣布如何做就可以享受不告缗或除告缗的特权，就成为了一种最受欢迎的奖励政策。这才是汉武帝敛财的精髓。如果把这种类似于黑社会敲诈勒索的手段捧为基本国策，那么韩德强干脆直言让当局采纳更加露骨的黑社会政策。 三．被无耻忽略的“不告缗”、“除告缗” 原先对入粟补官者多次颁布过奖励政策，成效都不大，而这时汉武帝出台了不告缗政令： “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这就是说，凡是能向边境入粟的，不仅可 以本人终身免役，全家更可以享受不被告缗的特权。商贾人等，有了这一条，就是偷税漏税， 也不用耽心家产被政府没收。入粟换来了财产及人身安全。这是前110 年的事情。 汉武帝是财技惊人，当年为了解决边防马匹不足的问题，就用过这一办法。那一年他视察郡国及边防，到了新秦中，汉武帝对那里的边防非常不满。新秦中千里边防线上既不设亭候、又不巡察，武帝杀了北地太守以下所有官员。大约是因为马匹不足导致边防形同虚设，汉武帝下令，“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史记·平准 书》。） 所以“除告缗”一令与告缗令相辅相成都成为最有实效的敛财政策，而看起来“不告缗令”的威力更胜一筹。就在“入粟边境可不告缗令”下达的当年：“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可见汉武帝的告缗令并不是出于要普遍扫击商资，而是怎样能敛财就怎样制定政策，无知的韩德强是否了解过“不告缗”、“除告缗”这些政令 呢？ 伪造中国历史的韩德强，即使自己想学汉武帝，也应该把人家的精髓示众才行啊。 四．汉武帝之后诸届政府之表现 我们接着来看看汉武帝之后，各届政府又是何等表现。是不是如韩德强所说“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自从汉武帝使出了杀手锏后，一些大工商主，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逐渐勾结在朝官僚、依仗政治权势，牟取暴利。如成都的罗裒，开初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千万”。他将钱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又“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至成、哀间，竟然成为“訾至巨万”的大富商（《汉书》卷91《货殖传》）。这说明罗裒是一个“赊贷郡国”的高利贷者，又是“擅盐井之利”的大工商主。他的发财致富，显然是依仗官僚的权势而获得的。 与此同时，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的情况逐渐增多。据载：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的官吏，往往“私贩卖，与民争利”。官僚张安世的“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这种事例不少。甚至成帝时的丞相张禹，也“内殖财货”，富而“买田至四百顷”。他们采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办法，通过经商发了财后，进行土地兼并。 以上的历史事实表明，汉武帝之后的历届政府是不会在乎什么基本国策的，该发财的继续发财，该兼并的继续兼并，他们可没有韩德强那么在乎“人内心的矛盾”，他们也不会建构“道德市场经济”，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来自于阶级本能。 韩德强杞人忧天，而汉朝的富豪还有当今的富豪从来不在乎“天是否会塌下来”这个太具有本体论的形而上学问题。 到了东汉，东汉政权更是在地主豪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统治集团中有很多地主豪 商。刘秀本人就是一个曾经“卖谷于宛”的商人地主。刘秀母舅樊宏，“世善农稼，好货殖”。 其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吴汉乃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由于他们和商人有 密切联系，加之当时以“柔道”为治国方针。因此，东汉统治者一开始就对工商业采取了放任、保护政策。主要表现在：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受限制。在法律上，再没有西汉初那种 “贱商’’的规定了，也未有过“抑商’’问题，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得到了合法存在。 自和帝后，“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正式废除了盐铁官营政策，从此，一直到东汉末 年几乎未曾有过大的变化。再就是取消酒类官营，除灾歉之年外，一般听任民间私营酿酒业 的产销。 可见历史的发展太不能尽韩德强的心愿了。所以他只能用骗人的办法来裁减历史。 五．为什么要批判《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可以这样说，《马恩原著体系批判》是韩德强的理论先驱，而《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则是他的理论的集大成者。在《马恩原著体系批判》里韩德强还貌似公允地评论前人，而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里，韩德强主义已经昭然若揭，而且大有炸平马恩列斯的狼子野心。必须 指出的是韩所举的“毛泽东”，只是韩手里一个无害的偶像，他把马列毛的历史逻辑完全架 空，为我们臆造出一个为他所用的“毛泽东”，对此我们表示最严重的抗议。 我们的批判也已经有些时日了，期间也收到过不少同志的反馈。归根到底，同志们在质问：批判韩德强的意义何在？韩德强的言论以及思想是否已经造成了足够大的危害？ 我们的回答是：不破不立，我们在破的过程中梳理马列毛的理论逻辑，这是其一；韩德强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左翼的代表人物，一系列“新左派”的奇谈怪论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蛛丝马迹，当然这并不是说新左派已经在韩德强的旗帜下团结成稳固的一党，历史经验表明，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团结的，我们的批判只是要表明新左派所 犯的理论错误具有一定的共性，与其说批判韩德强，不如说是批判新左派的理论通病，此其二也。 中国所有抛弃了马列毛传统的新左派，他们的理论通病，我们冠之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其一定的阶级基础，而且他们想使自己的意识能够左右中国的资 产阶级当局，甚至于像韩德强之流的极品，妄图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构造一套称霸世界的国家哲学，这样的理论抱负，实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