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伯特·威尔（ROBERT WEIL）（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研究者） 来源：进步青年网 摘要：从中国富士康一系列跳楼事件到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富士康工人中毒事件，资本全球化运动已将两国工人联系在一起。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富士康工人的工作环境同中国一样恶劣，工作场所毫无限制的喷洒农药和杀虫剂导致工人中毒，工人罢工之后印度当局派出警察镇压，蛮横拒绝工人组建工会的要求，同时富士康成功使媒体噤声。印度富士康也大量使用实习生、临时工，工时长、工资低，妇女的工资标准甚至只有每月65美元。两国工人面临共同的资方，面对相似的剥削手法，未来两国工人也会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联合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关键词：富士康，跳楼，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泰米尔纳德邦，中毒事件 死亡，是见证我们曾经活着的唯一办法，或许，对于富士康的员工和像我们一样的员工，——在中国我们被称为农民工——死亡的作用仅仅是证明我们曾经活着，而且，当我们活着，我们只有绝望。——引自一个工人的博客（在富士康第12跳发生之后） 1 死亡，是见证我们曾经活着的唯一办法 2010年春，年轻的农民工开始从深圳富士康的职工宿舍屋顶跳下。企图自杀的一系列事件一度攀升到18起，其中大部分已成事实，并且扩展到其他工厂——这清晰而深刻的将中国对外出口加工业年轻工人的绝望暴露于世人面前。几个月后，印度爆发了一系列环境事件，富士康工厂也爆发劳资纠纷。正如在中国，印度东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发生的这些事件不仅暴露出富士康这家跨国公司可怕的工作条件，还暴露出剥削劳工的整个体制，包括腐败的政治和软弱的工会。这些事件也说明，尽管不同国家之间社会文化有很大差异，但剥削劳工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两国工人们需要跨越国界，找到联合起来反对同一敌人的新途径——所有血汗跨国公司的工人都有同样的需要团结起来。这种团结的第一步，是平行揭示两国工人面对的生存条件、采取的抵抗方式和受到的国际支持。考虑到美国、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尽管它们在维护全球资本主义剥削体系方面有共同利益——近几个月这些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越来越大，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组织是非常必要的。与国家间的矛盾形成鲜明对比，中印富士康工人的斗争是跨越国界、逐渐成长起来的抵抗运动的冰山一角。 有时彼此联系的、局部的小行动不会引人注目，但却会打开大门，加深对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矛盾的认识。富士康自杀事件就是这样的例子，让人们看到工厂工作生活条件使工人绝望，而平常这一切都隐藏于地下。自杀成为中国公众关注的焦点，由于富士康是美国电子制造业的主要供应商，所以此事国际上也广为报道。这些事件让人如此震惊和痛苦，以至于2010年春富士康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给人留下记忆。过去三十年，富士康在大陆迅速扩张，通过毫无人情的剥削手段成为珠三角外资领军者。深圳市一个拥有1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富士康一家工厂工人就有50万——近两年多以来工人数几乎翻了一番——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电子产品的工厂。现在富士康在中国的雇工人数已接近百万，过去7年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世界500强中排名109位。作为苹果、戴尔和其他美国领先的电子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富士康始终都是舆论焦点，其中大部分消息都是负面的，即便在自杀潮之前也是如此。这些全球性的美国公司为了竞争不断推出新产品，不仅要承担由富士康引起的责难，而且要承担自杀事件的最终责任。“大公司不断膨胀的现状只能维持，因为品牌公司更快、更廉价生产的压力直接传导到加工厂工人身上，工作负荷加重、纪律更严、工资维持在最低水平。”之所以富士康成为神话，之所以一系列自杀事件给人的感受如此强烈，都是因为那些在深圳代工厂工作的都是从内地贫困农村来的年轻人。不仅在富士康的工程，就连当地那些附近的工厂，工人年龄大多都是十多岁——甚至一些人还打不到法定年龄16岁——或者二十几岁。在这些企业遇到30多岁的工人是非常罕见的，往往因为劳动条件太恶劣招不到人，如果工人工作满十年，按法律规定可以同厂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工资也会逐步上涨，多数情况下在此之前工厂就把工人解雇了。所以毫不奇怪，2010年跳楼的工人都不是年纪大的工人，而是年龄17-25岁的年轻人，在深圳工厂极度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很短一段时间，就陷入绝望之中。有人曾指出，像富士康工人这么大的基数，按照2010年跳楼人数计算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具有更深意义的，什么使这些自杀如此刺眼，什么让工人绝望，什么使近期一系列中国工人阶级行动这样触动公众神经，是这么年轻的工人在如此短期的时间内连续跳楼。从9名社会学者的一封公开信中可以看出，工人的死因是当前中国的社会制度。 这些20岁左右的年青人，为什么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选择离开这个世界？逝去的生命让我们痛心不已，更让我们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 在死的时候，这些年轻人获得了活着时没有的重视，他们代表着整代年轻农民工，代表着这个群体遭受的残酷剥削。这种特殊的剥削方式现在已经很明确。过度工作，工作日往往达到10小时、12小时甚至更多，每周工作六七天。在忙的时候，每个月只有一天休息，在生产淡季每月也只有三四天休息。这种生产速度导致工人身心俱疲，让人几乎没有时间放松下来并恢复体力。现在，富士康员工将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曝露出来，一个工人这样写道：“经过十个小时站着工作，晚上回到宿舍，工人基本就不想动了，双腿就像灌了铅似的。”但是虐待还没有结束，每月总有十几个小时的加班时间没有被“记录”，甚至根本不会被记录，而成为给公司的无偿“奉献”。 新工人要么是高中毕业，要么是来自职业学校的实习生，打工过程没有任何技能培训，而是演变成灌输“工厂管理制度——让我们了解富士康企业文化，让我们体验富士康的经营理念。‘洗脑’可能更贴切。”一个培训者讲道，“富士康只希望我们能够干活，不管我们聪明与否，也不管我们是不是技术工人……你不能有任何不同想法。经过一周的培训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富士康不要把你自己当成一个人，你只是一个活着的机器，没有任何个人思想，没有产生任何思想的需要。”一旦在生产车间“上线”——在那里甚至不支付工资，只有少数津贴——学员由线长挑选成为普工，“就像奴隶主在市场挑选奴隶。”整个制度都忽视新来的人，新人就像机器人公司无足轻重的机器一样，这种制度更加加重了工作对工人的压迫。 达不到生产定额、出现装配错误、上厕所超过指定时间，都将招致严厉的惩罚。为了严明纪律，工人的津贴积分被取消，还要当众读悔过书。此外，工人还定期受到厂内保安言语和身体上的恐吓。遇到生产高峰期，学生实习工被从全国各地的学校运到富士康，跟产线上的正式工一样超时工作。 整个体制都是为了强迫年轻劳动力服从管理而建立。 这种严重的体制从工厂向每一个年轻工人生活的地方延伸。公司宿舍高度限制工人的生活，在最小面积的房间里叠放三层床，尽量减少双人床，实际上不给工人留任何生活空间，工友之间几乎没有可能相互交往。工人每次进宿舍也要打卡，使这些宿舍更像监狱，而不是生活的地方。宿舍禁止朋友来访，家人也不许进。一些人成功逃脱工厂宿舍，在外租住拥挤的小公寓，但通常住得很远，要坐长途车上班，更加延长了工作日。无论宿舍还是公寓，都妨碍了任何正常的社交生活。结婚的工人很少，即便结婚，也会跟配偶、子女分开，家里的人要么被留在遥远的农村，要么住在深圳市其他地方，距离工厂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在富士康“城市”中，除了餐馆，便民设施、娱乐设施都很少，几乎没有供数量庞大、年轻躁动的工人活动的场所。这些高度压抑和彼此隔离的环境使富士康在出口加工区脱颖而出，尽管它的工资绝对水平很低，但还是比深圳制衣厂和塑料工厂好一些。这种隔绝的环境成为年轻工人的沉重枷锁，工人们都是从几百公里外来的，远离农村家乡，跟家庭和朋友联系都很少。正如一名工人记述：“这个月我休息两天，但我却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做。”安全问题进一步限制了工人们的选择。但主要的负担仍然是精神上的孤独，“白天工作压力太大，也太忙，所以就没有时间去发展个人思想。只有夜晚时才有时间，想想父母和家乡。”即便打电话回家都很难得，工作压力如此之大，而且经常加班到深夜，很难找到合适机会，工厂生活节奏跟家乡的人完全不同，家里亲人往往很早就休息了。 在自杀事件之后，一些分析家指出，这种孤立感甚至超过了残酷的工作条件，成为工人绝望的主要原因。在高度紧张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员工紧张的上班、下班、睡觉，没有任何自己的时间。报告显示，即便是同一宿舍的工人也没有任何交流。农民工传统的组织和网络，例如老乡会和同学会，在富士康都根本不存在，或者不发挥任何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富士康工人尽管工资稍微高些，但情况仍比郊区许多农民工更差，郊区工人往往缺少正式工作和合法待遇，但仍然更有可能跟家人、同事、老乡生活在一起，就像年纪大的农民回到农村一样。富士康年轻工人自杀动机折射出卡尔·马克思提出的异化问题——工人同人本质、同社会环境、同自然世界、同他们自己相异化——无产者承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痛苦。由此可以看出，富士康40万员工生活在没有“社会”、没有文化的空间中。由于工厂生产过程，工人被带入产线，同世界切断联系。他们失去了以前的社会网络，新的社会联系又没有建立起来。每个人都生活在“原子化”的状态中，成为生产线和生产过程的附属物。他们失去了可以被视为完整生命的基本条件，在生命体活着和日常生活之间划开了一道鸿沟。或许我们可以推断，年轻工人自杀不是因为他们面对的工作太辛苦，而是因为他们荒诞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无法辨别生死的意义，所以选择死成了一件小事。因此，工人的异化不仅仅是劳动过程的副产物。富士康“企业文化”强加于工厂每个地方，“他们的情感，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有他们的社会网络都被系统的忽视、压缩和剥夺。”富士康是一个极端例子，展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如何被异化，但尽管富士康苛刻的环境遭到严厉批判，但类似工厂“继续在珠三角新工业区发展”。 富士康厂方对自杀事件的反应是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措施组合，既有实行可行的改良措施，也有尝试改变员工的人生态度。富士康最直接的行动是在深圳宿舍楼拉起网，防止工人跳楼自杀。富士康也引入了自杀专家、顾问，甚至郭台铭还请来僧侣做法，以便使年轻工人更好调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获得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这种做法反应了公司董事长郭台铭的意图，郭台铭“否认富士康是一个血汗工厂，抱怨大多数自杀事件是因为员工个人问题和给死者家庭抚恤金过高”。中华全国总工会深圳厂区负责人说工人自己也负有责任，“‘我们希望工人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自己的诉求’，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联合会主席陈鹏这样说，‘我们还要让工人明白自杀是一种懦夫行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是政府设立的唯一合法工会组织，现在跟雇主穿一条裤子。“唯一的工人代表是公司自己设立的伪工会”。在最近一轮外资企业建工会潮中，全总采用惯用方式，“应全总要求，富士康2006年底成立企业工会……但是工人和积极分子随后发现工会实际上没有什么活动，工会官方立场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工厂管理”。在自杀事件之后，该工会联合会举行了一次机会，连同企业方一起，声称有10万多工人签署承诺：“珍惜生命，关爱家人”。 但即便富士康厂方也没有傻到这个份上，相信全部问题都存在于年轻人的头脑中，或者自杀是因为工人想为家人获得可观的抚恤金。在自杀事件发生后，富士康宣布工人的基本工资提高一倍，但即便这个措施——也仅仅是高于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一点——也要数月以后才能执行。在工厂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富士康还宣布每月加班时间不能超过80小时，仍比法定加班最高时限36小时高一倍多。管理人员在会议上宣读生产定额、工作目标和厂规纪律，工人出席这样的会议是强制性的，而且开会时间不能计入工作时间” 。车间之外，富士康声称已经改善了伙食，并给深圳厂区工人提供更多娱乐机会。富士康还说将逐步取消公司宿舍，允许工人到外面去租公寓住。更重要的是长期措施，富士康宣布生产线将向内地迁移，远离深圳和海岸，更接近农民工的农村家乡，“因为那是‘新一代工人所想的’，一位公司高管说。‘如果朋友和家人圈子更近，聊天谈论事情也会变得更为容易’。”但这种转换存在风险，将使分散于数省的劳动力管理更为困难。在接下来的数月中，这些困难将变得十分明显，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2 “工人无祖国” 如果富士康希望进入内陆可以逃避工人风暴，那么这种希望很快就会破灭。在2011年1月6日，西南内陆四川省会成都爆发了2.2万工人骚乱事件，这些工人主要为苹果公司生产iPad。外界观察员随后解释了工人的主要不满。 （1）当工人被从深圳送往深圳，他们的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1200元降到950元（950元是成都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但同时劳动强度和工作任务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工人要求对工资作出解释。 （2）宿舍楼有18层，每层24个房间，每个房间住8名工人，但两部电梯被关了，后来只有一部电梯开放，因此所有的工人上下班都得在楼道里挤上挤下。另外，有两周时间，好几层楼都没有供水，无法饮用水合洗衣服，也没有通电。还有对食堂伙食的抱怨。 据报道，几千名工人参加了骚乱，警察也很快赶到，逮捕8人，打伤1人，伤势严重需要住院治疗。此类事件暴露出，无论采取迁移内陆还是其他调整措施，都没有改变富士康一贯剥削和压迫工人的“企业文化”，随着内迁，这种“企业文化”也被简单的带到了其他地区。“过度强制加班、可怜的工资、军事化管理和屈辱性的惩罚措施：尽管公众抗议富士康工作条件和自杀事件，这家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供应商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些年什么都没有改变，2011年1月7日，深圳富士康一名25岁的女工程师王玲从哥哥私人公寓跳楼致死。她精神上压力很大，工作高度紧张，同时被责令辞职，在同厂方交涉辞职问题时被一名经理斥训。根据她嫂子的说法，她五年前进入富士康之前，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这样虐待劳动力的做法并不只有中国才发生，而是全球范围都有，而且到处遇到同样不满和反抗。在深圳富士康自杀潮之后几个月，这一点就变得显而易见，印度富士康向工人展示了更为残酷无情的一面。同中国早些时候的事件一样，印度工厂的行动撕开了公司不想对公众曝光的本质。虽然印度公司只有8000名员工，与中国公司相比数量太少了，但仍是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第三大工业企业，仅次于韩国现代和诺基亚。因此，正如在中国，印度富士康不仅在当地有重大影响，还可以揭示当地政府和工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富士康的剥削行为成为可能，并且是全球资本对待工人的最典型模式的代表。这种模式在印度事件爆发后更为明显——2010年7月，泰米尔纳德邦富士康250名工人“在工厂开始恶心呕吐后不得不住院”。 人们怀疑，富士康不顾对工人健康的威胁，在工作场所毫无限制的喷洒农药和杀虫剂，工人们吸入了过多的有害物质才会中毒。工厂还缺乏适当的通风条件，工人不仅直接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而且还要在酷热的车间中工作。尽管发生了中毒事件，富士康“拒绝停止生产，强迫下一班工人继续工作，没有告知任何人厂区存在有害物质”，厂方还“成功的封锁了新闻，没有一家媒体报道此事”。 但这一事故只是一个序幕，秋天发生了更爆炸性的事件，在Sriperumbudur的一家工厂——位于泰米尔纳德邦首都和主要港口清奈附近——印度大多数工人都聚集在这一区域。工人们像中国的同行那样，发动了罢工，并接受了媒体采访，介绍了他们罢工的背景和经验。24岁的工人Srikanth说： “我在这家工厂已经工作了4年，我每月工资4800卢比（＄104）。工友工资从2900卢比（＄63）到4800卢比不等。与不断上涨的物价相比，工资太低了。公司的工会是亲管理层的，我们不信任它。管理层坚持让我们向那个工会反映要求。”这位年轻工人还谈到工厂的恶劣条件。“为了剥削廉价劳动力，他们用大巴从很多村庄把工人带到工厂里。工人都是来自贫困农民或农业工人家庭。他们每天路上就要花6小时。在工厂里也没有为工人建食堂设施。” 妇女特别受到歧视，许多人只能拿到最低的每月65美元的工资，以及很有限的福利。为了应对如此恶劣的条件和待遇，工人要求谈判涨工资，重建自己的工会，即Thozilalar Sangam（简写FITS），该工会将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及其全印度工会中心建立密切联系。但同中国一样，富士康仅准备同“公司工会”合作，“公司工会”是该邦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支持的。 在罢工之前，管理层挑衅性的宣布，他们只承认一个谈判对手，即Thozilalar Munnetra Sangam （FITMS），这个工会隶属于塔米尔纳德邦当政的平等党（DMK）。平等党也参加了印度执政党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UPA）。平等党在所有的劳资争议中，都公然站到管理层一方，不惜使用残忍手段打击工人斗争。 平等党敌视工人要求，对工人罢工采取强硬政策，反映出三方的密切关系，即FITMS工会、执政党联盟和像富士康这样的外资投资者，揭示出政府当局的买办阶级基础。 尽管当局如此镇压，2010年9月21日，大约1500名工人罢工了，开始在厂区静坐——静坐是印度劳工常用的斗争策略。罢工者来自1800名无固定期限雇工，还有6000名合同工和实习工在工厂外——正如在中国一样，富士康引领残忍时尚，通过雇佣短期、临时性工人获取高额利润，在印度这种类型劳动力的比例很高，大量城市劳动力从事非正式或临时工作，都处于无组织状态。隶属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工会一天后号召取消罢工——尽管这个党叫共产党，但该党及其工会有自己的资产阶级同盟——在政府压力下富士康做出姿态，答应谈判。然而， 纵观这场纠纷，FITS向劳工处副处长（DLC）寻求帮助，包括呼吁当局现场选举多数工人组成的工会。尽管劳工处建议富士康同工人谈判，但却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导致工人受到打压和伤害，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相反，警察不断袭击、逮捕和拘留罢工工人。 有了这样的支持，谈判中富士康公司管理层态度极为傲慢，对工人的要求采取强硬立场，冲突只能进一步升级。在压制罢工并拒绝承认工人组建的工会的同时，公司宣称已经和FITMS达成了涨工资的协议。 富士康公司管理层决定要教训一下工人，采取多项报复性措施，包括张贴通告宣布扣除罢工者8天工资等。9月23日，针对公司这一挑衅，夜班工人开始新一场静坐示威。公司随后威胁工人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发表公开声明说公司已经“拿到法院发布的禁令，禁令限制工人继续这样非法罢工、集会、示威、阻碍人们、阻碍厂区百米以内人流和物流。”充满斗志的工人们也针锋相对，随后占领厂房，事件进一步升级。 9月24日，富士康做出反应，召集警察进厂，警察残暴的结束了占厂行动，殴打几十名参与者，并限制1200名工人行动自由达整整一天之久。 随后，经过进一步的镇压和暴行，富士康在政府安全部队的支持下，关起门来惩罚那些敢于在公司领地上挑战富士康权威的工人。 紧接着，富士康解除了23名工会积极分子的合同。在这一过程中，富士康管理层对罢工工人使用暴力。许多女工被殴打和侮辱。10月9日，当地警察介入，逮捕了319名工人。大部分工人拘留4天后被保释，有12名工人以捏造的刑事罪名被关进监狱，包括FITS工会名誉主席A. Soundararajan和印度工会中心（CITU）Kanchipuram地区书记E. Muthu Kumar。他们被关押在Vellore中心监狱。 尽管被关押的工人最后都被保释出狱，但他们仍被指控犯有罪行，富士康公司也没有任何迹象准备满足工人的基本要求。正如在中国 的做法一样，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仍屹立不倒。然而富士康在印度远超出在珠三角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恶劣对待工人，已经臭名昭著。泰米尔纳德邦当局将Sriperumbudur自命为印度的“深圳”，倾尽其力招商引资。这些出口导向的工业同中国一样，集中于经济特区——印度现在大约有500个这样的特区——特区向当地居民征地，给予外资减免税收和其他优惠政策。清奈的经济特区主要为诺基亚公司生产电子产品，包括富士康等工厂，这些工业流行令人诟病滥用劳工的生产模式。例如一个供应商比亚迪电子厂，2010年10月，工人静坐三天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承认工人组建的工会，随后2500名工人被解除合同，400名无固定期限工人被迫签署一份道歉信，以此保住饭碗。一名女工在抗议公司罪行过程中试图自杀。同一时间，在Sriperburudum，另一名年轻女工被一家诺基亚供货厂危险的设备碾压，花了25分钟才把她的头从机器里弄出来，此时她已经死亡——尽管她的工友们一再要求立即停下机器解救工人，但管理者拒绝，导致延误宝贵的抢救时间。随后雇主要求马上继续开动机器生产，但她的工友们极其愤怒，拒绝继续工作，迫使厂方放假一天。 中印富士康和其他同样公司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清晰的表明，尽管有很多民族和区域差异，但跨国公司在两国残酷剥削从贫困农村来的年轻工人，其中很多都是实习生、临时工或合同工，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存在健康隐患，薪资水平仅够工人生存而已。富士康倚赖当地政府和安保力量的支持，这些人随时准备充当跨国公司的宪兵队，工会也同执政党保持紧密联系，限制工人行动，甚至亲自上阵镇压工人。在强大的国家支持下，全球资本都采用这种剥削方式，工人阶级只能跨越民族界限日益团结起来。以更好团结为目标的运动已经开始。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一直在揭露深圳富士康工人的生存条件，他们就是跨越边境去援助珠三角工人的。SACOM和一些左翼团体也率先对印度工厂发生的事件做出反应，为两国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迈出崭新一步。还有全球工人进一步团结的迹象，国际金属业工人联合会向富士康郭台铭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信件，谴责这家台企的所作所为，并要求它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虐待劳工的做法。欧洲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这样的全球支持和声援行动需要继续坚持下去，推动中印富士康工人互相交流经验，增进联系，共同抵抗跨国公司的剥削。 这种工人阶级的团结必须克服民族差别的藩篱，跨越远隔千里的距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道：“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这不意味着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故土和文化，而是在资本全球化影响下，历史形成的民族差别已经很难鲜明显现出来。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代需要新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比起150多年前，这一过程大大加强了，各国工人阶级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国际团结前进。我们已经看到，富士康为了追求利润，已经抹平了中印两国界限，对两国工人都采取了同样残酷的剥削手段。他们在美国的同龄人，又眼睁睁的看着跨国公司把他们的工作岗位转移到亚洲国家。随着全球性的“竞相杀价”，低工资、使用非正式工人和农民工、镇压工会斗争、逃避环境法规和税收成为这一过程的代价。尽管民族传统和国家体制存在一定差异，但中印、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面临同样的剥削者，他们需要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抵抗。3 对比鲜明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 超越“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的立场，同国际资产阶级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是争夺全球市场和资源的机会主义者，彼此之间的争斗和竞争日益激烈。全球资产阶级也有共同的目标和政策：在世界市场上宣传贸易自由，维护、甚至加重对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剥削。但是资产阶级的团结不足以消除本阶级内部越来越多的矛盾，甚至会促进各国的军事竞赛。这种双重属性在奥巴马2010年11月亚洲之行的目标和结果中暴露无疑。他承认亚洲经济增长的“奇迹”，重点推进美国分享这些国家的新财富。但他的十天访问也力图抹平全球资产阶级的巨大裂痕和冲突，美国和中印之间存在尖锐竞争——和他访问的印尼、南韩、日本之间也存在——与通过像富士康这样的跨国公司剥削劳工如影随形。在此行中，奥巴马在中国周边多国访问，避免在同一国家过多停留，访问路线事先也经过精心安排。奥巴马访问的每个国家都是中国经济和战略上的竞争对手，非常关注各自在亚洲国家实力的增长。每个国家都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竞技场，每个国家也竞相争取在国际贸易、投资和政治领域扮演更重要角色。 在官方说法中，奥巴马非常强调经济事务，例如到印度，奥巴马为印度市场更加对美国商品和投资开放付出很大努力。同时，他再次向美国工人许诺，同印度发展经贸关系将使美国工人更多受益，而不是受害，强调必须超脱过去“印度是排挤美国人工作的呼叫中心和后台”的夸张说法。奥巴马迅速采取行动证明自己观点，“在首次访问印度的三天行程之末，他签下100亿美元大单——及时顺利结束此行——白宫说这笔买卖将为美国人提供54000个工作机会”。对于他们而言，印度人力促奥巴马削减农业补贴，同时拒绝将金融和服务部门全部对外国跨国公司开放。奥巴马公开承认这种紧张局面，他指出“印度人真正关注的是，如果美国企业巨头进入印度，将挤垮小型夫妻商店，消灭印度本土文化”。但他讲话中所有对文化敏感性的尊重加起来，也无法掩饰美国公司领导剥削全球的目的和玩世不恭的态度。 对许多美国高管而言，印度似乎已经成为“新中国”——一个他们感到有必要去做生意的地方，他们生怕自己错过了一个可以获得廉价劳动力、拥有潜在的亿万人消费市场的国家。 在这些美国的CEO们看来，印度市场和工人同中国一样，在当前全球化时代，印度是一个他们“不得不”去争夺的竞技场。为了不被淘汰，中国正努力扩大自己在印度的经济利益。就在奥巴马访印一个月后，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德里，这是他自2005年以来首次访问印度。很像奥巴马，温家宝向印度伸出橄榄枝，同时力促“做生意”，并承诺他的意图也是非常友好的。 温家宝总理在新德里的议程有两个目标：一是经济上扩大双边贸易，努力为中国公司打开印度市场；二是加强两国高层往来，增进战略互信，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增进协调沟通。 温家宝总理周三抵达新德里，随同他一起的有300名企业高管。周四，双方签下160亿美元的贸易订单，签署合作协议，首次允许中资银行在印度开设分支机构。 中印双方贸易额已达每年约600亿美元，经过这次访问，预计未来五年将超过每年1000亿美元。但中印边境还存在长期的边界争端，1962年发生了短暂而激烈的战争，最近局势再次紧张起来。在温家宝访问期间，两国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结论，还有其他争端，如克什米尔问题、喜马拉雅水权问题、同巴基斯坦关系问题等，都没有讨论。所以，在所有的友好声明中，中国总理新德里之行没有解决任何经常出现的冲突。相反，一些观察家认为，温家宝此行扩大了双方在这些问题上裂痕。“‘温家宝访问公开的扩大了中印之间的差距’， Ranjit Gupta这样说，他是一位退休的印度外交官和分析家，多年来一直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美国、印度和中国的竞争已经不仅限于跨国公司的需要，而且延伸到包括国际事务和有关政策的每一个领域。奥巴马本人尽其所能，使这一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虽然他强调自己此行主要目的是经济事务，但很明显，他根本目标是强化已经维持了50多年的“遏制”中国的联盟网络。在“遏制”战略下，美国力图保持其日渐衰微的统治地位——奥巴马访问期间，在20国集团会议上奥巴马提出的建议被拒绝，不仅亚洲人反对，就连欧洲人也反对——美国正处于老大帝国的没落时期。虽然奥巴马不承认对中国的“遏制”目的，但从美国实行的政策中，这一切一目了然。 奥巴马当局面临一系列困扰，包括与中国的汇率、贸易和安全等问题，这些困难迫使奥巴马必须到北京这边来，寻找新的伙伴组成联盟，中国官方说目前暂无意图同美国结盟。 美国对中国的热恋期已经过去，美国政府一直试图组建新的联盟——在中国邻国和遥远的贸易伙伴中——就一系列棘手问题同中国摊牌，例如货币问题、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等。 特别是这方面关键问题在于印度成为潜在“超级大国”，正在迅速崛起，不仅在南亚地区，而且作为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印美在东南亚、东亚地区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日本一直处于美国“遏制”中国半月形包围圈的最东端，印度则处于南端，具备足够的能力确保南亚利益。奥巴马挖掘到利用这种竞争的契机，访问期间首次公开说支持印度申请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区域影响能力，华盛顿公开推动印度发挥更重要的战略角色，加入美国民主的同盟”。在联合国开始的这场战局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挑战，中国对此持保留态度，抵制美国通过这种做法在东亚和南亚重新洗牌的举动。针对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印度政府已经加强了同美国的联系，特别是通过军事交流，包括印度的核计划。奥巴马此行似乎在推动印度直接挑战中国。 一些印度分析家指出，中印之间的紧张态势随着印度和美国关系升温而不断升级。在访问期间，奥巴马提到与印度“确定合作伙伴关系”，鼓励印度不仅在南亚而且在中国后院东亚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刚刚结束访问日本、马来西亚、越南之行，这是印度“向东看”政策的一部分，印度意在同东亚各国建立紧密的贸易和外交关系。 中国这一边也在采取行动，同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缅甸和斯里兰卡加强经济联系，开展海军港口和军事基地互访合作，扩展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网包围印度。美中竞争和军事紧张局势都在升级，影响扩散到从印度次大陆到日本的整个区域。值得注意的是，“美中官员一直在同东南亚联盟十国发展联系，其中态度最积极的是对印度尼西亚。”就在奥巴马抵达雅加达前一天，一个中国高层代表团同印尼达成7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协议。“尽管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怀疑态度由来已久，北京一直在努力打通同印尼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关系。”中国此前承诺给印尼提供范围广泛的军事技术援助。“但是这些协议无法产生任何结果，因为印尼使用越多的‘中国牌’，美国就会更加深化同印尼的军事联系”。奥巴马急于表达加深联系的诉求，美国政府7月已经解除了一项与印尼特种部队合作的禁令，这项禁令签发于上世纪90年代，是因为印尼特种部队在最血腥的东帝汶种族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颁布的。这一行动重新打开两国军队恢复“正常”关系的大门。 无论奥巴马访问了哪个国家，同样的军事化行动如影随形。奥巴马访问韩国后，美国马上支持开展以朝鲜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造成四名平民死亡，在已经高度紧张的地区制造战争局面，此前几个月韩国天安舰在演习中沉没在北方海岸。但让美国懊恼的是，中国呼吁双方保持克制，而不是支持对朝鲜进行打击。同样的，奥巴马访问后一个月，日本宣布军事战略重点发生转变，对象从冷战时期针对俄罗斯转变为针对中国——中日之间对几个岛屿的领土争议越来越大——还有针对朝鲜半岛。在美国的鼓励下，日本还宣布了一项重要的军备扩张，还有同韩国、澳大利亚建立紧密联系的计划。中国“立即抨击这种指导思想‘不负责任’”。其他热点区域，例如旨在控制南中国海的多国冲突愈演愈烈，更具爆炸性。这种冲突推动美中军备竞赛和军事态势升级——虽然这种竞争是不平等的，五角大楼的军事预算超过中国十倍以上。在紧张气氛下，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试图为经济和战略冲突降温。胡锦涛到华盛顿后，跟波音签下190亿美元大单，采购200架飞机，与通用电气增进中国铁路和能源项目合作，宣布霍尼韦尔公司同家电巨头海尔公司结盟。一场高级国宴和其他寒暄是在给美国传递信号，表示尽管存在战略分歧，但美中之间仍可继续合作下去。胡锦涛随后访问芝加哥，作为一个经济合作伙伴，胡锦涛受到这个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的热烈欢迎。但美中之间的根本问题——贸易不平衡、汇率以及军事竞争——一个都没有解决，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未来这些问题还会继续加剧。 全球范围内资产阶级紧张局势产生了广泛后果。韩国海军天安舰事件似乎和深圳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距离很远，也似乎和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工人为建立工会而罢工没什么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中美之间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竞争是一个整体，实质上这一区域每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具有普遍联系。台湾本身是最大的争议，美国仍然对台湾出售军火——在蒋介石军队被共产党打败后进入台湾几十年后仍是如此——北京坚持对台的领土主权，并且宣布愿意为此动武。然而大陆经济同台湾联系日益紧密，富士康就是典型，以至于即便在这里三边游戏仍在上演。如果说当前美国、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相互关系似乎患上精神分裂症——一分钟以前是不朽的伟大友谊，一分钟以后就是高度紧张的军事态势——这种明显的矛盾源于资产阶级领导人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由于争取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最后一分利润的共同目标，他们联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及其对手是每个国家的赞助商，他们处于竞争中求团结的状态下，这些大公司也在不断相互渗透和重组。因此，他们之间的竞争火药味越来越浓，谁能在全球经济的蛋糕中获得最大份额，谁就有可能获得对觊觎已久的自然资源的控制权，谁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支持而扮演统治者角色，谁就拥有了剥削全球劳工的最优模式——“自由市场”和“民主”。4 抵抗和革命 工人阶级在哪里能适应这一日益激烈和危险的国际资本主义的竞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呼吁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口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即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候，核心国家和较好经济部门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工人贵族立场也是非常明显的，工人阶级中的分裂很深。目前仍存在这种情况，很多工人反对美国工人、中国工人、印度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应该联合起来。此外，每个国家都在推动本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新民族主义浪潮，美国和亚洲各国根据它们自身需要时而加剧冲突，时而缓和矛盾——例如，中国反日游行开始是允许的，后来又被压制下去，政府一直在推动民族主义，但却害怕反对自己政策的公众行动。同样的，在美国，政府官员定期出场给中国问题升温，说中国实行出口补贴和保护主义，一些工人也被政客蛊惑，加盟主要的跨国公司——他们看不到自己国家给糖农等人的进口配额和广泛的农业补贴。然而整体而言，跨国公司并未因民族利益的呼声而分心，它们继续无视本国劳动者的需要，怀揣从工人那里剥夺的巨额财富一路笑到银行。 虽然民族主义仍扮演着反帝斗争的合法角色，但通过这种方式，民族主义成为资本家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全世界工人的工具。即便小冲突可以为更大的版图问题或历史积怨所代替——例如早先很多国家被日本侵略过，或者国界被英国殖民者改变过——但它们仍然不过是用来掩盖全球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真相的工具罢了，这种剥削是资产阶级还能团结在一起的基础。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控制那几个无人居住的小岛，或者1914年英国在印度和西藏之间划的麦克马洪线是否应该向南移，都对工人阶级状况没有任何意义。即便有更直接意义的事情，例如美国钢铁工人工会最近向WTO提交反对中国给风力涡轮机制造商补贴的请愿书，其倾向是因为本国工人斗争失败了，所以要去谴责其他国家，这种情况下获得的任何救助最多只能是很低标准的和临时的。从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上看，这样民族主义的抗议或行动无法产生任何长期变化。即便中印可能增加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花费，但所有工人群众遭受的剥削仍在继续，并向恶化方向发展。如果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新的军事冲突——除去美帝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战争——结果只能使工人阶级和受压迫民族更加悲惨，到处加剧经济危机，无辜人受害，浪费人民生存所急需的资源和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