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危机后的思考

时间: 2014-05-03 09:27:13
栏目: 理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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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尤佳 张嘉佩 发布时间:2014-05-03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内容提要: 福利资本主义是战后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之一。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等高福利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使福利制度一时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然而,事实上,高福利的德国、瑞典 2010年以来依然有着强劲的增长能力和可控的政府债务。另一个事实是,希腊等国动用了巨额的财政资金向金融业和大产业注资,结果使财政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危机、资本主义财富分配制度的危机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危机,而不简单是福利制度的危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高福利已经难以为继,新自由主义的财政紧缩和削减福利会更深地激化资本主义的矛盾。出路惟有根本地改变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制度,重新进行生产条件的再分配,使物质生产为劳动者服务。劳动者享有的生活标准和自由发展的条件,包括社会福利,与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同步地、自然地提高,是替代福利资本主义的可行选择。  关键词: 主权债务危机 福利国家 资本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战结束后,北欧及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出于各种目的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率先宣布英国建成 “福利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挪威、芬兰、丹麦、冰岛等相继宣称本国为“福利国家”。瑞典被称为“福利国家橱窗”。福利资本主义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的重要形态。  “帕尔格雷夫新经济学大辞典”指出,福利国家既是针对目标(国家负责福利的思想),又是针对手段(这种思想在给定的制度与实践中的实现)而言的。就目标而言,Briggs (布里格斯,英国史学家)为福利国家给出了一个著名的界定:“福利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其中,有意识地运用组织的力量(通过政治和管理)至少在三个方面努力减少市场力量发生作用的范围:第一,保证个人和家庭的最低收入,而不管他们财产的市场价值如何;第二,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应付“社会意外事件”(如生病、年老和失业),以降低不安全感的程度,否则个人和家庭将会面临危机;第三,保证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服务领域向所有公民提供所能得到的最好服务,不管他们的地位和阶层如何。就手段而言,福利国家所包括的最小服务范围采纳了国际劳动组织的标准,它包括对个人的所有现金津贴(社会保险、社会援助和一般津贴)及公共卫生服务。Gough(伊恩?高夫,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把福利国家定义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国家权力改善劳动力的再生产,且供养非生产性人口”,同时认为福利国家的清单在教育、个人社会服务以及住房等的基础上,还应该包括“国家对个体和社团实体的私人活动所进行的管理,这些私人活动是指那些影响个人和组织生产条件的活动”。他将福利国家解释为两组力量的结果: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使人口和政策结构适应变化着的资本要求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为减少市场力量的作用以提高需求、满意水平和福利水平而采取的压力。Gosta Esping-Andersen(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指出福利国家首先必须包括社会权利的授予,并指出这种权利带有非商品化的性质。非商品化是指公民在必要时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工作,而无须担心会失去工作、收入和一般福利。   不是所有提供社会福利的发达国家都是福利资本主义。一般意义上,福利国家的标准是福利发达、福利制度完善、福利成为这个国家突出的政治特征。最方便的界定“福利国家”的指标是“社会开支占GDP的比重”,比例高的属于福利资本主义,比例低的属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根据欧盟委员会统计局(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政府,以及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的数据,2011年瑞典的这一指标为32%,法国29%,丹麦、德国28%以上,挪威、奥地利、比利时在26%~27%左右,芬兰、意大利在23%~25%之间,瑞士、荷兰、英国在23%上下,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都在18%左右,美国则不到17%。据此,欧洲国家多属于福利资本主义,美国则不是。  随着本轮经济萧条的全球蔓延,欧洲相继出现一批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的福利国家——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  表1 危机爆发时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  国家 希腊 葡萄牙 意大利 西班牙 塞浦路斯  危机爆发时间 2009.12 2011.6 2011.11 2012.7 2013.3  赤字情况 13.7 8.8 3.9 9.8 -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统计数据(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  表2 危机爆发时各个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重(%)  国家 希腊 葡萄牙 意大利 西班牙 塞浦路斯  危机爆发时间 2009.12 2011.6 2011.11 2012.7 2013.3  国债情况 115 92.4 120.7 84.1 -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统计数据(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  诸多福利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原因是什么?流行的观点是指责福利制度。  一种观点从沉重的财政负担和效率损失出发,把欧洲的问题归结为:过高的失业救济和社会补助、慷慨的养老金系统、因终生雇佣保证和过高工资而丧失竞争力的产业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2011)的看法就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欧洲民众迫使政治家放任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答应较少的工时和更多的报酬、退休金、带薪休假和节假日、两倍和四倍的加班工资、昂贵的医疗福利和失业救济金,等等。这些使得欧洲的产品和服务变得昂贵,推动生活成本提高,反过来进一步诱发民众提高工资和福利的要求。少工作、高报酬和更好的社会福利吃光了政府财政收入。在不理智的民众的政治绑架下,政府不得不借债以填充财政赤字。由于国家偿付债务能力不足,国际金融市场的贷款人拒绝提供任何更多的贷款 。  另一种观点以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为衡量的标尺,认为福利制度影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主张福利国家体制彻底解体。自由主义者主张社会福利的市场化、私人化和多元化,个人所得福利的多少依据他的支付能力的大小而定。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刺激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有利于经济发展。为此,他们论证了不平等的“合理性”。例如,弗里德曼主张,为了使自由市场有效运行,不应实现“福利国家”论者主张的“平等”,而应当保持“不平等”,理由是“任何人花自己钱的时候都比花别人钱仔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试图利用国家机制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他预言,“一个社会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相反,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附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沿着福利国家道路前进的国家和城市,……都将面临两个后果,一是财政危机;第二个后果不是很明显,它将带来自由和解放的丧失……”。  其实,1973-1975年经济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长期滞胀,自那时候起,对福利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观点始终都在。20世纪70年代,Robert Nozick(罗伯特?诺齐克,美国哲学家)猛烈抨击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政策,认为它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权利,主张建立一种没有超出保护职能之外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福利制度被认为导致社会价值创造能力枯竭、发展步伐趋缓。有的观点认为,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发生比例的不协调,从而滋生“懒汉”行为。失业人群获得高额的福利保障,使其在生活质量上拥有与辛勤工作者近似的优势,从而大大削减了劳动者的工作热情。指责福利制度广泛覆盖高危人群(指没有工作易对社会造成威胁的人),主张通过调整减少福利救助来鼓励惰性人群参与工作,同时降低劳动所得的税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最终达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状态。有的观点认为,高税收影响了人们投资和工作的热情,造成大量逃税和资本人才外流情况。有的观点认为,社会转移(税收和社会保险税)无助于平等,它等于一场大规模的团团转游戏,绝大多数人是从一只手拿进来又从另一只手送出去。哈耶克等人甚至认为,福利国家的概念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福利国家成了一个摧毁一切个人自由的怪物,主张取消最低工资保障法和社会保险法。  这次的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在高福利的欧洲,给长期以来对福利制度抱有疑义的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口实,高福利再度成为众矢之的。然而,主权债务危机真的是福利制度种的祸吗?事实并不支撑这种观点。一个事实是,高福利的中北欧国家没有遭遇主权债务危机。另一个事实是,真正掏空政府财政的是规模巨大的金融业和产业援助,而不是所谓的“高福利”。  第一个事实,福利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瑞典、德国的经济增长良好、政府债务可控。瑞典是全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GDP增长水平高于危机前的国家之一;德国2010年的GDP占到当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20.4%。瑞典2011年、德国2012年甚至实现了财政盈余。  表3 德国和瑞典的GDP增长率(%)(2000-2012)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德国 2.9 0.8 0.2 -0.1 1.7 0.9 3.0 2.5 1.3 -4.9 3.7 3.0 0.7  瑞典 4.3 0.9 2.1 1.6 0.9 2.7 4.2 2.6 -0.2 -4.4 6.2 4.0 1.5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统计数据(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  表4 德国和瑞典的财政状况/国债占GDP的比重(亿欧元/%)(2008-201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德国 -2.8/71.2 -3.2/73.4 -4.3/83.2 -1.0/81.2 0.2/81.9  瑞典 -0.8/45.7 -0.5/42.3 -0.2/39.7 0.3/38.4 -0.5/38.2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统计数据(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各国联邦政府网  与瑞典和德国这样很好地经受住危机考验的国家相比,希腊人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工作时间都长。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希腊人的工作时间要比德国人高出48%,希腊人均每周工作45小时,瑞典人均每周工作39.9小时,而德国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实行“四天工作制”,工作时数仅为35个小时。希腊福利制度的水平和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也相对较低。希腊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6%,德国占27.6%,而瑞典更是高至38.2%,欧盟27国平均社保支出总额占GDP的26.9%。  第二个事实,福利资本主义国家表面的民权泛滥的背后,是被少数富人家庭、政治家以及归属于大巨头的新媒体控制的权力机构。权力阶层控制着包括银行、航运、建筑在内的关键性部门。政府在做出经济决策时必须考虑权力阶层的利益,甚至通过相关法律予以利益保护。如果相关产业的经营遇到麻烦,政府会通过政策予以救助。2011年希腊政府为避免经济崩溃,保证金融系统安全,不断向银行注入资金,最多一次甚至占到GDP的20% 。2009年3月,葡萄牙政府针对国内纺织服装工业宣布了一项8.5亿欧元的刺激计划,占当年财政赤字总额的7.26%。西班牙是典型的旅游经济国家,2009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66%。西班牙政府在金融危机中大额追加了包含培训、竞争力、公共服务等内容的“发展计划”预算,基于该计划,西班牙政府提供总预算金额为25亿欧元的资助方案,其中申请援助的金额为19亿欧元,分别占当年财政赤字总额的2.13%和1.62%。2009年意大利政府启动协助国内时装产业度过经济危机的振兴计划,包括成衣样品与大货生产减税措施,以及资助创新研发计划的专用基金。意大利政府为上述减税计划提供了15亿欧元的信保基金,占当年财政赤字总额的1.81%,并对纳入环保及反仿冒议题的研究计划提供资金。为支持受全球经济危机重创的汽车产业,意大利政府于2009年2月通过了紧急援助汽车产业、摩托车产业、耐用消费品业等总额为20亿欧元的一揽子计划,占当年财政赤字总额的2.42%,整个计划的有效期截至到2009年12月底。意大利央行2013年1月批准了一个曝出交易丑闻的银行的救助申请,该银行申请39亿欧元的紧急救助资金,占当年财政赤字总额的8.04%。政府的理由是:较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和产业是社会需要的,无论其对社会造成了怎样的破坏,都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援助。然而,一旦财政偿付能力遭遇危机,掌控舆论的权力阶层刻意地无视扔进产业救助的黑洞的巨额财政资金。财政似乎都是让懒惰、贪得无厌、不负责任的民众给掏空了。如果综合审视危机国的财政收支结构、经济活动质量,以及欧盟内部各国间的经济关系,显而易见,危机不可能是“高福利”的单一因素引致的。   二.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原因  究竟谁是主权债务危机的真正推手?事实上,爆发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系统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危机、财富分配制度的危机,以及民主政治的危机,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一)主权债务危机是经济自足能力即生产力的危机  同为高福利国家,在数年的全球性经济萧条中,有的政府濒临破产,有的独善其身,差距是各自国家的经济自足能力。比较德国、瑞典、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GDP增长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国债占GDP的比重)和失业率,可以判断,德国和瑞典是欧盟国家的强劲生产力的代表,同期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生产力几乎停滞不前。  表5 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GDP增长率(%)(2000-2012)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希腊 4.48 4.2 3.44 5.94 4.37 2.28 5.54 3.0 -0.16 -3.25 -3.52 -6.91 -5.7  葡萄牙 3.92 1.97 0.76 -0.91 1.56 0.78 1.45 2.37 -0.01 -2.91 1.4% -1.61 -3.0  意大利 3.65 1.86 0.45 -0.05 1.73 0.93 2.2 1.68 -1.16 -5.49 1.8 0.43 -2.3  西班牙 5.05 3.67 2.71 3.09 3.26 3.58 4.08 3.48 0.89 -3.74 -0.07 0.71 -1.5  塞浦路斯 5.04 4.03 2.09 1.93 4.22 3.91 4.13 5.13 3.63 -1.67 1.14 0.48 -2.3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统计数据(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  表6 德国、瑞典、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失业率(%)(2008-201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德国 7.5 7.7 7.1 7.1 5.9  瑞典 6.1 8.3 8.4 7.5 7.7  希腊 7.7 9.5 12.5 19.2 26  葡萄牙 7.6 9.5 10.8 13.6 15.5  意大利 6.7 7.8 8.4 8.9 9.5  西班牙 11.3 18 20.1 22.9 26  塞浦路斯 3.6 5.3 6.2 9.3 15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统计数据(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  据欧盟外贸协会统计,德国和瑞典经济增长几乎都来源于它的出口。德国出口的44%、瑞典出口的66.1%流向欧元区国家尤其是欧元区的经济弱国。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等经济弱国则出现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  表7 德国、瑞典、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外贸差额(亿欧元) (2000-2012)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德国 591.38 870.59 980.582 1299.05 1560.78 1558.09 1604.20 1942.59 1775.25 1388.68 1539.64 1601.25 1746.00  瑞典 78.63 96.42 116.86 164.11 183.57 154.85 161.24 113.76 100.79 78.18 74.72 85.40 76.40  希腊 -103.21 -114.13 -160.99 -278.20 -301.08 -298.67 -341.43 -400.98 -436.71 -351.16 -317.76 -221.74 -196.57  葡萄牙 -98.87 -112.97 -224.80 -136.52 -154.04 -202.42 -206.54 -216.32 -163.83 -118.09 -125.24 -162.32 -19.75  意大利 51.87 61.96 57.62 16.04 -12.21 -93.69 -204.52 -85.96 -130.35 -58.76 -299.82 -297 140.31  西班牙 -109.98 -289.19 -302.03 -463.72 -608.63 -772.78 -915.73 -992.37 -947.17 -472.32 -519.43 -463.38 -300.00  塞浦路斯 -19.32 -22.20 -24.92 -31.56 -36.61 -38.99 -44.56 -52.69 -61.26 -47.16 -54.06 -48.54 -43.20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统计数据(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国别政府网(Country Report)  德国和瑞典采取的是一种有效利用国家间经济结构差异的增长战略。随着欧盟统一货币和消除贸易壁垒的一体化进程,南部的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结构越发单一地集中于纺织业和旅游业。德国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高科技产业,比如机械制造和汽车产业,瑞典则把支柱产业定位在制药、电子和电讯等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尽管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工业生产的强国和弱国通过专业化分工和等价交换,都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然而,事实是,不同的工业生产部门分布在产业链高端、低端的不同位置。低端工业品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受到高端工业品的约束。专业生产低端工业品的弱国,对高端工业品的需要很难被替代,高端工业生产资料构成低端工业品生产必不可少的中间投入品。反过来,专业从事高端工业品生产的强国,对低端工业品的需要很容易找到替代的生产者。例如, 希腊、葡萄牙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纺织产业,很容易遭到来自中国、东南亚、加勒比的厂商的竞争;而德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机械制造业,由于它是产业标准的设计和引领者,并与日本和美国展开差异化的竞争,就有着稳定而可靠的出口市场的保证。欧盟机制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它利用国家间的专业化分工和竞争力不平衡来提高欧盟整体的竞争力,却强制地以自由协定的方式破坏和改写弱国“弱而全”的产业结构、迫使其按照与强国的产业结构相配套的要求重构自身的产业结构,牺牲了弱国的经济自足能力,其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  (二)主权债务危机是财富分配制度的危机  James Crotty(詹姆斯?克罗蒂,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系荣誉教授)指出,美国赤字危机的根源可追溯到里根政府以来的对富人阶层的巨额减税措施,以及不断膨胀的军事开支。他列举了里根政府时期1%的最富人群的收入份额增长了50%,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增长了1.5%,1982-1987年联邦预算赤字达到GDP的5.9%(1976年4.2%)作为证据。他同时列举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减税和预计总花销达到3万亿美元的伊拉克战争,使债务占GDP的比重从他接任时的32.5%上涨到离任时的40.3%。而奥巴马政府2010年同意将布什减税计划延续两年的政策使债务比例从奥巴马任期第一年的53.5%飙升到2012年的75.1%(估算值)  事实上,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塞浦路斯的问题和美国是类似的。从统计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2000~2012年社会福利占GDP的比重是上升的,劳动者工资占GDP的比重却是停滞的,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甚至是下降的。10%最富人群的收入份额始终高于前两者的总和。也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以劳动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形式分享的社会财富远远赶不上少数最富人群占有的社会财富。  表8 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塞浦路斯的劳动者工资占GDP比重、福利开支占GDP比重及10%最富有人口占有社会总财富的比重  国 国家  (指标  年份 希腊 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 塞浦路斯  ① ② ③ ① ② ③ ② ② ③ ① ② ③ ① ② ③  2000 33.9 14.8 45.3 49.5 12.0 - 49.2 11.3 - 39.2 16.4 39.9 43.4 9.1 31.0  2001 33.4 15.4 44.2 49.3 11.7 37.4 49.1 11.6 - 39.4 16.2 - 43.0 9.3 33.8  2002 36.1 15.4 - 48.7 11.8 37.2 49.4 12.1 41.1 39.7 16.5 40.2 44.1 10.3 34.9  2003 35.6 15.9 - 48.4 11.7 39.0 49.6 13.3 41.8 40.1 16.8 42.1 46.2 11.4 37.2  2004 35.7 15.6 50.1 47.8 11.7 38.7 49.3 13.8 43.2 39.8 16.9 42.9 45.2 12.1 38.3  2005 36.0 16.3 53.2 47.5 11.6 - 50.2 14.4 42.6 40.6 17.0 44.4 45.6 12.8 39.0  2006 34.9 16.9 49.9 47.3 11.5 39.1 49.5 14.6 43.0 40.1 17.0 45.0 44.9 12.3 37.9  2007 35.1 17.6 54.0 47.9 11.6 41.0 48.9 14.6 47.2 40.1 17.1 43.1 44.0 11.5 42.1  2008 35.5 19.3 54.9 49.4 12.4 42.9 49.8 15.1 46.3 41.2 17.7 45.2 43.6 12 43.0  2009 36.7 20.8 55.8 50.0 14.5 43.3 51.0 17.0 47.1 43.3 19.2 47.0 45.6 13.3 40.2  2010 36.2 20.6 53.1 48.9 15.2 46.8 50.2 17.0 45.8 42.4 19.2 - 45.4 14.7 45.0  2011 35.2 25.3 57.2 47.8 20.1 45.1 50.0 22.4 48.2 42.4 24.3 46.9 45.6 15.7 43.9  2012 33 28.4 58.3 45.9 25.3 46.2 47.9 25.5 47.9 42.7 28.6 48.9 45.3 18.3 45.8  指标说明:①劳动者工资占GDP比重  ②福利开支占GDP比重  ③10%最富有人口占有社会总财富的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欧盟委员会(Euro stat Hom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statistics);《全球家庭财富报告》  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本身而言,它起因于不负责任的投机泡沫。当经济更多地偏重投机性的虚拟业务时,螺旋式的泡沫积累造成账面价值严重脱离实际价值,金融业和大产业遭遇偿付困难。它们向政府寻求援助,政府注入公共财政资金维持银行业和大产业的正常运转,行业性债务危机就演变成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  一旦政府注资填平了银行的资本漏洞以后,主权债务危机反过来又会制造金融业新的债务危机。因为,援助银行的财政资金很大一部分筹自国债;但持有国债的正是银行业——不仅限于本国的银行,波及整个欧盟或世界范围内的银行。持有南欧弱国主权债务的主要是中北欧的银行和投资者。如果把南欧债务国的呆帐记上,中北欧国家的银行业会立即陷入崩溃的深渊,欧洲的金融系统继而陷入停滞,全球金融系统亦在所难免。  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目标的驱动下,就必须将矛盾和政策改革点同时指向福利制度。欧洲联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欧洲债务国的援助计划,无不是以债务国的财政紧缩承诺为交换条件的。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最初提出的转移联盟计划,建议德国和其他欧元区强国每年向希腊和其他债务国转移资金,条件是援助国将有权力监督和管理受助国的预算和税收(最终因双方国的反对而破产)。之后布鲁塞尔达成的财政计划规定,所有欧元区国家都必须遵守平衡预算的协议,即使某成员国因为周期性衰退导致税收下降、社会转移支付增加而出现财政赤字,它也必须增税或减少开支来恢复预算平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也泄露了援助的原因:支撑欧洲大陆的银行,而不是债务国。  针对福利制度的批评与攻击,表现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控制的舆论与民众享有的社会福利之间的博弈。通过压缩福利支出水平,财富精英得以再分配公共资金,从而使资本获取利润的水平在萧条和危机期间维持不变甚至小幅上涨,被剥夺的却是底层民众。即使部分民众没有在危机中失去工作或很快重新找到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财政紧缩没有给他们带来影响,到他们失去劳动能力步入晚年却不能享受良好的医保、退休金,或他们子女的保育和教育预算下降时,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才是最终的受益者,民众和整个国家经济都是受损者。  (三)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危机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悖论是:执政者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财富精英和权力阶层支持和选择的;但表面上,执政者需要经过全体选民的投票同意。因此,执政者尽管归根到底要取得财富阶层的认可,采取服从和服务于他们的利益的政策;却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得罪了掌握选票的中下阶层。  讨好财富精英和权力阶层的办法是维护他们的私人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既意味着存量的私人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也意味着以利润的形式存在的流量的私人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国民产出的初次分配,绝大部分以利润的形式率先地切割给私人所有者。政府只能在再分配领域试图有所作为。国家通过财税立法和政策强制地拿回一部分被资本拿走的社会财富。权力阶层却首先可以通过影响立法和政策,采取对他们有利的税收政策,抵制税收征集面的扩张和税率的提高。此外,还向政府施压和游说,使政府公共资金的大部分重新用到资本积累,比如日常经营中的基础建设配套、政策优惠和法律偏袒,以及在濒临危机时的注资救助和短期国有化,等等。  棘轮式递增的社会福利则是讨好中下阶层民众的利器。资产阶级政党视社会福利为丰厚的“竞选礼物”,为了争取选票,不顾实际地许诺福利范围的扩大和新的福利项目。执政党的福利开支只能递增不能缩减,导致公共福利负担越来越重,超越了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例如,2001-2010年间希腊福利支出年均增长9.4%,经济年均增长5.6%,福利增速比经济增速高出近七成。同期葡萄牙和爱尔兰福利年均增速分别为7.8%和11.1%,经济年均增速却只有3.5%和5.3%,经济年均增速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福利年均增速。  政府主观上希望两头讨好。讨好权力阶层决定了政府没有足够的国家能力向最有钱的阶层强制征集足够的社会财富(哪怕是以税收的形式);讨好选民则决定了政府不得不拿出真金白银,为福利开支买单。资本主义发明了“履行纳税人的义务,享有纳税人的权利”的概念,实质是在不触动财富精英的私人财产权利的前提下,利用中下阶层的集资来应付中下阶层的福利需要。然而,中下阶层的收入增长毕竟有限,指望以中下阶层为主体的税收体制去应付伴随物质丰富而自然增长的福利要求,无疑是捉襟见肘的。  政府转而依靠国家债务取得公共资金。与其得罪掌握选票的选民,或得罪掌握政治经济命脉的财阀,任期制的政客最聪明的选择无疑是举债。从静态看,政府可以凭借国家信用筹集债务,在不影响资本利润的前提下,以高福利供养家庭部门,赢取财阀的支持和中下阶层民众的支持。但从动态看,债务是要偿还的。偿还债务要么依靠税收,要么继续发债,以新债还旧债。国家信用不可能无限透支。当金融市场发现这个国家以自有资金还债的能力明显不足的时候,金融市场会拒绝继续融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这么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