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五一专文】“五一”劳动节与缩短工时的斗争

时间: 2014-05-02 05:54:43
栏目: 时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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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尘柯 来源:新生代

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工人为主的全美国35万工人大罢工,争取8小时工作制,这成为“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而纵观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缩短工时一直是斗争的重要内容。然而,直到今天,对第三世界的工人而言,8小时工作制在被提出来100多年以后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以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国际化缩短工时的斗争日渐式微。工人阶级未来的斗争趋势如何,还有待观察。

为了缩短工作日而斗争

欧洲的封建领主为了更多地榨取农民的徭役,拼命地想要延长农民的工作天数,现代资产阶级则为了尽可能地生产剩余价值,千方百计地想延长工人的工作日,前者还带有封建的温和家长制,后者则完全冲破道德和生理的界限,不分白昼黑夜,不论男女老少。

英国工业革命以前,国家的劳工立法致力于强迫工人延长工作时间,自豪的手工业者四天的工作就能维持一周的生活,就不会选择干一周的活,即使是农业工人,资本家支付他一周的工资就要让他干一周的劳动,每天的工作时间也不会超过12小时,因羊吃人的运动、黑奴贸易还有海外殖民而富裕起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厌恶这些“游手好闲”的工场手工业者,于是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法律包括12小时工作法案,把那些贫困的底层人民收容到“理想的习艺所”,除去吃饭时间,每天的工作时间终于达到12小时!这里的“理想习艺所”就是大工业的发源地,就是不断创造妇女、儿童的苦难以及过度劳动的悲剧的现代工厂。

从机器轰隆的巨响中醒过来的现代工人阶级在现代工厂确立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这个阶级的反抗运动,12小时工作法案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工人们不堪忍受每天长达12小时以上的工作,妇女和儿童也在现代工厂里从事着不分昼夜的辛苦劳动,为了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剥削更多的工人时间,对抗童工的法律保护,资产阶级还努力地在法律层面上将当时雇佣儿童的年龄规定从13岁降到12岁!后来又从9岁降到了8岁!

1838年以来,英国宪章派在经济上将10小时工作制法案作为鼓舞和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诉求和口号,一次次的罢工和抗议终于迫使在1848年国家出台了10小时工作制的规定,虽然法律是出台了,但英国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间仍然在各个行业超过了法律的限制甚至生理的限制,这些对工作时间的限制在英国主要以捍卫妇女、儿童的权利为名提出来的,成年的男工很多都不受法律的工作制的保护,直到后来的法国革命和缩短工作日运动在欧洲的蔓延,10小时工作制才作为一项普遍的权利成为现代工厂的主流。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将世界产业中心从欧洲带到了北美,美国大地上的工人阶级开始了继续缩短工作日的斗争,这个时候,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目标被劳工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看作下一步工人阶级运动的先决条件,这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在美国内战消灭黑奴贸易、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地位之后,在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下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最终在1886年5月1日的大规模罢工浪潮下逼迫美国政府予以承认和执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20年代,8小时工作日成为现代国家广泛认可和执行的法律制度,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正式规定工作日以8小时为限,每周不超过48小时,此后每周六天制逐步演变为5天制,这些都和工人阶级的持续性全球抗争密切相关的。

全球化与缩短工时运动的式微

随着发达国家的产业大转移及伴随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国际性的缩短工时运动在二次大战之后日渐式微,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日趋服务业和金融业,虚拟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结构以中产阶级为主地纺锤型状态形成,导致的是欧美国家劳工运动的持续衰落,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产业大转移建立了全球市场,这个过程中不平等的区域发展完成了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的V字型增长,具体来讲就是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从利润危机的低谷中走出来并一路高涨,于是乎社会财富的聚集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更加明显的两极分化。

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体现为超长工时超低待遇的劳工状况,当初的福利国家也在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中面临危机和解体,工人们发现工作越来越难找,就业极其不稳定,临时工、弹性工时成为用工的主流,在这样的全球形势下,世界范围内的缩短工时运动在欧美国家主要表现在假期的延长,没有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新一轮工人运动,为了扩大就业,部分发达国家会选择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实现更多人的就业,可事实证明,这样的路径遭到了资本主义竞争下的经济不景气和就业的持续不足的强烈挑战,更多工人在就业零散化背景下选择从事好几份工作来维系生活,工作时间愈加拉长,自由支配的时间呈现减少趋势。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1992年开始实现了大规模的国企改制和外资涌入,农村的劳动力在货币化经济和苛捐杂税刺激下不足以维持基本生计,于是纷纷离开故土来到了城市,形成了持续的民工潮。跨国企业的新霸权通过垂直产业链实现了利润的喷发式增长,中国的低端制造业承受了远比亚洲四小龙时代更加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压力,这样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血汗工厂应运而生,虽然国家于1994年就通过了劳动法关于劳动时间的限制,5天8小时工作制,每日加班在1-3小时,每周加班不超过36个小时,但是工人每天还得工作16个小时的苦难依然在世界工厂上演,尤其是在哪些以计件工资为主地行业和岗位上,比如服装业,工人通宵达旦地拼命工作,又没有加班费,残酷的劳动剥削摧残着工人的身体和心理,这样的对工人剩余时间的剥夺远远比资本主义早期来的更加野蛮和暴力。

2004年以来,中国工人出现了一波波的抗争浪潮,有人理解为中国劳动力短缺引发的劳动对资本的议价能力提高诱发持续地工人罢工,有人认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阻断了农民工的退路致使这种产业矛盾演变成经典的阶级斗争,也有人从工人阶级的文化和主体性角度阐释了生产和再生产体制对工人抗争的促进作用,不管背后原因如何,10年来的农民工抗争可谓风起云涌,这些抗争的诉求有着它自身的演变轨迹,纵观历年来的罢工,要么是所谓的防御性抗争,比如追讨工资和经济补偿或赔偿,也有进取型地抗争,比如诉求为提高工资和福利,补缴社保等,虽然偶尔有出现工人罢工抵制加班,但主流斗争中并没有出现农民工为了享受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而采取集体行动等方式争取休息权的斗争,月均2600元的农民工平均工资压迫着中国工人为了增加货币收入而选择延长工作时间获取加班费来满足日常的生活和发展,劳动法的工时规定在中华大地依然是废纸一张,形同虚设,难以回应中国工人的真实现状和发展诉求。

在全球生产的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工人从奴役劳动中何时能够解放出来?被称为资本的最后一片净土的中国何时能够引领世界范围内的争取自由时间的最新斗争?从目前的工人抗争形势中无从得知,这些都有待于中国工人阶级演变过程中更详实更分明的新形势来判断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