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荆禾 来源：进步青年网
1983年，春晚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央视播出，以后每年除夕晚8点，都会在央视直播。而这一档节目的演出规模、演员阵容、播出时长都创下中国新纪录。中国农村的娱乐生活极其匮乏，在除夕之夜千家万户纷纷观看春晚。可想而知，春晚对农村，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究于这种原因，我们要揭开春晚蒙着年味、盖着亲情的面纱，让全天下的人认识清楚它的真实面目。 要认识清楚其真实面目，就得透过艺术表演，看到它意识形态宣传背后的本质。而主导意识形态的是政治。春晚往往间接反映当年政治上所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春晚也会迎合当年的政策，以便达到所谓的“上传下达”。另外春晚还起了一种调和的作用。它通过一位位演员刻画阶级矛盾中的典型人物，调和阶级矛盾。比如2000年小品《打气》中的下岗工人以修自行车为生，却高呼“我不下岗谁下岗”，这无疑与上层意志惊人地合拍，实际上是通过艺术形式说出了上层所要说的话。在这里，演员事实上已经成为上层的代言人，起到的是抚慰社会情绪，“缝合”社会矛盾的作用。 春晚的政治作用逐渐加强。节目能否入选，要经过反复的政治审核。政治审核员对节目享有“生杀大权”。为了政治需要，有时刻意地加入某些节目。如2006年中央政府开始逐步把解决“三农”问题列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2006年春晚关于农民工题材的小品则占了大量篇幅。创作者力图在意识形态上‘缝合’城乡对立。”（摘引）他们很矫情地让受雇的农民工称呼雇主为“兄弟”，并且往往以美满的结局来“缝合”城乡对立。 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允许土地流转，城乡对立加剧成为大势所趋。资本主义吹响了对“三农”总攻的号角。一个叫做“城镇化”的政策在城乡结合部肆虐着。大资产阶级混迹在城镇化的道路上，赚得腰肥肚圆。他们整合国内资本、挤垮中小资本、压榨小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并逐步地将他们的触角伸到国外去。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大资产阶级宣传民族主义，为资本对外扩张造舆论。为了这舆论，他们招安民间艺术家。民间文化、艺术往往具有独特的影响作用，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拿春晚来说，作为国家主导文化霸权的工具，为了主导舆论，它招安了民间歌手旭日阳刚，招安了台湾民族歌手张明敏。20世纪80年代张明敏演唱了《我的中国心》，2014年春晚，张明敏成为上层的代言人，再次登上春晚的舞台，演唱《我的中国梦》。这首歌曲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逢迎了大资产阶级的需求。大资产阶级对内压迫就必然造成大部分人的不满。他们为了缓解矛盾，采取分化小资产阶级的方法，与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立统一战线，而且让这部分人看到改善生活有希望，让小资产阶级上层愿意跟他们走。2014年春晚当中，黄渤演唱的《我的要求不算高》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上层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大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如歌中所唱“我的要求不算高，掂起脚尖就能够到”。但这不算高的要求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的，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下层和无产阶级而言，哪怕是挤破头也够不到。歌曲当中还唱到：中国梦是全中国人的梦。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中国梦不但不是全中国人的梦，反而只能是少数人的梦。这是两极分化，是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必然的结果。有谁见过在私有制的国家里让所有人受惠的事？有谁见过在私有制国家里，两个阶级在经济、政治上平等过？无产阶级想要获得经济、政治的平等只能是：团结、团结、团结起来！争得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争得无产阶级专政，争得人民代表大会真正代表人民。 至于春晚宣传民族主义，从1983年至今，每一届都是如此。比如往届春晚的歌曲《龙的传人》、《中国风》、《中华民谣》以及一些语言类节目，传统相声本身形式也会使人联想到所谓“中国味儿”，“春节味儿”。这种民族主义的宣传逐年增长，2014年春晚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种现象的实质是什么？实质是资本输出的力度在逐年增长。时至今日，资本输出已经由量变引起了质的变化。今年春晚对民族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使得春晚成了“梦”的加工厂，输出一曲曲、一段段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