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无产阶级丧失了话语权就是这样的结果，黑社会主义的洗脑工程仍在继续，资本权贵们也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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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大陆教授撰写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历史研究中“集体记忆失误”的事例。
金教授通过对文革期间留存下来的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归集、整理后，无意中发现，在文革10年中，上海地区的猪肉竟然是敞开供应，不需要肉票的。当这个结论刚出来时，连金教授最亲密的合作者金光耀先生也不相信。金教授专门为此事在30个人中按10人一组做了个微型调查，其中有29人认为，上海文革期间买肉“不可能不要肉票”，只有1人支持金教授的说法，这个人说，自己的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于是家里每天做饭的任务都由他承担下来，他每天上菜市埸去买一小块猪肉，今天肉片炒卷心菜，明天肉片炒青菜，后天又是肉片炒花菜，天天如此，所以他知道，文革期间买肉是不需要肉票的。
2008年8月7日，在熊月之教授主持的一个关于知青的学术研讨会上，金教授又提出了上海在文革期间买肉不凭票的说法，结果遭到与会的大多数“知青人”的质疑和反驳，著名小说家叶辛甚至谈了自己当年从贵州回上海探亲，向母亲要肉吃却因受到肉票限制而未如愿的往事，还提出其家藏《票证大全》中印有一头猪式样的票据可证。而在座的高博特公司总经理张刚则当埸打电话给六、七十年代上海最大的菜埸——三角地菜埸的书记询问，得到的回复也是肯定上海文革期间使用肉票。
此外，很多上海的文革“过来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上海文革期间使用肉票。
但是，金教授却从上海各个政府部门、商业部门（副食品部门、粮食部门、价格部门、饲料公司）等留存的档案中，确凿无误地证明了，上海在文革期间买肉确实不凭票，而且，至今也没有发现文革10年中的肉票样本：
1．根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在历史上曾经五次实行猪肉凭票、证供应：
第一次是1955年12月1日至24日，前后仅历时23天。规定不分城市和郊区，每人每月发放375克（合0.75市斤）肉票，之所以刚实行凭票购买又立即废止的原因是当时生猪到货较多，怕猪肉积压；
第二次是1957年1月1日至1964年5月31日，历时7年5个月。每人每旬125克（合每人每月0.75市斤）其间经历3年困难时期，其中，1961年8至12月的每月下旬，全市居民有票而无肉供应；
第三次是1976年7月16日至1979年，历时3年2个半月。市区居民每人每月供应2元钱猪肉（折合2.36斤）,春节加2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1元；郊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1.5元，春节加2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0.75元；郊县农民每人每月供应1元，春节加1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0.5元。
第四次是1984年12月23日至1985年4月20日，历时4个月，市区居民凭“上海市购物证”，每人每月供应猪肉3.3元（折合猪肉3市斤）；
第五次是1987年11月21日至1992年5月，历时4年6个月多。市区常住户口居民发给“上海市副食品购买卡”，凭卡每人每月供应猪肉3元，回民等少数民族居民发给“清真牛肉专用卡，凭卡每人每月供应牛肉5元。
从以上资料可以证明，从1964年6月1日起至1976年7月15日，上海居民买猪肉不要肉票，敞开供应。历时12年2个半月。
金教授根据《上海价格志》证明，上海文革期间的猪肉零售价格长期保持在每斤0.85元的价格不变，直到1979年才上调到每斤1.10元。在文革期间，还曾多次发生过猪肉临时性降价销售。有一次降价销售，张春桥怀疑是“走资派捣乱”，下令调查，调查结果是有两列火车的猪肉本来应运往苏联，但苏联人嫌太肥，不要，而上海本地冷库容量有限，无法接受，只得临时性降价促销，从每斤0.85元降为0.65元。金教授还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列表证明，在文革期间，上海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是不断上升的，文革起始年上海居民每月人均消费猪肉是2斤多，至文革后期，达到每月人均消费猪肉4斤多（年人均消费猪肉27.71公斤）。
金教授的著作中还谈到了上海文革期间猪肉敞开供应的原因：
原因之一：“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
上海文革时期，70%的生猪由外省市调入。在计划经济时代，生猪被中央商业部列为二类商品，调往上海的生猪指标，先由市专业公司上报商业部，经商业部在全国商业计划会议上统一平衡后，再下达分季、分省（区）调拨计划，具体则由产销双方衔接调运。当时，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为主要调运地（上海派出人员设立固定联系点），后扩展到山东、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
在计划经济时代“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指导下，在“全国保上海”的同时，也实行“上海保全国”的原则。文革期间，上海调运至外省市的各种日用工业品也逐年大幅增长，年年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外调任务。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工业中心城市与主要农副产品供应省市的互动。
原因之二：郊县生猪交售政策持续而平稳。
上海文革期间，30%左右的生猪是郊县农民交售的。资料表明，上海郊县农民交售的生猪数量是逐年不断增长的，1966年交售38161吨，占上海居民猪肉供应量的27.75%；1976年则增加到54977吨，占上海居民供应量的32.09%。
上海市政府（文革时称为革命委员会，下同）长期对郊县农民养猪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态度。
在宣传上，号召广大农民“为革命养猪”，因为毛泽东认为，猪多肥多，肥多粮多，养猪有利于贯彻毛泽东的“以粮为纲”方针。上海1970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上刊登农民小诗：“身在猪棚闹革命，放眼世界看全球，多养猪来多打粮，狠狠打击帝修反”。出版了《养猪阿奶》等故事连环画，《为革命养猪》、等宣传画，向农民描绘“猪满圈、肥满田、粮满仓”，的美好前景。
在实际操作上，长期坚持农民交售生猪给予奖励的原则。虽然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向农民收购生猪的办法和奖励的办法有所变化，但奖励的原则始终不变。
一是向交售生猪的农民奖励《上海市日用工业品购货券》（简称“工业券”），凭券可以购买缝纫机、手表等39种紧俏工业品，上海城镇居民是按人头定期发放工业券的，而郊县农民，则通过向政府交售生猪的途径来获得工业券。
二是向交售生猪的农民奖售平价精饲料粮。从1963年至1978年，上海市政府（革委会）曾下达过10个与奖售饲料粮有关的文件，通过这种方式，来部分解决农民多养猪遇到的饲料粮不足的困难。
在郊区，号召农民大力利用水生饲料“三水一萍”（水花生、水浮莲、水戎芦、绿萍）养猪，大量储存“二壳一芒”（菜籽壳、麦壳、麦芒）等充当喂猪的粗饲料。
金教授的著作中也提到，在文革初，即1966年年末至1967年年初的几个月内，也有少数郊县农村地区因造反派中的少数人的极左思想，影响了农村养猪事业，但“一月风暴”后新组建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时发现了这类错误，予以纠正。1967年2月17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重要文章：《戳穿新的阴谋，发展养猪事业》，文章中，将破坏养猪事业的各种行为，视为“经济主义妖风”的表现形式，号召广大造反派予以打击。
原因之三：城市支持养猪业的措施持续而发展
大力收集城市“泔脚”（公共饮食业、单位食堂、居民群所产生的饮食下脚），送往农村作猪饲料。1966年共收集城市泔脚1.13亿公斤，至1976年，增长到年收集泔脚5亿公斤以上。上海各个区组织里弄干部、退休工人到郊区参观农民用泔脚喂猪；各街道干部敲锣打鼓进里弄，挨家挨户向居民宣传，号召争当饲料义务收集员，在各里弄设立泔脚缸，等等。为此，国务院第15号《参阅文件》以《城市的废料，农村变为宝》为题对上海经验作了总结和介绍，李先念副总理指示推广上海经验，闹得北京、天津、武汉、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纷纷来上海参观取经。至1973年的统计，“全市在107个街道、1180个里委都开展了饲料收集工作，有1800个收集人员，建立了181个饲料集中站，摆设盛器10万余只。同时，泔脚饲料的质量得到提高，“如静安区南西饲料站做到菜皮、泔脚、米浆三分开；杨浦区控江饲料集中站水控制在30%”，有力地支持了郊区养猪业。
上海有关部门所属真粉、淀粉厂生产中所产生的糟渣，都由市里统一分配至各郊县农村支援养猪。
此外，市食品公司举办“猪医生”培训班，受训者达1300多人次。市食品公司还抽调采购员、营业员100多人到郊县农村参加养猪劳动，通过这种方式，让卖猪的懂养猪，对以后工作中掌握生产情况，预测生猪上市趋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金大陆教授所列举的各方面无可辩驳的证据，我们可以确认，上海在文革10年中确实是实行了猪肉敞开供应，而且至今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相反的物证，如至今没有发现文革期间上海发行的肉票，或副食品供应主管部门下达的任何关于发放肉票或其他居民定量供应猪肉的相关文件。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过来人”都认定文革期间上海居民买肉“不可能不要肉票”呢？这可能涉及到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集体记忆失误”的现象，这种现象，国外的历史学家早就发现过。造成本文所述的“集体记忆失误”的现象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文革后的三十多年来，各种媒体上一直充斥着“文革经济崩溃论”、“毛泽东时代物质生活贫困论”、“文革期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文革期间农民养猪、养鸡鸭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种种與论的侵蚀，许多普通人（甚至包括许多文革期间在上海生活过的人）的头脑中都不知不觉地都受到了影响，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
二是上海在历史上确实使用过肉票（2次发生在文革前，3次发生在文革后），所以很多上海人有曾经使用过肉票的记忆，但却将使用肉票的具体确切时间记不清了或记错了。
金大陆教授撰写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确实是一部好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文革期间上海社会真实情况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