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来源：作者博客
“作为打工母亲，最大的感受就是牵挂、无奈、纠结，牵挂孩子的学习、健康，纠结的是回去带孩子还是在这里上班。”打工母亲影子如是说。
今天是母亲节，世界各地的人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谢，可是，感谢之外，妈妈们需要的是实际的关怀，尤其是处在“牵挂、无奈与纠结”状态的打工母亲们。
中国目前有2.6亿农民工，6000多万名留守儿童和3000多万名随迁儿童，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中国有数千万的打工母亲。然而，有多少人了解她们，聆听过她们的心声？
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一个关注基层妇女的机构，值此母亲节来临之际，走访了工业区，与三十位打工母亲进行了深入交流，在这个属于母亲的日子里，写下她们生命的历程，记录下流动他*的酸甜苦辣。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仔细听听她们心中的话。毕竟，说出来是改变的开始。

一、难以获得的生育保障
打工母亲雅儿刚怀孕时本来在厂里上班，但是强烈的妊娠反应让她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辞职回家了。
今年三月，佛山一家NGO组织经过对121名外来生育女工的走访调查显示，只有29.9%的女工购买了生育保险。许多女工因生育被企业辞退或选择辞职，比例高达45.4%。
很多打工母亲从事的工作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这些行业普遍存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劳动保障不到位、潜在的工伤职业病等问题。因此，怀孕女工很难正常工作，大多数选择辞职，有些则受到公司的逼迫而辞职。
辞职之后，母亲们无法享受之前购买的生育保险的各项福利待遇，而且由于复杂的程序（需要六个证件），也鲜有人去申请丈夫的生育保险。有部分人回到老家后享受到了新农合的生育保险。但有不少人自费承担生育费用以及之前的产检孕检的费用。而且因为辞职，母亲产期和哺乳期间没有任何收入，整个家庭只能依靠男方来承担，加重了家庭负担的同时，也使女性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男方。
宇生完孩子后，就在老家带孩子，老公外出打工养家。每次宇打电话找他要钱，都有种施舍的感觉，“反正我每次打电话跟他要钱，要两千块钱都要好久好久才打给我。上次我跟他发火，我说我给女儿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他说你在家里有什么钱可用，钱就是我的，那种话真的好伤人。”
有些母亲为了能够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挺着大肚子仍然坚持上班。小玉怀孕后，工厂组长经常找她谈话，以各种方式想让她走，比如跟她说这个工作环境会接触锡焊，是有毒有害的。但因为当时小玉的大儿子在上幼儿园，每个学期光学费就要4000元，家里的经济压力实在很大，她就坚持工作到小孩出生。工厂出于安全的考虑，在她怀孕6个月时，不安排她上夜班，7个月的时候，不安排她双休日加班，9个月不安排她平时加班。但为了能够多点收入，她自愿请求加班，甚至写了承诺书，若出现意外，与工厂无关。如此，工厂才答应每周六让她加班8个小时。但因为违反计划生育，工厂并未给予产假，无奈之下，小玉请了2个月的假。可是，等到假期结束后上班，小玉马上就觉得坚持不住了。因为厂里没有专门的哺乳区，她要上完班才能回家喂奶，小孩饿得难受，自己胀奶胀得也难受，小玉就选择辞掉了那份工作。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和《劳动法》都对怀孕女职工有特别规定，这些规定是想保护女职工的权益。但是对于底层劳动者来说，低廉的工资，让她们面临着现实的经济压力，而不得不自愿舍弃这些保护。《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还提到，若工厂怀孕女职工较多的，应该要设立专门的哺乳区，但小玉说，厂里没有人干到生，一般人怀孕一两个月就走了，有一个怀孕7个月，厂里还安排她上夜班，也一直以各种理由劝那人走，后来她坚持不住，也就走了。很多工厂为了尽可能降低成本，千方百计逼走孕妇，没有孕妇根本不会有哺乳的妈妈了。
本来经济压力较大的打工者家庭，比其他家庭更迫切需要享受国家的生育保障，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母亲们只能望而却步。

二、被逼无奈的母子分离
在城市低工资、高生活成本的限制使得很多母亲只能将孩子放在老家。这让小星感到很惭愧，“不可以陪伴在他们身边，陪伴他们成长、辅导他们学习，真的很愧对他们！”
跟小星一样，影子也时常觉得内疚，2011刚出来时，小孩正在读二年级，“他老师就对我说，你们老想着去挣钱，小孩子的学业都落下了，我也觉得很愧对孩子，其实在外面的话，又担心他读书没人辅导他，又担心他们感冒啊，还有饮食方面，老年人每天就炒一个菜，不注重多样性。所以说，迟早是要回去的，如果家里的小孩教育没搞好的话，还是挺遗憾的。”
影子每天都在纠结回去还是不回去，但是看到家里的经济状况，她咬咬牙还是得要坚持下来。很多打工母亲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在城市低廉的工资以及户籍制度的门槛，又难以将孩子接到城市，即使有那个经济条件，也因为工作忙而没法照顾。
这种长期的母子分离使孩子疏于照顾，影响他们的教育、健康以及性格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影子的儿子自从母亲不在身边后，因为挑食长得很瘦，原来很乖的他变得越来越叛逆。母亲常常因为这种失职而感到愧疚、遗憾。
而且分离久了，本来应该亲密无间的母子之间，会隔上一层障碍。阿美离开家后，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回家，但有时候小孩坐着看电视，不去接。阿美觉得在外打工对小孩挺亏欠的，小孩带在身边，会有感情一些，不带在身边，没有沟通，感情就淡一点。“老大在学校遇到事情，不问他就不说，问了他又会不耐烦。去年出来的时候，老二才1岁5个月大，刚开始回去还认识，因为不在身边，现在什么都要奶奶了。”
母子分离对于母子双方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雅儿半夜听到邻居的小孩在哭，就会马上惊醒，然后想“我自己的小孩去哪里了”，后来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离家很久了。杨姐的女儿每次在爸妈离家的前夜，都要在被窝里面痛哭。
令人心酸的是，打工母亲出来往往是为了小孩，她们所挣的钱基本上都会寄回家里，自己只花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影子的老公一个月收入虽然可以维持家中基本的开支，但基本存不了钱。为了以后小孩读高中、大学以及结婚的开销，影子不得不出来打工。跟影子一样，晓君虽然很舍不得小孩放在家里，但“为了生活，为了孩子，还是要出来打工。自己在外面挣的钱都花费在家里和孩子身上”。
从母子分离这一侧面，我们可以窥见到整个中国农民工的生产体制——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也就是说，外出打工的劳动者获得的是最基本的生存工资，而由于户籍限制，无法获得城市居民同等的国家福利，生育、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只能由农村承担。劳动者工作在城市，却无法在城市安家，城市只是挣钱的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留下来只是一个梦。然而，这种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引起了多少家庭的分裂，制造了多少的流动妈妈与留守儿童？我们无法数清，更无法衡量这种分离背后的痛。

三、 养育孩子的重担与双重劳动
据统计，我国有3581万流动儿童。由于义务教育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担，流动人口的子女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于是这个经费就只能由外来工家庭来承担。
流动儿童如果要入读本地学校，需要提供至少六个证件：小孩出生证明、居住证、房屋租赁合同或者购房合同或房产证、家长一年以上的社保证明或营业执照、小孩户籍地教育主管部门开具的《就读证明》、计划生育证明，很多家长因为提供不了足够的证件，其小孩就被挡在了公立学校的门外。
小玉因为二胎超生，再加上生了小孩之后才领结婚证，罚款交的额度不够，申请的时候总会被卡在计划生育证那边，所以小孩只能上私立学校，这样不包吃住，一个学期要2600元学费。而小芳的女儿虽然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但因为房东不愿意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女儿没法去公立学校，只能去一个学期2200元学费的私立学校。杨姐的儿子读书费用更高，一个学期要五千元，还要各种费用，一年下来一万还不够。英姐两个孩子都在她的身边，每年读书花费也得一万多。
菊姐的儿子在读职业学校，一个学期的学费要一万，生活费支出还不算。这是她最主要的经济支出了。宝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一个学期也要4500元的学费。
除了教育费用以外，在城市如果孩子没有医保，医疗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小玉的大儿子因为挑食和贫血，体质很弱，很容易感冒发烧，而小儿子也会被传染。每次感冒发烧，就要打针吊瓶半个多月。小玉说她最怕小孩生病，小孩每生一次病，可能要花费一个月的工资，有一次最多花了4000多元，其中光检查费就1000多。她说小孩读书之后是可以买少儿医保，看病会便宜很多，但是申请少儿医保，要计划生育证明，她没有结扎，和读书一样，也被卡在计划生育这里。
相对打工母亲的收入来说，在城市抚养小孩的担子比他们留在家乡要沉重得多。然而，除了经济压力外，打工母亲在工作同时还要照顾小孩，这无异于打两份工。
胡姐的孩子还小时，自己没法进厂，就只能拿胶花回家加工，还跟邻居一起养猪，后来开了一个小店，一边看店一边带小女儿。十年之后，等到两个孩子都上学了，她又进厂打工了。“我早上六点起来，准备早餐。然后送我女儿去学校，就回来买菜，把肉切好放在那里，中午回来就炒菜。吃完了我休息半个钟头再去上班。”那时候工厂是没有假期的，除了法定节假日平时都没有休息日，而且经常晚上到11点半才下班。胡姐没什么时间照顾孩子，工资不高而且常常受气，但家里开的小店赚钱不多，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也为了小孩子能在附近稳定地上学，胡姐就只好咬着牙做下去，胡姐说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早就离职不干了。
小芳工作忙，也常常顾不上女儿。而且每隔一月要上夜班，为了见见孩子，她睡到下午4点多起来，等到女儿5点回到家就陪她两个小时，到7点就去上班。如果加班的话回来就已经是早上8点多了，孩子也已经上学了。这样日夜颠倒，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也少，自己也累。小芳每周仅有的一天休息也全部留给了女儿。虽然比较累，经济负担也重，小芳觉得女儿跟她出来还是有好转的，比以前大胆了，没那么内向了。但这样撑下去还是不行，每年这里的学费也不少，小芳决定不久后带女儿一起回家，让她在老家上学。
为了不让家庭分裂，很多打工者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但是户籍制度这道门槛，将孩子在城市的抚养成本推高了，这对本来收入不多的家庭来说，面临最重的经济负担。而且由于传统性别分工，女性往往在家务劳动以及孩子的照料中，承担主要的责任，很多打工母亲不仅要在工厂进行繁重的工作，回到家之后，还要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这种双重的压迫，让很多女性不堪忍受。

四、 性别暴力何时休？
英姐的丈夫是司机，在英姐眼里，“他是一个非常牛的人，什么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只要不顺着他的意，他就会动手打人，仗着自己人高马大，就以暴力解决。”英姐回忆起2007年的那次暴力，“扫把柄直接打在了腿上，扫把柄碎了，整块肉都陷下去。当时还照常去厂里上班，都没有休息，后来整个都肿了，就买了药油来擦，又去社康中心看，又去镇上的医院看，每次下雨都痛到不能走路，也看了中医。回到家，我爸爸看了都哭。到现在那块肉都一直没有好，还是陷下去。”
阿美也面临着同样的家庭暴力问题，她老公“不顺心就动手打”。“第一次打是在结婚前，那时候因为他他*的事情，被他踢了一脚。”之后，阿美每次制止他上网或打麻将，基本上就会挨打。2002年在龙华，“那时候流了产，肚子饿，让他回来做饭吃，但他一直在打麻将，催得急了就动手打我，会回手，但回手也打不过。”“怀孕的时候，打过我两次。”“有一次，他在外面上网很晚才回来，我不给开门，怕开了门就打架。后来第二天上班回来给开了，他就打我，他姐住在隔壁，过来拉架，后来我拿了一把刀出来，他就吓得收手了。”“去年有一次打得最严重，那时候在厂里上班，同事看到了，我都不好意思说。”“家里人知道他打我，爸妈也知道。”之前阿美一直很害怕打架，去年阿美老公外遇，两人为此打了很多次，阿美突然就不怕了，“打就打吧，大不了打死算了”。
据深圳市妇联一份数据表明，2007年至2010年三年受理的家暴求助者中，非深圳户籍女性约占72%。深圳市2012年颁布《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草案）》，提出公安、法院、民政、妇联、性别平等促进工作机构等组成的临时庇护系统，为家暴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医疗救治、心理咨询等服务。然而，外来女工群体的家暴受害者一直处于关爱真空带。
除了家庭暴力，性骚扰也是外来女工面临的另一大性别暴力。据深圳一家NGO的调查显示，有七成女工曾经在厂内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但差不多一半的处理结果是不了了之。
虽然打工母亲们走出家庭参与工作，其经济地位的改善有助于其家庭地位的提高。但是传统的父权文化，仍然蔓延在各个角落，生育上的男性偏好、就业上对女性的歧视、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家庭暴力、性骚扰、性侵等性别暴力依然困扰着很多的女性。但这个社会问题，却丢给每个个体去承担，打工母亲深深地陷入到这种文化当中，伤害无处不在，当然反抗也无处不在。

五、未来在哪里？
选择了在外面打工的影子觉得非常的纠结与无奈，影子不甘心在家里洗衣做饭，而且也不想去家里的小厂打工，可是在外面又非常牵挂孩子。“像我以前在家里的话，每天都在忙，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不喜欢在家里搞卫生洗衣做饭。工厂生活与在家里照顾孩子，各有各的优点，在工厂你上完班，下班那时间都是你的，你想怎么就怎么样，在家里围着孩子家人团团转，都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在家里就是说照顾孩子啊，给他培养的那个环境啊，教育啊，比孩子的奶奶肯定照顾得好一些。但有时候想，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像现在工厂的工资水平，不可能把孩子接到这里来读书，自己的条件不允许嘛，觉得也很遗憾的。”
小莉与影子一样，曾经也是留守妇女，在家里带小孩的同时，也要帮忙干农活，家里种了二十亩地，还养了几头猪、牛、羊，还有鸡。小莉说在家里其实比外面上班还要辛苦，每天从早忙到晚，只有冬天会闲一点。在家的那段时间小莉又瘦又黑。
她们都不喜欢困在农村的生活，在农村里，感觉没有什么梦想与希望，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所挣的钱非常微薄，而且基本上没有自已的时间，没有什么玩伴。到城市打工让她们能挣到钱，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还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又要面临与子女分离的困境。所以影子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对于未来，她们都说要回老家创业，但又很迷茫，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
宝说：“现在自己年纪也大了，做品管也做不了几年了，到了38岁，厂里都不要了。希望以后能够创业投资，长期稳定下来。但是却不知道能够做什么，比如想卖吃的也没有技术。有想过学开车，但到时候看到路上那么多车，一个紧张就撞车了怎么办？自己又是路痴……现在想想，真的好绝望，当年自己想象得很美好，但却什么都做不了。有时候都有想死的冲动。”
对于小玉来说，他们在深圳已经待了10多年了。十年光阴匆匆，其中有4年多因为生小孩而无法工作，加上辞工回家，小玉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做过多少事。她说“深圳是暂时的家”。他们是想留在这边，但是凭借现在的工资，在这边根本买不起房子。而另外一个矛盾的地方是，老家的房子已经不能住了，村里的人也基本都搬出去了，所以已经算是无家可归。谈及小孩的未来，小玉说“能把他们养大就不错了，自己都不知道以后能干嘛”。
过了那么多年，辛辛苦苦养大了两个孩子，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女儿在家读初中，胡姐终于可以轻松一点了。47岁的她已经做不了文员，她找到一个五金厂做普工的工作。“想想，在这个地方也待了二十年了，本来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了，但我在这里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打工打了二十年也没有出头，工资也没有出头。”她想回去也没什么感觉了，对这个地方有点绝望。现在胡姐就希望可以多工作两年，多赚点钱，补缴自己的社保，到时可以领到深圳的养老金，然后回家开个小店，还可以捡起自己多年的爱好，写写自己的人生路。
对于打工地，她们无法建立起归属感，无论待了多久，都只能是异客。每个人的归宿都是家乡，而且想回去创业，为自己做点事。但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好，迷茫、纠结甚至绝望。
但她们也是蕴含着巨大能量的母亲。为了家庭她们牺牲了很多，但在她们的生活中，反抗也在悄然发生。菊姐很爱到处玩，也爱交朋友，和很多人都玩得来。她爱跳广场舞，38岁时还会和女孩子一起去学溜冰、蹦迪、k歌；她还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人，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她就算丢掉饭碗，也敢于站出来去反抗；雅儿自从婚后一直都把时间留给老公，现在终于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太多自我，要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她说“结了婚之后就想存钱，但存了那么久，也没有存到钱，现在就不管那么多了，先玩了”。所以她重新去寻找自己的朋友，敢于多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就算现在老公不想出去，她也会说“你不出去，我也不管你了，我自己出去玩”；胡姐原来工作9年的工厂因为没有交足社保和加班费，胡姐与工厂其他一些老员工把工厂告上了法庭，并合理地拿到了赔偿……
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其选择都受这个时代的外在环境影响。对于一个普通的打工母亲来说，她来自传统性别文化盛行的农村，来到这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工作，又备受国家体制影响，使得不同身份角色在她们身上交织：女性、农民、工人，不同的角色后面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从打工母亲的讲述中，我们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都存在着对她们的压迫，作为女性而遭受的性别暴力，作为农民遭遇的社会福利的差别，作为工人受到的资本的剥削。她们就在这样的三重压迫当中，坚强地求得自己的发展，又不乏对于压迫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