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Fredric Lee 来源：乌有网刊战后的经济学局面：麦卡锡主义、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1945-1970年　　战后年代，有三股不同的力量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学局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共的歇斯底里，它让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整个一代美国激进和进步学者沉默无声。 另外，正在兴起的保守的亲商业、反政府的政治和社会气候，对开明经济学家的教学内容和他们编写的教科书的内容产生了影响。最后一股力量是现代化运动，它让各经济系有意识地重新设计培养方案，以确保使用恰当的数学工具来向学生传授最前沿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结果，战后阶段所有地方讲授的都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叙述式的-制度主义的方法受到较少的强调，已近乎消失。　　在1945年后反共的歇斯底里期间，很多州颁布了旨在根绝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法律，规定讲授共产主义是非法的。具体来说，超过30个州要求公立大学的学者进行效忠宣誓;那些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包括良心谴责在内)不宣誓的人，都会丢掉工作。整个美国大学的管理者和学者都遭到了麦卡锡主义大潮的袭击(他们要么是自愿，要么是受慈善基金会、军队、中央情报局或者其他政府机构所迫，要么是二者兼有)，认为“过度的”学术自由是不可接受的，应将其限制在社会普遍接受的程度上。结果，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员学者不适合当老师，从而就有足够的理由不聘用、解聘、不终身聘用或者不予晋升：　　……阴谋是共产党公开使用的一种方法。没有哪个学术机构的成员可以正当地宣称，有权向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灌输一种提倡暴力颠覆自由政府的哲学。这超出了学术自由的范围。其次，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的准则所包含的责任，使得一个人没有资格留在自由的学术机构，因为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纪律，受到思想控制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不是自由的。他的思维已经被共产主义教义所封闭。因此，他不适合成为任何学术机构的成员。　　(McGrath 1954a)　　这种情况后来扩大到这样一些学者，他们援引第十五修正案拒绝检举揭发，或者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扩大到共产党的同情者;扩大到只不过是激进的、进步的或者与众不同的学者，他们支持新政和新政式的经济政策、政府管制、国民经济计划、人权、工会、消费者联盟、全国律师协会，支持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1948年的总统竞选，在赦免共产党领导人的请愿书上签名，或者是唯一神论者或同性恋者。　　大学采取的这些行动可能是因为管理者与FBI积极合作，在很多情况下请求FBI去审查拟聘用的教授、准备终身聘用的教授和所有终身聘用的教师，提出聘用和解聘的意见。教职员工也不反对(至少是没有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因为某些教职工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FBI的线人和合作者，有的人则是因为害怕遭到大学领导的报复。学者们所属的很多教授协会，要么与FBI合作，比如美国人类学学会和美国经济学会(AEA)，要么对各大学的行动置若罔闻，比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是，鲜有进步的、激进的或者共产主义的学者被美国大学聘用或续聘;大学、学术机构和FBI共同保留了一份黑名单，确保了被一所大学解聘的激进分子不会被另一所大学聘用。为了避免研究经费被收回或者为了逃避攻击，避免被骚扰、被社会排斥，以及必然的解聘或解除终身教职，许多进步学者自动离开了学术界，到美国之外去谋得学术职位;控制讲课内容(比如不讲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者不讲和平主义的、无神论的、不爱国的内容)，因为课堂受到学生和警察探子的监视;建议研究生撰写安全的、传统的博士论文，避免被答辩委员会成员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避免与学生团体谈论社会主义;或者是至少通过向安全、传统的领域调整研究和写作而避免带来麻烦。还有的人因为巨大的压力而心脏病发作或者酗酒，致使他们英年早逝;也有人试图自杀，或者被狂热的反共分子枪杀。学院对反共歇斯底里总体上的(并非普遍的)默许和参与，使得整个一代激进和进步学者沉默无语，扼杀了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几乎所有激进的、甚至是温和的批评。到 1960年，美国绝大多数大学校园充满了沉默的教授，他们不让学生扩大眼界，对种族歧视和他们国家的海外军事行动缄默无言。对激进学者的攻击最终的结束只是因为已无人可攻击，虽然斯坦福大学继续着对巴兰长达十年的攻击，直到他1964年去世前，一直在劝其离开;1965年，哈佛大学因山姆·鲍尔斯(Sam Bowles)拒绝宣誓效忠美国宪法而试图解聘他;谢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寻找一个不需要效忠宣誓的州和机构谋职的行动受到限制;1968年，加州河滨大学拒绝聘用维克多·珀洛(Victor Perlo)，理由据称与他是共产党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无关。效忠宣誓最后在1967年被宣布为违宪，不过美国政府仍然用麦卡伦-沃尔特法案来阻止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家进入美国(Schrecker 1986, 1998; Diamond 1992; Matthews 1953; Lewis 1988; Breit and Culbertson 1976; Goodwin 1998; Donnelly 1985; Phillips 1989; Rutkoff and Scott 1986; Dowd 1997; Vatter 1999; Hollingsworth 2000; Dugger 1974; Klein 1980; Munk 1992; Struik 1993; Novick 1988; Zinn 1997; Keen 1999; Ohmann 1997; Nader 1997; Price 2004; Selcraig 1982; Warne 1993; Fariello 1995; Lydenberg 1977; Newsletter on Intellectual Freedom, September 1957: 10; Sturgeon 2002; Jones 2002; Shaffer 2002, 2004; Weisskopf 2002; Horn 1999; Lowen 1997; Sorenson 1980; Sherman 2006; Arestis and Sawyer 2000)。　　面对反共歇斯底里的同时，非正统经济学家还受到另外两方面的指责。第一种指责来自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自由企业是知识进步的重要基础，其含义是学校的经济学家应该相信自由企业，并在教学中向他们的学生灌输这种观念。在商业团体(它们完全认同解聘激进和进步学者)的支持下，这种观点被理解为反政府干预、反工会、反经济计划。于是，非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的、支持新政的经济学家受到攻击，他们讲授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或者制度经济学，批评新古典理论是与劳工和农民对立的，提倡政府对经济的某种形式的干预，支持劳工组织，批评大公司的组织、运行和手段。首次大规模的攻击出现在1948年，洛里·塔西斯(Lorie Tarshis)的入门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出版后，遭到了亲商业团体的“麦卡锡主义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攻击，因为书中提供了一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观念，展现了凯恩斯主义亲政府的干预主义政策。一场“写信运动”被发动起来，写信给各学院，让它们在经济学课程中禁止使用这本教科书，让斯坦福大学解聘塔西斯。这场运动成功地摧毁了这本书的市场。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出版的时候，也有一场类似但较不成功的运动;运动发起的原因类似，这本教科书有强烈的凯恩斯主义倾向，有可能被那些提倡政府干预经济的人采用。后面一次大规模攻击1950年发生在伊利诺斯大学，以麦卡锡主义的态度对待欧洲人、开明派、宏观经济学和数学的保守经济学家，攻击系主任埃弗里特·黑根(Everett Hagen)。攻击的理由是他们不喜欢他管理经济系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学生正在成为年轻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攻击也扩大到针对那些年轻的、新聘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比如艾斯纳、利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唐·帕廷金(Don Patinkin)和弗兰克·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他们被当地新闻界贴上了“粉红色”或者“红色”的标签。1951 年，德克萨斯州的立法机关要求解聘艾尔斯，因为他对学生说，当前对待政府的敌意是由不加批评地接受自由企业意识形态所培养起来的，这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全无用处。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攻击开始减弱了，部分原因是大学的反对，并且维护它们的教授，虽然某些攻击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 年代。随后，商业团体改变了它的策略，通过向系主任付钱，为学术活动提供经费，开始贿赂经济系，让其采纳它的保守立场。　　非正统经济学家面临的第二方面的指责，是源自他们对那些广受尊敬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不以为然或者反对。经济学家们在美国战时指令性经济的背景下在战争期间所从事的工作，使他们和战后的经济学家奇怪地相信了新古典价格理论的有效性，相信形式主义和数学话语是有用的。此外，在冷战时期，整个新古典理论以及诸如线性规划和博弈论这样的特定领域，得到了华盛顿和各种基金会提供的巨额经费支持，因为它们有助于国防的“客观”需要。因此，在战后受到官方的肯定以及反共的环境下，各经济系想要避免在理论上不强和疏于数学训练的名声，确保学生不会抱怨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确保其处于这个学科的理论前沿，或者至少是值得尊敬的。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聘用受过最前沿的新古典训练的理论家的趋势，各经济系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明确地决定聘用受过良好训练的新古典理论家，他们对待转变经济理论的方式的那种皈依的、反多元论的态度，传授给了研究生和本科生。更具体地说，开设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中级理论课程，有时还开设数理经济学预修课程;本科专业也需要开设数理经济学课程;研究生的理论课程更加数学化;希望新进校的研究生有一定程度的数学准备;研究生被灌输的是，一个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家要抛弃意识形态偏见，公正客观，接受合乎逻辑的、有根据的结论。结果，各经济系的兼收并蓄和多元化越来越少，新古典理论的风格、态度和研究越来越多，最终到了不存在或者不容忍替代性理论的程度(比如在芝加哥大学或者弗吉尼亚大学)。在诸如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伯克利大学和俄亥俄大学这样的经济系，最明显的是在战后初级阶段还有相当多的制度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但到1970年就基本上没有了。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AEA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以提高其成员的技术-数学能力，使他们能够对军事问题和专业的公共政策讨论有所贡献。 各方面都认识到，需要在研究生的培养上有所改变，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技术训练的支持下，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理论的共同核心上。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聘用、终身聘用、晋升和加薪的标准，渐渐变成一个人对新古典理论的技术-数学阐述有多熟悉，在论文中运用这种理论有多熟练，然后发表在主要的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这种转变的迅速发生意味着，在十年间，无论是主流经济学家还是非正统经济学家，只要赶不上(或者不去赶上)理论和技术的进步，不积极开展研究以及在主要期刊上发表论文，那么在经济系里以及整个经济学界，他们的收入、地位和声望就会迅速下降(有时候在同事看来，他们根本就不是经济学家了，因为他们是反理论的，他们的论文“一点图表或者公式都没有”)。结果，他们的教学领域渐渐被局限在理论之外，与体现在理论中的保守的市场意识形态不相容，比如经济思想史、运输、公用事业或者经济计划。非正统经济学家还会有额外的遭遇，那就是甚至找不到工作。　　战后时代的政治压制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抑制性的支配地位相结合，结果就是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几乎完全被清除，以及制度经济学逐步趋向灭绝——布朗芬布伦纳承认这一点(Bronfenbrenner 1964)，戴维斯也承认(Davis 1965)，费尔斯(Fels 1975)注意到，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系从1948年到1976年没有聘用过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正如乔治·斯蒂格勒指出的那样：　　千真万确的是，一个相信劳动价值论的人不可能在一所美国主要大学当教授，尽管原因可能是教授们不相信这个人既诚实又聪明。　　(Stigler 1959: 527)　　于是，除了德克萨斯、马里兰、俄克拉何马和犹他，排名靠前的博士授权机构和其他大多数博士授权机构，没有哪一个会让(或者想要让)它们的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制度主义和其他非正统方法的影响，尽管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种影响的确发生了(见表2-2和附录A.6)。因此，战前时期的新古典支配地位和反多元化延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意味着1941-1970年培养的10784名博士中(见附录A.3)，可能不到3%真正受到过非正统经济学的影响。具体地说，20世纪60年代末到1874年，排名靠前的博士授权机构中，只有哥伦比亚、密歇根、耶鲁和哈佛对非正统经济学有重要的推动。resource://skype_ff_extension-at-jetpack/skype_ff_extension/data/call_skype_logo.png　　1962-1974年，这些靠前的机构培养了5486名博士，占这一时期培养的经济学博士总数的59%。因为排名靠前的机构的研究生多数继续在这些机构任教，少数去了次一级的机构，所以尽管发生了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动荡，这些受过良好训练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确保了在此后的30年中，全美超过80%的博士授权机构所传授的几乎完全是新古典理论。(Fones-Wolf 1994; Schrecker 1986; Donnelly 1985; Goodwin 1998; Backnouse 1998; Phillips 1989; Sandilands 2001; Root 1956; Iversen 1959; Samuelson 1998; Colander and Landreth 1998; Selcraig 1982; Solberg and Tomilson 1997; Barber 1997a, 1997b; Modigliani 2001; Breit and Culbertson 1976; Rutherford 2000b; Stigler 1959; Stern 1963; Brazer 1982; Sass 1982; Cross 1967; Huntington 1971; Cookingham 1987; Adelman 1990; Bowen 1953; Blaug 1999; Bernstein 1990, 1995, 1999, 2001; Lampman 1993; Lowen 1997; Bronfenbrenner 1993; Jones 2002; Shaffer 2004; Schmid 2004; Kaufman 2004; Dowd 2002; Samuels 2002; Weintraub 2002; Snavely 1967; Jensen 2001; McCumber 2001; Krueger et al. 1991; Hansen 1991; Kasper, et al. 1991)。表2-2 有博士授权和博士生的美国主要经济系，1962-1974年

博士授权机构 1959年、1966年、1970年培养的博士数量，1962-1974年
布朗77
卡内基-梅隆52
芝加哥244
哥伦比亚314
康奈尔200
杜克132
哈佛439
伊利诺斯248
印第安纳137
爱荷华州立227
约翰·霍普金斯75
密歇根201
密歇根州立207
明尼苏达206
MIT232
北卡罗莱纳47
西北131
宾夕法尼亚301
普林斯顿138
普度222
罗切斯特65
斯坦福178
UC-伯克利387
UCLA108
范德比尔特71
弗吉尼亚96
华盛顿83
华盛顿（圣路易斯）63
威斯康星371
耶鲁234
小计5486
合计9265

　　资料来源：Keniston 1959: 129; Cartter 1966: 34; Roose and Anderson 1970: 58; Harmon and Soldz 1963: 74-84; Harmon 1978: 112-113;以及附录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