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尔·安舟（Joel Andreas）（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者） 来源：进步青年网 摘要：资本主义的核心是雇佣劳动关系，工人成为劳动力商品，靠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通过打破铁饭碗、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步骤，社会主义单位制被打碎，中国国企内部已经建立起一整套雇佣劳动制度。中国的国企同资本主义的国企并无根本区别，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地位已不能作为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判断依据。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单位制，雇佣劳动，生产资料 对于30年市场经济改革是否最终导向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有关争论，焦点经常集中在私企和国企的此消彼长与占国民经济的地位上。当然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有一点很少被关注，就是国企中的雇佣劳动关系。本文分析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国企改制，认为随着旧的“工作单位”体制解体、终身制工作被取消，劳动者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已经被切断。这不仅改变了社会主义雇佣关系的性质，而且改变了国有企业的基本作用，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基础。 在分析这一问题过程中，我得出马克思曾经得出的结论，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时期同中国今天有很多重要的相似之处。我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资本主义兴起最深刻的后果是将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分离，也即产生了资本主义式的工资制度。过去，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和工匠店铺之中。新的制度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工具，将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此前，生产关系已经由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和亲属关系、社会地位所决定，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到来消灭了所有旧的生产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市场交换，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基于多样关系的复杂的财产关系被私人所有权所取代。小生产者变成一无所有的工人，不得不向资本所有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养活自己的工资。 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活动的目的。过去，生产很大程度上由直接生产者组织，也即农民和工匠，他们最终的生产目的就是消费。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目标——最大程度追求剩余价值，以便加速资本积累。虽然农民和工匠不能解雇家庭成员，他们对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负责，相比而言，资本主义企业对自己的雇员没有这样的长期义务。因此，它可以视生产技术要求和市场经济需求雇佣、解雇自己的雇员，以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终极目标。 本文中，我首先讨论单位制，单位制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早期中国城市经济的组织基础；其次讨论单位制解体、工作单位改制为公司的后果。我主要集中分析职工和公司的关系，然后思考两种不同体制下出现的非常不同的社会阶层状况。 我曾经研究60年来中国工厂劳动关系的变化，研究了6年多时间。为了分析整个时期的变化，我选择调查50年代就建立起来的老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在改制以后，一些国企私有化了，其他仍然部分或全部保持国有性质。我没有调查过近些年兴建的私营企业。通过缩小范围，我可以将重点集中于国企改制带来的转变——我会进行分析——这一转变揭示出一种生产方式最终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 1 社会主义单位制 马克思曾经宣称，社会主义将重新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这一学说确实指导了后来上台的共产党。共产党国家通常遵循苏联模式，包括中国，都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该工业体系对工人实行终身工作制，由工厂提供范围很广的福利待遇。在这些国家中，中国的单位制模式是这种固定工作性质的最完善形态。 1949年掌权后，中国共产党重组了所有城市工作场所——包括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工厂和其他企业——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单位制模式。这一体制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直至90年代才逐步解体。所有的工作单位都是公共财产，由国家和党政干部组织领导。几乎所有处于工作年龄的城市居民都在工作单位里就业，由单位提供长期就业的一切条件。从学校毕业后，个人被分配到工作单位，通常情况下都会在一个单位待一辈子。对于个人而言，换单位非常困难，这需要两方单位和职工的批准。当然，工作单位解雇职工也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其罕见的。即便一个人因犯罪而锒铛入狱，服刑结束后，通常还会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 除了工资以外，工作单位满足职工的大部分消费需求。职工有养老金、医疗保险，如果条件允许，还有食堂、住房、医疗诊所、托儿所、子弟学校、为职工提供基础教育和技术课程的培训中心，以及剧院、图书馆等文化康乐设施。职工退休以后，他们仍继续住在单位提供的房子中，这些住房是单位社区中的一部分。随着时间推移，单位职工为配偶和子女寻找工作，年轻人与本单位同事结婚是很常见的。大单位设立的职业中学经常将职工子女培训成本单位的职工，国家政策一度允许职工退休后由子女接班。 大单位一般将生产设施、办公室、职工住宅楼与教育、卫生、娱乐设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建筑群，四周建起围墙。工作单位不仅满足职工及其家庭的大部分需要，还组织职工参加政治、文化和体育活动。单位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组织中心，也成为职工身份的关键要素。共产党号召职工“以厂为家”。 虽然中国工人也领工资，但没有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不是商品。也存在剩余劳动力，但户籍制度、粮食配给制度和劳动分配制度严格约束个人无序流动。农村居民是生产大队的成员，城市居民是工作单位的成员，两者之间没有无序流动。工厂解雇职工的空间非常小，职工脱离工厂出去找工作也没有余地。 职工们并不占有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是公共财产，处于上级单位和国家部门管理之下（通常对于集体企业也是一样，集体企业一般归国企或当地政府主管，实际上也不是集体职工的财产）。然而，工人们拥有自己的工作，这保障了职工的其他权利。他们终身在单位工作，单位为职工的福利保障负责。职工所拥有的可以被视为财产使用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存在的复合财产权利，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不看重个人所有权，而是承认传统的集体使用权。 单位制像传统的家庭所有制经济一样，在很多重要方面发挥作用。当然，单位制起作用的范围和规模都要大得多。单位制不是小农生产，小生产中农民和手工业者直接组织生产。工作单位规模很大，是现代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各单位之间彼此依赖，单位正常生产依赖于工业体系中的大规模商品和产品交换。共产党掌权后形成的官僚阶层负责协调单位内部和单位之间的关系。然而，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紧密结合，同传统农民和工匠很相似，这从经济上导致了相似的过程。 这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体制，国家为所有城市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国家给所有职工提供工资，不管这些职工分配到哪个单位。国家制定基本工资标准，同职级的职工获得相同工资，即使职工是临时工或转到另一个单位也仍保留同样职级。即便劳动力具有名义价格，由于它不是国家或私人企业可以灵活调整的，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计算利润或亏损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和工作单位为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而组织生产，首要目标是所有人都能就业，而不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由于实行终身制，工人和工厂领导建立起长期关系，就像传统家庭中那样共同承担责任。因为职工的生活取决于工作单位，职工对企业及其领导的依赖远超过资本主义企业。党委书记是单位中最有权力的人，就像是职工的家长一样关心他们的生活。干群关系很好，创造出个人可以获得更好工作岗位、晋升、加薪以及实物分配的垂直网络（包括住房和教育机会）。同时，领导干部不得不同单位职工维持良好关系，因为不能开除工人，意识形态上也极大限制了使用罚款和奖金手段，领导干部只能通过说服教育、批评和表扬方法加强劳动纪律，促使工人认真工作。虽然决策权仍集中在领导干部手中，但在终身制条件下，他们必须同职工协商，以便引起职工关注某问题并同意领导的意见。 2 国企改制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改制过程中，中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被根本转变，它们运行越来越像资本主义企业。改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制定的，并在“公司化”的口号下大张旗鼓推行。主张市场导向的改革者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负担沉重，企业办社会的职责太多，妨碍它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利润最大化上。为了使国企能集中精力，国家政策甩掉了职工终身制和各种社会福利的包袱。改制过程涉及两个重要内容：所有权置换和职工身份置换。 改制最痛苦的过程是身份置换，终身制被取消。以“打破铁饭碗”为口号，改革热潮席卷而过，推行了这个有争议的目标。职工失去全民工地位后，给予一次性买断工龄费作为补偿。许多人签署有限期劳动合同后继续在企业工作，其他人被解雇。改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减员增效”，几乎每个企业都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员。千百万工人下岗，直到今天仍难以找到有保障的工作岗位。 然而，企业转制不仅仅是要裁掉那些“冗员”。工厂越来越多的保留下少数核心职工——管理层、技术工人以及关键岗位的熟练工人——然后雇佣临时工从事大部分生产工作和其他体力劳动。许多企业将劳动力分为正规工人和临时工，其中通过劳动中介机构雇来的临时工数量很大，还雇佣从农村招来的农民工取代大部分现任员工。在最极端情况下，所有工作都通过包工头组织实施。例如在大型国有煤矿中，企业跟包工头签订合同，包工头通过雇佣农民工，承诺以最低价格把挖出的煤卖给企业，现在这种协议已经在其他矿业、木材加工、建筑业、建材业等行业流行开了。 企业不再为职工的养老或医疗负责，他们已经卖掉了职工宿舍，剥离了医疗诊所、托儿所、学校、培训中心、剧院和其他娱乐设施。今天企业只对员工的一件事负责——付工资（如果企业遵守法律，还会给工人上政府规定的保险）。 公有制企业所有权转换一直是暗箱操作。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主体，包括所有的中小型企业，已经部分或全部私有化。最常用的手法是MBO，也即将企业出售给原来的管理层，但改制过程中也邀请国内外其他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招商引资大潮中控股国企。化公为私的过程经常需要银行给予担保贷款（大部分国企干部改制前拿不出什么个人资本来投资），这造成了广为诟病的腐败问题、欺诈合同、人为压低价格、内幕交易、裙带关系和回扣问题。 国家仍保持对一小部分战略性垄断企业的控制权，包括银行、能源和关键性矿产资源。在这些企业中，还有其他国家保持部分股权的企业中，所有权置换主要是“明晰产权”，将企业资产不同程度上转变成国资委手中的股权。掌握这些控股公司的经理代表监督改制企业的董事会，董事会指示经理们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管理企业——使他们手中的股份回报最大化。 然而实践中，共产党仍对剩下的国有企业和政府实体关键领导进行任命，通过政治手段继续干涉改制企业的事务，而不是采用资本主义经济管理逻辑。中央政府的全球战略关系到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而省级和地方政府成为地方经济的推进器，有些时候，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满足怨气十足的下岗职工、退休职工、在岗职工的要求，工人们对自己的工作普遍不满。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企改制刚刚步入正轨，官方鼓吹的一种改制模式是“股份合作制”。在这种体制下，所有职工平分企业股份，他们不能把股权卖给外人，只能内部出售，股东大会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党的领导积极推行这一模式，将其标榜为“经济民主”，宣称企业成为职工的集体财产，而不是变成资本。在90年代初期，许多小型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采用这种改制模式，但到了90年代末这种模式已经失宠，管理层持大股流行起来，大部分股权集中到少数领导者手中。为这种模式辩护的人认为，不允许工人获得主要股权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同公司利益存在冲突。换句话说，公司首要关注的是利润最大化，工人关注的是维持工作、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在官方的裁决中，股份合作制是“第二个铁饭碗”，也就是说，股份合作制不能彻底将劳动者从生产资料上分离出来。 3 剥夺工人 用马克思的术语表达，企业改制将工人从生产资料上剥离出来。在旧体制下，工人是工作单位成员，单位给予工人一系列权利并满足工人的生活需要；虽然工人不占有工厂，他们有永久使用权。企业改制剥夺了工人，取消他们单位成员的权利，把他们降低到合同雇员的地位。 改制将工作单位社区转变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旧的工作单位由一系列实物资产和一群人组成，所有这些都是单位的有机组成部分。改制将实物资产转变为资本，将这群人转变为雇佣劳动力，工人再也不是企业的一部分。从不同程度上，所有改制企业都是这样，无论企业是私有化了还是保持国有身份。 因此，工人被从企业中赶出来，他们的劳动力转变成可销售的商品，他们四处流动，在新产生的劳动力市场中彼此为工作而竞争。企业从职工中解放出来，它把工人当作可变资本，视技术和市场需要而雇佣或解雇他们。企业不再承担满足终身制职工生活需要的职责，改制企业现在终于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它的底线上了。 职工和领导之间相互的义务解除了，被简单的——也是脆弱的——工资合同关系所取代。这一转变显著的重塑了工人-管理层的关系。在旧体制下，职工个人的物质奖励是很有限的，干部必须维护同工人的良好关系以赢得工人的合作，干部必须反复强调集体利益的重要性，要求职工以单位为荣，以激励工人勤勉工作；现在，这种说教轻如鸿毛，今天的管理层掌握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强大激励机制，以前的干部从未有如此权力——罚款、奖金和威胁开除。改制消灭了工人对工厂的依恋，同样的，它制造出极其高压性的劳动关系。 大多数职工都变成了雇佣劳动力，同时，很多私有化企业的高管成了东家。经过MBO操作，中等规模企业的经理可以买入51%的股权，其他少数几个领导买入剩下的大部分股份（或许每人5%），中层干部和其他“关键岗位职工”也可能分一杯羹，以此就足以拴住他们继续为企业卖命。工人有时也有能力买入企业股票，但这不是某些人所期望的，所以他们也买不了。股权分布反映了新的阶级结构，可以用所占企业股权比例表示出来，这也是反映各阶级与生产资料关系的指标。 即使在仍是国有的企业里，领导干部已经习惯于将企业视为中饱私囊的工具。在毛时代，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那时企业干部受到严格监督，没有人可以从中积累私人财富。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企实行承包制以后，情况发生很大转变，少数承包企业的干部希望交够一定数量利润以后，剩下的全归自己。一种新的心态出现了，领导干部——从厂长到车间主任，甚至班组长——开始将机器和工人视为私人积累的资源，他们监督工人干活，由此越来越多产生同工人敌对的环境，腐败也随之发展起来。 由于本文主要探讨公有制企业改制问题，我将讨论范围定位于单位制时代工厂阶级关系的转变上。然而，如果不提新生私营企业，不可能将这种转变分析清楚。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有企业开始改制的同时，国内外资本争相来投资，一大批私营企业应运而生。这些公司规模不一，小企业和雇佣几十万工人的巨型企业都有，在建立新型临时性的雇佣劳动关系上，它们扮演了重要角色。改制的公有制企业受其影响——也受其胁迫——打破旧的单位制，开始与私营企业进行竞争。 在中国工业企业中，就业差别非常大。在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中，一家国有企业仍保留就的单位制和“铁饭碗”，至少部分的保护了劳动力免受市场侵害；另一个极端案例，在私企中，尤其是出口导向的加工业，维持工人高流动性模式，其特点是工资极低、劳动强度极高、采用强制性手段监督工人生产。过去二十年来，后一种模式引领着工厂劳动关系变革的步伐。 2007年底，劳动合同法颁布，这部法的条文——如果能强制执行——将扭转工厂更加灵活用工的趋势。该法规定，如果工人同企业连签两次有限期合同，工人可以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这样，工人有可能再次取得固定工的岗位。这部法律是近期一系列劳动立法发展的一部分内容，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很关注强迁、社会不稳定、由激进市场化改革引发的群众不满和抗议等问题。但是目前仍不清楚，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工作保障条文能否落到实处。在保证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和维护“用工自由”旗帜下，雇主和政府联合起来，发起对劳动合同法的讨伐，力求限制甚至取消这些规定。外资企业叫得尤其响亮，警告说它们可能撤资到其他劳动力密集的国家中去。 事实上，即便劳动合同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不废除，只要不执行这些规定，雇主也能心满意足。中国大部分的劳动法律都没有执行。断言劳动合同法将限制或扭转雇佣劳动灵活化的趋势还为时尚早，在我个人看来，迄今为止都没有什么改变。企业已经习惯于裁减冗员、将不听话的工人解雇掉、通过包工头和劳动中介雇佣工人等，它们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做法，尤其它们面对国内外日益激烈的竞争，必须进一步削减劳动成本。此外，改制的主旋律依然畅行无阻。在改完中小企业以后，近些年来中国开始对最大的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工人们面临生死抉择，可能被强制签署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我认为，中国现在仍在剥夺劳工的轨道上向前奔驰。 4 改变社会不平等方式 企业组织的公司化已经引起了新的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同单位制产生的不平等差别显著。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集中讨论这些差别，这些差别同本文主要理论兴趣密切相关——终身制在单位制下的存在与其在公司制下的消亡。 在单位制下，终身制意味着单位之间较少流动，收入差距也主要由国家政策决定，而不是市场决定。这里我将讨论这些差别的两个关键方面：一是不同单位之间的不平等，二是单位内部的不平等。 在工作单位中有不同层次的工作，最大的单位由中央部委管理——尤其是那些基础工业——比起地方管理的小单位，大单位被赋予较好的条件。在城市最底层是街道委员会办的小型集体企业或国有工人家属办的集体厂。所有城市人都比农村人过得好，农民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所在农村生产大队的生产能力。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个人的阶级地位很大程度上由其所处的生产资料决定。 国家规定了不同单位之间的差别。旧中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和部门差异，共产党执政后这些差别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一方面，共产党通过调整工资标准、保障基本的城市福利、发展内陆省份、加速农村工业、在农村建立基本医疗和教育服务、给贫困地区划拨粮食等措施缩小这些差距；另一方面，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仍然存在，一些工业（主要是重工业）获得优先发展，这产生了新的部门差别。 在单位内部也有不同的分层。单位成员被划分为干部和职工两类，每一类有不同的工资序列。干部身份包括党务干部、行政领导和技术人员。干部被视为对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他们的任用、晋升、调动、培训和政治教育都受到特别关注。最高党务和行政干部负责管理企业，他们依靠中层干部开展日常工作。党务和行政干部几乎都是党员，这意味着他们要执行党的精神，贯彻党的道德和政治原则，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党员要参加各种会议和阅读文件，非党员往往没有这些权利，党员要对单位发生的事情负责。本来，所有单位最高党务和行政领导都是革命干部，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最好的技术人员是从旧社会继承来的；后来，从转业军官和车间工人吸收的新党员中提拔起年轻党务和行政干部，大学和技术学校也培养出新一代的技术干部。 从农村和城市中学毕业生中招募来的新工人较少参与工厂事务。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在执政前十年，共产党高度重视从招募的工人中吸收党员，鼓励他们参与工厂事务，尽量提拔工人而不是技术人员到领导岗位。此外，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工人和干部之间的界限也非常模糊，国家采用以工代干方式提拔了一批工人，他们在工厂拿工资，没有正式干部身份。 单位制时代工资非常低，部分是由于国家需要加大积累促进工业发展。工资差距也相对较小。在工厂里，最好的高级技工可以拿到除厂长以外全厂最高工资（虽然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在毛时代，党强迫干部定期参加体力劳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尽管在低位、权力上仍存在差别，工人和干部普遍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的公寓，在同样的食堂吃饭，在同样的医疗诊所看病，共同使用其他娱乐设施。由于缺乏私人生产资料，低工资、禁欲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有效阻止了干部进行财富积累。 可以预料，企业改制显著增加了企业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在旧体制下，政府制定工资标准，差别相对适中；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厂长的补贴增加了，他们仍然是公共部门的雇员，他们的奖金受到国家规定和单位规章的限制。现在，私有化企业最成功的领导拥有企业所有权，可以直接把企业利润揣入囊中，即便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采用国际标准，他们也是极其富有的。仍然保持国有的大企业领导要求自己的收入与私营企业相当，他们为自己增加正式收入和奖金（现在他们的收入有时比普通生产工人高几十倍、上百倍），还有非正式收入，不合法但被广泛认为是行政权力的正常补偿。私有化企业和国有企业最高领导者都已经搬出了他们一度与工人共同居住的公寓，搬进了高级小区和单独的高层别墅。 企业现在可以根据自身经济情况和劳动力市场的基准，自由确定管理者、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工资，现在工厂中的收入差别非常大。一些高级技工得益于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企业也竞相提价聘用他们（虽然今天大学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市场条件）。对于普通工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相反的，竞争非常激烈，工作很容易被农民工和城市中专毕业生所取代。过去，工厂工作通常比政府官员、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部门工资高，但现在反过来了。因为改制要求企业必须以盈利为目标，企业必须尽量压低成本预算，尤其是降低劳动力成本。结果是，工厂工作收入水平现在明显低于其他部门，在毛时代共产主义工业化时期享受很高社会地位的企业工人，现在只能被视为弱势群体，其他人对工人或同情，或看不起。 在改制企业内部发生的一切折射出更广泛的社会变动。旧体制通过国家调节建立并维持一定的社会等级，限制人口无序流动，将人们固定在工作单位或农村中，城乡差别还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不公平的。然而，废除旧体制，取而代之以市场竞争，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平等。相反，引入市场力量导致了更严重的不平等。 一方面，正如我所指出的，过去国家人为压制工资差距，现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已经产生出更大的工资差别。在底层，求职竞争已经白热化。农村居民长期被排斥于城市之外，90年代开始希望获得进入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实际上在城里只能拿到少于城市居民的工资，也比不了80年代农村专业户的收入，因为竞争已经把工业领域和其他部门工资大大压低了。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资本主义发展，由于一系列原因，国内外资金都流向地理位置优越的沿海大城市，城乡、区域收入差距已经显著增长。 从全局上对收入差距进行估计，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毛时代，尽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名列世界上最平等国家之列，虽然20世纪80年代收入差距开始增长，收入差距总体仍不是很大。在9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情况迅速转变，中国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5 中国资本主义转型 今天，我认为中国经济已是资本主义，因为劳动关系已经转入资本主义轨道。工作单位成员已经被赶出来，失去了单位成员的权利，现在仅是合同工。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使中国企业发挥资本主义企业的作用。企业不再为员工负长期责任，企业现在将劳动力视为可变资本投入，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实现利润最大化上。无论对私营企业，还是对残留的国有企业，抑或是两者之间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原有单位制是建立在劳动者同生产资料之间持久关系之上的，同几千年来基于小生产的其他生产方式具有相似的特征。只是很少情况下——在雇佣劳动形式和奴隶制（真正的奴隶市场确实存在过）条件下——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虽然几百年来市场中的商品交换一直很常见，但劳动力的买卖并不常见，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前，雇佣劳动并未在生产组织中取得统治地位。这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也是使社会秩序革命化最彻底的措施。 同其他前工业化时期生产方式不同，中国单位制是建立在大范围生产和向工人支付工资的基础上的，但由于工人一辈子都在工作单位中，劳动力不是真正的商品。企业改制改变了所有一切，中国显著已经完全具备了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事实上，在就业灵活性 方面，比起许多具有长期资本主义传统的国家，中国许多行业经营方式更接近理想的典型资本主义模式。 当然，在其他方面，中国的体制同理想的典型资本主义模式有些差别。正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热衷于指出的那样，国家仍然在规范、指导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仍是国有的。然而，这些特征是可以与资本主义兼容的。在现实世界，而不是在抽象模型中，资本主义已被证明是很灵活的，资本和国家质检的关系经常变得很复杂，往往也很密切。据我估计，尽管有其特殊性，当今中国的制度应算作资本主义诸多种类中的一类。它的基本资格是中国以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关系为基础，现在几乎遍及所有的中国企业，无论私营还是国有。 应该指出，破坏中国的单位制是全球化趋势的一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是全世界范围的新能源利用、将劳动者从生产资料上剥离出来的长期驱动力、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消灭社会组织系统、打碎工会、消灭终身制工作、促进临时性就业。这一趋势与大范围失业现象密切相关。在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旗帜下，雇佣劳动形式成为重塑纯粹资本主义关系的一种方式，更符合马克思描述的简单苛刻的资本主义模型。世界各地的情况跟中国越来越相似。劳动力已经成为经济成本中更灵活的因素，劳动关系更具强制性，财富和收入越来越两极化。此外，随着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占领农业、小商业、小规模制造业领域，包括在中国，也包括一部分对小生产进行保护的发达国家，雇佣劳动仍将继续表现出临时性的特点，这一特点将一直伴随剥夺剩余小生产者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