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耿来意 来源：进步青年网
　　在集市的一个旧书摊上，我买下了一本叫作《疟疾防治手册》的小册子，编印者是胶南县卫生防疫站(今青岛黄岛区)，编印日期为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小册子里除了介绍了预防疟疾的相关事项，还辑录了一首《预防疟疾歌》：“疟疾也叫发‘脾寒’，原虫就是病根源;神鬼食水是骗人，蚊子咬人把病传。党和政府关心咱，治疗疟疾不要钱。若是得了疟疾病，赶快去找卫生员，按时吃足八次药，防止以后病再犯;讲好卫生灭了蚊，保证不得疟疾病。全党全民组织起，积极防治莫迟疑;男女老少身体健，搞好生产保丰年。”翻阅着这个小册子，读着这首疟疾歌，很自然的就会想起一个人，想起一个时代，这个人叫毛泽东，这个时代叫毛泽东时代。　　这本小册子里提到的疟疾，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听说了，但这个病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却是一种全国性的常见病，每年发病数高达3000万人，有上百万人会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丢了性命。当时的中国被西方国家称为“东亚病夫”，这个称谓虽然是一种蔑称，但却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老百姓没有医疗卫生的保障，传染病、寄生虫病等在人民中间广泛流行肆虐，除了疟疾，比较常见的病种还有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性病、结核病(俗称痨病)等，这些疾病流行是非常广泛的，例如建国初期统计，血吸虫病疫区就达200多万平方公里，感染病人1200万人，大量的人丧失了劳动能力。我的近亲属中，有多人因感染了某种传染性而遗害终身，我的父亲小时候得了天花落下一张“麻子脸”，我的大娘、大姨、姥爷得的都是痨病，也因此失去了生命。旧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都不长，除了饥饿、战乱等因素，疾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46年，曾在中国进行战时采访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写了一本书《中国的惊雷》，他在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有一半的人不到三十岁就死。亚洲每个地方的生活都浸染着一些惊人的必然遭遇——饥饿、屈辱和暴力，不论战时或平时，荒年或丰年，公路上或城市的街道上横陈着人的尸体是很普通的事情。在上海，早晨在工厂门口收拾童工的尸首成为例行公事。”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也只有35岁，拿到现在，还正值青春年少呢，而那时的许许多多人却已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中国人活在最苦难的境地里，在自由主义者的美国记者西奥多.H.怀特的眼里，他看到：“在现世界之中，只有中国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的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坏。”这恐怕也是激励着象毛泽东这样的革命者不惜流血牺牲的根本动力，1945年，毛泽东曾经在《忆重庆谈判》的诗中写道：“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解救黎民百姓，是毛泽东最朴素也是最崇高的一种济世情怀，让人民病有可医也是毛泽东始终索怀的一个远大理想。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提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要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1939年12月21日，为了纪念为了中国抗战牺牲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毛泽东作了《纪念白求恩》的演讲，高度赞扬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以及“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1941年，毛泽东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2年5月，毛泽东给延安中央医院题词：“治病救人”。 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演讲，讲到医药方面，他说：“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上非常明确地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他还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r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那时起，未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脉络已经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形成，这个事业的核心点是“人民的”，它一定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事业。　　1949年，中国的政治版图已定，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紧锣密鼓地提到了如日喷薄而出的新中国的议事日程。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第48条提出：“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10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确立了卫生工作的总方针：“卫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保证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要面向农村、工矿，要依靠群众，要预防为主。”10月，察哈尔省鼠疫爆发，毛泽东迅速指示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政府 “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并请苏联政府考虑派遣防疫队帮助进行鼠疫防治工作。1949年11月，毛泽东指示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经过大规模的疫情调查和研究，1950年1月，卫生部首先展开了对结核病的预防工作，自当年起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卡介菌苗接种工作，所需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1950年8月，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0月，卫生部颁发《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全国民众必须普种牛痘。1951年4月11日至23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日本住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1951年9月，毛泽东在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的《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上批示，卫生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至少应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1952年12月，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953年12月，第三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努力“培养卫生工作干部，坚持不懈地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预防流行性疾病的工作开展下去。”短短的几年，医疗卫生事业便形成了四项指导方针，即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相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四项方针确立了毛泽东时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框架，奠定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牢固根基，也成为毛泽东时代医疗卫生事业的独具的特色。　　这种特色表现为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疾病与卫生环境是分不开的，许多传染性疾病与一定的传染源息息相关。毛泽东是一个哲学家，他善于利用哲学的思维去解决问题，去根治问题。他对卫生运动怀有一种十分浓厚的兴趣，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多次倡导过“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爱国卫生运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更是蓬勃发展。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运而生，随后自上而下直到村庄和公社的各级党委也都有了相应机构，每年都要组织群众开展卫生运动。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号召要在7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时写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再次强调：“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1957年10月，毛主席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他还说：“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给麻雀恢复了“党籍”，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一些恶性传染病滋生的环境得到了扼制。血吸虫病的防治就是个很好的例证。1953年9月16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将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沈瑜撰写的有关南方血吸虫病的汇报材料附函寄呈毛泽东，当月27日，毛泽东即致信沈钧儒：“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1955年，毛泽东到血吸虫疫区视察，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2月21日，他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1956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卫生部专门设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局。有关部门不断派出医务人员到疫区调查，对患者进行免费治疗。在毛泽东的关注下，疫区人民掀起了一场浩大的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开展了惊天动地的“灭螺大战”。1958年，血吸虫病流行区江西余江县率先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读罢，“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为：“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透过这首诗，可以想见，此时此刻的毛泽东，那份难以自持的激动，那份无以言表的兴奋。　　这种特色表现为全方位的医疗卫生体系。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医疗卫生事业的一穷而白，开始了前无古人的医疗卫生体系的构建，并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富有成效地在中华大地上挺立起来。在医疗卫生功能设置上，这个体系包括了卫生防疫、疾病医治、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国境卫生检验检疫等，在传染病的防治方面，还建立起有针对性的结核病医院、皮肤病医院、麻疯病医院等，在地方病防冶方面，国家继血吸虫病防治之后，1960年又建立了有针对性的各级组织机构，对鼠疫、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每一种地方病进行全面防治，国家在公共卫生服务上基本是免费的，195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实行全民免费接种牛痘和卡介苗，1960年代初，又逐步开始对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结核病等展开免费计划接种。我的这本由胶南县卫生防疫站编印的《疟疾防治手册》小册子里提到的“党和政府关心咱，治疗疟疾不要钱”，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些信息。医疗卫生的这些功能设置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它的基本框架仍然沿用着当初的设置。在医疗卫生机构分布上，城市地区，由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厂矿门诊组成;农村地区，由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组成。在医疗保障构成上，在城镇，实施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在农村，实施合作医疗。1968年，毛泽东批示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农村合作医疗迅速发展和普及起来，成为农村医疗的基本保障形式，到1975年合作医疗在全国覆盖率达到84.6%，到1970年代末，甚至达到了90%以上。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功不可没，他的一些医疗卫生思想对新中国医疗卫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毛泽东的烙印。毛泽东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医疗资源偏向城市、偏向少数人的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力图改变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些偏向。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与越南客人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中国高级干部保健工作：“什么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赞成搞什么高级病房、高级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么办啊?有那么多的工人、农民，有了病怎么办?你不给看?不给治?现在的这些医生，都喜欢给大官看病，还不如三国时期的华佗，华佗给老百姓看病是不收钱的，实行治病救人”。 1965年5，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听茨坪人民公社的社员农村中缺药少药，人们一旦生了病得不到及时、很好的治疗，大城市里的医院老百姓根本去不起，毛泽东愧疚地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对不起乡亲们，以后，相信我们的党会认真做好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与一些医务人员进行谈话，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他非常严厉地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也就是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这个号召在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医疗资源开始向五亿农民倾斜，大批的医务工作者从城市走向乡村，农村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条件得到了快速完善，有一个最响亮、最亲切、最温暖的名字开始广为人知，那就是“赤脚医生”，身背药箱，打着赤脚，行走在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形象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1968年《红旗》杂志发表《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介绍原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半农半医工作的经验，将半农半医的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看完这篇文章后，批示了七个字：“赤脚医生就是好”，文章中介绍的女社员王桂珍，成为中国千千万万赤脚医生的杰出代表，她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拍摄了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1974年，她出席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会议的筹办方特意安排她作了两次交流发言，引起了巨大反响。1975年，她担任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兼任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成为一名拿工分的副部长干部。1975年9月，以她为原型的电影《春苗》全国公映，这部电影在1976年全国优秀故事片评选中名列第一。1976年2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夫妇第二次访问中国，尼克松夫妇对中国的赤脚医生十分赞赏，对王桂珍的事迹也十分钦佩，王桂珍以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招待尼克松的宴会。1977年，上海发行地方粮票，在上海地方粮票一斤券上还印上了王桂珍的肖像。毛泽东“6·26指示”，是他的人民医疗理想的体现，他给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注入了活的灵魂——“为人民服务”，他让一艘医疗卫生事业的巨轮驶上了一条没有偏离的航线，正如他于1965年7月19日所说的那样：“北京医院……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队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为了实施人民医疗，国家对药品价格一直实行控制政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还历次对诸如抗生素、解热镇痛药、维生素和地方病用药等关系百姓利益密切的药品进行大幅降价，降价幅度最高达95%以上，最少也在50%以上，尤其1969年的降价涉及1200多个品种，占全部经营品种70%以上。新中国的人民医疗卫生事业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卡萨努埃瓦在1971年11月1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上欢迎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的发言：“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1957年，霍乱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1958年，血吸虫病被“纸船明烛照天烧”。1959年，通过查封妓院，解放妓女，性病在中国绝迹。1960年，云南省西盟县永西寨成为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消灭了天花的最后一个地点。1964年，鼠疫在中国得到了完全控制。1970年代，疟疾逐步销声匿迹。结核病发病率逐年下降，并基本得到了控制。曾经肆虐中国的疾病在新中国面前望风而逃，医疗卫生资源也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平等的分配，1965年的时候，城市平均每千人的医院床位是农村的7.7倍,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目是农村的3.7倍,而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6倍，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75%，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这种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农村医院床位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活跃着180多万赤脚医生，国家有60%的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平等化使中国的国民健康指标得到彻底的改变，人均寿命由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67岁，婴儿死亡率由200‰降到34.7‰，各种烈性传染病被完全消灭或基本消灭，多种地方病和寄生虫病被有效控制。台湾从事公共卫生研究的著名学者陈美霞曾对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她在报告中这样说：“它丢弃传统的西方模式，而发展出一套有创意、适应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内的实际情况的体制。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有感于这样伟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开的、著名的阿马阿塔(Alma Ata)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模范。此外，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的影响了其它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多多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它国家的制度。”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对于中国卫生部分的讨论直接称呼中国的成功为“中国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卫生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玲曾在一篇专访中说：“前30年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钱就解决了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问题”。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说：“自从1949年后的新中国，在消灭和控制旧中国流行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方面、在建立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全国医疗系统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都曾派专家组来我国考察农村卫生，考察组的报告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众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尽管每个合作医疗的具体情况在全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总的来讲，它是由群众集资、采取预付医疗保险金的形式，解决群众基本医疗保健问题的一种医疗保健制度。”世界卫生组织的另一份考察报告中说，“初级卫生工作人员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型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在世界银行发表的《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说，中国“到70年代末期，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9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中国的医疗卫生作出如此评价：“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中国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即展示了一个国家即使在相对比较贫穷的时候也能在推进民众的健康与长寿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也展示了卫生成就无需严格受制于经济手段，即使经济手段非常有限。……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国的卫生成就己经开始同那些远比中国富裕的国家比肩了”。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一位在中国的日本商人在了解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之后，曾这样说：“科学进步，医药方面的新发明，虽然各国都有，但是医疗卫生普及人民，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防病治病工作，恐怕只有中国做得最彻底了。”　　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起于荒芜，兴于艰难，它是那些从西柏坡进京赶考的学子们交出的一份答卷，这份答卷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却赏心悦目，没有什么浓烈的涂抹却泌人心脾，没有什么刻意的雕饰却满堂喝彩，没有什么奇巧的阔论却立意高远，它就象从田野里走来的泥腿子一样朴实无华，带着青草的馨香，散着泥土的气息，它是一棵春苗，蓬勃地生长在最广阔的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我的目光常常不由自主地停留在那本《疟疾防治手册》的小册子，透过那泛黄的页面，我的眼前会展现出一幅历史的画卷，画卷里有书写着“人民”两个字的医院和遍布城乡的卫生院、卫生室，画卷里的人都很忙碌，有的人在除“四害”，有的人在接种疫苗，也有背着药箱的赤脚医生在走街串巷，那些画面模糊又清晰，遥远又近在，陌生又熟悉，那是一个远去的时代，那又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代。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曾经吟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他的梦想便是将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也就是在那次的井冈山之行，他从老百姓的口中了解到了缺医少药的医疗状况，也坚定了他要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面貌的决心，一次医疗卫生资源的大迁移顿时在神州大地上奔涌激荡，并最终完成了被人称为的 “中国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医疗卫生的光环从此真正照耀在平头百姓的头顶上，成为千百年来挣扎在病魔的肆虐下的老头姓心中的护身符，中国人生生息息这块故地，真的是旧貌换了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