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悍东 来源：进步青年网
本次口述史访谈，最初是在二○○五年五月完成的，二○○六年七月再到兰考期间进行了部分修订补充，感谢老黄和老张等同志对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实提供了补充材料。征得杨捍东同志本人的同意，访谈录以初稿形式发布在网络上，希望各个方面的相关知情人士对文章涉及的事实，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一、出身和教育
我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家里是雇农成分，父辈是佃农，扛长工过活。共产党到达我的家乡之后，家里就是“堡垒户”，共产党的县区干部都经常到我家里来吃饭，有的时候一整天厨房不熄火，我当时年纪还很小，分不清他们到底是不是我家的亲戚朋友。
解放前父亲就是民兵队长，小乡的乡长，解放后又担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大队长，直到一九八○年代我坐监狱的时候，父亲还是大队长。我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和共产党的熏陶，一上学就是靠共产党和政府帮助的。
我一九五二年开始上小学，五六年小学毕业，是少先队大队长，保送上中学。在中学当班长，班主任彭老师被划成右派，暑假回校之后就叫喊“彭右派”，我还是每天去彭老师那里，这样就说我划不清界限，品行就只给三分，我很想不通，彭老师给我们输灌的都是好思想，怎么成了右派呢？这样就把我的班长给下了。
五九年我考上信阳师院，又当了班长，六二年毕业后，和班上另外三个同学一起，考上开封师院。进开封师院以后，我一直也是学生干部，开始当班长，后来是年级的级长，还同时主编《红旗报》和《青春报》。
二、文革开始的思想和行动
我应该是一九六六年毕业，文革开始了停止分配工作。校党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我作为学生干部是当然成员。党委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开始搞破四旧，砸那些文物，我跟陈红兵不参加这些活动，我们都认为传统的文物不是四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破四旧是指思想问题，要批判解放后文艺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落后思想，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怎么能够去砸文物烧线装书呢？
当时我们一起有五十多个人，要给校党委提意见，这些人多数是学生干部，但是不叫提。在八二四这一天，大礼堂开会，我们集体上台要求发言，结果被校党委打成“反革命”了，批斗我们。有个学生叫白万选，他在地上写大字标语说我是反革命，还不让我们走路，我对他说：你就只这个水平，让我教你三年，你都出不了师的。我又去找系里的关老师谈心，说三次都是系里抽调我去参加四清，我是落后学生吗？我们咋是反革命呢？因为我们不服批斗，就到省委告状，省委承认了我们，这样我们就公开成立八二四战斗队。
我在群众组织内的时间不长，十月份的时候院党委还没有垮，他们让系里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去兰考调查。因为人民日报二月七号的长篇通讯，使得焦裕禄一举成名，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榜样。九月份十六日这一天，兰考出现两张大字报，一是北京八大单位联合发出的《最最紧急的呼吁》，说人民日报的报道是大毒草，要推翻这个报道；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兰考县机关红卫兵”发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在文革期间的一些人看来，声势比什么都重要，响应和呼吁书同时发出也在所不惜，一点点掩饰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个长篇通讯“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说执笔写报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也是混帐王八蛋。这个呼吁书装得左的不得了，还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这个传单向全国散发了，可能还到了北京。上面说报道失实，这对省委来说是个严重的失误，而且对毛主席也是个否定，因为用假人物和事迹跟他老人家的名义进行捆绑宣传。因此国务院出了通知，省委就把任务布置下来了。十月五号，院里面就找我谈话，要我七号去河南饭店，王维群副省长要照我谈话，在他那里领指示，院里要我带队过去，接受这个调查任务。七号我们到河南饭店二楼的一个房间，王维群的秘书王德英在那里等我们，说中央给了一个调查任务，要省里面限期提交调查报告。然后，他把那两张大字报给我们，要我们先熟悉材料，列出了六条调查提纲，其中牵涉到三个人：焦裕禄、张钦礼和周化民。开始他说下午三点钟王副省长可能要和你们面谈，又说没有时间，转达了调查要求：要求马上就下去，争取两个月内写出调查报告，而且约法三章，不许带主观意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调查要细致，资料要翔实，如果出了问题就严惩不贷，说这是王副省长的话。我保证说，王秘书你放心，我从来没有去过兰考，跟任何人都无亲无故，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更不会先入为主，请省委放心，我们写一句话就是一句实话，我们保证拿出个客观的东西出来，至于写得好坏那是水平问题。
我们当天就从郑州赶回开封，给学校汇报以后，院里要系里定人，这样就增加了化学系毕业班的王东舟，中文系的单红秀，艺术系的常文英。他们推举我担任调查小组的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九日召集开会，说王副省长传达了省委指示，要他们先看材料。十号，我们从系里借了钱，带队去兰考住在西大楼。当晚就开小组会，分工，先调查焦裕禄的事迹到底是真是假，两张大字报说报道不实，我们首先就落实这个，同时调查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一个人一个大队，我去最远的秦寨。凡是长篇通讯写到的地方，我们都要访问到，每人发三个笔记本。采取主席总结的方法，找农民和党支部开调查会。调查回到县城之后，就找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焦裕禄的秘书，张思义、李反修，副书记刘成名。
我们找周化民，因为不认识，他拒绝见我们，文革一来，干部都害怕红卫兵，最后带了学校的介绍信给他，他才肯稍微谈一下。他说你们到底想要干啥？焦裕禄在兰考成名，但是县委的干部都反对这个长篇通讯。我们就问，周书记你认为通讯中间哪个地方不对，让他谈看法，他说自己不理解，对焦裕禄和长篇通讯的写作过程都不了解，也不能说。既然你不理解，我们就没办法问题，然后他就说，我也忙，你们走吧。
刘成名开始不见，后来到底还是找到了，说是接受省里的指派，两张大字报引起了上头的重视，刘说不跟你们谈，问什么也是一概不知。我们找张钦礼，他去广东宣传焦裕禄事迹去了，始终没有见到他。
我们在底下跟着长篇通讯提到的，走了二十多个村子，个别访问和开调查会调查的人有三百多个，原始笔录有十三个笔记本，他们每个人三本都写满了，我写了四个笔记本。
两张大字报中间实质材料，焦裕禄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共/产/党人为这片土地付出了重大牺牲，没有轻易丢给敌人，并提到一个月牺牲了九个区长，其中有一个名叫马福重，大字报说他是个标准的叛徒。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借了一个自行车，跑去山东曹县小杨口，访问马福重的老家，路过张庄大队向党支部问了张钦礼家里的情况。我找到八路军政委马振清家里，他告诉我，马福重是九区区长，四四年被日本人杀害，肠子拉出来挂在树上，他说马福重就是我的部下，解放后人民政府认定为烈士，咋是叛徒呢？马的坟墓在界牌的南门外，坟前还有烈士碑，我连夜跑到界牌村，在老百姓家里住了一夜，天明找到烈士碑，非要双手亲自摸摸碑文不可。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天一夜往返二百多里地。
调查一共进行了三十三天，原始记录总共十三个笔记本，集中以后由我十四号去省委第一招待所，讨论如何写这个报告，最后决定按照六条调查提纲的顺序来写，由我来执笔，费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完了，底稿一份由王东舟保存，同学们分头抄写了两份，一份交给省委，一份给中央。给省委的那一份，由我拿到河南饭店交给王德英，另外一份在十一月底，我去北京的时候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的刘主任了。
这个调查报告最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焦裕禄事迹的真伪，调查的结果是翔实无误，没有什么水份，第二个是马福重的叛徒问题，现场找到原来马福重的上级，他确实是为民族和国家牺牲的烈士，两张大字报的相关内容都是诬蔑之词，同时也驳斥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人是王八蛋宣传假典型的说法，我们调查报告还指出，由于长篇通讯的篇幅限制，很多感人的事迹没有写上，肯定了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好榜样。
周化民是接任焦裕禄的后任县委书记，他应该率先学习焦裕禄的精神，他借口自己不了解情况，还下手整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不组织学习。在中央表态之后，他还继续抗拒，这就是组织原则的错误了。在调查期间，我们就发现，周化民、秦一飞反对宣传焦裕禄，在看长篇通讯的小样的时候，在县委会上周就说焦裕禄到兰考，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产/党成立政权十几年都没有改变兰考的面貌，你一年多就改变了，那不是比共/产/党还能？还说长篇通讯不写县委的领导，而是突出个人。刘俊生保管了焦裕禄的遗物，是县委办的通讯干事，宣传部长领他去秦一飞的办公室，说汇报焦裕禄长篇通讯的事情，秦说：啥鸡吧典型，你就知道听张钦礼的胡鸡吧咯咯，说你们的沙荒和盐碱地不是还在吗？大闺女都没有裤子穿的穷地方，走走，我不听你的，结果给撵出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我说不要写进去，老干部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他们在党内和个人场合说的，中央肯定之前，个人有不同认识，应该允许，也不能算是错误，所以没有写上去。
我把调查报告交上去之后，住在北大，参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是在西苑。
三、 兰考的文革
我回到开封师院已经是十二月底了，这个时候农村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我到兰考去看，那里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称为“卫焦派”，以焦裕禄树立的四大红旗为代表，他们成立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认为否定长篇通讯就是要砍红旗，卫焦派批判周化民，支持张钦礼。另一派是“卫东林焦”，以机关干部为主体，有少数农民，当时开封地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的干部，也出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周化民打倒张钦礼，好家伙，这就相当于地委四大班子表态了，县里面原来支持张钦礼的干部马上倒戈了，脱离“卫焦”加入“卫东林焦”。卫焦就主要剩下工人和农民了，在人数上还是多数，干部中间是少数。卫东林焦就开始揪斗张钦礼，文革初期的两张大字报一出，实际上张钦礼就被罢官了，说他是政治扒手，介绍焦裕禄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焦裕禄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于郑州去世，地委也没有发现什么事迹，有个地委组织部长王在焦死前去看过他，当作正常死亡，掩埋在郑州的公墓里。本来是人死灯灭，一了百了，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张钦礼焦裕禄在兰考这一年，张钦礼作为副手配合他工作，很受他感动。张钦礼本人是兰考合并之后的第一任县长，长期抓生产，在老百姓中间的声望已经相当好了，老百姓叫他张青天，干部称他是活地图。张对焦裕禄就这么无声无息走了感到难过，认为焦裕禄的精神境界不得了，不能埋没，五月二十日张钦礼在豫东的造林会议上就讲焦，省里面是王维群主持会议，每个代表发言限制半小时，张钦礼讲焦裕禄如何造林防风固沙，最后活活累死了，王说张讲话不受时间限制。
六四年张钦礼又给河南日报投稿，怀念焦裕禄。十月，张又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一年来兰考“除三害”斗争情况，重点还是焦裕禄，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在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口头表扬了焦，登了四清工作简报，在焦裕禄去世当年，张钦礼就有三次宣传焦裕禄的行动。六五年一二月份，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长张李勇先，逯祖毅、鲁保国，在刘俊生的陪同下，下去收集焦裕禄的事迹，河南日报做了报道，并没有引起重视。
六五年十二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周原，接受穆青指派到豫东了解抗灾经验，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渡过经济难关，找抗灾典型的线索，本来已经去杞县了，第二天坐错了车偶然来到兰考的。刘俊生接待他，周原说明来意之后，刘就说县委书记累死了，周的职业敏感性很强，追问详细情况，这样刘俊生就让他去找张县长，因为他了解最详细。周因此结识了张钦礼，一提到焦，张声泪俱下，讲了他的很多感人事例，周也是哭着记录的，最后感动地说发现了一个金矿。然后，他就向穆青汇报，在电话里讲了焦裕禄的事迹。十二月十七日，穆青就带了总社的记者团直奔兰考，当天下午，十多个记者就找到张钦礼，在县委办公室座谈，张钦礼再一次声泪俱下地讲了一下午，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晚饭记者们都吃不下去，夜里一直谈到十一点多。穆青说他一辈子的记者生涯中间没有哭过，我在延安时期就是记者，首次被焦裕禄感动得哭了。他说不用任何艺术加工，简单地把焦裕禄的事迹罗列起来，就是极为感人的材料。记者们根据张钦礼提供的线索，下到农村去调查核实，周原执笔写了初稿，最后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来的。周原的夫人陈健说，如果没有张钦礼，焦裕禄将永远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四、陷入兰考文革到进监狱
一九六六年外地学生到兰考串联，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卫焦，支持长篇通讯，另一派否定长篇通讯。我是二十三日去兰考看大字报的，哪一派都没有介入，当时支持卫东林焦的一派人，都在县委吃饭，支持卫焦的人，都在西大楼自己搭伙吃饭。
兰考文革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人拿走了我们的调查报告草稿，写成大传单散发，跟初期两张大字报是对立的。这个稿子出去了，我还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张文革大字报了。我一到兰考，许多外地学生就一下子包围了我，说我造谣欺骗中央，逼着我声明作废。我说，马福重烈士的家乡，我亲自去调查过，你们说他是叛徒，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说假话，造谣？你们提出的，我不能答应。
一月份，开封开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队介入兰考文化大革命，他们宣布张钦礼是反革命份子，卫焦是反革命组织，是张记反革命集团。二十九日这一天，我也在西大楼，他们捆走了二十几个人，包括管财贸的副县长蔺永沛、县农工部副部长樊哲民，这都是以前跟焦裕禄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捆的还有农民和工人。
我问那个支左连长马啸仙，你们带队的军官是谁？他说是开封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李地山，我到县人武部找到他，说：你轻易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捆了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要成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一架，就走了，以为自己没事。第一次军队抓的人，被群众组织营救出来了。
军队第二次抓人的时间，大约是二月二十号前后，我也被他们抓了。当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张贻泉回忆，说是三义寨公社武装部长王金海告诉他：接县上的通知，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杨捍东，这人是蒋介石的中校军官，让他也参加。我就在三义寨公社背后的候寨被捕了，执行逮捕的有支左军人，也有县公安局的人，来了两辆车。见到我之后，这个张副书记看到我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别说是当国民党的中校，就是当国民党的兵都不够年龄，觉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进去之后，昏迷了几次，咋进的监狱不知道，醒来之后被架出牢房，李某还说咋不把杨捍东架出来？下边的人说他就是。他愣了一两分钟，说，你凭什么给兰考的文革划框框定调子？我说自己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没有权力为文革定调子。他反问，你为啥写那个鸡吧报告批评周书记，攻击兰考县委？我说是受上级指派来的，不是什么划框框。两个公安人员说修理他，当即就架到现在的县政府，那里有百十个人，李某、周化民和军分区的政委都在场，几十个人轮流上阵，有出拳的，也有出脚的，血留下来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李某问我认不认错，我不认错，他就要我跪下，我说如果我犯了错误也只能给老百姓下跪，决不跪他们。一说完，他们那一伙人又是乱拳乱脚打来，当天还被捆了五绳子。我当时想，我大概活不成了。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开头，还只是第一场。
进监狱之后，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绳索捆绑起来，我被他们打昏了才进去的，到半夜才冻醒，才发现自己光着上身。嗓子渴得冒烟，看到洗脸盆是空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伤重后喝水，很可能当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过来的时候，胳膊动不了，眼镜也睁不开，想着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他们到底是为啥？连大脚镣都给我上上了。从此一直没有人审问，到四月二号，才又把我提出来，破了镣之后再用绳子捆上。接着就提出张钦礼，又提出一个张凤鸣，他是复员军人代表，也捆上。这个人十四岁入朝作战，五八年最后一批回国，在玻璃厂当工人，六二年带头下放回家当农民，因为他带领荣复军人支持张钦礼，所以也把他抓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张钦礼，街上很多大标语“打倒走资派张钦礼”，“打倒铁杆保皇派杨捍东”，我看到之后，感到可笑又可悲，想来都是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惹了当权派，给自己带来大祸。他们两个没有戴脚镣，下车时被一脚蹬下去之后，垫几步还能站稳。我自己戴镣之后，整个腿都是软的，被蹬下去就栽倒在地，牙齿磕断了，我也至今没有补，这些都是那些人留给我的纪念。批斗的时候，张钦礼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间，血流下来就顺着张钦礼的裤子下去，张钦礼说哎呀，血流到一块了。
从此之后，就开始全县游斗，每天一场批斗会，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号。我那个三号号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装了二十八个人，有农民、工人、干部，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坐监，根本睡不下去，人挨着人，各个牢房都是人满为患，连隔壁的杞县监狱里，都关满了兰考的文革犯人，兰考大约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斗，拳打脚踢是平常事，进监狱之后要过三关：撞墙、冲地等等，每个人都是这样，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没有了老虎凳，不然还得让我们上去坐坐。刘永松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师长，十三级干部，也被抓来了，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最小的是十四岁的小学生，是法院张院长的小孩。
我是六月十二号出狱的，已经无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虱子乱爬，同学把陈红兵的裤子给我送过来。出监狱之后，我就回学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进京，总理接见两派代表，说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话就给平反了，回去之后就是大联合。
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周化民他们成立了革委会，执政了，开着干部会议。我一下火车，满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车，几十个干部把我按在那里，弄到杞县去斗。我就说，乡亲们，我是开封师院的学生，你们认识我吧。结果他们又把弄到县城，我又是这些话，他们最后把我关在城关公社里，我就在那里绝食。我坐了几个月的冤枉牢，现在回来拿被子，你们还这么搞，太没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我就死在你们手上，将来是你们的一笔血债。到了第四天，他们来了两个人，把我架到车站，其中一个是金百福。我下了火车之后，走不动路，吃了一斤多卤面，还好没有出事。吃完就没有钱搭车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学校。
五、到兰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兰考在河南第一个成立革委会，典礼给我发了个请帖。那个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张钦礼去师院三次，要调我去兰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为干部调到兰考。
过去之后，县革委会向省里报我副主任。我去找张钦礼，对他说：张书记，我当副主任不够格，你给我一官半职人家还要说闲话，我也不喜欢当官。张很动感情，掉了眼泪，要我参加革委会的工作，名义上是革委会常委，分工上协助管农业。我搬去跟搬运工人住在一起，经常下乡跟着拉架子车。
不久，就开始重新调查兰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随张钦礼带队的“学大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共二十多个人，步行六十多天，沿着河，带着馍馍作干粮。每天都是边走边看，什么地方可以建闸，沿着引黄河道，跑了三个来回，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后，又请省水文队的技术人员，我又领着他们下去测量了一遍，取了320个水准点，为后来的整体规划提供依据，整个兰考县的规划架子，就是那个时候搭起来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饿了，就吃个馍馍，渴了，就喝河里的水，中午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树下面躺一会。一直到十一月份，那个日子真是不好过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县革委会里面也没有我的床，我就在搬运工人那里搭铺。
六九年元月八号，我结婚了，婚后我们两口子一起下去农村，到最远的地方，南章公社老寨大队住在杨堂那儿。我爱人在小学里当校长，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禄纪念馆馆长，跟焦裕禄的夫人关系特好，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们是结婚后第三天下去的，农民给我们腾了间小磨屋，也没有床，就用土搭了地铺，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铺盖，带了一个五毛钱的包装箱过去，啥好东西也没得吃。
春季，我就领着九个生产队，搞高产玉米，从农业局引进新单一号，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说作为农民长期吃返销粮，对国家没有贡献是耻辱。每个村子都种一二百亩，争取一季翻身。下种的时候，老农思想不通，说我是吃皇粮的，却拿着他们的地做试验。到秋收的时候，平均亩产800斤，最高1150斤，当年就扭转了缺粮。那些开始反对的老农，主动去看场，我们买了脱粒机，不叫开，非要先照相。
这个事情全县就打响了，张钦礼把这个作为典型事例，汇报给省里。七○年叫回去当水利局长。我回来的时候，大队党支部领着三百多群众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十八里地，在公社的照相馆合影留念，才回去。农民是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发现自己错了，从来都不护短，跟那些死不改悔的干部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回来干水利局长的时候，准备修复三义寨引黄渠首工程，亲自担任总闸修复指挥长，进行底板加固，换闸门，扩大到500流量。还组织打井队，到通许学习打小井，原来的井直径一米，需要花几周时间投资好几千元，耗费大。新的技术是用水冲钻打井，当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虚的东西，就干这么两点实际的事情。
我回来之后，爱人孩子还留在杨堂。七○年，刘建勋说大学生必须锻炼三年，我就又回到杨堂去，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一边搞农村工作，一边组织识字班，中午在识字班教识字，晚上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一段就结合实际讨论当前的工作，白天都舍不得开会，开会都是晚上。那个时候，要布置生产任务，有人晚上就偷着干了，也找不到是什么人，很多活儿不让派，形成这个风气了，今天要是没有报酬，还有人干活吗？我总是在想，农民真的落后吗？集体真的搞不好吗？可是我亲眼看到，很多农活大家都偷偷干了，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工作。几千年来都说农民落后，是小农，可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农民常常来找我，说汉东，咱该加加油了，是不是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
原来杨堂这个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盐场，春天的时候地表就是一层盐，冻了人走上去嘎嘎响。那个时候，硝盐也不让出，农民偷偷晒。因为大面积盐碱地在那儿，我就跟公社说，应该晒盐，而且把盐场分给各家各户，地少，大家都闲着干啥。公社党委也同意。每个盐场都能扫二三百斤硝盐，比今天的这个精制盐好吃，一吨盐可以换到一吨玉米，老百姓很感谢我，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对我说，你啥时候叫黄河水过来，我们给你立个碑。
六、反复
六七年二月，他们抓了一千二百多人，张钦礼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很多原来打过张钦礼的干部，都心虚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领工资。张钦礼说，凡是不敢领的，把工资送到他们家里去，文革运动嘛，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
六八年，在六七年抓人周年那一个月，很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打人，很多人保守派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击的真诚，打人格外狠。有的保守派原来为了表示自己革命，扭我的腿，一定要拉到一尺多长。我们掌权后，代表县革委会讲话出去反复拉架，拦了一次又一次。六八年我们在革委会工作后，也有打人现象，我骂过几次：说你们是孬种，你们不是简单的打人，而是打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挨整有我厉害吗？我都没有打人，你们有什么资格打人。虽然如此，还是没有完全制止住，当时发生了两个人命案子，一个是李仁德，是原来的县委组织部干部，六七年他是打手，下手打我的时候可狠了，六八年四月份开会批判他，揭发出来他曾经贪污了二百多元党费，他心里害怕就上吊死了。另外一个是申秀春，教师，他的一帮子学生为了表示反戈一击，下狠手打他，打完之后他喝了很多生水，就死了。在我们挨整的时候，他们整死了张邦兴，县委副书记，还有杨孔昭，银行副行长，文革期间，一边有两条命案。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死党王新撤了张钦礼的县革委会主任职务，把他调到信阳地区挂一个地革委副主任。然后派军宣队到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说我们改变灾区面貌的努力是“以生产压革命”。在一月份先搞了28天的“爬坡会”，把县委和各级革委会成员集中起来办“路线教育学习班”，搞“思想爬坡”“批修整风”；从四月开始又搞了52天的“批修学习班”；从九月到七二年一月，拉到尉氏县搞了120多天的“整建党学习班”。在此期间也把我弄到县里来开始批判。尉氏县学习班，又批六八年这个事儿，原来在六七年整张钦礼的人又成了“动力”，张钦礼这一次又被他们作为批斗对象。我说，确实有打人现象，我们一直是批评阻拦的，最后我很快以优秀党员过关了。直到七二年一月，我才从学习班解脱，回到杨堂，参加党支部工作。很快，那伙人又派出一个庞大的整党工作组，专门又去找我的岔子。我很奇怪，把我弄去尉氏县四个月，他们大张旗鼓地批判张钦礼，我在底下，没有回兰考去，也没有碍着他们的眼，怎么又来找我事儿呢？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我的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一无所获，最后说我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我教识字和组织学毛著是反过来教育贫下中农，我说毛主席说了，见了群众不宣传不鼓动，是自由主义。他们要因此开除我的党籍，最后大队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要把他们捉住捆起来，他们害怕才连夜逃跑了。
这个时期，县委书记是武装部长庞传文，他把我弄回兰考，软禁在招待所里，不让出门。我们二十多个人一起，就组织上访团，上省委告状去了。我们是六月份出去的，在郑州呆了一个多月，由我执笔写材料。那个时候，张钦礼还是信阳地革委会副主任，他们这伙子人就在兰考这边批判他，用大喇叭对准他的父母家住房喊叫，结果张的母亲受不了刺激，死了，张钦礼回来奔丧，这些人还把这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登上敌情简报。
林彪事件公布之后，学习班的事情才有所松动，后来才知道是王新派出工作组去兰考整我的。我们开始听说林彪甩死了，都是头脑发懵，后来才松快了。
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接见兰考上访团，由我主谈并汇报情况，刘建勋说听说你一年改变了一个大队的面貌，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后来，刘建勋就提拔我当兰考县副书记。
一九七二年底，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张钦礼、杨贵，为张钦礼平反，年底我参加了批王新的会议，在省革委会五次全会上，我说不能说没有失误，但是打人的事情，先革委会是拦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武汉军区要听庞传文的检讨，庞来找我说省委领导要听我的检讨，要我给他写检讨，我说：你过不了关，困死你这个畜生，我在杨堂劳动，小车一推五百多斤，粮食定量二十九斤半不够，上集上买红薯片，没有掺和县里面的事情，你为什么揪住我不放？我在尉氏县差点被你整死，你还有一点人味吗？你还有脸来叫我帮你写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