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尔白的悬诗 来源：乌有日刊 (按语：本文大致完成于今年2月，但正当准备发出时，发生了昆明的血腥杀戮事件——最近又有乌鲁木齐之事件。其时讨伐“暴恐”、“恐怖主义”之声甚烈，而本文中的一节对“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有所质疑，因此踌躇再三，遂暂时搁置了发表。经过一段时间的再思考，笔者仍然决定坚持原先的观点，故有关的内容不做一字增减，原样发出，其余部分则有所修改和补充。)
　　关于新疆及世界其他地区以伊斯兰为背景的暴力活动，笔者略谈一点个人看法。新疆分裂势力一直存在，但在毛泽东时代却始终难成气候。何故?其中一点很多文章都已谈到，即毛泽东时代以阶级和革命之意识驱逐了种族与宗教之意识。此外，还必须指出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也就是当时的伊斯兰，普遍地受到了左翼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左翼思想为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反帝与国际主义这两大视野，而这样的视野提升了伊斯兰的眼光，为伊斯兰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其结果，就是在伊斯兰世界建立起了一系列有着社会主义倾向的世俗政权：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等。甚至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虽然建立了一个有着很强宗教性，并且——上述的世俗政权在这一点上也都差不多——对包括毛泽东主义者在内的革命左翼力量严厉镇压的政权，其反帝的性格仍然得以保留，这也是美国视伊朗为眼中钉的原因之一。传统宗教与左翼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并不是伊斯兰世界的偶发现象。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的拉丁美洲，基督教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形成了著名的“解放神学运动”。而在本文中所涉及到红军旅、日本赤军等激进左翼组织，也都曾在那个时期前往阿拉伯，与当地的左翼和伊斯兰抵抗力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但是进入到1980年代，美国开始了反击，并且成功地分化了伊斯兰世界：一方面挑唆伊拉克这样的世俗政权去和伊朗进行旷日持久的血战;一方面，又扶植和支援阿富汗的极端保守的宗教势力，去反对左翼民族主义政权。美国的这一谋略应该说取得了成功，传统宗教思想与左翼思想(甚至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俗思想)不仅开始疏远，而且逐渐产生严重的对立——在埃及穆巴拉克的统治垮台之后，我们见证了在右翼宗教势力和远非进步的世俗军人势力之间极其血腥残酷的争斗过程——柏林墙倒塌之后，左翼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受挫，伊斯兰世界也是如此。但是伊斯兰世界的生存环境并未得到改善，反而有所恶化。海湾战争，象征着伊斯兰世界旧的世俗政权陷入了历史性的危机。切断了与左翼思想的联系，失去了反帝与国际主义的视野，又面对着一个几乎绝望的环境，只有在极端复古的、狭隘的宗教思想中寻取“出路”，这实在是伊斯兰的大不幸。虽然极端宗教思想也的确起到了马克思所说的一种“鸦片”的作用，但是，持有这种自我封闭的思想，很容易被他人玩弄于鼓掌之上。“9.11”后，美国打出“反恐战争”的招牌，却首先去入侵了一个世俗国家伊拉克。其主要目的当然不只是控制石油，而是要搅乱中东，将“祸水”引向伊斯兰世界。虽然在伊拉克、阿富汗陷入战争泥潭，但上述的战略目标仍得以完成，明证之一就是声称受到最大“恐怖威胁”的美国，“9.11”之后——“9.11”真相为何，暂不在此讨论——事实上没有受到过任何值得一提的攻击，而伊斯兰世界却乱作了一锅粥。至于在残存的世俗政权利比亚、叙利亚的乱局中，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基本上利用了持有极端宗教思想的武装分子充当炮灰，并且再次赋予其“自由战士”甚或是“革命者”(?!)的身份。
　　伊斯兰世界如果想要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必须重新回顾过去的历史，恢复失落了的反帝与国际主义的视野——当然，这本身也需要世界革命运动的再兴。对于中国而言，也应当用这样的大眼光来认识和解决问题。新疆事小，世界事大。如果整个伊斯兰的抱负提升了，那中国穆斯林的眼界及抱负也必定大提升，就不会再有斤斤于在新疆建立一个宗教国家之类的浅陋之见了。美国式的“反恐”，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中国也没有将“祸水”转嫁别地的能力——即使有也不应当这么做——中国也必须而且是更紧迫的需要重新回顾过去的历史，恢复失落了的反帝与国际主义的视野。不然反对分裂势力，很容易被引向反对伊斯兰——这些无区别的暴力袭击与具体的宗教无关，或者说任何一种与天堂地狱有关的宗教都能为此提供“动力”——或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仄路中去。
　　序曲
　　资产阶级诸君!
　　......
　　你等有随意屠杀越南人民的权利，
　　我等有随意杀掉你等的权利;
　　你等有杀害黑豹党、让犹太坦克横冲直撞的权利，
　　我等就有杀掉尼克松、佐藤、基辛格、戴高乐，
　　用炸弹破坏五角大楼、防卫厅、警视厅和你们家
　　的权利。
　　——《世界革命战争宣言》(作词：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 日本委员会 上野胜辉)
　　开展城市游击战意味着反帝斗争采取了攻势。
　　——《城市游击战思想》(红军旅 联邦德国 1971)
　　1991年11月的北京，正处于人生中最意气风发时期的中国学者何新，与刚离开监狱不久，原日本“赤军的头头”Y先生⑴进行了一次对谈，其中谈到了文化大革命和共产主义等问题：
　　Y：总的说，我基本上支持中国现在的路线，就是搞现代化与加强思想教育，继续进行国际革命，把主人翁的精神调动起来。......支持毛泽东思想，不一定主张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见解也是有的。我的意思是说，文革不是完全对，但文革的理想有一部分是对的......
　　何：刚才听了Y先生的一些想法。但有一点，我想坦率地说一下。似乎Y先生认为中国政府的路线接近于文革的路线，我以为这是很大的一种误解。中国绝对不会回到文革的时代和文革的路线。毛泽东主席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有的时候甚至过于注重理想而忽视现实......但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是务实、强调实践和实效的现实主义者。就我个人来说，我本人也崇尚现实主义。
　　Y：理想主义也是需要的，应该追求世界的革命化和共产主义。
　　何：我个人认为，走向共产主义还是一条非常遥远的道路。
　　Y：那你难道不是共产主义者吗?
　　何：对。我不是空想性的共产主义者。以现实性的角度，不如说我是社会主义者，我支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Y：......但我认为，中国现在不应该全部回到资本主义，而是一面搞社会主义，一面也试验一些资本主义的作法。结合在一起，目的还是实现社会主义。
　　何：......中国的作法就是在实践中试验和创造......这种政策，与毛泽东在1958、1966年的作法有明显的区别，我认为这种现实主义的政策是对的......总之，中国现在的对外路线与文革路线已经根本不同。不会去组织世界革命。
　　虽然受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体思想”影响的Y，此后逐渐倾向左翼民族主义，而何新的“新国家主义”在当时或许也没有完全成型，但从这次对谈中仍可以深刻地感受到60年代精神与80年代精神之间十分明显的鸿沟⑵。
　　1960年代末，由于各种原因，Y所在的赤军派最终选择了“拿枪”的武装斗争方式;同时期的世界，很多激进的左翼组织也都最终选择了“拿枪”。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这是小说《红岩》中革命者龙光华牺牲之后，一幅挽联上的辞句。
　　1987年的日本，一位原先的著名左翼活动家，这时却已成为日莲宗僧侣的人士在“联合赤军事件”死难者的法事上，引用此联来表达他的哀悼之情。只是，联合赤军的牺牲者并不是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而是死于自己同志之手。
　　本文就是关于“拿枪”的时代——一个伟大而残酷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她见证了二十世纪革命运动中，那些在希望与绝望的两极之间撞击着的最激烈的时刻。

　　1.宣示

　　2013年的11月28日，日本激进左翼组织“革劳协”(解放派)的秘密武装部队“革命军”向在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发射2枚自制火箭弹，这是从2000年起，几乎每年都会使用自制火箭弹或定时起火装置袭击美军基地、防卫厅(现防卫省)、自卫队驻地的“革命军”最新一次的“革命的迫击弹战斗”。
　　“革命军”的名字一下子唤醒了我的记忆。2001年的时候，在收音机里偶然听到了臭名昭彰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本部遭到定时起火装置攻击的事，而实行者正是这个“革命军”。我顿时就生出了二个感想：第一，日本还有这样的组织吗?第二，干得好啊!
　　显然，“革命军”的每次袭击单从军事角度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效果——甚至远赶不上“革劳协”内部武斗的激烈程度——但坚持这样看似无效的行动一定有其目的;我想，这个目的是一种政治宣示：宣示日本的新左翼仍然活着，仍然在战斗，1960年代反叛者的精神和肉体都没有死亡。就如意大利红色旅的创立者之一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奇尼在出狱后所说的：“我们从没宣布过解散，因为我们从未举行过葬礼。”

　　2.恐怖有没有“主义”?

　　红军旅、红色旅、日本赤军、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前线、11月17日革命组织、第一次十月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地下气象员、黑色自由军、共生解放军、直接行动......关于过去的或现在的激进左翼组织，我们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但不论这个名单有多长，在所谓的“历史终结”之后，一个“恐怖主义”或是“极左恐怖主义”的括号就把所有这些组织包裹在内。而自所谓“9.11”事件以降，“恐怖主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话语禁忌之一——2014年4月，“民主”国家西班牙的高等法院判处左翼说唱歌手帕布罗•哈塞尔2年有期徒刑，定罪的理由是哈塞尔的歌曲“美化恐怖主义”，因此不属于“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
　　然而，恐怖是一种主义吗?
　　如果恐怖是一种主义，那就意味着世间存在一种为恐怖而恐怖的“主义”;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恐怖是为了达成某个事业或实践某种信仰而采用的手段，那些事业或信仰或许千差万别，但的确很少与纯粹的恐怖——埃得加•爱伦•坡所谓的“想只为作恶而作恶的欲望”——有关。比如，绑架是一种恐怖，但谋财的绑匪并不会被称为“恐怖主义”，可是1978年绑架莫罗的红色旅，却被看作“恐怖主义”;杀人是一种恐怖，由于私人恩怨杀人不是“恐怖主义”，然而杀死中央情报局驻希腊负责人的“11月17日革命组织”被视作“恐怖主义”。显然，“恐怖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与一般的物欲和私恨无关。因此我们可以说，“恐怖主义”是精神性的，尽管在精神性发生堕落的时候，她成了用来掩盖实际的物质贪欲的工具——有趣的是，在好莱坞电影《虎胆龙威》(Die Hard 1988)里，向我们活生生地展示了这样一个堕落的典型，失去了信仰的“恐怖分子”甚至遭到了男主角的轻蔑——正因为深知“恐怖主义”是精神性的，所以其巨大的对手——国家或国际统治阶级的霸权——无论如何都要抹杀这一精神性，倒因为果地将“恐怖”作为惟一的内容，阻断“恐怖”之后的意义与思考。
　　从何时开始，“恐怖主义”成为了“国际社会”“共同的敌人”?关于这一点，大概可以追溯到旧冷战时期的最后几年。当时苏联克格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兰德公司的穿针引线之下，进行了密切的接触，一个名为“寻找共同平台”的“社会团体”随之而成立。“联合起来的东西仅有一样，那就是拥有共同的敌人，而这样的敌人被他们找到了......这个敌人被含含糊糊地称做‘国际恐怖主义’。”既然已经有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所谓的“全人类共同利益”，那出现“全人类共同敌人”也就不足为怪。只是两个不共戴天的对手突然宣布有了“共同的敌人”，这只能说明一点，即至少有一方已经放弃将另一方作为他的主要敌人。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毁灭苏联和共产主义的计划，那很显然，是苏联一方放弃了，而“放弃”只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直接地说就是缴械投降——苏联方面很快发现，美国所定义的“国际恐怖主义”与他们所认为的完全不一样。“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发动所谓“反恐”的圣战，全世界都借机吹起讨伐“恐怖主义”的号角。在一超独大的现实格局下，大家只能接过美国提供的“大义名分”，但是“一个‘恐怖主义’，各自表述”，于是，袭击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就是“不可饶恕的血腥杀戮”;袭击自己不待见的人，就是“自由战士”的“绝望呐喊”，这根本不是什么“双重标准”，而恰恰证明了“恐怖主义”这一概念的虚伪与虚构⑶，而“全世界共同反对恐怖主义”的命题只不过是空中楼阁⑷。与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不同，反对“恐怖主义”是反对被界定为“恐怖”的一切暴力行为，而这种被界定为“恐怖”的暴力行为在东西方至少存在了几千年，而反对其的主要方法却仍然是使用暴力，但这却不算作“恐怖”?事实上，针对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反恐战争”，建立起了更高程度的恐怖，结果反对“恐怖主义”，就是反噬自身，这正是“恐怖主义”荒谬的悖论。不加质疑地反对“恐怖主义”的最终结果，很可能走向完全的是非不分，因为：安重根的暗杀与山口二矢的暗杀，以“恐怖主义”的标准是没有区别的;尹奉吉的炸弹与俄克拉荷马极右分子的炸弹，以“恐怖主义”的标准是没有区别的;中国抗日者的暴力与侵华日军的暴力，以“恐怖主义”的标准也是没有区别的。“恐怖主义”毫无疑问是权力一方的语言：在思想上，起着阻断深入思考的功能;在现实中，起着阻断国际法和基本人权介入的功能——“恐怖分子”作为超法规处置的对象，历史悠久。我们记得在罗贝托•罗塞里尼《游击队》(Paisà 1946)的第六个故事里，依据《日内瓦公约》，盟军战俘受到德国人相对客气的照顾，但被俘的游击队员却像牲口一般被对待;60～70年代的拉美游击队员遭到的大批虐杀，也是基于游击队不是正规军，而是“恐怖分子”、“犯罪团伙”的理论⑸。最后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如果说今天的“恐怖主义”与过去的“恐怖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当年“恐怖主义”的语言：“国际主义、无产阶级、人民战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大多已经被今日“恐怖主义”的“种族、肤色、异教徒、外国佬”所置换。因此，令人悲哀的并非是“恐怖主义”的存在，而是支持着暴力反抗的上层建筑的保守化和反动化——随之也就伴随着手段的极端化。
　　当德国红军旅和日本赤军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先后宣布解散时——一向不怎么看报的笔者偏巧都是从报纸上读到了解散的消息——似乎“极左恐怖主义”从此被扫进了现代历史的荒芜一角，但从2003年意大利著名导演马尔科•贝洛契奥关于红色旅的电影《早安，夜》开始，尤其是2008年之后，一系列相关影片的登场：《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乌里•埃德尔 2008)、《实录•联合赤军：通往浅间山庄之路》(若松孝二 2007)、《卡洛斯》(奥里维耶•阿萨亚 2010)、《假如不是我们，会是谁?》(安得列斯•维耶尔 2011)以及纪录片《革命的孩子》(夏恩•奥苏里文 2009)等等，这些试图再构、重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激进左翼组织历史的电影，虽然叙事方法、立场选择各不相同，但却在在提醒着“历史终结”的未终结。尤其当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浏览对以上所举影片的一些评论，同情理解的心情确实不在少数。当然，对于再构、重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区别。简单说，再构是在较忠实于现存的历史材料基础上的艺术创作;重构则是在现存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以个人感悟为中心的艺术虚构——行为的看法存在着分歧，分歧主要来自这种再构或重构是“美化”了真实的历史，还是“丑化”了真实的历史。一些观点认为，在上述的几部电影中，“恐怖分子”被过度美化，而委内瑞拉共产党则在一篇文章中驳斥了电影《卡洛斯》，认为影片中塑造的卡洛斯(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形象是对国际主义战士的歪曲。
　　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因为一切历史都是阶级史，是不同阶级为争夺历史解释权而殊死搏斗的历史：压迫者的信史一定是被压迫者的伪史——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的历史只有在国家、阶级彻底消亡之后才能获得，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完成时刻;而在此以前，超阶级的“真实、客观”的历史永远不会存在。比如，当秘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秘鲁内战时期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并发布各种结论时，一定会把主要的责任加在“光辉道路”身上。所以，尽管“光辉道路”存在诸般问题，但今天却必须挺身为“光辉道路”辩护。为“光辉道路”辩护不是为某些具体的极端行为辩护，而是基于“造反有理”、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整体正义性的辩护。今天被抛弃的“农民革命史观”正是建立在这一整体正义性之上的史观。历代的农民起义都以失败告终，而二十四史则是新老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被剥夺了历史的解释权，于是在胜利者的历史中只是“寇”、“匪”、“贼”，他们的领袖人物都是青面獠牙、蜂目豺声的非人。直到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才有了为被压迫者夺回历史解释权的强大力量。但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受挫，把被压迫者的起义称为“寇”、“匪”、“贼”，把他们的领袖或代表人物描绘成歇斯底里的疯子，这样的势力又重新占据了上风。红军旅、红色旅、日本赤军、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地下气象员、“光辉道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库尔德工人党、菲律宾人民军、印度毛泽东主义人民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剥削压迫——而不是反对“恐怖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天然正义，不容抹杀。
　　争夺历史解释权的惨烈斗争不会停止。

　　3.中国的火种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左翼组织，大都出自于“1968”这个母体;然而“1968”却又大都出自“1966”(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母体。我们可以说，甚至早在“1966”之前，即苏联式社会主义及第三国际四十年的权威失坠之后，中国就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提供了新的景象。
　　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读着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理论的书籍(而他们的敌人法国军队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在刚果，皮埃尔•穆莱莱模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他领导的起义部队设立了八大指示，其中的第一条体现了充分的革命人道主义：尊重所有人，甚至是坏人;在巴勒斯坦，受到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启发，亚西尔•阿拉法特亲赴农村寻找进行武装起义的根据地;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校门前贴出了一付“对联”：“上联”是“造反有理”，“下联”是“帝大解体”，“横批”则是一帧毛主席的标准像;在南非，被关押在罗本岛监狱中的纳尔逊•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而庆祝;在美国，黑豹党的领袖在五一节集会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激动地说道：“这是红宝书!毛主席的红宝书!”;在法国，让-吕克•戈达尔与让-皮埃尔•戈兰及其他毛派电影人创立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用电影实践“毛泽东思想”;在荷兰，咬着指头，一脸顽皮的米歇尔•福柯引用毛泽东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向诺姆•乔姆斯基问难;在英国，柯内里亚斯•卡丢舍弃了实验音乐，开始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宣传工作......甚至，在与中国已极端对立的苏联，有苏共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仍秘密贴出了这样的传单——“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毛泽东、毛泽东主义、中国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火种确如燎原之势燃遍了世界。

　　4.“城市游击战”诞生

　　1953年，一位名叫卡洛斯•马里盖拉的巴西共产党领导人访问了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由于手边缺乏足够的资料，笔者不太能确定“1953”这个年份与日后拉丁美洲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但从目前一些零星的材料中可以发现，不少拉美革命家都是在这一年访问了新中国，这段经历或许也是此后拉丁美洲革命运动中的革命左派或毛泽东主义派的起源之一;而1970年代末，则是这些联系开始断绝的时期。据一名当事人⑹回忆，1979年再访中国时，与胡耀邦会面。会谈期间，胡“含蓄地攻击毛”的行为以及对拉美政治情况的漠然，使他确信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也是他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在中国期间，马里盖拉学习了很多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斗争经验，但他后来的斗争策略却有所不同。1964年，若昂•古拉特的左翼民族主义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革命者纷纷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马里盖拉留在了国内，并在随后开始实践他的城市游击战理论;而这一理论在实践中最著名的“成果”，是1969年9月绑架美国驻巴西大使的行动——巴西政治电影《九月中的四天》(布鲁诺•巴雷托 1997)再现了此事件——他的著作《城市游击战指南》(Minimanual do Guerrilheiro Urbano)及其城市游击战理论，很快成为了拉丁美洲革命运动中与“格瓦拉主义”齐名的二大流派。
　　单从形式上来看，“城市游击战”似乎并不是一种新的事物。自19世纪中期以降，政治性的暗杀、绑架、炸弹袭击成为席卷世界的风潮。立志于“排满革命”的革命党人吴樾发表过《暗杀时代》一文，鼓吹“暗杀主义”，谓“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而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也是一场暗杀。
　　在拉丁美洲，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塞维里诺•迪•乔万尼在很多方面可以被看作是“城市游击战”的“先驱”之一 。这名意大利裔的阿根廷人在20世纪的20年代曾名震一时，实施了对美国大使馆、美资银行、乔治•华盛顿塑像、法西斯分子秘密据点等一系列目标的爆炸袭击;1928年，他还试图暗杀美国总统候选人赫伯特•胡佛;31年他被阿根廷政府处死。乔万尼与他死后40年出现的“城市游击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只就行为而言，很难在1920年代的乔万尼和1970年代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身上发现本质性的差异，但区别仍旧存在：1960年代兴起的“城市游击战”因随着技术的进步，变得更为多样化和机动化，同时也更为体系化和网络化，也就是说在“实践”(“城市游击战”)与“理论”(革命的理论、目标)之间建立起了逻辑性更强的联系;此外，1960年代的“城市游击战”处在一个革命浪潮空前高涨和一个——对进行“城市游击战”的人来说——可预见的革命前景之中，那种支援与被支援的感觉是最终甚至被无政府主义团体所孤立的乔万尼的时代所无法相比的。
　　卡洛斯•马里盖拉，这位“城市游击战之父”虽然在绑架行动的2个月后死于伏击，但城市游击战的世界性怒潮却已汹涌而至。
　　* * * 发生于拉丁美洲的著名城市游击战一例 * * *
　　1970年，乌拉圭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的乌拉圭现任总统何塞“佩佩”穆希卡，就是一名民解的“老游击队员”——绑架了美国派往该国的高级顾问丹尼尔•米特廖内。在乌拉圭政府得到美国支持，拒绝以150名政治犯交换米特廖内后，“民族解放运动”将其处决。美国政府随后高度赞扬米特廖内为“和平进步事业”做出的贡献，并严厉谴责对“手无寸铁”者的“冷血犯罪”;传奇歌手弗兰克•辛纳屈等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致敬音乐会。不过，1972年希腊裔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的电影《戒严》却揭开了这个“美国队长”的真面目，令美国政府异常的尴尬和恼怒。
　　酷刑专家丹尼尔•安东尼•米特廖内，前里士满市警长、联邦调查局探员、中情局拉美顾问。此人是电刑方面的高手，曾绑架4名流浪汉用做他的电刑“实验”，导致4人全部死亡，有着一整套关于拷问的理论。被绑架前他正在乌拉圭传授他的“经验”，并亲身示范。
　　改革的年代，同时也是翻案的年代。今天有不少“聪明人”宣称：像《红岩》里所描写的“中美合作所”是极左文艺的夸大乃至编造。事实是，类似“中美合作所”的机构在二战后的亚洲和拉美地区广泛存在，这一点无可争辩。1970年被“恐怖主义组织”“民族解放运动”处决的酷刑专家丹尼尔•米特廖内就是这些机构中众多的培训教官之一;而在这些培训教官中，不仅有美国专家，还有藏匿中的前纳粹分子，如臭名昭彰的克劳斯•巴比。

　　⑴尽管通过对谈记录中提供的线索，基本可以确定“Y先生”即原“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议长盐见孝也，但在引文中仍决定以Y相称。
　　⑵这一鸿沟在今天甚至已变得面目全非。何新的思想实际上日趋保守化，尽管我们从他与“Y”的对谈中已经可以发现这种变化的轨迹。20世纪的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前期，是何一生中最得意时，左翼学者祝东力许之“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主流知识界”，也未必是过誉。然1992年后，高层度过了之前的政治危机，而逐渐钟情于“新自由主义”模式，何设想之李斯特式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未被理睬，其后作为曾经的“高层智囊”更是逐渐被越来越向右转的中国政经主流所边缘化。另，9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界，开始形成“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这两大阵营，何于这两大阵营皆格格不入，且多流露出不屑之态——其实何对这两派都不甚了了。如他误以为“自由派”只否定中国革命，而不否定法国大革命;所谓“孔庆东骂人事件”时，何在短评中竟谓不知孔庆东是谁——但知识界的格局毕竟已经改变，在新的格局下，何仍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但不再处于舞台的中心，这一点也是很显见的现实。进入到21世纪时，何似乎已不再有往昔之风发意气，这时提出所谓“新国家主义”，亦正印证其心境。此后，如同中国历史上很多失意于政治的“名士”那样，晚年佞佛，做“看破”状，然内心仍以“国士”自诩，指点天下，臧否人物，且频以“预言家”身份出现——而何之“预言”若十中二三，往往自衿于二三中者——最近除着力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之外，则专注于共济会研究。此研究不可谓不重要，但何之研究有一倾向，即将“共济会”当作万能钥匙，似乎世界上所有的“门”都可以用这把“钥匙”来开，并且又明言共济会乃是一不可降伏之物，现在惟一能做的只是“研究”而已。这正说明何已完全陷入了“精英史观”之中，相应的就是他对“人民史观”和“60年代精神”之抛弃的彻底性——而在这一点上，张承志恰好处在与他对极的位置上。
　　⑶有人会质疑：难道“东突”之流不是“恐怖主义”吗?笔者认为，“东突”及其他类似组织，准确的定义应该是“以极端、无区别暴力为主要手段的民族分裂主义及种族主义势力”。而且我对以美式的“反恐”方法来清除这些势力的有效性表示怀疑。我们应该从反思改革开放后的相关民族政策及自治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入手，思考一下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这些势力难成气候，而现在却成了威胁性的力量。必须正本清源地解决分裂主义的问题，恢复“现代中华国家”的稳定。
　　⑷以美国为例，一方面将古巴列为世界上四大“‘恐怖分子’庇护国”(根据美国国务院2014年4月30日发布的年度报告，另三国为伊朗、叙利亚、苏丹，委内瑞拉等国也榜上有名)，一方面却长期包庇对包括古巴平民在内的目标实施恐怖袭击的以波萨达为代表的极右翼凶手。
　　⑸最近乌克兰的右翼武装势力上演的21世纪版的“奥德萨阶梯”，也宣称是为了反对占据工会之家大楼的“恐怖分子”(大多为共产主义者和左翼人士)。
　　⑹奥托•巴尔加斯，毛泽东主义者，目前担任阿根廷革命共产党(PCR)总书记。该党为拉丁美洲最为著名的毛派政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