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明 来源：进步青年网
长期以来，人们议论、探讨1967年7月的“武汉事件”，囿于一些场面性活动与事件的描述，也受到某些刻意的所谓回忆误导，缺乏对当年代表中共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周恩来总理实际和关键作用的了解。
1980年代，当事人陈再道将军以回忆录形式披露了一些史实和个人遭遇、心理活动；1990年代，杨成武将军也以系列访谈形式，出版了对1967年的回忆。后来，《周恩来年谱》和一系列周恩来研究回忆问世，也提供了一些参考背景。2001、2003年，海外更是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王力反思录》和《晚年周恩来》。不过，许多专门澄清或涉及“武汉事件”的回忆、专著，谈到周恩来多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特别对周恩来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军区的重要讲话，又语焉不详乃至绝口不提。笔者收集现场实录性和口述史的文字《亲历者的口述——民众心里的武汉“7.20”事件》 ，该资料从当事人群体性口述角度，首次披露了民众心中周恩来的一些活动、言论，引用了周恩来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对照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以及当事人王力后来的回忆、给党中央的申述书，认真对比杨、陈将军的回忆，也对照了当时和后来流传出的传达、记录，认为现流传周氏“7.18”讲话内容精神，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在王力给中纪委誊清的当时讲话记录公开给史学界前，我们暂时运用这些材料来探讨有关历史。笔者就此具体问题，述说周恩来配合毛泽东处理武汉问题的史实，并认为，应回到历史环境理解当时中共中央和周的本意，这是弄清该事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周恩来代表中央到武汉
“武汉事件”的“英雄”与“罪魁”王力，在秦城受审和重获自由以后，一再说明周恩来的“7.18”讲话是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泽东的，这一方面也许是想减少对他本人责任的追究，另方面客观上也是实话。因为周恩来的讲话稿在东湖拟就，此亲笔（毛笔）稿，据权延赤记录杨成武回忆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是1967年7月17日深夜“（杨）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并说“……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由于事关重大，时间也紧迫，“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史无前例么，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王力《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在谈到“7.20”事件问题时是这样说的：“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誊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总理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的讲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周总理传达的中央方针更厉害，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没有说。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总理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针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和爆发七二〇事件的原因……”。
在公开出版物中，王力也申辩说：“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这是主席18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
当时，中共中央指导湖北武汉文革运动的精神，与当年其他省市问题的处理原则无二，都是批评部队的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团结对象”。大联合夺权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在武汉“7.20”事件发生前夕，中央决策高层内部思考讨论的和公开的表态、宣传都是如此。
周恩来在7月10日前，并未下决心去武汉就地解决问题，但是7月6日以后他与毛频频接触：7日和毛泽东、林彪一起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会议的代表（1967年文革三巨头一起接见军队代表机会并不是太多），在6、7日和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 实际上他与毛泽东已经商议、统一了行止取向，甚至周在10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在13日会上，尽管他还和林彪、中央文革成员一起劝阻毛，以至劝说“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但他很快就不再做无效的说劝，还果断地当场布置当夜就出发的一切要事。
即便如此，毛泽东并未明确解决武汉问题的具体办法，13日会议也仅仅是商议去不去，毛坚持要去，又就全国形势和军队讲了一些大道理，没有时间谈武汉具体事宜。所以，在6-9日前，周还持和中央文革商定的在京解决的意见（即与文革小组“6.26电话”精神完全一致），并未起草什么解决方案；在10-13日，也无具体要求和精力，起草处理武汉问题提纲。甚至，周离开北京前夕，还信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我有任务离京两三日……”，并未准备久留武汉。看来，7月17日深夜杨成武拿给毛泽东的讲话稿，大致是16、17日周恩来思考、草拟的。其基本背景，来自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数月来周对武汉情况的调查掌握，来自对其他省市问题解决的原则和经验，至于毛泽东的精神，具体来自6至9日他俩的议论（至今没有披露），也来自到东湖后大家讨论、毛泽东指示的（毛对武汉问题成熟的原则意见，王、杨回忆多有披露，本文暂不展开研究）。
在13日人民大会堂的高层会议上，宣布毛泽东一行南下武汉，三军领导人层面上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打前站，当然并非单去武汉做前站、后勤，也不需要周事必躬亲地去安排毛泽东的安全保卫。1967年异乎寻常出现党政军高层大队伍随同毛泽东南巡去武汉（毛、周共赴东湖，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毛泽东“御驾亲征”解决一个地方的问题，在文革里也是唯一的一次）。周恩来的关键任务，就是配合毛泽东，出面解决武汉问题，而不在仅仅保护毛泽东安全的层面上。在文革的1967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按《杨成武将军自述》《杨成武将军访谈录》所说，是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然后提出要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还说准备在武汉游泳。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但毛执意要去。《微行》谈到周恩来不再劝阻，轻拍杨成武的手背，说：“成武同志，你的任务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报主席。”他转向全体与会者，重新宣布一遍：“杨成武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他第二次轻拍杨成武的手背：“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毛泽东的南下，带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军委工作的班子，留守北京的中央领导调整了任务，在13日下午的会议上，周恩来对于留守北京和武汉之行的人事分工，已有非常成熟和明确的要求，只是杨代总长的回忆没有一一述说。总的看来，当日大家并无时间讲武汉问题解决的具体事宜，周、杨的准备也十分紧迫。不到12个小时，人马均已上路。
王力回忆在7月15日那天：“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中央讨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可见，开初，周并未主动请缨，由自己在武汉主持解决问题，至少到7月15日，周才决定参加和主持解决武汉问题。写提纲则是之后的事。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原则认识和决策，要先从部队解决，《微行》和《王力反思录》都有大段披露，本文不再赘述，其他尚未解密。……
必须强调的是，毛、周空前绝后共赴一地处理问题，毛泽东亲自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文革运动问题，可见武汉问题在毛心目中的非常位置。
7月10日周恩来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又（根据陈再道前些日对周的汇报）说：“近二十多天，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陆续上交。这说明什么？说明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微行》P11）笔者以为，这里没有披露周恩来秘书们讲述的全部情况，仅仅话音一转，似乎给人留下周似不同意毛去武汉、也不同意说军区无力控制局势的说法和印象。实际上，武汉的大规模武斗在6月27日以后基本停止（26日凌晨周还给造反派回电，制止动民兵武器），截至7月10日仅仅13天；小规模冲突延续到7月上旬始终不断，不过两派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材料进京汇报上；即便如此，周、毛到达后，汉口与武昌还发生大型冲突，死了人。至于武器，造反派是在谢富治要求他们集中封存，周恩来起草讲话提纲时，才开始集中封存；“百万雄师”派的，完全没有上交，到20日的武装示威就公开出示了数万件。问题是陈司令报喜不报忧，要嘛是周恩来有意不讲武汉局势极不稳定，反流露出一点他对处理武汉办法有自己的保留。但是这些统统在真要去武汉前后发生了改变，否则他为什么把武斗、武器可能威胁毛的安全，始终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这对于理解他在“7·20”后的认识与行为是有参考价值的。
另外，当时周恩来也并不反对就地解决地方问题的方式。据当时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回忆：在1967年6月下旬准备去云南、四川就地解决问题时，周对王力说，毛主席的意思，解决地方问题，可以到北京来谈，也可以就地谈就地解决。并传达毛的建议，可以老、中、青三结合，带上红卫兵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也锻炼锻炼。周恩来才让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还明确指示：“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选派的北航“红旗”的学生到了云南、川渝，后来参与处理武汉事宜，也恰恰是根据总理指示才确定的。（为弄清回忆的真实性，笔者专访“720”的见证者张根成取得证实，毛、周的这个意图，是张去具体落实的）平心而论，这些北京学生原来对武汉并不了解，谢、王、余也并未领受处理武汉问题的任务。不过，周恩来不会不知——他从各个信息渠道——包括北航“红旗”，得到了一大批武汉社会实情的（诚然，也是有倾向的）汇报，而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恰恰是在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站长徐鹏飞提供的材料基础上修改形成的，修改、审批社论者，除总编唐平铸外，就是随谢、王到武汉的北航红旗的吴介之（研究生），周恩来不会不知他的名门家世。周清楚谢、王并没有携带与武汉问题有关的任何材料，中央也并无要谢、王主持处理武汉问题的意图。周恩来亲自拟定的讲话，只能是他数月——特别是7月里来准备的，代表了那时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意图。
于是，周13日晚即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按高文谦的说法，“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毛亲自点将的杨全权负责。……又打长途电话给谢，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武汉之行如此尽心竭力…还有两个不便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于‘伍豪启事’悬而未决，周氏当时在政治上还背有黑锅，精神负担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够对他高抬贵手，因而有意以实际行动来处处表现自己对毛的尽忠尽职。其二，他当时已经看出武汉问题的背后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蓄意插手的结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遏阻林彪、江青联手整垮武汉军区、打倒陈再道的企图。”高文这里的“周恩来决定”的确说对了，林彪并不主张南下，也没有这个决定，似乎更没有说“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武汉。周在会上宣布杨的使命和身份，不论是事关重大也好，还是杨说的为了提醒文革小组也好，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周恩来在这次武汉之行中，举足轻重的位置。至于高的“其一”，可惜是研究周恩来多年，居然终究脱不出俗套的不在其时的书生之见；“其二”，或许是林彪、江青相继出问题以后的“事后孔明”，并附和政治斗争的非学术之言。从爆发武汉“7.20事件”前周恩来的所有言行举止看，我们似乎还看不到他已经觉察有林彪和江青两大异常勾结的势力，而且他们在“联手整垮武汉军区”（从现今官方党史概念的意义上看，所谓的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在当时还未形成，如果周在1967年与他们有分歧，还属于是党内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正常分歧），否则他决不会轻易写出一个批评者称为“助毛、林、江为虐”的“7.18”讲话稿来。
如果说周真正反省和发现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有问题，可能是在独立师与“百万雄师”闹事之后。如果是抵制“左”的干扰，从4月到7月，他都在竭力去做，毕竟是他主持绝大多数的（外地问题）接见、谈话、决策、起草文件，并非林、江。他和毛泽东一样自信：到武汉是可以既排除来自右的、抵制文革的干扰，又能够排除来自“左”的、无政府主义的干扰的。对武汉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对历史的搭档亲自商量、实地处理，从7月13日到20日，远在京城的林彪和江青实在是鞭长莫及的。
二、事件前的周恩来
7月14日凌晨2时半，周恩来、李作鹏离京，抵汉。周到汉后立即通过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找来陈再道司令员，部署安全保卫工作。对于此，王力提供了关键的回忆：“总理连夜打电话，并先赶到武汉布置，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现在换成另一派。同时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特别在18日晚，“临行前总理又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本来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作，因为有人说他‘是贺龙的人’，过不了关，总理才决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的。”东湖宾馆工作人员当时分成两派，《微行》一书已经交代过，不过当时在宾馆内部并未武斗冲突，只是工作瘫痪了。从后来杨成武和张根成回忆，都谈到毛泽东对（造反派）工作人员有接见、谈话；据张根成说，谢富治在20日凌晨被叫起，先想到要稳定内部工作人员——造反派，说明的确“主要工作人员”已经换过了。可见，决定宾馆安全和日常服务工作，业已将武汉两派取向作为一个参考因素。后来悲剧性事实也说明，对此换班心怀不满的个别工作人员，就在20日凌晨带路（“百万雄师”）去冲击了百花二号——找谢富治论理。更重要的问题是，将原来负责安全工作的陈再道——军区和独立师（8201），换成刘丰——空军负责，20日凌晨宾馆受到冲击时，军区值班领导则通知与空15军有历史渊源的29师（8199部队）来加强保卫，后来空15军介入控制武汉局势处理武汉问题；问题是从一开始由刘丰前往接总理就露出蛛丝马迹来。《微行》说陈再道听刘丰的电话就发火了，确是事实，而且是一个吴法宪司令玩不了小聪明，做不了小动作的组织原则问题。毕竟是迎接给毛泽东打前站的周总理，又是空军专机师的飞机，吴司令一个人不可能超越中央擅自决定如此重大的问题。
从刘丰接机，到后来刘被明确负责毛的安全，再由与空15军有历史渊源的29师解救王力，空军掩护毛泽东离开被围困的宾馆到机场，空15军入城警戒、支左（又于8月组建武汉市警备区），刘丰在武汉事件里“勤王”立功，绝非偶然。可能毛、周在7月10日以前的会晤，中央在（北京）13、（武汉）14日会议，已经明确了毛泽东南巡武汉、解决部队问题要借重的军事力量——这就是武汉空军部队，以及曾隶属于15军建制的陆军29师。这些重大严肃的军队人事，决非林彪个人就可以倡议和私自决定、指挥的。
王力接着回忆表白：“我认为这样的作法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后谈到去街上看大字报，没有武汉军区的人作向导，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是总理指定的保卫毛主席的主要负责人，陪总理去接主席了。”；足以可见刘丰的位置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不论王力本人回忆和申述的心态与意图是什么，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张根成作为当事人提供了重要补证：“总理把8201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独立师（8201部队）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把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笔者已访张再三证实无误）并且在张的眼中，已经看到事件以前独立师政委公开表现出的不满。总理还未开始讲话，两位鄂豫皖的老军人（陈、蔡）已经为此对中央的安排深为不满。不过，直到20日事发，东湖宾馆仍是由独立师负责保卫，大门仍是他们看守，并没有调换全院警卫人员，中央警卫团也仅仅密切控制了梅岭1、2、3号一片建筑和树林、要道；在7月15日，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也没有同意军区保卫科王科长和孔庆德副司令事前提出的启用8199部队加强宾馆警卫的建议。20日凌晨，就出现了内外串通，冲击进入宾馆问题。尽管在场的独立师干部主观上要阻止来人冲击宾馆，并向师部和军区急报情况，也与中央警卫团有过联系。
周恩来对宾馆一切安排停当，谢富治一行于14日中午到达；周同大家一一握手，并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四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交代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谢富治反而迷迷糊糊：“我怎么不知道？”见状总理哈哈大笑……原来，谢对中央要自己赶赴武汉理由还未曾认真动脑筋，不明总理意图。周恩来说：毛的记忆力真好，说武汉的部队是谢指挥过的，周要秘书一查，果然武汉驻军主要都是谢的部下。足以可见毛、周对此颇费了心思；此外，谢、王一行来汉首要目的也并非处理武汉问题。
如果说驻军曾是谢的部下，大概指1948年到建国前后的中野和二野一段历史：中野的2纵是陈再道任司令，钟汉华任副政委，并列的陈（赓）、谢兵团，谢富治兼任4纵政委，秦基伟为9纵司令；1949年2月，中野正式改称二野，野司和陈、谢的部队有所调整；新陈谢兵团（第3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政委谢富治，政治部副主任为钟汉华，下辖11军第31师师长赵兰田，1967年在空15军任军长，第14军（原4纵）第40师师长即1967年武汉空军的刘丰；原来老陈谢兵团的9纵，改编为第15军，也即1967年的空降兵第15军，下辖44、45师，是1967年“7.20”出事，赶调入城支左的部队；3兵团第10军的第29师，(也即1967年参加维持东湖宾馆和军区安全，奋力抢救王力的29师—8199部队)1950年12月划归第15军管辖，后赴朝作战，1961年才由武汉军区直管。1961年6月，原隶属武汉军区的陆军第15军军部及所属第44、45师划归空军，与原空军伞兵师（后改称第43师）合并改建为空降兵第15军。所以周恩来讲武汉部队是谢的老部下，是意味深长的。周在14日一见到谢，就道出解放军序列历史渊源，谢反而未曾注意；毛、周均毕竟是率兵多年的最高军委领导，毛泽东认为解决问题，部队是关键，无庸置疑，周在去武汉前，中央军委最高决策核心已经研究过武汉安全问题和部队问题，这大概也与确定倚重武空，由刘丰负责毛泽东安全有关。
晚上，毛泽东一行也就抵达了。按张根成回忆：“总理正与三军领导开会，汪东兴、郑维山走进东湖百花一号，一路走一路开玩笑说今天就只抓住一个扒车的是郑维山……大家一阵玩笑，气氛轻松。”或许这玩笑也一直说到了毛泽东处，所以《微行》讲，17日总理叫参加听会，毛泽东还在埋怨大家劝阻他“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张根成见状，报告周总理汪主任到了，周出来，明白毛已安全到达，随即宣布散会，与谢、汪等就去毛主席驻地梅岭一号。
7月15至18日，杨、李、余、汪、郑和军区领导曾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与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这些内容，在杨成武的有关系列回忆里已经十分详尽。17日会上，毛提出要周次日回京解决湖南问题。看来，毛与周，对武汉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王力回忆则点出了周、毛意见的要点：“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总理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参加的不到30人。从15日一直开到18日。总理的总结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中央的方针，以及根据在武汉了解的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指示。他的总结提纲是用毛笔手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总理的部署，是毛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主席就讲得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麽左，一派那麽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方针，主席一条也没有改变。”
而且在17日的会上，毛泽东说：“（造反派群众）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正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陈再道就是不动脑子，少政治。”周恩来即插话说他主动促进陈毅与韩爱晶当面沟通之例，韩说“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周示意陈表示一下，但刚烈憨直的陈毅元帅却未吭气。
需要说的是，虽然周恩来在17日已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但陈再道直到17日下午，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毛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甚至认为是周恩来因循处理各省问题思路对湖北的个人认识。顿时陈十分抵触，不满周这一讲话，当场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又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其言语直接冲撞周。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气的）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
读到这段未曾披露的内幕，联想其他回忆和武汉事件后各个人的心态和态度，似乎感觉到，在文革运动的认识冲突背后，有一个深刻的未曾抚平的心理创伤：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历史冲突。或许，陈再道与周恩来在四目对视之时，脑海里既难有“工人总部”也没有“百万雄师”，他们同时回想起的是1936年底批判张国涛时，红军大学的许世友串联原四方面军30多高级将领试图拉回大巴山——被整的“反革命武装集团”错案，其中也有当时难以忍受过火批判的桀骜不驯的陈再道。诚然，周恩来想的是如何帮助陈认错过关，让群众认可谅解，同时不受到心灵的伤害，而陈再道则想的是中央是否信任自己、有人要算计自己（过去军内一些工作问题的纷争，他总认为是“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武汉事件的一个悲剧性细节也许恰恰在这里，老一辈心理的历史创伤，可能还会暗渗血泪，影响着30年后的思维、情绪，乃至决策。卤莽少文的将军，完全知道军政元老在以往路线斗争里的角色和位置。另一方面，《微行》一再披露的恰有毛泽东和林彪在对待有关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事宜上，极其慎重和特别的需要，实非偶然心血来潮。文化革命中，中共中央一再保护备受冲击的韩先楚、许世友、陈再道，而且毛泽东在文革里特别倚重的军人就是出身四方面军的将军，恰是谢富治、陈锡联、许世友，还有郑维山、李德生、韩先楚，也非偶然。
深谙党、军历史和历史恩怨教训的周恩来（1936年批判张国焘和批判扩大化时，他恰好不在延安，十分超脱），也特别明白必须保护一些心底有暗伤的刚烈老将（他多次苦口婆心劝戒红卫兵，要明白党内斗争历史中的教训，不要以为大方向对，就什么都对；政策方法不对，大方向就不能保证。而且说如果不把历史教训告诉青年人，就是对毛主席不忠。针对武汉红卫兵对待王任重的政策问题，他就苦心教诲：“现在你们重复（我们）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作得还差一点，那是我们犯罪。”），但周恩来苦于一时难以说透，去说服陈。王力没有将这段重要情况写进他的“反思录”，大概是为了当初要求的对“家丑”的“保密”，也为顾全总理和陈再道的面子。实际上，从15日到18日，周的讲话不能使陈接受，后者也当场表示了难以买账；陈在事后的检查，也坦白承认了这点。
陈与周恩来对抗，旁证是：“7.20”事件后，揭发批判陈再道，15军王新政委（后任河南省军区政委）揭发陈“煽动下面干部在会上给总理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后任军区参谋长）揭发“钟汉华埋怨军区整理的材料没有及时送交总理和汇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军区领导对周的善意苦心的始终不理解和极端抵触。这些抵触，确实是针对中央的。其二：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在18日回师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指师长和政委）”；在该师干部对此情极为不满时，还特别交代“不要提总理说的”，多少说明他们想留有余地，不想直接和公开对抗周恩来，而师领导和下面干部已经对周讲话非常不满。在7月20日下午，陈司令得知周将来汉，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同时，在独立师师部，有团级军官议论：“听说总理伯达要来”，“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客观历史地说，在整个事件过程里，从陈再道到他的部下，已经对周恩来的观点和态度十分抵触。这种对抗情绪实际上比对王力来得更早更深层。这是没有被史家披露的，也是陈司令在毛、周离世以后，1978年中央又为“7.20”事件平反时，不再承认的一个重要细节。
会后，周恩来如前所决定，带陈、钟去受毛泽东接见，毛亲自做工作，安抚了忿忿不平的军区领导，重申了解决问题的原则，要帮陈再道下台阶。忠厚的陈表示接受主席指示，坚决照办。周也放心地回北京了，在当时，大家都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性，相信只要军区首长愿意按中央精神改正前期认识错误，对下面和“百万雄师”做工作，武汉问题可以在既定精神和正常秩序下，逐步解决。今天看来，大家（包括中央）都严重低估了文革激起党内和社会潜在的矛盾及其作用，高看了军队干部和战士、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严重低估了反对毛泽东文化革命做法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的巨大能量。周恩来虽然多次说前面的省区有反复，在武汉军区也说湖北还会有反复，他没有想到，仅仅在几个小时后，甚至还在毛泽东接见同时，反弹已经在迅速、广泛地酝酿中。
这点，还是陈再道自己在口头检查承认的比较中肯：“七月十四号，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为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就是不重视，就是抵抗毛主席。以为我开的几次会，都是搞的那。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主席又说了，（如）传达下去，这个力量会多大！这个反动透顶了，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这不是反抗主席啊！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所以，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指示这么明确，这么英明、正确，就是抵触，不愿意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而且公开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这些指示，拒不执行。所以，‘七·二〇’事件不是偶然的。”
陈在当时高压的批判下，自己上纲很高，戴了许多大帽子，不可作为凭证，但他也说了实话，就是对周传达的中央精神，以致对周本人，实际上是非常抵触的。这些事情，陈再道在毛、周在世之时，没想否认也不敢否认，所以在1972年他被解放出来，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时，还专门写信给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重申自己解放了，不意味着自己在“7.20”事件做对了，没有错误了；声明他不会翻这个毛主席和周总理定的案。
军区支左办公室在1967年7月底于军区内部的揭发批判会上，就谈到当时向总理汇报的实情：“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同志们，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的很”。
钟汉华政委在当年11至12月于湖北学习班（按：大军区和省军区干部在北京的集训班）上的检查，也如实地回忆情况与披露自己心态：“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由于我们反动的立场，就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的反革命决心不变，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18日下午，总理作了正式结论，表面上（我）也假意表态，承认方向、路线错了，但这时五心不定输个干净，内心不服。当晚主席对陈再道和我亲自教导，要我们好好向‘百万雄师’作工作，作好部队思想工作，步子稳妥。工作细致深入一些。由于我们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对主席没有感情，仍是拒不执行，也不传达。真是罪该万死，千刀万剐，也赎不了我的罪。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我的罪过大啦。‘7.20’反革命暴乱的火，是我点起来的。”
诚然，这里钟汉华在当时高压情势下，自己无限上纲，给自己戴了一些“反革命”大帽子，有失偏颇；不过可以从他们交代中看到周恩来那时候对军区领导真诚做工作，陈、钟二人甚不领情，步步退守的实际心态，也看到他们从抵触、被动，到组织失策、失误的的心理和失控的过程。武汉军区领导一级自己的思想完全没有通（不可能通），又在极其艰难的思想工作未做时，将矛盾直接踢到下面，仓促布置传达周恩来讲话精神（19日夜已经传达到排级,并传至士兵）；军区秘书科后来在追查事件时揭发：19日下午独立师战士到值班室造反，反对四点指示，当时机关干部都不知道什么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显然是让中央被动难看，帮了周恩来的倒忙。实际情况是：独立师蔡政委18日在钟汉华处获准传达总理指示后，当晚师党委常委开会决定次日上午传达到各团团长、政委和司、政、后科长；午夜，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又到蔡政委家商量，居然两人私下决定扩大传达范围。19日早晨，周忠令管理员阎保国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以及部分支左人员参加听传达。所以在19日下午，独立师全体干部战士都已经得知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四点基本指示精神。独立师并未参加“四大”，个别人这样做，显然违反了党纪军纪。于是在独立师有预谋、有组织的活动下，在没有任何思想转弯工作的前提下，中共中央的意图提前被泄露了。文革结束以来的流行说法是王力和造反派群众泄露了中央精神，激怒了不同观点的群众，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王力在武汉的公开讲话，从未去传达与透露总理讲话的内容，造反派群众则是在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群众将所谓的“四点指示”在街头公开，才听说的。
三、事件当天
周恩来已于7月18日深夜离汉返京，19-20日武汉时局剧变，周恩来并不在现场。所以，谢、王到水院讲话、独立师将他的讲话要点向全师传达、战士与“百万雄师”群众去军区要求澄清讲话——冲击东湖宾馆，甚至揪斗王力、对周不满等等，他都未能预先估计到。
7月20日的上午，周恩来正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文革紧急碰头，湖北方面杨成武的急电也打到会场，告知武汉情况；周即告杨根据情况可以将毛随时转移到安全处所，决定安排一下马上飞汉。下午，林彪与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问题及对策，周后也赶到。今天众多文章皆称在该次会议上林彪定调“7.20”是反革命暴乱，但根据不足，林彪秘书张云生就提出异议。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回武汉，劝毛转移。看来，这既是会议的决定，恐怕更是周的决定，他被武汉时局的变异，也为自己没能如愿化解武汉问题、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而震惊。张云生《毛家湾纪实》说，当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在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总理也来了。……大约一小时左右，会议散了。叶群来到秘书值班室……作应急式的布置。”叶说“……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毛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张的记述是准确的，叶群的话也说到当时实情，确实是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这些，从后来披露的他的系列言行也有所证实。今天研讨“武汉事件”及当日的会议，似应倾向于当时所有的中央领导人，至关担心的首先是毛泽东的安危。
《东湖风云录》里引用的邱会作的回忆是可以作一个参考的：“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周恩来知道后，从北京劝毛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提议林出面给主席写封信，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会议决定空15军派部队赶赴现场。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总理和邓大姐决定都亲自去武汉。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林彪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自己为什么不能去？”……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和总理磋商，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劝毛速离武汉，并派我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了武汉”。
对于当时中央在武汉和北京的众人来说，武汉情况极不明朗，几乎是风声鹤唳。所以出现粟裕在27日中央军委传达当时揭发的事：周总理秘密通知军区抵汉消息，……但在周总理专机离武汉100公里时，陈再道派了25辆汽车，载着“百万雄师”的人和战士，亲自到了机场，当时空军发现情况不对，马上给总理拍电报，改降在另一机场，另一架空机降在原机场。陈再道一看没有总理，他说要“欢迎”，实是想扣留总理。陈的秘书说，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武汉，就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
今天心平气和地说，陈是没有企图和胆量扣留周恩来的，他见事闹大控制不住，去迎接总理（这次也直接通知了军区）希化被动为主动，那就看周恩来去善处乱局吧。秘书的揭发也是事实，即陈的思想极其不通，对周18日的意见，实在是不服，现在军队和群众乱起来了，看你周恩来怎么办？还不是和王力一样被动！这点也被毛、周识破，所以毛泽东不同意周在武汉召集军区与群众代表谈话：“总理、富治、王力等同志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三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人扣在那里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微行》所引）至于“百万雄师”人员聚集机场，是独立师的蔡政委通知来“向周总理告状”的，他的原意也不过是以群众压总理，要求重新表态而已。“百”派的意见和问题，在此前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激愤的群众要求总理接见，倾听他们的声音，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见周的专机并未到汉口，集聚人群也就散去，此时，周恩来已在武昌县山坡军用机场着陆。
随同到武汉的张佐良医生说：“毛主席可能有危险，不然怎么叫周总理亲自去武汉还带了部队！周恩来再次赶飞武汉是为毛泽东解围，救出王力和谢富治。”在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按：张瑞霭）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周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起飞约40多分钟，约在信阳空境）机长报告武汉市已经贴出欢迎标语，而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满载“红卫兵”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到达山坡后，周首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刘后从王家墩赶来，商量进城办法；后飞还王家墩，天黑后由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
据当时驻山坡机场7333部队同志的追忆：周到达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这儿有电话吗”，说“中央很关心武汉情况，要去武汉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候机室，周电话询问军区和宾馆：“谢副总理、王力在那里？他们现在安全怎样了？”张佐良医生说天黑以后，“周恩来换上便服，戴上墨镜”，赶去东湖；据多人回忆，周是在王家墩机场通知飞机可以降落后，下令全体登机，才在王家墩降落，待天黑后乘吉普车到武昌的（周居然采用了白区工作的方法，可见当时也做了多种准备）。晚上，张根成见到周恩来戴黑眼镜穿军装进入百花一号，立即与杨、谢、李、汪、余商量确定安全转移毛泽东的办法，旋即去毛处，劝毛转移。毛泽东同意了当晚乘专机去上海。武空警卫部队、空15军著名的黄继光英雄连(上甘岭特功八连，由3营的杜教导员率领)和部分在东湖的8341部队指战员，直接承担了当晚护送毛泽东去汉口机场的任务。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具体指挥和配合了转移行动。
下半夜周从主席处回来，并带回原驻在梅岭的一个小分队8341指战员，加强百花一号院的警戒（当时北京来人已全部集中在百花一号），可见已经将毛送离东湖（周从北京带来的两个中队8341留在汉口机场专线备用）。而且空降兵第15军第44师、45师的两个团紧急赶来武汉执行警备任务。半夜后，总理从主席处回来，吃过饭躺下睡了。不久周起来，问张根成那里有安静点的电话可以用，要找孔庆德副司令；张答在楼下有电话，带周找到电话。周接通孔，问“到了没有”，孔答“早就到了”，周生气说：“我跟你交代什么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个人这时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孔作解释，与周汇报军区安排。周说“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电话，一拍手（周轻松愉快时的习惯动作）说“到了就好了，睡觉”！刘、孔保证落实了中央安排，周落实了在武汉军区和空军的保护下转移毛泽东的措施，而且，空军政委余立金及秘书也落实了“空中走”的方案与工具，周恩来一阵轻松，拍手称好，这样周才真正安心睡了（19日凌晨他回到北京以来，两天两夜一直没有时间真正休息一下）。周恩来20日再次赴汉的主要任务之一完成了。（《东湖风云录》，P250）
另按专机机长王进忠回忆，在20日下午5点后，载满8341军人的专机随总理专机在山坡机场降落，周恩来亲自命令“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待命，随时准备起飞”；“晚饭已经通知送到飞机上来”。到天黑后，专机再飞到王家墩机场着陆，见到从云南飞回的潘景寅的232号专机，很快，潘和余立金的秘书到了机场，秘书传达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按此回忆，由于究竟是天上走还是从地上离开方案未最后敲定，所以空军专机始终处于紧急待命状态，不过毛泽东可能使用的专机已由余立金初选确定。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地指挥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并具体组织落实。这点今天鲜为一些回忆所披露。（《东湖风云录》，P252-255）
送走毛泽东后，周亲自组织平息武汉事端，组织找回被“百万雄师”揪走又失踪的王力；对照多种记述，全过程即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与在汉海、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安排保护和转移毛泽东；总理亲自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仍表示无能为力（当时“百万雄师”不听、8201不听，8199也不听陈司令指挥）。在现场的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后来回忆：周恩来亲自组织平息事端，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周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再道怨气不消，仍然表示无能为力；周恩来看到陈的消极态度，生气地一拍桌子，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算得了什么？你明白吗？你对抗了中央的决定，威胁了主席的安全，绑走了中央文革人员，要是把你的行动通报全国，全国八亿人民都会反对你的！陈再道无言可对，低着头走了。 周又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叶）做工作，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几乎是怒吼地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周恩来到武汉后三次要求军区设法找人。到21日黎明前，仍无王力消息；早上，他焦急地命令刘丰亲自去找到王力。对周恩来而言，现在并不单单是王力个人安危，而是涉及中共中央整体的权威性。
在周总理和总参作战部、“中央军委前方临时指挥所”的指挥下，武汉周围的空15军，奉武空的命令紧急调派入城，实施紧急戒备任务（还有其他系列的军队调动）。或许到此时，谢富治才终于明白，在14日时，周恩来为何笑他忘了武汉驻军曾经是他率领过的一部。
王力自己对这一段的记述也是确实的：“总理赶回武汉……最大的功劳是保护了主席。当时主席的住所（按指梅岭，不过8341的警卫干部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梅岭二号、三号游泳池和密切警戒周围的小丘、树林，冲进来的人群未曾靠近梅岭一号）附近已有拥挤的人群。……总理亲自布置主席由宾馆的后门（按：紧靠省博物馆）转移到机场，改乘军队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当时总理为了主席的安全和查找我的下落，废寝忘食，费了很大的事，每个环节都作了周密的布置。”
最近见另一纪实文字《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转抄陈再道的回忆说：总理一到武汉，就叫孔庆德和牛怀龙同志（独立师师长）把王力找回来。并让孔庆德通知“百万雄师”，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飞机，而由于林彪插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这一传闻近年屡见。孔庆德口述成书的《一代将星孔庆德》也讲：周恩来对他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此言应该在周再次抵汉以后。不过当时盛传的总理从北京有电话打到武汉，要部队与“百万雄师”去人商议解决问题，时间大致是在20日的上午，周在北京得知出事的时候，不是后来“一到武汉”。20日中午，军区叶明副政委曾指示29师的张昭剑政委向揪斗王力的“百万雄师”头头传达总理指示：“每派均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商谈解决武汉问题”。话刚说完，不料其中一个头头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而且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被抓到独立师师部，也听见有干部大叫“去北京干什么，就在武汉可以谈，让周恩来陈伯达来谈”。
抵制周的群众和部队干部，当时的态度、对策和认识，完全是一致的。笔者分析，周到武汉的中心紧急任务，首要的就是转移毛泽东，带走谢、王一行；即便有重新谈判的想法，也不至于“一到武汉”就顾得上。考虑到武汉问题没有如外地那样，先前叫各派充分发表意见，所谓“保守派”的意愿更未充分表达，有人也提出再找群众会谈，他即便有重新谈判解决问题的念头，甚至在开始设想过请武汉人进京会谈，但在到达武汉之后，面对武汉实际，特别是肇事群众与部队，根本不领情，公开抵制周恩来的建议与指示；他权衡解决方案，也不会顶毛、林之意，自己安排组织两派和军区去京谈判，由他来重煮武汉的这一大锅已经特别夹生的米饭；所以，到21日，周与武汉军区，没有再定此事。
《微行》披露，21日，武汉消息汇报到上海，说周“准备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话，争取稳定局势”，但毛泽东不同意，“还是早点离开好”。况且，在7月20-21日，任何中央领导，在会上设想种种方案均可以，但不会在集体研究之外，忙乱里个人公开出首，再出此策；22日深夜周主持研究召陈、钟一干人到京，并亲自起草中央电报，电文还专门提到了“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就是一个后话，且是周恩来亲自撰写的后话。当时毛、周、林频频联络商议，中央反复和慎重研究紧急对策，不是一个林彪或周恩来就可以个人决定的。陈再道之说事出有因，的确有周邀人进京之说，但仅仅是一些开始的主观设想，并非中央认可的万全之计；周恩来回到武汉，中央统一的决策意见势必已逐渐形成。以上说法，是林彪死亡以后，才普遍传开和反复强化的说法，似乎是一个坏蛋林彪破坏了周的正确决策。把事件归罪于林彪，是反历史的。这难以是真实的和主要的历史，也把问题过于概念脸谱化化与简单化了。
另一个旁证是20日当晚，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的副主任纪辉召集会议，拟出一个行动纲领：“一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当天，“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在忙乱中正布置全面夺权，形成既成事实，再讲其他的，主意也是非常确定的，他们并无进京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倾向和要求。武汉事闹开以后，在1967年群情激愤，左倾思潮抬头的大势下，再邀请“百万雄师”的人进京议事难以实现。不论军区领导与周恩来的设想如何好，当时实际上不具备在京心平气和谈问题的任何条件。
后来，听刘丰汇报王力已经在29师找到，周恩来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当事人回忆，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于是，周决定中央代表团立即返京，策划了一行人着空军军服，在空军部队掩护下，半夜去山坡机场。周恩来不辱使命，行前一阵轻松；他同北京全体来员在百花一号一块吃了晚饭，又让北航井岗山、吴介之同学陪着他去湖边散散步（一号就在湖边）。他们一老二少在湖边谈了半个小时，为证实此事的真伪，笔者专访了后被胡耀邦特许攻读硕士研究生、今日已是一个企业老总的井岗山，他至今还记住的，是总理谈武汉事件的一段话：“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这就是周当时对事件严重性的认识。周恩来在事后的沉重和难受，不需我们再妄自猜想和阐发了，只希望一切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都尊重业已辞世的周恩来，体谅他复杂的感情、尊重他的人格，尊重历史，不要再伤害他了。
按说，周恩来对于当时受到中央压制的所谓保守势力的强力抵制与反弹，早在内蒙问题处理进行过程中已经有所体验。7月4日他在接见河南问题会谈军队干部时就谈到：“现在就是解决那个省的问题，那个省的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起来都到这里来，内蒙搞过。四川搞过，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线都断了。东北那边向你们学习，马上成立三个小组，显示你们的力量，说服吗！不回去，……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诉军委了，抓几个头头。总有人在后面挑动，压中央，内蒙开始地方上动员，八九千人到京说服回去了。又煽动军队来。最后几个军队的坏头头，已暴露出来了。”5月下旬，内蒙军区有干部和战士，抵制中央对问题处理的意见，组织人员到京请愿、闹事，在政协礼堂起哄，殴打军区政委吴涛（在呼市还扣押、殴打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鼓噪要走。周恩来曾生气地出现在主席台上，厉声说“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谁走就让他走”！制止事端，并下令逮捕肇事者，与军委领导商量处理内蒙军区问题。他对抵制中央推进文革的思潮和极端行为不是没有感触与准备，但没有估计到事态竟会恶化到这一步，甚至当着毛、周的面！
按总理的亲自部署，7月22日凌晨3点钟，李作鹏、王力、刘丰乘车从武空司令部到山坡机场。不久，周总理、谢富治一行，也在空15军王银富科长带领与特功八连护送下赶到机场。连胡子都未刮的周恩来上楼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赶到屋里，总理紧紧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亲了又亲，激动地说“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忆，周还流下眼泪）空军干部听说总理已经几天没有进餐和洗脚了，十分心疼，干部和飞行员、医生护士忙着打水送饭。很快，周恩来又出去接见了护送两支车队的空军指战员。（《东湖风云录》，P267）是这些战士，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直奔机场。大卡车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因而一路上“百万雄师”的武装人员掌声不断，欣然放行。周、谢和北京来人一行顺利到达山坡机场。
应该说，对于王力，当时周是一片真情的，一个是出于危难之中的同志情谊，另一个，也是痛心武汉问题未料到出现如此曲折磨难。周对王力的认识，到8月初（八月七日前）未曾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回京以后，邓颖超携主席塑像去钓鱼台看王力，江青对此很不快，说“统一战线统到中央文革来了”！也非偶然。
凌晨5点，专机从山坡机场飞到王家墩机场。在机场，周恩来召集李作鹏、军区孔、叶、空军刘丰，等负责人开会，要孔庆德中将（军区党委常委）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转告陈、钟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才好讲话（周有心要让陈、钟下台阶；陈再道回忆说周没有责备军区）。又交待武汉空军仍为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周亲自部署和调动部队，稳定武汉局势。于是武空命令空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第44师赶赴武汉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决定马上派空降兵进驻水院、武测、华工、湖大、武大等学校和武钢，当晚，部队就进入了几个预定位置。几天后，人们才知道周恩来亲自在武汉各要害部位部署了支左部队。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等分头登机回京。不过，周叫谢、王先走，说“我要把陈再道叫来，把抓走的两个记者放了就走”（《东湖风云录》，P267-269）。原来，被拉走的《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驻汉记者还未找到；周恩来临回京前仍惦记着这件事。作为参考的是，20日周恩来临赴武汉前夕，在京亲命5名记者赶赴武汉调查事件情况，张某去军区，郭某与张某于21日深入水院和武大调查，并向北京紧急反映了造反派的处境与要求。周与谢、王回到北京，中央广播消息以后，武汉和河南的形势依然十分紧急和复杂，25日凌晨，周恩来还命令驻扎开封的7249部队（空15军的43师）靳师长：“你们坚决保护左派，把东大寺周围保护起来，绝不能让‘八·二四’受损失。”当时周家鼎秘书，也正在郑州群众之中（郑州“二七公社”群众正包围对立面在烟厂的据点）。而且，由于24深夜日大批“百万雄师”围攻体育学院、测绘学院，空15军部队立即前往制止，周恩来于次日11时再电制止“百万雄师”孤注一掷，“百万雄师”才撤走了。
29师按当时的统一部署，加强军区和其他要地的警戒，配合了空15军在武汉市的换防与支左军事行动，其政委张昭剑回忆：在23日，军区副政委叶明将张找去交待任务时，拿出笔记本，把周总理对29师说的话念了一遍：“张昭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29师这个班子好，但部队不行，也上了街。”（按：指部分29师的战士，也参加了上街造反的行动）
肇事的独立师有关部队，则在武汉军区的直接调动下，于中央对武汉问题公开表态以后，陆续地也是井然有序地将城防、支左工作，转交给入城的空15军部队。武汉未发生任何军人冲突。
从陈再道的回忆《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看出，他到了7月22日早上，想请示总理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宾馆里周恩来住处负责接待同志才告诉他，毛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的确，几天来被事态弄得晕头转向的陈主官，对毛泽东的行止，对周恩来再回武汉来的活动和整个情况的变化，远远不如其他军区的副职领导清楚了……
四、回到北京与后续的风波
7月22日下午5点左右，周返西苑机场，先下飞机，参加了欢迎谢、王（报道中还有余立金）的队伍和仪式，谢、王受到隆重欢迎。当年新华社的新闻照片和新闻电影里，周恩来在机场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手挽手的镜头，给世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晚上，他参加了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次日凌晨，周再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以中央名义召陈、钟，独立师师长、政委和市人武部政委进京。周恩来并代中共中央，亲自起草电文：“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可见，他回到北京立即参加和主持了事件的善后处理。中共中央调陈、钟等武汉地区军事领导人赴京，是毛、林、周相商一致的。
据《王力反思录》（1011、1027页）回忆：社论从这时候就开始提“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总理说：我们也有责任。江青和林彪却不认账。”王力的认识可作一个参考。问题是，“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汉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确定了这一点；也不能单纯认为“七.二〇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点的，社论的提法他就难于负具体责任，很快，王力、关锋和具体执笔的林杰，就为武汉事件后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宣传攻势的文章和提法付出了政治生命的代价——王力必须为在中央给武汉市的信中加上了“和军内”的词句负责，文革小组的激进文人们，至今也没有脱掉干系。问题是，在1967年的七下八上短短的半个月里，从毛泽东到当时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认可了这个提法，多数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也视为正常。诚然，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问题。
回到北京后，连日来周恩来与毛泽东频频联系，也连续到林彪处开会，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常委扩大会，商讨有关武汉问题事宜，落实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对事件本身定性，讨论毛泽东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召集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这些，杨成武的系列回忆和《周恩来年谱》也有所披露，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但是，从已经披露的史实和当年留存下来的中央首长讲话来看，周恩来回到北京，已从“7.20”前后极度紧张和亢奋中转过神来，他对于武汉问题的提法转而比较低调。在全国群众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以为文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时，是否他已经在反思许多重大问题？
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周，中央文革、军委办公室成员和其他领导人出席。周恩来没有留下什么话语，只是答应考虑北航韩爱晶发枪“武装左派”的要求。当日，总理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武汉问题直接影响到河南），谈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26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7.20”事件，参加会议的同志至今还记得，周恩来指出该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陈再道和钟汉华听到总理严词，几乎当场瘫倒在地。但周的整个讲话还是平和的，并且批评了吴法宪批斗陈的粗暴言行。会后周恩来到林彪处开会。
武汉事件发生不久，中央文革办事组紧急通知“北航红旗”将原湖北省长张体学（在京）“抓”回来查证与徐海东关系（是否与武汉事件有关）。张体学与北航的韩爱晶言谈，沟通得十分融洽，张动情大哭，韩授意张给毛泽东写信表态，争取中央和造反派谅解。7月29日，周要求卫戍区要回北航揪去的张体学等领导；（此前）清华大学学生抄徐向前家，周也指示所有进入人员全部撤走，保证徐及其家属、工作人员安全、徐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要全部向清华大学全部追回。30日，将叶剑英关于26日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批示印发到参加会议的同志。后来，又命文革办事组通知“北航红旗”退回在徐海东家抄走的物件（张体学同志带路）。31日，请示毛泽东——积极安排受到批判冲击的老帅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亲自通知徐向前，布置行车路线。这样，周恩来及时阻止了因追查“7.20问题”冲击原四方面军老同志。“八一”晚宴上，韩爱晶把张体学给毛泽东的信送呈周恩来。周对张印象本来就不错，一直在设法保护和选择可供湖北“三结合”的革命干部，很快中央即让张回到武汉，准备恢复工作。9月19日，毛泽东到达武昌，就与军区新领导人问起张体学，要求军区做工作，让张得到群众谅解，多解放一些干部参加“三结合”。
此外，7月30日清晨，周电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当日旋接见曾思玉、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这个重要活动，不是由林彪亲自通知和主持的；至于林彪到8月9日才接见曾、刘并发表重要训诫，曾、刘后来在武汉一再申明自己是林副主席派来的，则是可以理解的事。不过，林彪发表重要的“八九讲话”时，周恩来也和其他中央领导在接见现场，这是一次中央决定的集体的接见，是中央的正常组织活动，周没有和其他人一样有简单插话。一些研究认为这个讲话暴露了林彪处心积虑整治武汉军区和借武汉事件造势，是否符合历史与科学？
27日中央继续召开揭批陈再道会议，周恩来因有事，安排杨成武主持。是日深夜，周第三次接见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和群众代表，批评造反派参加抢军火。谈到武汉事件时说：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百万雄师”和独立师都带有臂章。“百万雄师”犯了错误，它一个群众组织，可以教育（《周恩来年谱》）。查谈话原始记录，周说：“……我们原来也没有宣布要取消‘湘江风雷’的组织。‘百万雄师’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还没有取消嘛！何况‘湘江风雷’呢？”此时旁边的戚本禹打断周的话，认为“百”不能与“湘”同日而语，一个保一个造。周才又接一句：“武汉乱，但是‘百万雄师’就是‘百万雄师’，钢二司就是钢二司，做坏事就明显；长沙赶武汉都赶不上……”从《年谱》引文和接见谈话记录看，周对“百万雄师”是有保留的，尽管当时一片喊打倒，但他的调子不仅没有比“7.20”前提高，甚至低于他在7月18日的讲话。
不过他对各个地方的“革与保”的派别斗争，基本态度还与“7.20”前相同；同时，在“7.20”前后激化和蔓延的持枪武斗也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7.20”的这些后续风波，似乎使他退守底线，在苦斗和斟酌之中。河南、湘赣和边疆、沿海的一些事例充分说明这点：
7月28日，周恩来为制止乌鲁木齐市武斗给新疆军区发出指示：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由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个人，要拿你们是问！给南梁地区（按：造反派被围困）送面粉。当日，周与姚文元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他提到：“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武装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武斗才能停止。”对江西联络总站说：“你们这边偏保，保守一些，还是群众组织，只要你们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存在，还可以发展。就是被个别坏头头掌握了，也可以离开他。你们偏保，造反精神不旺，对我的话就不满意，其实过去你们就是受军区的影响嘛！就是偏保嘛！你们要改过来，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欢迎，支持你们，但可不要起来打砸抢，如果搞打砸抢就更错。过去军区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我的看法刘培善同志，就是策划，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任。你们说对不对？”但是，在江西群众代表谈到武汉“百匪”时，他要求不要这样说话：共产党光明磊落，不要骂人。
在21日，第七次接见河南代表时，康生曾极其失态地骂“百万雄师”是“白完行尸”；周却说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30日）第八次接见河南代表时，周恩来就提到武汉：“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他还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还要争取教育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启发他们觉悟，揭露他们的坏头头。他们的坏头头还是依靠他们来揭。比如河造总、十大总部也有这样的坏头头，也要他们组织中的群众起来揭发，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来，那样也揪不准。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犯了严重错误，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要承认错误，二要坚决改正，认真改正，三要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通过群众来证明。四要给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要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五不允许坏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如果坏人操纵、工人散了，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威胁革命领导，不怕，那有广大群众支持。在武汉证明了这一点，陈再道那样掌握一个大军区的兵权，现在他一叛变，最后暴露了，那个地方的问题可以解决的最彻底。‘百万雄师’好像了不起，实际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说：“军区、军分区、野战军给保守组织、支持军区的保守组织发了枪，名字叫‘发给基干民兵’，他们拿了枪进行武斗，或者挑动农民进城市进行武斗。我们反对这样做……过去放纵群众斗群众，是有人策划的。”
周恩来在两次对河南的讲话里，都突出了政策问题，要求造反派正确对待群众，他担心得到中央全力支持的造反派，并不能理性的掌握正确对待群众的政策。
凭借处理武汉事件的东风，新华社在新闻报道中顺便点了全国各地一系列造反派的大名，以事件为“试金石”，全国“革与保”两大阵线顿时泾渭分明。不过，受到中央表彰与支持的造反派群众并非人人明理、争气，“保守派”们自然也不服气；一些地方的情势发展，本质上就与武汉一致，中央当时仅仅希望借解决武汉问题以推动周边，却严重低估了一些地方、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对解决武汉问题的逆反心理，低估了也可能出现的反弹。从中央的宣传上，人们似乎看到湖北周边地区革命造反势力的高歌猛进，实际上许多地方根本权力与利益的冲突和“革与保”的冲突反而被激化，持不同见解的部队甚至公开冲突，分别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乃至发枪），有的地方则是造反组织内部急剧分化，持械武斗。在这个全民全军的多方位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的积极参与下，除湖北、河南，47军支左的湖南和12军进驻的安徽外，一些省局部形势顿时失控，全国掀起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恶风。江西有的地方和组织，公开抵制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认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至出现严重武斗和新成立的省革筹认为的“军事叛乱”。别的不说，就武汉刚刚翻身的“三钢”造反派，居然前后出动数万人次，到湖北专县乃至全国“武装支左”，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和一些中央领导的劈头盖脑的臭骂。
这时候，中央高层业已对群众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产生强烈忧虑，林彪曾写信给毛泽东，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的问题，但毛并不认同。王力回忆说：“林彪在此之前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前面说形势很好，后面主题是夺枪问题很严重，必须发布命令禁止夺枪。毛主席的信是针对这点说的，前面说同意形势很好，这是套话，但他不同意后面林彪关于夺枪的话。毛主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他分析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他着重分析多么严重！他原来说三依靠，最重要的是依靠部队，现在说部队主要领导骨干支持右派。他说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从这封信里还可以看到，他老人家的思想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要建立第二武装。……毛主席8月4日的信，5日林彪主持会，就要贯彻执行，周总理也参加了。老实说当时大家都朦了。但都得表示拥护，都得这样作。”（见《王力反思录》P266-268）后来林彪又主张起草了一个针对广东严禁夺枪的通告，周批给文革碰头会准备发出，后接受他人意见（怕与毛的判断“夺枪问题并不严重”相左），叫广东先试验一下，而且强调对劳改犯夺枪，部队可以开枪。（见《王力反思录》P1013）由于情况和认识不一，周恩来要求全军文革小组将南京、广州、沈阳三个军区受到冲击的详细情况立即上报，并约三军负责人和南京、沈阳军区领导谈话。
8月5日，在天安门纪念《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大会上，针对蒯大富和全国许多造反派认为的处于第三次大串联阶段，周恩来明确指出这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同日，他第六次接见江西几方并谈话。次日，周接见湖南群众代表，严肃地批评了乱抢枪乱夺抢是非法的，“解放军支左犯了错误，不等于是黑司令部。对野战军部队这样不尊重，等于不要领导了。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发展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行为，已引起他的密切注意。
6月以来，江西的武斗比武汉更加激烈。在7月底和8月上旬，周恩来频频接见军队干部和群众，处理江西问题。当时，一方面要制止军分区人武部发枪支“保”，要制止抵制调入支左部队甚至围攻殴打部队，哄抢他们枪支的行为，另方面，又要劝阻和制止得到中央支持的造反派抢枪反抗和围攻保守派的行为。本来，周恩来接到江西告急电，在京西宾馆主持军委扩大会，由文革办事组电告江西制止抢枪；但与会人员刚刚回到钓鱼台，毛泽东的批复已经发来，重申：为什么军分区可以向保守派发枪，我们不能武装左派？（7月18日，毛泽东谈话里就有“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给江青的信也明确表示了这个意思，并在文革碰头会中传达）。结果该会议的精神未有真正执行，周恩来也只有维持武装左派的总体意见，并写入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所以，在关键的8月上旬，周没有能够扭转他业已警觉的错误倾向问题。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按照中央自7月以来的分析思路，依然批评“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而且在文件的最后，提出：“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同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文件对军区犯错误等问题的基调，还是与以前一样；也是借处理武汉问题，解决周边各省相似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由毛泽东修改的该文件承担了中央在湖南问题里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周恩来与王力在武汉曾对毛泽东谈到的问题，会后，张根成当即电文革办事组查文件。
也就是这一天，中央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强行维护交通秩序。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国准备分省和军区办武装干部的学习班。周恩来首先落实办湖北省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调武汉军区和鄂、豫省军区的领导干部进京学习。当时，毛对王力看法甚佳，还要王承担办班组织工作。8月12日，周恩来到京西宾馆接见武汉地区军队领导，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请你们到北京来，一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二是要你们好好学习，提高觉悟，跟上形势”。谢富治、吴宪法、王力参加接见并有讲话。
要特别强调的是，11日白天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周恩来有一段很长的话涉及到武汉问题和正确对待解放军。他说：“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会像豆腐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一家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一小撮坏头头。总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武汉地区问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