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拥有的辉煌   ——纪念长阳“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运动四十周年 ·丑牛·   [纪念中国共产党85岁生日  谨以此文向党诉说]   今天，看病难、吃药贵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话题。还有人把“医疗、教育、住房”称作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有道是：“房改把你的荷包掏空，教改叫你二老发疯，医改请你提前送终”。不免有些夸张，却有着千千万万的生活实例来佐证。 看病吃药难最厉害的是农村，根据调查，农民中百分之七十的人小病扛着，不愿去医院；百分之三十的重病人死在家中，因为没钱住院。 人们自然地会回想四十年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兴起的那场规模宏大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运动，短短几年时间，全国90%以上的农村，初步解决了看病吃药难的问题。用当时共和国卫生部长崔月犁的话说：“在农民尚未解决温饱的条件下，能解决看病吃药的难题，这是古今中外从所未有，是伟大的创举。” 这一运动是怎样兴起的呢？又怎样消失的呢？让我们从“合作医疗”的发源地之一的长阳县里一个深山小镇——乐园去追寻吧。   “中国合作医疗之父”出在深山 被国际医疗卫生界称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的覃祥官，今年已七十三岁了，仍住在他出生的海拔1300米的杜家村土家老屋，与老伴刘维菊在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 四十年前，他是长阳县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年轻医生，说起他当医生，是被迫的。原来在高级社时，他刚二十岁就当了团支部书记，又兼副业主任。一次建榨坊，抬大树，扭伤了腰。那时，在深山里，除了草（药）医串乡外，稍有名气的中医，称“先生”，得抬轿子去接，酒肉相待，还得重金礼谢。为求医，他卖掉了家中仅有的两匹牲口，腰伤好了，但已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社里就保荐他到县里的中医培训班去学医。三年学成之后，人民公社建立了，分配到刚成立的公社卫生所当医生。 公社所在地叫“秀峰桥”，一听就知道，这是群山环抱的溪流边。公社周边上百里，没有一条公路，连拉板车的路也没有，社员来公社卫生院看病可是难上难哩，叫做“小病扛、大病拖、快死了找‘马脚’。”曾因腰伤而倾尽家产的覃祥官就想：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他把这个问题向公社党委提出来。他的设想是：办生产合作社解决了农民单家独户生产上的困难；办信用社，免去了农民受高利贷的剥削；办医疗上的合作，不就解决农民看病吃药的难题吗？都是山里人，都亲身体验到山里人看病求医的难处，公社党委开了好几次会，把覃祥官的建议，当成一件群众生活的大事来研究，还形成一个实施合作医疗的共同意见，但具体怎么办，谁也没经历过，覃祥官就自告奋勇地去他老家杜家村办试点。为了一定把此事办成，他“背水一战”，辞去卫生所拿国家工资的职务，回家去当社员，靠工分吃饭，断了自己的退路。 回到杜家村当晚，他就坐在一盏油灯下，构思他在一个村实施合作医疗的“蓝图”。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仅凭着他行医数年的经历；没有任何工具，只有一张老式算盘放在手边。一个村有多少人，生病的比率有多少？常见病有多少？一次治疗得花多少钱？妇科病是多少？一次治疗得花多少钱？传染流行病是多少？一次治疗得花多少钱？老痼疾病人是多少？长期治疗一年得多少钱？疾病预防费每年一个人得花多少钱？……。这一加起来，把他吓了一大跳，平均每人得大几十元钱，无论如何社员“合作”不起。 在房子里转了几转，他坐下来开始“算减法”了。 看病的钱能不能省下呢？能啊：开支最大的是医护人员的工资、房屋、设备。毛主席说“亦工亦农”，我们为什么不能“亦医亦农”。医生、护士、卫生员一律拿工分，也可以“亦农亦医”，农民中的小知识青年不也可以培训成医生、卫生员么？大集体、小集体不都可以办自己的卫生室和小药房么？ 至于药费，这是开支的大头，也能大大地省。长阳漫山遍野都是药。还有名贵的药，为什么不能自采、自种、自制呢？ 精打细算后，每人一年一元钱，集体公益金再补助四角钱，每次看病五分钱的挂号费就可把合作医疗办成功。鸡叫三遍，他的在一个大队实施合作医疗的初步计划也完成了。天一明，就跑到支部书记家里汇报，当他谈完了计划之后，书记说，旁的都好办，就是叫“先生”来当“农民”这不好办，从盘古开天辟地就没这回事。“先生”是坐轿子的，农民是抬轿子的，你祥官能办到，旁人能办到吗？祥官说：“我还想让你在大吉岭上开药铺的老爹也来哩，他要能来，卫生室的药房全套设备也就解决了。书记说：“难哩，他是我老爹，不看一个小药铺，他全家日子过得好啰”。覃祥官说，那我们先去做工作，试一试。我们卫生室一开，他的生意也未必好做了。他们约定，共同做这位老先生的工作。 为说服这位同行老友，覃祥官真是很费了一番心思。他先从毛主席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这一指示谈起，肯定农村医疗卫生的局面很快就会改变；又谈到毛主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连大医院也要放下架子，一个小药铺能长期当“先生”吗？又谈到公社党委的决心，要办合作医疗，肯定小药铺的生意不好做了；最后谈到白求恩大夫的精神，那时，“老三篇”在社员中普遍学习，你做医生的肯定要带头学《纪念白求恩》。 老先生听完覃祥官的一席话，心里早就明白他的来意了，加上他当支书记的侄子也曾向他讲了当前形势，就对祥官说：“祥官，我们从小学徒弟、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济世救人’，你说怎么搞，我跟着你干。” 这位老先生的“加盟”，真解开了覃祥官计划中的最后一大难题，药和药房都有了，他立即向党支部报告，支部书记欣喜万分地说“明天就开社员大会”。 在社员大会上，支书宣读了《杜家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他说：“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的事，坐轿子的先生和种田的土巴佬坐在一起，实行看病吃药不花钱，叫‘合作医疗’，算是‘医疗合作社’吧！我们还要选一个好地方，盖一栋土家吊脚楼式的‘医院’（这幢土家吊脚楼不几年后就盖在三面环山，面对千山万壑的一个平坝子上，从我当记者走过的村庄来比较，今天，它仍然算得上是最漂亮的村级卫生室）。 1966年6月18日，杜家村卫生室挂牌了。土家人祖祖辈辈第一次走进“自家的医院“。他们有的是来看病的，有的是来庆贺参观的。有的没进门就燃起了一挂鞭，是谢神敬祖，还是祝贺社会新事物的诞生？谁也说不清。过去，在公社卫生院，人们称覃祥官为覃医生，现在他是“亦医亦农”的社员了，乡亲们反而改称他为“官医生”，是直呼其名呢？还是尊称呢？谁也说不清。（从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一律称他为“祥官同志”，这大概是对他所开创事业革命性质的肯定）。   跨过高山，越过海洋 杜家村大队看病只花五分钱，挂号，打针、吃药不要钱的事一下子传开了，山上山下，左乡右邻的人都纷纷来参观，看到他们的药房，看到他们的药园，看到他们的银针，火罐，看到他们的土法制作的膏、丹、丸、散；听到社员们的“现身说法”，心想，这样天大的好事，我们不是可以照样办么？于是各大队纷纷向公社提出申请，要办杜家村似的合作医疗。 顺应群众的要求，经过一些时的筹备，公社在1966年底，召开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成立了有公社党政领导人、社员代表和医务人员组成的“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推举覃祥官为管委会主任。大会宣布：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起，全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各大队建立起卫生室，生产队逐步建立起医疗点、小药房。一批医务工作者加入赤脚医生的行列，一批又一批的有文化的青年男女，进入培训班、医院、学校进修、学习，成为遍布山村的卫生员，进步快的成长为赤脚医生。从此，土家儿女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公社，预防药送到田间家门口的卫生医疗网络建立起来了，看病吃药再也不是土家山民们的天大难题了。 1967年的6月26日，为纪念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简称6.26指示）发表两周年，公社在一处河滩上（山里没有大场地）举行了一次“献药大会”，这是一次表达群众办合作医疗的盛会。那一天，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背着背篓，把他们自采的、自种的药材献给“合作医疗”。他们穿着节日的民族盛装。有的敲锣打鼓，有的吹着唢喇，有的跳着巴山舞，有的唱起了山歌……。大会收到了几万斤的药材，有的还是家藏多年的珍稀品种。 大会使群众受到鼓舞，交流了经验，学到了知识。从此，社员自留地里，种了一小块药地，生产队里有一块小药园，大队里有一方大药园，公社呢？规模更大了，在适宜珍贵药材生产的高寒荒山，先后开垦了三大药材基地，一个在土地岭，一个在下花田，一个在车边荒。不仅种植了植物药，还饲养了动物药。 这真是：群众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一定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 1968年，也就是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两年后，一份《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告，送进了中南海，受到党中央有关同志的重视，为检验这份报告，还到北京郊区的黄村、良乡两个公社，组织群众座谈。两个公社的干部群众讨论了这份报告，一致赞成“合作医疗好”。 因为这是第一件反映自下而上地实践毛主席医疗卫生战线上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报纸上发表前，就连同两个公社的座谈讨论的材料，一起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看后，立即批示：“此件照办”。1968年12月5日，这份报告连同两个公社的座谈报道，在《人民日报》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 从此，这个鄂西边陲小县里的边陲小镇——乐园，为全国忆万群众所瞩目，成为贫病无医的人们取经寻宝之地。那时，乐园与外界没有公路相通，最近的公路通道榔坪镇，是宜昌——恩施简易公路上的小镇，离乐园尚有二十多里的山路。 人们多是带着干粮、水，跋山涉水地步行到乐园的，要到合作医疗第一村的杜家村，还要步行三十多华里。但这并没有阻挡来参观的人流。到80年代初，除西藏、台湾两地外，各省都有参观者，共约五万多人次。如今，还流传着许多取经者的虔诚佳话。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省代表团的到来。带队的是河北省副省长，在战争年代，他被打掉了一条腿，安上了假肢，坐车来到榔坪，听说还要走几十里的山路，人们劝他不要去了，他一定要“人不到黄河心不死”，人们只好为他准备了一副抬子，他拒绝坐，他说：“为了贫病交迫的人民免除病痛，我爬也要爬上山”。他硬是拖着一条假腿，翻山越岭走到乐园，走到“天下合作医疗第一村”的杜家村。 覃祥官这个创办合作医疗的第一代赤脚医生，也走出深山，到武汉、到上海、到北京、走进人民大会堂，走进中南海，一直登上天安门城楼旁的观礼台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几次接见。 1974年这位深山里的土家汉子，走出国门了。那一年，中日通航协定签定，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团到对方的首都参加首航仪式。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副总理王震将军，在挑选代表团成员时，要有一位能代表新中国农民形象的人。就选中了“中国赤脚医生覃祥官”。果然覃祥官这位深山里的土家汉子，也不辱使命。他的传奇的人生，他的英俊轩昂，总是受到一些日本年轻女性的关注。一次，一位日本女青年跟着他叽哩哇啦说过不停，他问翻译，她讲了一些什么？翻译说：她读过关于你当赤脚医生的一些动人事迹，他很敬佩，她很想跟着你到中国当一名赤脚医生。覃祥官对她说：“赤脚医生并不是打赤脚，要穿草鞋，住土屋，钻林扒子，晚上出诊还要打火把，赶野兽，吃的是包谷糁，山药蛋，还要同巫婆神汉‘斗法’……”关于赤脚医生的艰辛，并不是她的浪漫想象。这女青年吐了吐舌头，竖起了大姆指：“中国赤脚医生，大大的好！”王震将军知道后，对覃祥官说：“祥官，你真行啊！周总理交待的‘不卑不亢’四个字，你完成得很好”。回国后，王震将军在收到的礼物中，给了他一把十分精致的日本折叠伞，他带回家乡，在卫生院展出。他说：“我们决不要满足赤脚医生今天的水平，我们要创造更高、更先进的水平”。果然，不几年，乐园卫生院建成了一座较现代化的医院、CT扫描、高倍显微镜，都是当时只有县以上医院才拥有的设备。 1976年，也就是乐园合作医疗开办的第十个年头，中国赤脚医生覃祥官就登上了世界医疗卫生的讲坛。那年九月，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二十七届年会和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市举行，有三十三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参加，中国首席代表（团长）是共和国的卫生部长，副代表（副团长）是土家族的赤脚医生覃祥官。 因为是专门讨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的会议，主题发言由这方面卓有成就的中国赤脚生覃祥官来作。其他代表每人只给十分钟的机会。 覃祥官走上讲台，不时离开讲稿，插叙一些他所亲历的赤脚医生的故事，谈中草药的神奇功效，谈群众对“合作医疗”的支持，每年“献药大会”的热烈场面，预防工作一直做到田头、家门口，一些老痼疾和地方传染病如梅毒等，几年时间就全部消灭……。 他的主题发言，赢得阵阵掌声，本来，会议下午安排是大会发言，但大家更愿意请中国赤脚医生主持一个咨询会，由大家向他提问题。有的代表问：“赤脚医生看病不收钱，工资从哪里来？”覃祥官答：“记工分，和社员一样记劳动工分。”有人问：“那医生愿意吗？”覃答：“第一，生活有充分保障，第二，靠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医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是挣更多的钱。”下面一阵议论：在资本主义国家难于办到。有人问“挂号费一次收五分钱，折成外汇是多少？”这下把覃祥官楞住了，五分钱应该怎么叫他们理解是多少钱呢？他灵机一动，从荷包里掏出一盒火柴，把它举起来：“可以买两盒火柴”。会场上为中国赤脚医生的机智和幽默，也为中国农民享受的优惠而鼓起掌来。 会后，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亲自邀请覃祥官到一个省去指导基层卫生工作。 在会议期间，发生了一出小插曲，反映了赤脚医生的功底。会议期间，正逢毛主席逝世，中国代表要到中国大使馆去轮流守灵。覃祥官在大使馆碰到柯华大使，他的额头上贴着纱布，大使因哀伤和忙碌，昏沉沉地碰在建筑物的石柱上，左额碰开了一条口子。大使很着急，说我这样狼狈的样子怎么接见政要啊！覃祥官轻轻揭开纱布，对大使说：“不要紧，明天一早，你就可以不贴纱布了”。大使以为他是随便安慰的话，覃祥官回到住地后，把它带的治伤药粉拿了一些来，叫柯华大使敷上后睡上一夜，第二天一早准收口。第二天，大使果然揭去了纱布，只留下淡淡一条痕。大使问他：“祥官，是什么神药？”祥官说：“我也不保密，此药老百姓称他为‘七叶一枝花’。”   偶遇：赤脚医生怎么诊病 我没能看到赤脚医生的诊治活动，只是在2002年初次寻访赤脚医生覃祥官时，偶然的一次路遇，让我看到了当年赤脚医生的风采。 覃祥官把我从长阳接到乐园，住在他亲手办起来的卫生院里（这里特为他保留了一间办公室）。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坐上了一辆农民私人开的“班车”去杜家村，这是一辆破旧的中巴，又是一条破旧的称不上公路的路，车子一路巅波得几乎把满肚子吃的、喝的都吐出来。到了离杜家村不远的一个小集镇——大吉岭，我们下车歇了一会，感觉好多了，上车后，车已发动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一下子把门卡住，唤她身后奔跑的年青姑娘快来上车。 一看这老年妇女就是土家老太，她头上缠着血红色的大包头，颈上围着腥红色的羊毛大围巾，上身穿着橘红色的大襟棉袄，镶着两道紫色花边，外披一件深红色的西式大衣，下身穿 的是紫黑色的缎子棉裤。她浓眉大眼，方方的面庞，整个面孔红里透棕，很难猜出她的身份，给我第一眼的印象是：土司娘娘。 她一眼就认出了坐在我身旁的覃祥官，一阵风似地走过来，拉着他的手：“哎呀，官医生，你还认得我吗？”覃祥官瞅了好一会，只是笑，说不上她的名字。她索性把我往另一张座位上推过去：“你让开，让我陪官医生坐一起”。这简直是命令式的。她从荷包里掏出香烟，递给覃祥官一支：“抽，不是好烟，‘家里穷，红金龙’，”不由分说，啪的一声，打火机的火苗伸到覃祥官的嘴前。覃祥官见我被挤走，有些不安，似乎向她打招呼：“这是省里来的老记者啊！”她仍然不理会；“记者么！到你家够记的了，我们这机会难得，先让我们‘拍拍’吧”。她向我微微一笑，似乎要我理解地的心情，又似乎要安慰我：“你要记官医生，就从我这里开头吧：官医生是我的救命恩人啦！”作为记者来说，这真是一个好的开头。我问她：“救你这条命，一共花了好多钱？”她举起了又粗又黑的大手，伸直了五个指头：“五分钱，就是五分钱。”她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似乎沉浸在往年的回忆中：“五分钱，不是一条命，是两条命！”我问她“怎么是两条命呢？”她立即提高嗓门，喊着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位上的姑娘：“快过来，见见救了你的小命的官医生”。姑娘立即往后座走来，她和她妈妈完全是两样人，长得眉清目秀，高佻的个子头发长得披肩，穿着一身黑色西服，黑色高跟鞋，就是面孔白里透红，洋溢着土家妹子气。 “就是生下这个姑娘啊，在月子里，我中了邪”覃祥官打断她的话说：“是产褥热，不是中邪……”在巅波的车箱里，当年的医生和病人，像兄妹二人，回忆着当年的故事！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杜家村卫生室的广播喇叭突然打开了：“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请杜家村卫生室注意，范自香在家中病重，请立即去抢救。”覃祥官火急地背起药箱，提着马灯往几里路外的范自香家赶去。到了范自香家，病人已是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经过检查，他判定是产褥热，这不是什么疑难病，只是病人拖久了，没有得到治疗，十分虚弱，他立即进行了抢救措施，让病人清醒过来，病情稳定下来后，他开了几剂“扶正祛邪”的方子，嘱天明后立即去卫生室取药。他回来后，顾不得休息就把药方配好，等了两天，没见人来拿药，他急了，这种病还能延误么，立即又背上药箱，上门探视，送药上门。他一进门，眼前景象叫他大吃一惊，堂屋里香烛缭绕，一个马脚正在桌上装神弄鬼，进到房里，只见范自香已面无人色，失去知觉，只剩下奄奄一息，床上、帐子上到处贴着各种符咒。 覃祥官愤怒了，扯下这些鬼东西，向马脚吼道：“你都快把人搞死了，还在装神弄鬼的，趁早滚蛋！”马脚指着他的鼻子说，范自香坐月、血污渎犯鬼神，你敢与本神斗法，将有厉鬼缠身……覃祥官把他赶走后，一连三天就守在床头，好在产褥热有各种名医秘方可供参考，他可根据病情辩证施治，边观察，随时跟据病情变化，改变处方。终于，范自香转危为安了。 故事还未说完，她母女要下车了。范自香双手紧拉着“官医生”的手，边抖动，边喃喃自语：“好人啦，好人啦！“已走到车门口，她又回身过来，向“官医生”伸出了大姆指：“是真正的共产党！” 我问覃祥官，为什么你从来不讲这样的故事呢？他说：“太多了，太平常了。” 我来长阳多次，都是为了探寻“赤脚医生”的足迹，但给我的却是另一个重大启示：“群众为什么会真心实意地跟着共产党走！”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两次出国后的赤脚医生覃祥官，并未陶醉在颂歌里，他看到世界上有更先进事物值得学习、借鉴，“合作医疗”应有更美好的前景。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公社”，但重病呢？疑难病呢？还得送到县里、地区、省里去治。能不能把这些病人的医疗费也包下来呢？   图为覃祥官（右）和本文作者在奇异墓碑前   能的，一定能。三级医疗网都有赢余，公社办的三大药材场产品除自用外，也可出售、赤脚医生们在医疗实践中取得了一批可喜的科研成果，有的已批量生产，如“三百棒”注射液，对风湿、坐骨神经痛具有很好的疗效。已被外地医院采用，远在边疆的海防部队也曾来求医、求药，他算了算，现在已有百万“家底”了，经过努力，积累到两百万，他就可以宣布：所有病人的医疗费用，都由“合作医疗”包下来。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也解体了。有一次，他从外地开会归来，药园里的珍贵药材已被挖掘一空，养鹿场的大门也被人下走，几条梅花鹿已无影无踪，只有一条小鹿，被狗咬伤，扒在地上。从来他回家的路上有一个习惯，看到路边有鹿爱吃的草就扯起来带回家喂鹿，他抱起小鹿，手中还捏着一把采回来的鲜草，他把草送到小鹿嘴边，小鹿不吃，眼旁挂着泪，他也情不自禁地掉着泪。合作医疗就这样终结了么？赤脚医生就这样消失了么？他怎么也不甘心。 1993年，“中国合作医疗之父”以长阳县政协副主席的身份退休了，在县城，他分到一小套住房，但他从不在这里居住，回到海拔1300米的深山老林和老伴“安享晚年”。 其实，他一天也没忘记过“合作医疗”。 1996年，湖北省副省长高瑞科来乐园视察，找到覃祥官，听了他的“牢骚和怨恨”。高瑞科同志鼓励他能不能把“合作医疗”恢复起来，并拨给他十万元经费。这比他开创合作医疗时社员集资千把元要多得多了。他下山了，准备重振旗鼓，哪知这钱一到乡里，就被挪作他用，发了拖欠的工资。他愤愤不平地找到县长那里去评理，县长却反而劝说他：“用了就用了吧，干部总得要吃饭嘛！”他只忿忿地说了一句话：“我再也不干了”。 这件事在2002年初湖北电视台的《往事》节目中曝料，节目主持人是著名的打假斗士司马南，他在节目的最后，向司马南讲了这一段《往事》后，然后，面对观众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再也不干这傻事了”。这件事在长阳县引起了一场风波。覃祥官竟敢这样揭我们的老底。好在当时那位县长早已调走，只要覃祥官把这事“说清楚”就行，覃祥官怎么“说清楚呢？”他只好说：“在电视上讲这话确实不妥当”。 这是他办“合作医疗”惹下的最后一场“风波”。 他真的“金盆洗手”了，就在这年秋天，毛主席忌辰的日子，他和老伴刘维菊一起来到北京，俩老抱着从乐园采摘的一束山花去看毛主席。进门时，花被工作人员收下了，俩老随着人流，走近毛主席身边，不禁泪流满面，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赤脚医生覃祥官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沉痛地向毛主席诉说：“主席，我没能完成您的指示”。 他带着终身的遗憾回到老家。 2004年，我陪一位慕赤脚医生之名的老教授，再次来到杜家村，在他家住了三天，话题仍是对“合作医疗”的唏嘘。临别时，他带我去看在村头大路边新建立的一块“墓碑”。这墓碑修得很奇异：第一，它没有修在墓地，而是修在大路边；第二，它不是一块碑，而是一座碑亭，整个建筑比乡村常见的土地庙还要高大；第三，它不是一块碑，而是五块垒成两层。上层左边的一块是毛主席对长阳合作医疗报告的批示，上层右边一块是新华社关于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的报道摘录；下方两侧，是密密麻麻地刻写着合作医疗从杜家村到乐园的发展过程，只有中间一块是墓主人覃祥官夫妇的名字。 我问他为什么做成这样奇特的一个“墓碑亭”。他说：原来，我曾向上面建议，在杜家村头立一块碑，正面写《天下合作医疗第一村”》，后边写事，没有得到批准。我就只好自己掏钱来“树碑立传”了。这样做，没人干涉。 对这段辉煌的往事，长阳人也有些彷徨。今年是长阳实施“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运动四十周年。也是毛主席对长阳合作医疗报告批示38周年。有关方面准备开一次座谈会。这个信息，引起了北京、上海、昆明、郑州、南昌等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纷纷报名参加。但到了开会的前夕，却被告知6·26的座谈会不开了。上级指示：会议太多，太集中，要开也得延期举行、异地举行。我的理解是，延期，主是避开“6·26”这个日子，现在提起来太刺激人了；异地，就是不要在长阳或乐园，这地方太敏感了，但离开了这两点，会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兴起的一场“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运动，对中国以至世界卫生医疗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那时，在中国经济处在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基层卫生工作居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行列。今天呢，我们的经济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但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在171个国家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 有什么理由我们要忘却曾经有过的辉煌！？       大山里的土家汉子感动着世界 ——悼念“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 丑  牛   国际上无论左、中、右人士，无论懂医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会发亮。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Barefoot  doctors”（赤脚医生）这是现代英语中出现的一个新词组，来自中国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赤脚医生”运动。这个新词立即在世界各国用各种文字迅速普及，因为它解开了人类医疗卫生史上的一道难题。 把“赤脚医生”运动推向世界的是川鄂交界的大巴山深处的土家族青年乡医覃祥官。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把“赤脚医生”运动与“合作化”运动结合起来，实现了山里人祖祖辈辈的梦想：看病吃药不花钱。 他的这个创举，得到党组织的支持和人民的拥护，短短一年时间，“合作医疗”运动就普及了整个“乐园人民公社”，并向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铺开。1968年12月1日，毛主席批示，将乐园公社的报告《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在《人民日报》头版上通栏发表。“合作医疗”运动，又立即普及到全中国，并引起了全世界医疗卫生界的广泛关注。1976年，中国赤脚医生覃祥官就登上了世界医疗卫生界的讲坛。当年九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年会上，三十三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和官员，听中国赤脚医生覃祥官作主题报告，接着又请他作咨询答问。会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邀请他到农村指导医疗卫生工作。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十年间，地处大山深处，海拔1500米的乐园公社杜家村（合作医疗第一村）踊来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朝圣”者，先后有五万多人。那时，杜家村和外界没有公路交通，人们带着干粮、爬山涉水地来“取经”。国内外的新闻报道中，把这个“赤脚医生”尊称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旋即，覃祥官被任命为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并被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对这些花环和荣誉，覃祥官看得很是淡漠。来省卫生厅上任时，他只夹了一个被窝卷、拧着一个竹壳热水瓶。传 达室的人以为这个人是来求职的，见了他拿出的省委任命书还有些诧异，就打电话告诉厅长。厅长立即出来迎接他。告诉他分管的工作后，安排他住进厅长们住的套房，并嘱他把家属户口转来，从下月起领取厅级干部的工资。覃祥官都谢绝了：他搬到招待所的一间小房里住，家属一个也不来省城；他说，爱人要照料生产队的小药房，还有小药园；如果一定要发工资，也寄到生产队，由队里记工分。这恐怕是湖北省第一个靠工分吃饭的厅官。 上任几个月，他几乎每天都挂念着家乡，挂念着家乡的合作医疗事业。他忍耐不住，终于提出申请：回到老家去“蹲点”：要把“合作医疗”更上一层楼。 “三土”（土医、土药、土方）、“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这终究是初级的；赤脚医生、卫生员，这终究是低水平。还有一些大病、痼疾，“合作医疗”拿不下来，要送到省、市大医院，医疗费用也担待不起。这些难题，都应想办法攻克。 两次出国，尽管都是载誉归来，但比起外边世界，山村的落后，给他很大的震动。特别是1974年，随王震将军访问日本，所见所闻，给他很大的压力。有一位日本派来联络的女青年，对这位年轻的中国赤脚医生很钦佩，一路上，请他讲赤脚医生的故事，并提出同他一起来中国当赤脚医生的要求。原来，她也是一个学医的，覃祥官就“拜她为师”，从她口中，知道日本对中医、中药的研究，达到很高的水平，他就对这位日本姑娘说，你不要忙着到中国，那里很苦，我还想有机会来留学哩。 回到家乡，找来同事们，谈访日的见闻。他拿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