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喜东 来源：进步青年网
一九八三年十月以后的三年时间内，有一个清理"三种人"的运动。这"三种人"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在主流历史叙述当中，三种人是高度重合的，因为"紧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就是所谓造反派，打砸抢全都是他们干的，现今的记载这样告诉我们。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记载了1966年两个周期的暴力高潮，第一个周期，从1966年8月20日开始，延续到9月，这即是"破四旧"中的打人、砸文物、抄家。有关这一期间的群众政治，我们只能根据王着中的一些支离破碎的线索推断出来：比如，这期间的红卫兵是由"红五类"按"唯成份论"组织的，排斥"黑五类"或"黑七类"（第66页）；但是，"红五类"红卫兵，比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和"西纠"，"是坚定地保护领导机关和老干部的"（第88页），类似的，在高校，保护工作组、保护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仍是多数派，"多数派也造反，总的说来，他们造'牛鬼蛇神'的反，而不造领导机关和老干部的反"（第？页），但王着在这里缺少了画龙点睛的一笔：多数派所谓造"牛鬼蛇神"的反，就是对所谓"牛鬼蛇神"实行打骂、凌辱、抄家、劳改，正是第一周期打砸抄的组成部分。王着难以直言、但间接默认的一个确凿事实是：第一周期暴力的主体，不是别人，正是"爱党、爱老干部"的亲体制势力，而不是"紧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实际上，所谓"紧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即高校少数派，倒是第一周期暴力的受害者，因为"西纠"和高校多数派常常把对付"牛鬼蛇神"的各种手段也用在他们身上。有关"西纠"和老红卫兵的来龙去脉，请读者参考《从"对联"到"联动"：血统论、特权与保守》文章中的专门讨论。
王着所记载的第二个暴力周期，是10月5日中央批转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之后，"军队院校和地方迅速出现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的'黑材料'的热潮，在对某一人给予不给予平反、材料如何处理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加剧了了上下之间和群众之间的对立。上访因此增多，打、砸、抢、抄、抓等违法活动为之发展，一些学校开始发生武斗事件。"从这个概括描述中，读者也许能够体会到前后两个周期的暴力性质的不同，遗憾的是，以上引文就是王着对该期间事态发展的所费的全部笔墨，这反映了大部分现有文革编史所共有的对群众政治的忽视。作为"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的一部分，本文专门填补王着所遗留下的这个空白，即1966年最后几个月内，群众性平反运动和追查"黑材料"的情况，包括从精英到群众对"黑材料"问题的谈论，以及围绕"黑材料"的斗争，从谈判和僵持，到抢夺和肉搏。本文是《"资反线"与群众平反运动：文革中的迫害与反迫害》的续篇，这个问题的意义和有关历史背景、原始材料在上篇中有所交代，请参考。本文相对独立地探讨围绕"黑材料"的斗争这个专门问题。
有关"黑材料"
文化大革命一词中的"文化"二字经常遭到非议，但文革运动的一个特点，确实是把文字领域提到了一个空前重大的地位，那就是全社会对文字资料的几乎痴迷的关注，不仅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讲话记录、辩论会发言稿成为人们每日的精神食粮，最新的社论文章、中央文件、档案材料，更是常常决定着人们的安危命运。"黑材料"的词面意义既是指记录着某人罪行、错误和污点的文件，又是指领导人或其它人背地里以非法的手段，恶意地收集或编造别人的不慎言行乃至罪行的记录，可以用来指控和迫害人。广义的说，本人或者别人所写的思想汇报、会议发言、大字报、检查、日记、通信、个人档案等等，都可以成为"黑材料"。而恶意地收集或编造"黑材料"以迫害某人的行为，就称为"整某人的黑材料"。下面进一步说明，文革初期"黑材料"的来龙去脉。
（一）什么是黑材料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说："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涉及材料问题，而群众对这个问题不约而同的称呼就是"黑材料"。《紧急指示》发布后，各地"黑材料"问题不但大多没有解决，反而使领导与群众的冲突激化了。以迫害为用途的"黑材料"就成为斗争焦点：受迫害的群众要求平反、恢复名誉，而领导人要捍卫其治理权的神经中枢，这就是对官方文件的垄断权。
自从人类文字文明出现以后，它就成为统治的关键工具，领导人对文字信息的占有权、处置权，是领导人一切权力的关键，而十七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级领导人，随其官僚化、脱离群众、滥用权力的程度不同，也不同程度地把档案材料、涉及群众言行的各种文字记录，当作是管教和驯服群众的有效工具。文革运动开始后的一个阶段内，各地当权派普遍地对不驯服的群众进行迫害，"黑材料"问题便成为群众的冤屈不满情绪以及随之发展出来的抗议行动的焦点。
为了澄清《紧急指示》发布后概念理解上和政策实施中的混乱，周恩来十月二十二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的讲话中，作了一次权威性的解释。周恩来对地质学院的多数派说："邹家尤搞了些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两个月了，他们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还不交。最后，'东方红'把五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我们一直宣布黑材料大概有这样的东西：
第一、 工作组对上级的报告，这些报告把学生分成两派，从一去就这样做，揭工作组的是反革命派了。
第二、 排队，排队也不恰当嘛，排左中右。
第三、 检讨材料让被压制的一方检讨。
第四、 对支持工作组的就叫他们供应材料。
第五、 出简报，这种简报有很大的倾向性，把反工作组的都说成是反革命，把拥护工作组的都说成是好的。
第六、 工作组组员记的日记，记哪些同志说什么话……
第七、 工作组会议记录。据我调查，大体有这样七类。"
周恩来的讲话时是在十月下旬，各地已经出现群众抢黑材料的现象。周恩来说："关于这七类材料，或多或少工作组都有，因此，无怪于受压制的少数，你不给，他就去抢！外语学院，你就相信刘新权那么老实呀！（外语学院一同志解释了一句）你还替他辩护！我做总理的不如你知道！我亲手处理的嘛！"[1]
（二）档案、材料问题的历史来由
从1966年10月到年底这个时间窗口，中央领导人多次说明"黑材料"问题和个人档案制度的联系，说明"黑材料"问题和历史上苏联的影响、王明的影响的关系，以及强调毛泽东最反对这套作风。这期间，也是中央对无产阶级群众大民主、巴黎公社原则等主题进行舆论动员的阶段。令人遗憾的是，舆论的动员，群众的集体行动，最终没有导致不合理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官僚体制对群众实行关卡压的许多制度性工具被保留下来。
下面来看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成员有关档案、材料问题的历史来由问题的一些言论。 王力11月9日在政协礼堂对山东来京串连的师生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毛主席的传统，另一种是国民党作风的影响，直到苏共修正主义的坏影响，过去错误路线那还不是国民党作风？我一定要接受我们党的正确传统，接受毛主席的正确传统，斗争方针。不要象他们那样整人，整群众的材料，我们不要搞盯稍，监视，搜查笔记本等不正确作法。"[2] 《周总理12月3日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员工时的讲话》记载着这样的对话：同学：工作组利用过去的思想汇报或党团组织生活会上的汇报拿来整人。总理：你们认为这好不好？同学：不好。总理：这是不健全的党风，这是王明搞的那一套，从苏联学来的，以后安子文也是这样，这是很不健康的党风，主席很反对。同学：有人不但汇报自己，还汇报别人。总理：这是全国性很大的问题，一定要纠正。
陶铸11月12日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讲话说：（谈到档案问题时）"我们党有些不好的作风没有去掉，我参加革命四十年，还没有解决。工作组来时就排队摸底整材料。这由来已久，过去教条主义从苏联带来的，是特务作风！要破四旧！毛主席最反对这一套！""过去搞档案是苏联的，只看缺点，一句话一个字就记下来，日积月累，问题就大了，什么排队、鉴定、思想动态，思想分析都是错误的！有人讲错几句话，可恰恰是革命的，有人规规矩矩，不声不响但确是保守的。中央想把这个东西彻底改变，把旧东西统统搞掉，把过去的坏东西统统搞掉！"
陶铸11月16日接见另一批外地串连学生时说："我们还有些错误的东西，如保卫工作、组织工作还受到苏联格别乌的影响。""过去的一套是不相信群众，搞什么排队，听到一句话就记下来归档案了。"[3]
（三）为什么要"一烧了之"？
以检举、汇报为形式的"黑材料"，其制造过程经常意味着：领导人假借一部分群众之手，去迫害另一部分群众。那么，推翻"黑材料"的指控，平反冤案，又有导致逆向迫害的危险，同样造成一部分群众去斗争另一部分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遗留下来的长期困扰文革群众运动的问题。一些地方，造反派群众夺取了黑材料之后，出于报复或追查到底的心理，又将黑名单之类公布与众，或拿来作更多的文章，引起了新的矛盾，原有的派别分裂更趋于对立。
1966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申诉告状的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些材料是运动初期搞的，错误地对同学搞左中右排队，有的还搞了名单，欺骗一部分同学检举另一部分同学，这是错误的。不把名单公布，只有好处，不致增加同学中的对立，不致引起同学斗同学，群众斗群众。……这个问题，经过中央常委、林彪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大家研究，再三考虑，共同认为还是一烧了之为好。"周恩来在12月13日凌晨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中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以后不要再公布黑名单了，这不是一种好作风，这时一种小动作，毛主席、林副主席主张一火了之。我以45年的党龄和我经过党内痛苦的经验告诉你们，这样做对党不利，彭罗陆杨就是使用过这种作风，这是不好的。"[4]
整黑材料的案例
具反讽意义的是：文革前十七年当权派给群众整黑材料的文体，在文革运动中被群众所完全学习过来，反过来用来指控当权派，但区别在于：这不再是具有官方意义的官僚文书，而是成为群众大民主的一种形式，在社会上自由的传播和泛滥。这里要提到的，就是一份题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长篇材料，登载于"成都打李总站教育系统联络站"编辑的《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下面内容来自这篇材料。
一九六六年七月初，四川省文革小组长周颐要省委办公厅印刷分类排队统计表格，发到各地，各大专院校，叫各校工作组在各校师生中搞分类排队、整材料。工作组进校后，时间抓得很紧，每五天排一次队，并向大学组汇报一次。对学生也排左、中、右，揭发党内当权派的大字报多的学生，也就被排在右边。根据这个官方统计材料，截止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为止，四川全省干部和教师中在大字报上被点名"火烧"的达206,320人，占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干部、教师总数的38.9％，其中一般干部144,599人，占总人数的35.4％，教师523611人，占总人数的43.2％，仅从成都地区大专院校统计，中层干部450人，截止六六年八月，就有142人被打成三、四类（即被批、斗对象），占31.5％。其中川医中层干部被打成三、四类的达43％，成大为51.2％，川音为38％，川师竟高达64.2％。
一九六六年九月底，省文革大学组负责人张广钦等人按照西南局九月十六日、二十三日两次会议的部署，去北京进行秘密活动，在北京以解决四川赴京学生的生活福利问题为借口，大量搜集串连师生赴京告状的情况（组织名称、人员、名单、家庭历史、本人政治面貌、观点……），每天用密电把得到的情报打回成都，在成都由袁仲凡整理后，印成简报，直接送交李井泉、廖志高。同一时期，李井泉指示大学组下设的联络、情报、宣传、研究等组专门负责搜集学生动态，研究对策。他们逐日对学生召开的各种集会，游行示威，贴大字报，传单，学生的动向等，写成简报或报告。
材料接着记载：在六六年十月中央会议前夕，四川省文革小组长周颐命令大学组、办公厅等赶制大批材料，准备拿到北京向中央"告状"，这些材料包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排队材料、文革筹委主要成员的分类排队材料，外地来川师生"放毒"的材料，报告某事件的"事实真相"材料，师生下厂下乡串连"影响生产"的材料。
西南局在成都市收集的材料的一个大致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十二月，从公安厅那里就搞了群众的五百多份黑材料，从大专院校联络总站（前身就是省文革小组大学组）搞了上千份黑材料和简报，从外地学生接待站搞了一百二十多份简报。
上述材料所提到的西南局、四川省当局的行为，实际上是几乎所有政府机关都开展的情报工作，这本属政府职权范围内，本来就是国家机器镇压职能的一部分，问题是当权派把镇压的矛头对准了学生和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年秋季开始的以销毁"黑材料"为内容的群众性反迫害运动，和文革运动的"元叙述"，即毛泽东有关文化革命的论述，特别是有关"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目标，有着密切的联系。
下面一个案例报道，揭露了黑材料与地方当权派动用国家机器迫害群众的更直接的关系。 六月一日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之后，福建省和福州市的"省市委吓坏了，立即批准了公安局的一个恐怖计划，名曰'打击投机倒把'。于是六月二日福州各学校开始把一些学生打成'反革命'。六月三日公安局通知各派出所，连夜赶制材料。没有证据笔录，只要排出名单，登上表格，拿出旧材料，就可以送分局批准。一夜间就制造出了1500多份材料，批准抓的有800至1000人。三日闹了个通宵，四日晚就来了个大行动。市委立即成立了总指挥部，各区成立分指挥部，动员全市干部4000多人如临大敌，按区分工包干，午夜12时统一行动抓人。他们叫做什么'集训'，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由区人委出面，出个通知，人就被公安局带走了。在800至1000人中，有80％多是基本群众，不少是只有小违法小缺点贫下中农，真正的地富反坏右还不到20％。当天晚上福州街道上成群结队地把人带走，一片白色恐怖，气氛十分紧张。""第二天郑重（福州市委负责人）大喊大叫，说什么这些'牛鬼蛇神'要狠狠地斗，要把他理光头、游街，要绑几个在大桥头示众等等。当时有些公安干部实在不敢执行，可是唐勇局长责令说：'你们大胆地做，不要怕违反政策，有责任我负责！'就这样，街上大斗争、大游街持续了十天左右，把基本群众和敌人集中在一起，苦役四个月。"这就是省市委心目中的文化革命。[5]
到了八月份，"十六条"公布后、南下学生开始串连，福州市公安局"要把南下学生'照相记帐'记下来。市局严密地布置了骨干，把家住本地回来串连的学生，每个人的名字，家庭情况，社会关系都写成黑材料，直接交市公安局"。[6]
斗争过程：谈判、抢夺与肉搏
由于军委《紧急指示》的规定触动了各级领导人长期以来认为天经地义的对官方文件档案的垄断权，有关处理黑材料的规定，在各级领导的抵制下，无法依照原有的政策实施渠道贯彻执行。《紧急指示》的实际贯彻，是靠群众大民主气氛下的集体行动，而这类集体行动不仅有和平的谈判协商（通常在领导人与群众组织代表之间），也包括比较激烈的形式，如请愿、绝食、包围和占领政府办公场所，直至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抢夺和肉搏战。在领导人一方面，面对群众要不到黑材料就"抢"的策略，他们就采取各种各样的"藏"的对策。藏的地点，通常是本单位的机要部门、保卫部门，也就是官僚体制中最排斥群众、最易于滥用权力的部门。比如，在周恩来接见群众的一次谈话中，建工学院的学生向周恩来汇报说："水泥设计院里整八·二四（少数派）的黑材料，被人放到保卫组放军火的柜子里，有的和档案放在一起了。"［《周总理接见北京建工院八一战斗团、井冈山部分战士的谈话》（1.7凌晨在中南海）］在有的单位，领导人更把"黑材料"转移到公、检、法等单位，甚至转移到军队机关，这是引起公、检、法和军队机关后来受到冲击的重要触发原因之一。
在一份题为《十月十一日周总理的口头指示》的材料中，附加了"写在前面"的一段说明文字，透露了黑材料以比较和平的方式转交的一例，该例涉及到级别较高的国家领导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其叙述口吻也是在群众出版物里较为少见的平静：
"十月十日，北外红旗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公社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二七红卫兵等五个红卫兵组织的一百多名红卫兵，前往外交部政治部，索取有关以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主任、外语学院前工作队主要负责人）为首的工作队整理同学的材料。十一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同志和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听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后来由他们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做了口头指示，罗贵波副部长于十一日晚十时，在外交部政治部会议室向我们进行口头传达。"
周恩来口头指示的主旨包括："宣布刘新权停职反省。因为他说在同学中没有进行排队，实际上是进行了排队；他说材料烧毁了，实际上是没有完全烧毁；他不但欺骗了同学们，也欺骗了外交部党委、陈毅副总理和周总理。""政治部其它文件柜，如果同学们需要检查的，可以在外交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和1－3位同学共同参加下，打开检查，凡属于与刘新权工作队有关的材料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希望同学们不应当利用这些材料去斗学生。与工作队无关的材料不能拿走。政治部的档案不准动。"
中央领导人直接干预有关黑材料的处理和交涉，在十月以后的几个月内是常见的。另一例是北京地质学院和前工作组组长邹家尤之间的交涉。10月9日早晨两点钟，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召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作了五项承诺，其中第二条就是："今晚你（指周荣鑫秘书长）同他们一起去，把工作队整理革命师生员工，包括干部的材料和已销毁的清单交出来，给'东方红'总部，邹家尤可以留在你们那个地方，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7]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当天上午在地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说："今天，昨天找了你们学校各个部分及院文革的负责同志开了个会，达成了一致的协议，有这么几条：第一：在运动中师生员工被围攻的材料，工作组临走时留下了这一部分材料应当交出来。第二：工作组走了后，院文革还继续这样做，这一部分师生员工的材料也应当交出来。第三：你们红卫兵也有些内部文件和材料涉及到对方的，今天上午也达成协议，也要交出来，这些材料交出来怎么处理，双方各派出四人，组成一个专案小组点清，双方达成协议，找一个地方暂时封闭起来，我们国务院市委也参加一二个人，但主要工作还是学生来做。"[8]
很多谈判都没有象上述两例那么和平地达成协议，而是引起大批人群面对面的对抗，或者造成对财物的轻微破坏。比如，周恩来在10月31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时讲了一例："北京政法学院要揪工作组斗，追查工作组的档案，我们没意见，最高法院副院长王ＸＸ把材料藏在档案室，同学们追到最高法院，王不给，同学们拿大棍子撬开了门（档案没破坏），我们出头了，给同学们做了工作，中央决定让王ＸＸ停职反省，同学们送回了卷宗，撤走了设在法院的联络站"。[9]
首都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1966年12月2日刊登《长沙工人来信：第三司令部的革命闯将在湖南工厂里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文章叙述：首都三司的成员来到湖南，深入几个点同工人打成一片，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湖南的工人9.24以后（即张平化"抓黑鬼"报告之后）受的打击和迫害很深。很多任务人、干部和群众被关、被斗、被逼写检讨和请罪书，有的甚至被逼自杀。"裕湘纱厂（即长沙纺纱厂）的职工分为两派，干部叫做'上队'，工人叫做'下队'，斗争很激烈。三司的革命闯将到该厂与工人相结合，清出了一批整工人的黑材料，准备拿出去，可是'上队'的人受一些人的纵容和欺骗，把他们包围起来，关起来打伤了一个。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反而故意造谣说：'三司令部的学生闯进裕湘纱厂，打伤三十多个工人。'因而轰动了长沙市。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和红色政权保卫军一起赶到裕湘进行围攻。湘江风雷挺进队和东方红总部得到消息及时支持裕纱，通过激烈的斗争，在铁的事实面前，省市委负责人签了字。答应了工人的条件：
一、 搜出的黑材料当众销毁，给被打击的革命工人公开恢复名誉。
二、 党委书记停职反省。
三、 撤走省委派出的变相的工作队联络员。"
文章叙述的第二桩事件是："11月14日晚上，三司令部的革命闯将发现省委有干部在二楼女厕所秘密烧毁黑材料，马上通知东方红总部和湘江风雷挺进队，一起配合，找到了省委第一书记，省委派负责干部和三司令部的红卫兵代表一起进行了清查。搜出了动员抓'右派'的黑材料，整革命小将'以谢若冰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的黑材料（谢若冰等八十个革命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冲破重重阻碍，来到北京，毛主席接见过谢若冰同志）。"[10]
如果说，上述案例中的谈判，在克服困难之后终于达成妥协，那么，更通常的情况是：群众和傲慢的官僚多次交涉，而始终得不到结果。一份以"北京日报红卫兵、北京日报革命职工"名义发出的、日期为1966年11月26日的《告全市革命同志书》，透露了这样的例子：
"九月中旬，《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发表后，市委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恣意曲解《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以为'反击'革命群众的时刻已到，于是，重演他们六、七月份'抓游鱼，反干扰'的故技，企图再一次把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斜路。就在这个时候，市委书记处书记高扬文代表市委指示《北京日报》新编委会吴象等人，把《北京日报》出现的所谓'坏人操纵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情况，代市委起草一个向中央的报告。由于证据不足，正式报告一直未能写成。吴象等人交给高扬文的只是一个报告初稿。
我们认为，市委在九月中旬布置《北京日报》新编委会负责人写这样的报告，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它是市委公然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罪证，必须严肃批判！这个报告初稿，是一个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的彻头彻尾的黑材料，必须按照中央指示处理！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六点三十分，《北京日报》红卫兵和革命职工二百余人到市委，要求高扬文交出这个黑材料。但是，市委负责人拒不接见，而市委书记处于深夜二十三点三十五分作了一个'决定'，企图以此压制我们。我们向市委副秘书长苏文申述理由，说市委书记处这一'决定'回避了我们提出的实质问题，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请求面见高扬文，进行交涉。但苏文蛮不讲理，拒绝我们的要求。二十四日中午十一时三十分苏文竟然利用欺骗群众的不正当手段脱身而去，置二百余名革命群众于不顾。
一切革命同志们，你们看一看，北京市委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他们沿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得又有多么远！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决定派遣一个战斗队前往市委，再次坚决要求高扬文交出黑报告初稿，并要求高扬文向《北京日报》红卫兵和革命职工公开道歉。同时，坚决要求市委副秘书长苏文当众检讨阻挠和破坏我们革命造反行动，以及采取欺骗手段耍弄革命群众的严重错误。"[11]
一篇关于中央戏剧学院－军事科学院"十·二七"事件报道，则包括谈判、僵持、抢夺与肉搏的全部过程。以下是这个报道的摘要。叙述的第一人称是中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
原工作队在撤离我院时，将全部黑材料非法带回原单位（军事科学院），而无视革命群众的多次强烈要求，拒不交回。因此，十月二十五日我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派代表前往该院，经过与原工作队分团负责人胡秉权、高体干等同志长达九小时的说理斗争，才只答应将部分黑材料加封。当场，胡秉权同志答应、并决心保证："一定不让任何人动此材料"。然而，他们却背信弃义，于十月二十七日有意让我院"红色造反团"（原中央戏剧学院红卫兵，维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守派）在此材料上也加上封条。这种违背诺言，企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无理做法，是原工作队分团领导站在前工作队的立场上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具体表现。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因此，在当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又派四名代表前去另行查封，并向原分团领导提出强烈抗议。
他们将四名代表带入接待室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郑国喜同志问胡秉权--
郑：周总理二十二日的讲话你们看过没有？
胡：看过了。
郑：总理的讲话算数不算数？
胡：当然算数。
郑：你们打算执行不执行？
胡：我们讨论研究了一天，应该执行。
这时，杨守林已将材料查封完毕，听了胡这句话；就说："这材料先放在我这里，……"
此刻，未等杨守林把话说出，原工作队人员林中和同志突然采取暴力行动，一下子扑到杨守林怀中用力夺取黑材料。此刻，胡秉权同志视而不见，不予制止。于是几位该院干部也参与了抢夺，林中和更加嚣张，猛力将杨摔倒在地，经过激烈争夺，从杨怀中把黑材料夺去。这时见材料已抢到林手中，胡秉权同志才假意斥责该院这几位干部："你们这是干什么？！"林趁机将黑材料放在墙角，其它四人马上围在林的附近如临大敌，形成保护圈。面对这种情况，郑国喜对此暴力行动提出强烈抗议，并说："你们今天这种行动，使我们对你们不能信任，材料在此存放我们不放心。我们今天要将材料带回去，等中央下达指示后开封。"当场遭到对方无理拒绝，双方展开辩论，对方当即派人打电话将军事科学院负责人王树声副院长、杨副院长、向仲华副政委（原文化部文革小组领导成员之一）请到现场（接待室）妄图阻止我们索取黑材料。此时，我院又派来四名代表，王树声副院长公然抗拒中央军委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并拒绝革命学生的革命要求说："我们是军人，我们要听总政的命令，你们这份材料不能拿走！保存在院党委由我负责。"
当场，郑国喜说："现在所交涉的问题，是我院革命师生员工和我院原工作队之间的矛盾。此材料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按军委指示军队无权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请你不要干涉，免得给自己找被动！"王无言对答走出房门。
此时，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上前索取材料，林中和与其它四位该院干部强力阻拦、拒不交出。于是双方撕扭一团，高体干（原工作队分团领导）见此情况，不但不加劝阻，反而对我们大发雷霆："你们这是革命行动吗？你们欺人太甚，你们能这样做我们也能。"于是对方更加蛮横，拚命阻拦，材料未被我们拿到。
晚十点左右，在屋内和楼道里分别集结了数十名战士与军官，周围出现了游动哨。在此强大压力之下我们不得不向学院汇报。我院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及其地革命群众，听此消息愤慨万分，立即聚集五十余人，乘车前往。在我们进入接待室前（黑材料在此室内），军事科学院某些领导人将一个排左右不明真相的战士（36人）调入室内，在放置黑材料的墙角处，组成三道人墙奉令保护。当时在场的官兵共有五十余人，楼道有二、三十人。此刻，王树声对革命学生吆吓地说："材料就是不能给，我看你们怎么下台？！"说罢领着几位领导人扬长而去。十点四十分左右我院同志进入室内。与对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原工作队员林中和同志态度极为恶劣。我们问："你知道你保护的是什么材料？"他说："有黑的有白的"我们又问："是谁叫你保护黑材料的？"林竟胆敢污蔑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说："也可以说是毛主席叫我保护的。" ……
十二点二十五分我院各红卫兵组织负责人提出最后通碟：如果到一点钟（即二十八日）还不将材料交出就采取必要的行动。到一点时官兵却增达七十二人。通牒时间已到，我们再次让开路鼓掌，念语录请战士出去，战士仍然坚守。于是，我们将站成三排人墙保护黑材料的解放军战士一个一个地往外拉，我们对他们说："请你们出去吧！你们保护的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材料，你们这样做就犯错误了。"但是，由于这些战士是受该院某些负责人和原工作分团领导之令来保护"文件"的，所以，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劝说，而是尽全力保护黑材料，他们奋力地冲来冲去，其中个别战士因过度疲劳而昏过去。
与此同时，在门口也发生了撕扭，楼道中的该院干部拼命住屋里挤，将门口的我院一个女同学两次挤倒在地，以致使她犯了呓症昏迷不醒。同时，原工作队队员于波同志在门口，煽风点火，挑动战士说："快！把大衣脱了往里冲啊……！"原工作队员林中和同志也在那里指挥战士："上！上！"混乱一团。争夺过程中，我院同学一直坚持说理，指出："你们保的是黑材料，请你们不要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然你们要犯错误的。"战士却回答："我是在保护文件。我是个战士，我要服从命令！"（可见有人布置）这次撕扭持续一小时之久。半夜学院多次打电话来询问，但他们却故意挂上不接，或故意错传号码进行刁难！在斗争激烈时值班室电话突然不通，使我们与外界失掉联系！ ……
二十八日上午六时左右，我院派代表去军委文革，向他们简单说明了情况，军委文革打电话请示后，表示（1）支持你们的革命要求；（2）科学院派军队不对，（3）希望不要把事态扩大。其后，他们和解放军报社联系，派了记者前去现场。
对方固守，不交出黑材料。十一点零五分我们发出最后通碟："限二十分钟内将材料交出，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一切后果将由军事科学院及原工作队分团领导全部承担。"此时该院狄副政委才答应将采取措施，给予答复。
十一点二十六分，对方毫无任何撤出队伍的迹象，时间已过，也并未予答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室内同志采取了行动，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声中，终于在十一点三十二分将部分黑材料抢了出来。
大队撤走之后，我院留下代表与原工作队分团领导谈判，提出三个条件：（1）必须把其它院校的村料交出来，（2）抢走的黑材料只是一小部分，必须将我院的全部材料交出来，（3）强烈抗议军事科学院某些领导，调派军队镇压革命学生，挑逗战士斗学生；科学院党委必须向广大战士检查；向我们做深刻检查。
以上就是影响波及整个北京市的"十·二七"事件的大致轮廓，该事件不仅是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抢"黑材料"行动，而且，冲突发生在学生造反派和解放军之间，这在全国也是较早的一例，增加了事件的严重意义。事件产生的冲击效果是：在北京以及全国都谣传：第三司令部打死了四名、打伤了二十几名解放军。十一月八日晚上十时，军事科学院干部禾田的儿子、北京外语学校学生禾卫民带领一群学生以"十·二七"事件为由冲击第三司令部，是一次余波震荡。[12]
如果说，群众出版物上的文章的客观性、准确性不可完全信赖，那么，我们来参考一位移居香港的作者对当时目击的回忆。《广州电影界的造反者－－珠影东方红》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在香港出版，是这样描写有关事件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继"东方红"［指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笔者注］在珠影厂内砸了人事、保卫科的保险柜，抢到了"黑材料"之后，广州地区许多单位也发生了大抢"黑材料"的情况，迅速地形成了一股暴风骤雨般的风潮，不但发生在各该单位的人事保卫部门之内，而且蔓延到各该单位的上级领导机关也被有组织的群众冲砸。这股风潮无疑是旗派［广州地区造反派的总称－－萧注］鼓动起来的。事实上这种行动就是广州旗派在当时的中心任务，同时亦是他们当时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当发生这种抢的情况的时候，各单位（包括其上级领导机关）办理人事组织的人都慌了手脚，他们急忙将人事档案上交省委组织部，请求保管或处理，往上一推以求卸责。然而当时的省委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这时省委各部已被有组织的群众冲击抢砸过许多次了，又怎能保得住这堆上交的所谓黑材料？后来不知由谁想出了一条"交由可靠的革命群众组织代为保管"的妙计，于是把这一大批的"黑材料"秘密地转移到中山大学的图书馆内，交由人多势大的"保派"组织"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代为保管，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过被抢的厄运。这条妙计本是相当高明，因为中大图书馆是个偏僻而冷门的大楼，文革开始以后便封闭不用了，平常亦不会被人注意到，而且这座图书馆当时是控制在"中大革委会"的手里。把"黑材料"密存与此，实在是很符合天时、地利与人和的。讵料事情终于被"中大红旗"的人知道了，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既然"黑材料"送上门来，焉有不抢之理？于是由素有"中大红旗敢死队"之称的"八三一"红卫兵带头去抢。但"中大革委会"亦已早有戒备，召来上千人之众守卫着这座图书馆，加之这座建筑物只有一道楼梯上楼，因此"中大红旗"久攻不下，还被打伤了人，便打电话把情况告诉珠影"东方红"。曹征［珠影"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接到电话，当即动员全体成员前去支援助抢，同时马上打电话联络"广州红旗工人"总部，"八一战斗兵团"和旗派学生，一下子纠合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到中大的校园，情况骤然变得异常紧张。"中大革委会"亦打电话向东风派［广州地区保守派的总称，亦称"总派"，"东风派"是1967年3月以后的称呼－－萧注］的"红总"、"地总"和"主义兵"求援，同时又打电话报告军区，请求派解放军来镇压……。于是中大图书馆周围便展开了万余人之众的攻防战。武斗情况十分激烈。两派之间还有上千的解放军夹在当中，这些军人手扣手地筑成了一道人墙，名为防止两派武斗，实则保护图书馆内的"黑材料"。这样双方对持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最后旗派的人狠命地冲破了解放军的人墙，终于夺取了楼梯登上书库，他们砸烂了门窗和箱柜，搜到了"黑材料"。但是，此刻楼下仍然被上万的人重重围困着，旗派和东风派的人梅花间竹地包围了几个圈，继续展开搏斗，包围圈当中还夹杂着解放军在声嘶力竭地念毛语录，进行劝架，故即使抢到"黑材料"也无法运出来。还是"东方红"的曹征有谋略，他把旗派的女学生和"东方红"的女成员组合起来，组织一个救护组，说是要上楼去救护受伤的战友，拖着解放军作为掩护，冲开"中大革委会"的防线一同上楼，但她们进入书库之后就拼命将"黑材料"往自己的衬衫内、裤兜里塞，塞满了就猛冲下楼突围而出，被拖上楼的解放军虽然眼巴巴看着她们这些动作，但碍于她们是妇女，一时不知所措，亦无法动手制止。这时"东方红"已经备好了几辆汽车在校门外接应，等她们连人带"黑材料"上了车就立即开走。这次珠影"东方红"就是用这种办法支持协助"中大红旗"抢到不少"黑材料"的。
事后一位"东方红"的女成员告诉我：
"这回抢到可以装满几麻包的黑材料，但还未及存放在书库里的十分之一哩！"她还说："我个人就抢到了一大捆，当晚先由各人带回家里去，以后才交回给自己的所属组织。我看过自己抢到的那一份，原来是一间中学教职员和一处邮电所职工的人事档案，这些档案当中还夹杂着他们党支部在运动中斗批教职员工的材料哩，几乎每个人的档案都附有所谓言行记录，政治怀疑要点，别人对他的检举报告，后期处理参考意见等等。真是可怕，也真令人愤恨……！"
另一位"东方红"的成员又告诉我：
"虽然这次抢得不够干净彻底，也并非抢到自己的黑材料，还被他们打伤了不少人，但在政治上的收获，我们认为是很大的。"
我问："为什么呢？"
他说："第一，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反动路线的保皇派以当头一棒，煞煞他们的威风；第二，彻底暴露了以刘、邓、陶为首的黑帮多年以来假人事制度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陷害的罪恶手段，造了这种罪恶手段的反；第三，使革命群众看到自己的或别人的黑材料，受到一次活生生的教育，从而觉悟起来，提高了革命造反的情绪；第四，通过这次革命行动，考验了群众的斗争性和检验了我们旗派的组织力量。"[13]
从以上叙述，我们能了解到，造反派抢黑材料的运动，已经从反对个人迫害、争取自己平反，发展成为既解放自己、也解放别人，从而追求集体解放、普遍解放的正义事业，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1966年到1967年的一段时间里，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极度高涨，全社会都陶醉在巴黎公社改天换地的动人想象和浪漫主义气氛之中。
再来看一个外国人的目击和记载－－当时在上海外语学院任教的美籍英语教师尼尔·亨特所著《上海日记》，记述了1966年到1967年间上海市文革运动的情形，亨特的素材来自于他本人的观察、他的学生的讲述，以及他所搜集的材料的整理。
我们学院的造反派"野战军"怀疑校党委整了他们的黑材料。一个激进的学生曾在黑板上抄了一首革命烈士的诗，诗里提到要向"王"复仇，这里"王"是指蒋介石。但是一些保守派学生正在找造反派的黑材料，向党委汇报说：出现了一首反对毛主席的诗。党委表示要调查，但直到十月份也没有任何结果。造反派认为学校当权者手中有材料，准备将来对付"野战军"。此事在九月份一直引起较大的争议。十月份，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之后，野战军决定采取"革命行动"。十月十五日，他们以诗词事件为借口，其实是想缴获更重要的材料，野战军红卫兵将学校党委、文革小组和各系党总支的文件柜都仔细地封了封条。封条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一点也不新鲜－－不过是二、三英寸宽、二、三英尺长的纸条，上面写着加封日期和加封条者。这在当时上海是到处可见的一景。
党的当权派对此提出愤怒的抗议，但造反派会说："如果你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材料，为什么反对我们封档案呢？"当权派只好说：档案中有国家机密，乱动是违法的。当封档案的作法扩散到了所有学校和工厂与政府机关中，党的官员都是这样说。在我们学院，大多数学生反对封档案，支持党委的警告。这里，他们的看法是出于根深蒂固的纪律观念和对党的尊敬。
结果形成僵局。十月十八日，野战军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指控党委书记手中有造反派的"黑材料"，并要求他交出材料，承认错误。党委书记坚决否认，并得到红卫兵团（该校的多数派组织）和其它几个组织的支持。野战军经过许多会议和讨论之后，决定进行绝食。十月二十六日，三十四名野战军成员宣誓停止进食，直到党委书记在他们的要求上签字。尽管绝食的人比较少，但还是造成了相当的轰动。自从解放前的那些英勇斗争岁月以来，上海学生还从未采取过这样的反对当权派的斗争。绝食也不限于我们学院。其它上海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同时发起了绝食行动。
大量的大字报谴责绝食行动是"资产阶级的武器"，"在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没有必要"，以及"是不合法的斗争方式"、"无缘无故损害身体"。我们学院的红卫兵团和临委与其它组织一起，举行了一个唱对台戏的静坐示威，这件事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和大字报上都成为一个话题，使学院第一次吸引了全上海的瞩目。
也许因为吸引了太多的关注，党委书记突然同意造反派的要求。但造反派高兴过早了，绝食刚一停止，党委书记就用大字报解释说："我并没有见到任何可以用来迫害学生的材料。"同时也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表示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党委书记的作法，既得罪了造反派，也得罪了保守派。……
十一月八日，野战军半夜突袭党支部的办公室，将他们自己贴的封条打开，查看文件。在此之前，他们慑于党委有关国家机密的警告，一直未敢开封，但现在他们恐怕当权派要销毁证据。突袭之后，野战军声称发现了他们要找的黑材料，但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东西。党委理所当然地大声抗议，否认"黑材料"的存在，并谴责少数派的"法西斯暴行"。
反对野战军的势力越来越大。但野战军出于某种考虑，再次出击，这次是校党委的办公室。十一月十日的事件是我们学院自运动开始以来最壮观的斗争了。夜晚，野战军走近三层的办公楼时，发现从一楼到楼顶都由红卫兵团和保守派的教师和工人把守着。双方各有几百人。于是，在入口、走廊等地方，发生了拳脚相向的冲突。
第二天，大字报上照例公布了受伤情况，难免有一些添油加醋，红卫兵冲突之后都是如此。这次战斗结果不很分明：野战军声称发现了一批"黑材料"，而红卫兵团坚决否认。
有关谁挑起武斗的争论，转向了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个争论绝不仅限于我们学院。一份小册子说："最近，复旦大学、上海工程学院、上海外语学院、交通大学和其它地方，都发生了抢'黑材料'的事。由于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所以这件事一被提起，就成为谈话和争论的焦点。有人说这是好得很的革命手段，有人谴责说这是破坏法律，还有人说这并不全好也不全坏，因为这是用错误的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这个小册子是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造反派组织散发的。小册子引用了周恩来七月二十二日［原文之误，应为十月二十二日－－笔者注］所作的"黑材料"的定义，以及将这种压迫行为形容为国民党"训政"的比喻，得出结论说，在这种特别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中央军委的指示已经发出一个多月了，但至今仍没有一个上海高校交出一张半张黑材料。有许多任务厂、机关、文化艺术单位，那里人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内容。一个月以来，上海市委根本没有宣传《紧急指示》，而是顽固地封锁……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革命派别无选择，只有武力抢'黑材料'！"
亨特的记载还告诉我们：抢材料的行动是经过周密协调的，行动者是由多个学校的人组成的。比如上海工程学院造反派的抢黑材料行动，就有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和上海水产学院的盟友参加。另一个有趣现象是：工程学院抢黑材料的肉搏战的同时，有双方广播喇叭的宣传战，保卫大楼的一方设法切断了包围一方的广播喇叭，并大声广播自己的宣传，主题是："我们不让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重演！"这是当时对造反派的一个普遍的指控。[14]
随着"抢材料"渐渐变成一种标准的集体行动模式，它也不再是造反派的专利，围绕材料的政治斗争，也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比如，一份有关北京市灰砂石总厂（在长辛店）的报道：12月27日，该厂的"保皇派"（由捍卫团改头换面的"造反队"）突然把该厂厂长、书记等当权派被群众揭发的材料抢出，装上汽车，企图转移和销毁，保当权派过关，同时也替自己开脱罪责。当即被该厂红色造反者发现，和他们辩论，不准他们转移该材料，结果"造反队"抢材料的计划流产。但他们在当权派的怂恿下，带领六百多人进城闹罢工，闹告状，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也没有成功。后来，"造反队"于1967年1月5日联合北京市的其它"保皇派"在厂里制造了"一·五"流血事件。［《灰厂"一·五"流血事件》，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红色造反报》1967年1月12日。］
鉴于《紧急指示》发出后档案材料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反而引起领导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更大的对立，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发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这个文件特别强调："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对立。"并对档案材料的范围，处理的程序、适用的范围，都作了更清晰的界定。一方面，它规定有关材料应当"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另一方面，"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精神，根据上述规定，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只许文斗，不许武斗。"《补充规定》还特地强调了保护干部："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当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难以看出这份官方文件达到了其预定效果。然而，它却印证了上述不同来源的材料对围绕"黑材料"的谈判、僵持、抢夺、肉搏等记载的真实性。周恩来在12月9日的一次讲话中也提到："十月五日批转军委关于'平反'的通知，十一月十六日的补充规定，可是现在找个典型都没有，现在还在争"。[15]直至1967年1月7日，周恩来还在解决一些单位的"黑材料"问题。《周总理接见北京建工院八一战斗团、井冈山部分战士的谈话》记载："周总理要部长下一道命令，把所有设计院、研究所、院等来个清理，在七、八、九三天（或至十日，四天）上午专搞材料，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笔记也交出来。'由科、室为单位封闭、集中起来，然后组织你们（指被接见的战士）左派去搜查，到任何地方抽查。我们信任你们（指在座的）你们可以信托的。组织不超过廿人的组织，去十一个单位（指研究、设计院）。部里右派也吸收，保字派可以去五个，人数不超过廿五个，吸收保字号的要群众不反对。施行了，还要调查，确实没有漏洞，抽查几个。以后根据材料丰富的，把揭发搞一个时期。看有人留副本，就作严厉处分。材料最后一火了之，最后当众烧毁。'"
发生较晚的一次抢"黑材料"事件，但却是规模较大、较为轰动、也引起上层关注的一次，是1966年12月在浙江杭州市发生的冲击省军区大院事件。这里，我根据文革结束后官方编纂的《浙江"文革"纪事》的记载。
冲击事件发生在12月23日，当天"深夜，'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在'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策划支持下，以追查省委存放在省军区所谓的黑材料和揪省委书记陈伟达为借口，纠集了一千多名造反派第一次冲进了省军区司令部大院。""12月24日，浙江大学造反派派出张根生等六人赴京向中央军委告省军区窝藏黑材料，窝藏当权派。1967年1月2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给省军区打来电话：浙江大学张根生等六人，去年12月30日到达北京，向中央军委告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的状，说龙潜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窝藏省委黑材料和省委负责同志等，军委答复三条：一、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揭浙江省军区的问题我们欢迎；二、浙江省军区有错误就要认真检查；三、责成南京军区派人到浙江省军区共同商量解决问题。"[16] 这次冲击事件的严重意义，在于两点：其一，这已经不是局限于针对某个具体基层单位党委或工作组的集体行动了，而是全市造反派的跨行业联合，向省委造反的大规模共同行动。其二，在于它成为二十多天后更大规模的一次冲击军区的预演，而第二次冲击导致了军区大院内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军民对峙的危机，呼应了全国各地军队普遍卷入地方文革矛盾的趋势，而普遍卷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省军区帮助省委藏匿黑材料，造成和群众的对立。
对于冲击浙江省军区事件，林彪在1966年12月27日发出了《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说：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屏同志电报向林副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与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情况，当天下午五点半，林彪同志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作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同一天，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批示道："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结语
行文至此，不能不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群众为什么诉诸绝食、肉搏、占领等激烈的手段，来解决黑材料的问题，以及如何评价这些行动。
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群众所采取的手段，还很难归类为暴力的范畴，即使我们认为这些手段是非和平的。进行绝食、肉搏或占领行动的人，通常是赤手空拳的人群，他们手中唯一的资源就是数量可观的人数，和对他们有利的最新舆论修辞。我们从前面各种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本文所叙述的时间范围内，各地当权派仍然掌握着主导性的权力，首先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其次是占有各种物质的、信息的、舆论的、符号的资源。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受迫害的群众才是暴力的真正受害者，因为群众受迫害的过程，几乎无一例外地就是被施暴的过程。
在受压迫的群众看来，黑材料问题不解决，不仅无法恢复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名誉，而且存在着将来遭受更大规模迫害的前景。在当权派的惯用语中，"运动后期"和"秋后算账"是两个最具威胁魔力的词语。群众出版物的一篇评论写到："有的人惯用硬的一套。他们到处放风，以'运动后期见'，'秋后算账'威胁革命群众。他们吓唬群众说：'别看这几个小子现在这么狂，到运动后期，当权的还是老子。那时再整你们！'"［本报评论员：《从平反开刀》，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革命工人报》，1967年1月12日。］
对于群众在围绕黑材料的斗争中使用肉搏的手段，《王力同志11月18日接见被苏联无理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报告》中所记录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解，王力说："过去抢档案等都不怪群众，而是怪领导，过去领导搞材料的错误手段是对付群众的，这些东西，群众是关系一辈子的，对群众是个威胁，一来个什么运动，拿出来就要整他，这太不合理怪领导上，不能怪群众。他要与你拼命，不打这一个月的架，我们也不理解这一个问题的严重性。打了一个月架，打破头，抬到医院的也有，砸了保险柜，把部长扣起来，学生不承认，说是他自己去的（笑）。"
值得注意的，是王年一所叙述的1966年前后两个周期的"打、砸、抄"的高潮之间的区别。第一周期以"老红卫兵"为主体的暴力，其特点是情绪发泄型的，甚至带着病态的虐待僻好，而不具备任何具体的政治目的，暴力本身就是目的，因而是一种符号象征行为。第二周期以造反派群众为主体的"暴力"，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抢夺、占领和肉搏，其特点是理性计算，即以肢体、人群的肉体力量为手段，达到一定的、具体的政治目的，比如抢到"黑材料"，要求领导人做出保证、道歉等等，因而，造反派群众的非和平手段、不服从行动，只是他们在理性选择之下不得不诉诸的工具，以实现他们的有限目标。
社会群体随着其社会位置、手中资源和政治诉求的不同，其集体行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流露着社会强者的文化价值、行为特征的保守主义团体，和代表着社会弱者的文化价值、行为特征的反体制、反权威团体之间。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和中国文革运动同时代、但在另一个完全迥异的社会经济体制下的一些事件。
一九六二年，围绕黑人青年麦雷迪斯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和密州州长的种族主义立场发生冲突，导致上千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带着武器，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里实施暴力，大打出手，来阻止麦雷迪斯入学，造成流血惨案。
一九六四年夏天，美国民间团体"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招募了数百名北方白人青年志愿者南下密西西比州声援种族歧视制度压迫下的黑人社区，帮助黑人进行选民登记、开办"自由学校"。这就是当时引起全美国关注的"自由夏天"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志愿者和当地黑人，遭到了当地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地方当局的残酷迫害，有四人惨遭杀害，四人受重伤，八十多人遭到毒打，上千人被捕（警察经常将被捕的人在释放时交给白人种族主义暴徒），三十七所黑人教堂被烧毁，三十家黑人住宅和店铺被炸毁、烧毁。
同年九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为抗议校方限制政治社团活动，二十二个学生组织在学校办公楼静坐十小时，启动了著名的"自由言论运动"。警察到校园逮捕学生活动分子，警车被学生包围。静坐和占领建筑物的抗议行动又持续了32小时。随后学生代表和校长举行谈判。两个月之后，校方撕毁协议，请加州州长派警察对学生实行大规模镇压，有783名学生被捕。一九六八年，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潮，学生的抗议方式更加激烈了。为反对学校带种族隔离性质的新建体育馆计划，示威游行的学生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并将代理教务长拘留了一天一夜。两天内，学生占领了五座大楼，校方动员了上千名警察以武力夺回了被占领建筑，并逮捕了近六百多人。
这里，形成了一种对照：保守主义团体的常见行动方式包括：制造暴力气氛、以血腥残忍来威慑和恐吓、习惯性的污言秽语、无序的骚乱，等等，总之，崇拜暴力和强大。而反体制、反权威的弱势群众的常见行动方式包括：请愿、静坐、占领，以非暴力手段对官方秩序的扰乱，等等，总之，以"公民不服从行动"作为概括。前者主要诉诸于人的非理性本能，比如：恐惧、憎恨、复仇等等，而后者主要诉诸于人的理性，即广义的集体行动逻辑。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手无寸铁的群众对特定的空间实行大规模的入侵、占领，几乎成为反体制、反权威的弱者群体行动的标准模式，比如：西方国家无家可归者和其它反体制团体进驻空屋的行动，反战、反核运动对军事基地、核电厂的占领行动，很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无地农民占领、定居并耕作空闲的耕地行动，等等。从法律意义上说，反体制、反权威的行动模式构成对官方或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也是一种"暴力"，然而这同时也正是"公民不服从行动"的扩大民主、赋权给下层的积极意义所在。
自然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文革的群众政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群众政治有着极大差别，特别是1966年10月至年底围绕"黑材料"的斗争，是在独一无二的中国条件下发生的。然而，两种迥然不同的集体行动方式的对照，无论在中国，在美国，在非洲，在拉美，都是成立的。两种行为方式联系着两种不同的政治背景，这一点也具有普遍性：在各种社会史上，以群众运动方式出现的极端保守主义，都倾向于滥用暴力恐怖、对弱者和弱势群体施加迫害，总之是忠实地按照"强者哲学"剧本里的台词来表演，而世界各地反体制、反权威的弱势群体，其群众运动手段也普遍地趋同于几个特定方式：请愿、绝食、占领。
如果以上二分法成立的话，那么，本文也许有助于我们区分"老红卫兵"的"党卫军"式的、"水晶之夜"式的打砸抄，和造反派群众围绕"黑材料"的抢夺、肉搏。以这个区别作为开端，在本文和笔者的其它文章中，将渐渐对文革中的两派做出社会学意义的分析：从"激进的保守主义"角度来考察"老红卫兵"现象，另一方面，从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反体制、反权威群众运动的比较视角来考察文革中的群众"造反"。
注释：[1]《周总理十月二十二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的讲话》，场合是接见北京各校原"多数派"代表近一百人，座谈纪要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二司）整理的。[2]《王力同志的讲话－－11.9政协礼堂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连革命师生的讲话》。[3]《陶铸十一月十二日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的讲话》；《陶铸十一月十六日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的讲话》。[4]《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地来京申诉告状的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原材料注明："1966年11月27日，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参阅。"《周总理12月13日凌晨接见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地点：中南海会议室，时间：13日凌晨2:05-4:40。[5]这桩迫害事件，属于典型的集体迫害案例。在文革运动初期，一些省市委领导人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理解为迫害、驱逐黑五类分子或其它领导心目中的"不良分子"。一份谈话记录－－《康生同志十一月十五日对新疆"少数派"的讲话》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文字，反映了类似的一桩事件： 康生同志讲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新串连一同志问："中央是否有这样的指示，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牛鬼蛇神都赶出城市"？康生回答，"没有这样的指示。"（这位同学拿出乌地区红卫兵总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公布的（66）纠字第四号通令交给康生同志看。（按：这是多数派组织发出的通令，发出后得到自治区党委的配合执行。但这是一个有严重错误的通令。我团［指"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及其它革命"少数派"社团发出通告，宣布这一通令无效－－记录整理者的按语）这位同学作说明说："这个通令发出后，乌鲁木齐公安机关配合活动。乌鲁木齐不但把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往外赶，还有的不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也往外赶。我们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的同志与自治区党委联系多次都没有解决。我们认为这样作法是不合适的。我们找王恩茂同志多次，十一月三十日［原文如此］找王恩茂等了八个小时都没有解决，我们觉得这是形左实右的，特别在现在自治区有些单位才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些在前一时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还没有平反。"[6]无产阶级政权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尖兵战斗组》：《揭穿省市委利用公安局镇压革命群众的阴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师院分部《曙光报》1967年1月9日。[7]《李富春同志的讲话（10.9召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8]《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十月九日上午在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材料来源注明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9]《周恩来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九时三十分在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座谈摘记》。[10]湖南建湘瓷厂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赴京战斗小组：《长沙工人来信：第三司令部的革命闯将在湖南工厂里的革命行动好得很！》，首都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1966年12月2日。[11]原载1966年12月2日《首都红卫兵》；类似这种通牒书是当时的流行文体，另一例是：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关于查封沈阳市公安局和到沈阳市公安局索取黑材料 告全市革命群众书》，1967年1月16日《八三一战报》。[12]《以铁的事实戳穿谎言－－军事科学院某些负责人调动解放军斗学生罪责难逃！》《首都红卫兵》1966年12月4日。另据记载，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在事件之后才加入首都三司的。[13]王超：《广州电影界的造反者－－珠影东方红》，中报周刊，1969年，p71-75。[14]NealeHunter,ShanghaiJournal:AnEyewitnessAccountoftheCulturalRevolution.F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s,1969,p111-131.翻译是笔者的。[15]《周总理十二月九日的讲话》。[16]《浙江"文革"纪事》，p21。有关官方文件材料放军区保存的先例和根据，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8日晚）中回答问题中有一项："其它文件（简报、会议材料）大区、各省可带回一份，中央各口可带回一份，如果机关不保险，可以放在军区保存，省市、各部不带回文件了，因为自顾不瑕，如谭ＸＸ。"然而，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透露了中央政策的矛盾、两难，从而留给地方党委的极大政策漏洞，文件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地方党委把重要档案材料，电台机要人员和机要交通人员，暂时转移到军事机关，这对保证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保证党内文电的正常传递，是有好处的，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党委，却借此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塞进军事机关。更恶劣的是，有的地方党委，自己干了这种事，却嫁祸于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
（本文根据书稿《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的一部分改写；其它部分章节在：http://geming.org/wenge/yanjiu/yanjiu.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