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此生唯有三激动

时间: 2014-07-28 12:49:10
栏目: 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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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风,来源:进步青年网 1991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年届八十的钱学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高规格新提法,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此前一直是战斗英雄、生产一线劳模的专利,从来没有向科学家倾斜过。授奖厅里掌声雷动,大家急切地等待着、猜测着,钱学森会怎样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呢? 主持人:“钱老,今天是不是很激动?” 钱学森:“今天我不是很激动。” ……全场寂静 钱学森:“在今天这么一个隆重的场合,我的心情到底怎么样?如果说老实话,应该承认我并不是很激动。” 紧接着,钱学森道出了他一生中真正激动的三次场景—— “我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当我同蒋英带着幼儿园年纪的儿子、女儿去向我的老师告别时,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看了在座的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 …… 当我读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是钱老提到他第三次心情激动,说“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的时候,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噙满了眼眶…… 一次次回味这句话,我想,几千年了,人类终于无法阻挡一些事情的发生了——人类已经无法阻挡一部分社会精英背叛统治阶级而归到广大的劳动人民那边去了,是的,无法阻挡了。 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我们就被教育要心怀远大的理想,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学校要求每个同学写出自己将来的梦想,很多同学写的都是当一个科学家,或者是教师,而不是现在的“有车有房,”。十几年前,我们被教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十几年后,我们明白,这是个“拼爹”的时代。仿佛是刹那间,科学技术慷慨地让位于二代们及其爹们,俨然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 这种变化促使我深思,科学技术本身的巨大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进一步分析,它的作用似乎有点身不由己,掌握它的人看重的不是抽象的“科学高尚”,而是它所能带来的物质利益,现在,女孩们羡慕的已经不再是立志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奉献终身热血的人了,而代之以为祖国的房地产业、汽车业、化妆品业以及各种消费型产业奉献终身钱财的人。对很多科技工作着来说,地处穷山恶水中的科技岗位吸引他们的已经不再是穷山恶水本身而仅仅只是穷山恶水引起的金钱补贴。对很多大学生来说,那些单纯的学术理想,在经过几年现实生活的火烤油炸之后,已然面目全非,我听一个建筑专业的同学说过,“有很多充满着理想考入建筑系的同学。他们当初有的想成为建筑大师,改变中国作为洋建筑试验场的现状;有的想做一名负责的规划师,改变无休无止的城市化和逐渐拉大的城乡矛盾。可是到了大四再看,很多同学丧失了原本的热情、丢弃了之前的理想。在四年中我们会遇到很多挫折。比如:原来成绩名列前茅现在可能只是中游水平。在施工图实习期间,则发现设计单位只是开发商的服务者,而赚钱才是开发商的目的。”甚至有个法学研究生对我说,有个老师对学生说,趁现在中国法治一片乱象,可以浑水摸鱼捞一把,与他想象的师表形象简直截然相反……这种现象可以说当今中国的常态,如果仔细分析其社会原因,无非是一点,钱。市场经济大潮主导众生的沉浮,科学家、学者、医生和律师头顶上的神圣光环在赚钱这个目的面前黯然失色,一切都必须服从赚钱逻辑,换句话说,一切为了资本获得更多的利润。 那些拥有直接资本的人,即所谓工商业家及其子女,自然万流归宗地享有优越感,那些拥有间接资本的人,即所谓官员及其子女,由于在社会管理体系中享有结构性的优势,自然也感到风光无限。那些出身社会其他阶层,接受了高等教育,依靠个人奋斗幸运上升的人,在前两种人面前只能是俯首称臣,甚至卑躬屈膝。至于那些说什么也不可能上大学甚至上高中的人,只能去当工人,去当农民,去当个体户,一句话——安安心心的做“劳动人民”吧!而这里的“劳动人民”和钱学森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劳动人民”相比,已然异矣! 回过头来看钱学森那句话,当今之世,钱老大概会被人称作傻子吧,哦,不,也许不是,而是“高风亮节的科学家”——也仅仅是“高风亮节”而已! 改革的春风吹起之前,钱学森在一次工人代表会议上讲到: “我是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是在党的关怀下摆脱了美国政府的无理拘留后回到祖国来的。我发表过科学论文,在高等学校里教过书,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得很长久的一个知识分子。我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地方很多,来参加这次工人代表会议,就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要向各位代表学习。现在,我仅以一个学生的态度向大家报告: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多么快乐,多么光荣!我们所从事的火箭导弹研究事业,不是关在研究室里的事业,它是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它得到了全国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科学工作者的工作,也是整个劳动人民的事业,高级知识分子也正在加入到劳动大军的队伍里,我个人也是如此,这使我感到无上光荣。”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同志的告白。是什么力量使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为社会主义中国,为劳动人民的事业的奉献自己呢?设想,如果钱学森是去台湾为国民党效力,也许他仍旧能够在科技上有所建树,至少造出几个导弹是没什么问题的,并且他所能得到的物质利益也会很丰厚,但是,这是一条知识分子走了无数遍的老路,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老路,是一条没有什么创新的路,正如钱学森当年所说—— “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从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走向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从而结束几千年来的一贯状态。这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吗?所谓一贯状态是:知识是需要一个人全部精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再从事行政管理,当官、当资本家。一句话,历史上知识分子既不是像劳动人民那样受剥削压迫,也不是像统治者那样剥削压迫人,是一个阶层。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过去只能依附统治阶级才能生存,所以受统治阶级驱使控制,没有什么自由。……而另一方面,历史上知识分子既然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不为农民所信任。……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历史要创新了。” 2009年,钱老离我们远去,终年98岁。2010年,那位为中国革命而不是中国文化来中国的曾经的美国核科学家、国际主义战士寒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这两位都曾在美国学习了高端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不得不令人钦佩,他们及其同志的业绩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现在,历史的车轮又滚过几多坎坷历程,在经济变革的浪潮中,劳动人民全部沦陷了,知识分子大部分也沦陷了,除了钱学森所说的第一种类型的激动外,没有多少人会有第二、三种类型的激动了。然而,激动并没有完全泯灭,当人们面对黑暗时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义愤,并且这种义愤不是减少,反而更多了。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劳动人民需要回过头做他们曾经做过一遍的事情,知识分子也需要回过头重复曾经的事情,虽然这一次可能要更为艰难,但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过往的成败艰辛,看到历史车轮的运动规律,再多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