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与环境控制
---1970年代的中国经验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 1,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Mar., 1973), pp. 95-109）
作者：J. B. R. WHITNEY
翻译：进步青年翻译组
几个世纪以来，就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方面的改革，中国为西方的改革倡导者提供了一个典范1。 距离和文化上的差异让中国成为了一个非常适合的选择，由于西方对中国的普遍无知，使西方改革者得以将中国的模式包装成自己的理想，然后在社会中传播， 没有人能够挑战他们。 最近，可能是出于和早期同样的原因，中国提出了改革的一种模式，那就是协调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2。
虽然中国目前的领导人坚持很多理念，但是显然他们还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特殊地位：他们是这场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改革的先锋。而且一些西方的支持者认为他们就应该领导这场改革。事实上，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 ，在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中国对于他们生态改革的成果做了很谦虚的评价3。然而，他们强调自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言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由他们引起的道德层面、社会层面的问题。这样的陈述在中国的媒体和广播越来越多，此外，这也表明人们本着生态学原则，对于一开始出于其他原因执行的政策和规划，日益热衷于重新解读。所以有人就做出了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其它国家将会像现在研究中国革命战略一样深入研究中国的生态战略。
当地农业生态系统部分模仿自然生态过程，利用人和动物的能量去促进能量和营养物质的流动，使单位面积的土地获得了很高的生产效率。劳动密集型的覆盖技术加速了分解作用，使矿物质更快的回到土壤中以便于植物进一步吸收生长（F和G）。在中国许多地方,很大一部分作物的茎和叶是被用作燃料，回到土壤里去的是灰烬（H）。
当地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由高度组织性的空间营养物循环系统维持的。以租金、税收或者商品的形式输出到当地市场的谷物营养，部分以粪肥买卖的方式回到出发点。这些从农业系统流失的相对细小的营养流，统统在外源灌溉用水和从其它农业地区购买的食物中得到补偿。在对产出能力和稳定性的维持中，人类在改变环境变量（尤其是流动量、储存量和湿度控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有助于防止土地营养流失的措施，比如半山腰的梯田、灌溉系统、防洪系统和水稻栽培技术，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挖掘河床、湖泊的淤泥并用到田里的策略也是，不仅有利于防洪措施和灌溉储配，也让地球上流失的营养重归土壤。
在中国，饥荒的悠久历史清晰地表明：即使在现代之前的年代里，地方性的生态系统也未能保持自己的生产能力。营养元素的流出额超过了输入额，土地肥力下降。在很多岁月里害虫也分享了超过他们平常分享的三分之一的粮食。造成产量下降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洪灾和干旱。而它们是由于气候波动超过了当地环境工程所能维持的安全阈值而形成的。内乱和官方的腐败无能是不能充分利用人力来维持高水平产能的另一个祸因。
在十九到二十世纪期间，人口迅速增长，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出现进一步加速了环境和生态恶化的过程。特别是远程运输系统的发展和农产品出口交易的增长，许多农村植物养分流出增加。因此，到1949年政府建立的时候，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不稳定达到了空前危机。
共产主义环境政策的基础
从1949年开始，中国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就必须受人口和经济的限制。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中国有着近6亿人口，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12，000,000至15,000,000的速度增长着；第二，中国的耕地面积与其他大国相比相对不足（仅占国土面积的10%），而且经济成本较低的可开发的也很少；第三，近半数的现有耕地都易受到洪水和干旱灾害的反复侵害，因此每年的农业生产很难得到稳定的产量；第四，现有的高产区每英亩所供养的人数已是北美同样土地的20倍；第五，工业发展所需投入资金短缺。
众多领导人都有很强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已经决心主要依靠自给自足而非国外资助来积累所需资本。这意味着农业要承担起大部分的负担，土地生产力因此承担更多的压力。另外，他们渴望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又不想破坏革命原则。事实上，革命可以在整个世纪调动起人们全部的体力、智力以及精神的积极性。而这些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会因技术革新的联合和长期的这种革命状态得以实现6。
尽管生态环境质量在国家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国领导人却很少把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特别问题来看待。相反，他们已经看到了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它是作为人类通过剥削性的政治和经济系统带来的不和谐等更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因此他们认为自然界不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除非人类自己首先改变7。
环境和经济的发展
为了提高农业产量，中国领导人坚持认为自然一定要被改造。但这并不像一些西方观察者们所理解的那样，意味着大自然会因为其富饶而被掠夺和强暴，实际情况是：那些被大自然证明了会降低人造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因素会被去除。这些改造行动造就了一系列壮观景象，其中包括对"削减气候波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的尝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的许多河流的流域都进行了资本密集型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不过从那以后，工作的重点被转移到了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水利设施的建设上，这些小型水利设施很好地补充了大型水利工程所提供的防护功能，不但比投资大型工程更加廉价，还能使更大范围的地区享受到对水资源的管理所带来的好处。比如说，黄河上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就宣称能帮助下游低洼地带那些以前每十年都可能会被淹没一次的村庄抵御千年难得一见的大洪灾。
在1952到1967年间，全国的灌溉系统总覆盖范围从5100万英亩扩大到了9700万英亩，并且期待在未来的十年内以每年300万英亩的速率增加，当旱灾来临时，这套灌溉系统能够维持30到70天8。
联系解决减小环境波动产生的影响问题，需要改善乡村地区的环境。毛主席于1956年号召"绿化祖国"。植树造林是在这个决定上的一个主要尝试。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森林比例10%是全世界最低的，与苏联和美国的30%相差甚远。造林绿化使得倾斜的山坡稳定，阻止了水的流失和土壤的侵蚀，改善了总体的环境质量。在国家的大多数干旱地区，种植了长达数千里的防风林带去预防风沙，减少蒸发的流失。事实上，现在许多森林属于村镇自治体，与1949年之前森林在无人看管的情况对比，意味着他们现在将得到保护，以免未经允许的砍伐，维持持续的收获基础。
另一项政策目的在于提高生产力。而且，很可能对环境质量有很大而有益的影响。这项政策也是毛主席在1964年曾经号召过的："农业学大寨。"在那之后，大寨模式被不少公社学习。"大寨模式"是基于中国北方的一个规模小而贫穷的生产队将穷山恶水的小山村改造成富饶肥沃的农田的功绩而来的。坡地垒成了更多的水平梯田，以减少水土流失；山沟里垒起了岩石大坝，以监控淤泥的累计流量；新的农田随后在大坝的后方形成了；肥沃的土壤也从低地搬运来，铺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灌溉的水源从远处山间小溪顺着山丘的轮廓滋润这片新开垦的农田9。
另一项为提高农业生产力但益处较小的尝试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清除农业害虫运动。但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缺少足够有关害虫也是组成食物链关键一环的相关知识，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大型的打麻雀运动导致了害虫一次更大规模的入侵，以及对农作物损害10。（译者注：但麻雀作为四害之一被打只持续了不到2个月，因为中科院动物所的秉志先生给政府、毛主席写信建议并马上得到回应，将四害改为'老鼠、蚊、蝇、跳蚤'）
经过一系列关于中国人与自然矛盾的讨论后，发现中国隐约出现了人口迅猛增长对环境承载力造成逐年增长的巨大压力这个的问题，这一点在西方人眼中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中国的领导人对这种情况的态度已变得更加乐观和实际了。首先，由于几十年内中国人口数量和增速都不会减少，所以甚至有理论依据支持不必为此惋惜。第二，正如先前所说，中国传统农副产品需要依靠人类所提供的能量。因此，中国领导人相信，只要恰当动员群众，中国人民能够通过之前讨论过的精耕细作的方式自给自足。同时，领导人也知道，即使食物供应量足够，人口过快增长也会导致人们难以达到基本的物质和精神的生存标准。因此，除了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其它人口稠密地区都采取了人口控制政策，并且计划生育政策被同意实行，已达到优生优育并减少家庭负担和就业压力的效果11。正如Paul Ehrlich的言论和很多近来访问过中国的人员所证实的一样，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可能只适合于她自己12。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正如几个世纪前恩格斯的话："如果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需要像调整工业生产一样调节自己的人口生产，那么这种人口计划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 13
毛泽东主义的发展模式
生态环境管理不仅仅被上文所描述的一些直接的措施所影响，而且被许多作为毛泽东主义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的方针政策所影响。在这个战略里卓越的概念是：政治挂帅。在经济生活中，这被解释为整个经济领域，而不是它的一部分，当作出决定的时候这必须要考虑全局。因此，一个企业的效益和成本不能孤立地计算，要考虑企业将会对整个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影响14。然而这种原则经常被忽视，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大量的小规模水利工程被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实施的时候，他们都只关心地方利益而不管下游的用水者和区域的水平衡。
刘少奇，毛泽东的主要助手，据说他过于强调利润作为评判企业的唯一标准因而经常遭到批判。在'政治挂帅'的指导下，废弃物中的资源必须回收，不仅因为这个国家还很贫穷、浪费不起，更因为这些废弃物对于人民和环境都是有害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缺乏全面而综合的规划和对企业外部影响的考量。虽然许多国家不太认同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他们发现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正确的。不过，在这方面，中国人可能同样被诟病观念太局限，并且过于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暗示着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群众可能会忽视那些联系着人与环境的微妙关系。所以，即使出于纯粹的以人为本的观点，也应该是"生态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
"红"与专
由政治挂帅这一概念衍生出的观点是专业知识应该服从于"红"。当然,专业技术应该被鼓励,但最宝贵的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背景看到所有问题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的眼力,才能充分发挥专业知识的潜能。因此，当专业知识限制了专家的视野时，媒体经常会倡导意识纯正并且具有创新精神的农民和工人对环境提出管理方案。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鼓励公众参与规划过程的做法是有效的，他们宝贵的经验给世界其它地方提供了借鉴，但人们对专家的看法仍带着宗教式的敬畏。事实上,专家的解决方案也曾经因为没有采纳当地居民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建议，给环境带来过灾难性的后果。
'事物具有两面性 '
很多时候，（人们会）用"事物具有两面性"这句难懂的中国最为广泛引用的格言来陈述环境问题。根据这种辨证的观点，最初显得有害的环境问题可以变得有益。据毛主义者的分析，过度生产（创造浪费的产品）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该问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就是说，一方面原材料短缺，而另一方面是污染。因此，与西方人强调环境质量的恶化不同，中国人强调浪费和环境质量下降都是同一个问题的部分。正因如此，中国人相信只有当所有废弃物都被有效地利用时，污染问题才会解决。
大量文献都表明了如何通过综合利用将三废变为三宝。因此，轧钢厂多余的热能可以供啤酒厂使用；那些污水及工业废水，毒死了中国东北嫩江里的鱼，现在正得到处理并引向农村，从而减少农村耕地的化肥需求。据说，这些工厂制造的废弃物正将它们联系在一起。那些能够将大型企业的废弃物利用起来的工厂被建在附近，因此，这些工厂得以减少购买原材料的开支。
不能清晰地意识到污染的两面性是工业文明无法有效地处理环境质量问题的根源。因为私营企业利用废弃物是无利可图的，当私营企业必须要在使用昂贵的工艺处理废弃物和将废弃物排放到空气或者水中两种做法中选择一种时，结果就变得显而易见了。随后废弃物会被焚烧或者是填埋，随即变成了其它类型的污染。
城乡结合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的矛盾会持续地出现。这些矛盾最开始在自然中都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如果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他们，他们甚至会颠覆自己的革命成果。最危险的矛盾包括了社会的、经济的和城乡间的生态紧张。中国人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措施，这些措施能够对生态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放'运动将各行各业的城市居民转移到了乡村，使城市中的精英分子们拥有关于农村的广博的知识。想必这些知识分子们能够由此意识到农村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农村生态系统之上的。中国的这种政策与绝大部分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该政策最终会使城市知识分子走向农村。
乡村生产营养、城市消耗营养的矛盾被非常好地解决了，因为城市将会把用作食物和工业生产的营养再次返还给乡村地区。事实表明许多乡村的土地一直都是用来自附近城市处理过的污水浇灌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设施可以实现这种效果。举一个例子来讲，最近有一个报告讲述了沈阳的50万市民被动员起来把冬天积累的人粪运到乡村，然后把它在犁地之前播撒到田地里的事例17。
中国领导人规划建设城镇的方式表达了他们想缩小城乡差距的愿望，这些措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使城市居民可以同时参与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城中村'或者叫'村中城'在大庆油田逐渐发展起来，是由一个为农村服务的中心城市和4-5个在其一英里范围之内辐射开来的社区组成，而这些地区的居民同时从事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
'两条腿走路'
另一条毛主义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对环境有着重大的影响。它是同时利用传统和现代技术、以及专家，俗称"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毛泽东支持本土的技术和专家们利用好可用的人力和资源，而不是从其它经济领域或其它地区"进口"。这项战略同时也减轻了生态破坏的可能性。比如，本土的细菌肥料和微生物杀虫剂在本地加工处理后，广泛地用来对抗农业害虫，和提升畜牧业的产量。在中国南方，农民已经运用他们有关本土的生态学知识，用于培育一定数量的蜜蜂捕捉稻螟的幼虫。据报道，作物损坏大量减少。总而言之，这些鼓励"本土"的实践比当时广泛使用的现代农业技术和土地管理方法对环境更友好18。
区域自给自足
地方性的自成体系是毛主义发展战略的另一原则，这一战略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所有方面。它所强调的去中心化和自给自足最初与环境考虑无关，而主要由于意识形态和缺乏交通系统的原因，尤其是后者使地区分工不可行。战略目的也对地方自足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因为去中心化的经济承受外来打击能力更强、不易瘫痪。对传统地域性经济的强调至少在2个方面有利于环境，是以前没有得到关注的。
首先，在这种半封闭、基本自足的系统里，当系统内一地失误导致另一地环境恶化时，与相距较远的系统之间的情况相比，从决定到实施的反馈速度较快。 即使在大的城市区域，虽然距离其郊区供应基地较远，前述'下放'系统在理论上也可以保证两部分之间的迅速反馈。
第二，虽然工业和人口的分散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自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阻止庞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增长意味着许多地方不必应对更加集中的废弃物。除了废弃物的回收与综合利用政策之外，这种分散还表明了许多地方有可能使城市废水降解、并将有害影响降到最低。
结论
除了直接、明显地针对环境的政策外，很多经济和社会原则与策略也间接地服务于中国的环境与生态的健全性。直到最近中国还没有意识地把毛主义模式与环境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然而从中国媒体近两年公开的报告来判断，领导层似乎根据环境影响重新解释一些为其它问题制定的政策和大纲。比如说，中国政府并没有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归因于阶级斗争和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归因于那些不受控制的私人企业，他们唯利是图致使环境恶化19。这点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对比，因为在此制度下，幸福和繁荣而非利润才是人们最终的追求。事实上，考虑到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对马克思理论一种新的解读可能是：资本主义的衰败并不能归因于由科技革命导致的两个阶级的矛盾，而应该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即，利用技术对利润的无节制攫取导致的环境破坏。
然而,根本问题依然存在。在中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能维持目前的健康环境吗？在对待环境的问题上，中国是否提前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或者,中国只是暂时充分利用传统的人-环境的关系，而一旦有更高的技术后就抛弃这一政策？从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发言判断，通过上面讨论的策略，中国对它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安全持乐观态度。
综上所述，一个结论是：中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在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的经验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每个地方的农民都尝试去控制洪水和旱灾，都开发了山坡，都种树以保持水土，结合传统与现代技术用于处理当地的生态问题。在一些更加工业化的国家中也是这样，也有一些企业的废品被别的企业利用的例子，并且在城市规划中，都已经尝试过使城市生活富有田园风的方案。
中国的环保经验中与众不同的关键是领导人尝试将这些生态保护的方法和原则作为中国发展战略所必需的组成部分。在其它国家，环保事业的努力要么是零星、不受控制并且不协调的，要么是依靠开明的领导者和企业家突发的奇想而实施的。但是，在中国，最新节育设施的应用，对废弃物的多重利用，控制害虫的传统生态技术的使用，"大寨模式"的推广，"城乡结合"道路的选择——这些都是经过全国各地上百万工作组织讨论的重要主题，即使他们不一定都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于是，相比于应用处理特定生态问题的特殊技术，中国经验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那些能够改变人们眼界的方法。
在中国，环境问题被深深地嵌入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中，不可能被孤立出来。这种经验使所有国家去重新看待他们的发展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除了像营养物质循环技术和在对废品的多重利用的基础上构建工业生态这些优秀的特殊方式外，中国环保经验的其他部分也激发其它的国家对他们的发展进程做出改变。
首先，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工业或农业，不能只计算企业的盈利，必须去考虑其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其次，城市和工业集中是进军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需要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检讨。第三，中国运用公众参与计划执行当地的环境工程项目，去减少无法预料的或疏忽的生态恶化发生，可以作为学习的经验。第四，只有先进的技术与产品适合处理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观念，需要根据中国"两条腿走路"的经验进行再评估。最后，应当学习和采纳中国方式建立全民共识，如，去利用而不是丢弃废物、计划生育、和其它环境的措施。如果可能，非社会主义和更多元化的国家可以采用中国式的措施。
许多西方的环境组织当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一些英国顶尖科学家近日支持令人关注的生存蓝图20。虽然这个出版物没有提到中国的经验，但是它呼吁的做法类似中国的政策。这个蓝图倡导利用废水、分散都市化和工业化、强调中等和劳动密集型技术、建立自给自足的社区。发展规划的制定是对实际而不是经济成本的考虑，包括计划生育的政策，中国人在实践这些做法。
中国方面，应该检讨他们过于以人为中心观念。如，认为'政治挂帅'可以解决包括环境在内的所有问题。这个原则的运用会解决许多环境恶化问题，但是它不能完全代表地球维持过于脆弱的生命系统的所有需要，因为人类只是其中的一环21。
1 See, e.g., Harold R.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New York: John Day Co., 1958).
2 Globe and Mail (Toronto), June 6,1972.
3 Tang Ke, "China's Stand on the Question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Peking Review, June 16,1972, pp. 5-8.
4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these units are fully described in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vember 1964), 3-43.
5 One of the best account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rming system is Franklin H. King,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London: Johnathan Cape, 1949).
6 For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of conflicts between ide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e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7 Rhoads Murphey, "Man and Nature i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1 (October 1967)/ 313-33-
8 An account of some of these water-management schemes can be found in Owen L. Dawson, Communist China's Agriculture: Its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otential (New York: Praeger, 1970).
9 See Hua-wen Hsin et al., Tachai—Standard Bearer in China's Agriculture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2).
10 Georg Borgstrom, Too Many: An Ecological Overview of Earth's Limitations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71), p. 110.
11 Secon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Programme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956-1967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i960).
12 Paul Ehrlich and John P. Holdren, "Neither Marx nor Malthus," Saturday Review, November 6, 1971, pp. 88-91.
13 Frederich Engels, letter to Karl Kautsky, February 1, 1881, cited by Ronald Meeks, ed., Marx and Engels on Malthu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Books, 1954), p. 109.
14 Chi Wei, "Turning the Harmful into the Beneficial," Peking Review, January 28,1972, pp. 5-7.
15 Chiang-wen Lung, "Tsitsihar Saves its Fish," China Reconstructs 21 (June 1972), 8-10.
16 Ch'ing-yuan Hua, "In Multiple Purpose Use of Materials, It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What Is Harmful and Promote What Is Beneficial," Hung Ch'i, September 1, 1971, trans,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 (October 1971), pp. 66-72.
17 Shen Wen, "How Shenyang Became Self-Sufficient in Grain and Vegetables," Peking Review, March 5,1971, pp. 8-10.
18 The use of natural methods for disease and pest control is discussed in Man i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ed. Linda Weimer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1), pp. 98-168.
20 The Editorial Staff,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The Ecologist 2 (January 1972), pp. 1-43.
21 Barbara Ward and Rene Dubos, Only One Earth: 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72).
作者简介：
多伦多大学退休教授
Ph.D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1
Dip.Ed. University of Hull, U.K. 1950
B.A. (H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1948
古代中国的生态环境管理
在古代中国，除却一些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管辖的大型环境工程建设（如黄河上的防洪水利工程），更大部分对地表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人为影响源于数百万农民和几千个权贵家族的决策。（本文所述的"环境"只包含生态系统的基本决定要素：空气、太阳能、水、矿物质和气体。'生态系统'指生物进程和生物形式的网络。通过它，环境中的各要素得以流动。）通常，这些决策发生在县一级甚至在中国70，000个左右的基层交易区里4。而每个基层单元几乎完全自给自足，只与邻近地区和高一级经济区存在较少的贸易联系。
图1以高度精简的形式描述了植物、矿物质和养分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单元中流动的5。大多数情况下，家畜被用于农业生产，而只消耗一定量的植物养分（图1中的E），这些养分来源于没有被人食用的庄稼。
当地农业生态系统部分模仿自然生态过程，利用人和动物的能量去促进能量和营养物质的流动，使单位面积的土地获得了很高的生产效率。劳动密集型的覆盖技术加速了分解作用，使矿物质更快的回到土壤中以便于植物进一步吸收生长（F和G）。在中国许多地方,很大一部分作物的茎和叶是被用作燃料，回到土壤里去的是灰烬（H）。
当地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由高度组织性的空间营养物循环系统维持的。以租金、税收或者商品的形式输出到当地市场的谷物营养，部分以粪肥买卖的方式回到出发点。这些从农业系统流失的相对细小的营养流，统统在外源灌溉用水和从其它农业地区购买的食物中得到补偿。在对产出能力和稳定性的维持中，人类在改变环境变量（尤其是流动量、储存量和湿度控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有助于防止土地营养流失的措施，比如半山腰的梯田、灌溉系统、防洪系统和水稻栽培技术，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挖掘河床、湖泊的淤泥并用到田里的策略也是，不仅有利于防洪措施和灌溉储配，也让地球上流失的营养重归土壤。
在中国，饥荒的悠久历史清晰地表明：即使在现代之前的年代里，地方性的生态系统也未能保持自己的生产能力。营养元素的流出额超过了输入额，土地肥力下降。在很多岁月里害虫也分享了超过他们平常分享的三分之一的粮食。造成产量下降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洪灾和干旱。而它们是由于气候波动超过了当地环境工程所能维持的安全阈值而形成的。内乱和官方的腐败无能是不能充分利用人力来维持高水平产能的另一个祸因。
在十九到二十世纪期间，人口迅速增长，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出现进一步加速了环境和生态恶化的过程。特别是远程运输系统的发展和农产品出口交易的增长，许多农村植物养分流出增加。因此，到1949年政府建立的时候，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不稳定达到了空前危机。
共产主义环境政策的基础
从1949年开始，中国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就必须受人口和经济的限制。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中国有着近6亿人口，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12，000,000至15,000,000的速度增长着；第二，中国的耕地面积与其他大国相比相对不足（仅占国土面积的10%），而且经济成本较低的可开发的也很少；第三，近半数的现有耕地都易受到洪水和干旱灾害的反复侵害，因此每年的农业生产很难得到稳定的产量；第四，现有的高产区每英亩所供养的人数已是北美同样土地的20倍；第五，工业发展所需投入资金短缺。
众多领导人都有很强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已经决心主要依靠自给自足而非国外资助来积累所需资本。这意味着农业要承担起大部分的负担，土地生产力因此承担更多的压力。另外，他们渴望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又不想破坏革命原则。事实上，革命可以在整个世纪调动起人们全部的体力、智力以及精神的积极性。而这些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会因技术革新的联合和长期的这种革命状态得以实现6。
尽管生态环境质量在国家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国领导人却很少把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特别问题来看待。相反，他们已经看到了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它是作为人类通过剥削性的政治和经济系统带来的不和谐等更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因此他们认为自然界不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除非人类自己首先改变7。
环境和经济的发展
为了提高农业产量，中国领导人坚持认为自然一定要被改造。但这并不像一些西方观察者们所理解的那样，意味着大自然会因为其富饶而被掠夺和强暴，实际情况是：那些被大自然证明了会降低人造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因素会被去除。这些改造行动造就了一系列壮观景象，其中包括对"削减气候波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的尝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的许多河流的流域都进行了资本密集型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不过从那以后，工作的重点被转移到了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水利设施的建设上，这些小型水利设施很好地补充了大型水利工程所提供的防护功能，不但比投资大型工程更加廉价，还能使更大范围的地区享受到对水资源的管理所带来的好处。比如说，黄河上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就宣称能帮助下游低洼地带那些以前每十年都可能会被淹没一次的村庄抵御千年难得一见的大洪灾。
在1952到1967年间，全国的灌溉系统总覆盖范围从5100万英亩扩大到了9700万英亩，并且期待在未来的十年内以每年300万英亩的速率增加，当旱灾来临时，这套灌溉系统能够维持30到70天8。
联系解决减小环境波动产生的影响问题，需要改善乡村地区的环境。毛主席于1956年号召"绿化祖国"。植树造林是在这个决定上的一个主要尝试。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森林比例10%是全世界最低的，与苏联和美国的30%相差甚远。造林绿化使得倾斜的山坡稳定，阻止了水的流失和土壤的侵蚀，改善了总体的环境质量。在国家的大多数干旱地区，种植了长达数千里的防风林带去预防风沙，减少蒸发的流失。事实上，现在许多森林属于村镇自治体，与1949年之前森林在无人看管的情况对比，意味着他们现在将得到保护，以免未经允许的砍伐，维持持续的收获基础。
另一项政策目的在于提高生产力。而且，很可能对环境质量有很大而有益的影响。这项政策也是毛主席在1964年曾经号召过的："农业学大寨。"在那之后，大寨模式被不少公社学习。"大寨模式"是基于中国北方的一个规模小而贫穷的生产队将穷山恶水的小山村改造成富饶肥沃的农田的功绩而来的。坡地垒成了更多的水平梯田，以减少水土流失；山沟里垒起了岩石大坝，以监控淤泥的累计流量；新的农田随后在大坝的后方形成了；肥沃的土壤也从低地搬运来，铺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灌溉的水源从远处山间小溪顺着山丘的轮廓滋润这片新开垦的农田9。
另一项为提高农业生产力但益处较小的尝试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清除农业害虫运动。但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缺少足够有关害虫也是组成食物链关键一环的相关知识，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大型的打麻雀运动导致了害虫一次更大规模的入侵，以及对农作物损害10。（译者注：但麻雀作为四害之一被打只持续了不到2个月，因为中科院动物所的秉志先生给政府、毛主席写信建议并马上得到回应，将四害改为'老鼠、蚊、蝇、跳蚤'）
经过一系列关于中国人与自然矛盾的讨论后，发现中国隐约出现了人口迅猛增长对环境承载力造成逐年增长的巨大压力这个的问题，这一点在西方人眼中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中国的领导人对这种情况的态度已变得更加乐观和实际了。首先，由于几十年内中国人口数量和增速都不会减少，所以甚至有理论依据支持不必为此惋惜。第二，正如先前所说，中国传统农副产品需要依靠人类所提供的能量。因此，中国领导人相信，只要恰当动员群众，中国人民能够通过之前讨论过的精耕细作的方式自给自足。同时，领导人也知道，即使食物供应量足够，人口过快增长也会导致人们难以达到基本的物质和精神的生存标准。因此，除了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其它人口稠密地区都采取了人口控制政策，并且计划生育政策被同意实行，已达到优生优育并减少家庭负担和就业压力的效果11。正如Paul Ehrlich的言论和很多近来访问过中国的人员所证实的一样，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可能只适合于她自己12。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正如几个世纪前恩格斯的话："如果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需要像调整工业生产一样调节自己的人口生产，那么这种人口计划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 13
毛泽东主义的发展模式
生态环境管理不仅仅被上文所描述的一些直接的措施所影响，而且被许多作为毛泽东主义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的方针政策所影响。在这个战略里卓越的概念是：政治挂帅。在经济生活中，这被解释为整个经济领域，而不是它的一部分，当作出决定的时候这必须要考虑全局。因此，一个企业的效益和成本不能孤立地计算，要考虑企业将会对整个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影响14。然而这种原则经常被忽视，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大量的小规模水利工程被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实施的时候，他们都只关心地方利益而不管下游的用水者和区域的水平衡。
刘少奇，毛泽东的主要助手，据说他过于强调利润作为评判企业的唯一标准因而经常遭到批判。在'政治挂帅'的指导下，废弃物中的资源必须回收，不仅因为这个国家还很贫穷、浪费不起，更因为这些废弃物对于人民和环境都是有害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缺乏全面而综合的规划和对企业外部影响的考量。虽然许多国家不太认同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他们发现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正确的。不过，在这方面，中国人可能同样被诟病观念太局限，并且过于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暗示着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群众可能会忽视那些联系着人与环境的微妙关系。所以，即使出于纯粹的以人为本的观点，也应该是"生态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
"红"与专
由政治挂帅这一概念衍生出的观点是专业知识应该服从于"红"。当然,专业技术应该被鼓励,但最宝贵的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背景看到所有问题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的眼力,才能充分发挥专业知识的潜能。因此，当专业知识限制了专家的视野时，媒体经常会倡导意识纯正并且具有创新精神的农民和工人对环境提出管理方案。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鼓励公众参与规划过程的做法是有效的，他们宝贵的经验给世界其它地方提供了借鉴，但人们对专家的看法仍带着宗教式的敬畏。事实上,专家的解决方案也曾经因为没有采纳当地居民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建议，给环境带来过灾难性的后果。
'事物具有两面性 '
很多时候，（人们会）用"事物具有两面性"这句难懂的中国最为广泛引用的格言来陈述环境问题。根据这种辨证的观点，最初显得有害的环境问题可以变得有益。据毛主义者的分析，过度生产（创造浪费的产品）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该问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就是说，一方面原材料短缺，而另一方面是污染。因此，与西方人强调环境质量的恶化不同，中国人强调浪费和环境质量下降都是同一个问题的部分。正因如此，中国人相信只有当所有废弃物都被有效地利用时，污染问题才会解决。
大量文献都表明了如何通过综合利用将三废变为三宝。因此，轧钢厂多余的热能可以供啤酒厂使用；那些污水及工业废水，毒死了中国东北嫩江里的鱼，现在正得到处理并引向农村，从而减少农村耕地的化肥需求。据说，这些工厂制造的废弃物正将它们联系在一起。那些能够将大型企业的废弃物利用起来的工厂被建在附近，因此，这些工厂得以减少购买原材料的开支。
不能清晰地意识到污染的两面性是工业文明无法有效地处理环境质量问题的根源。因为私营企业利用废弃物是无利可图的，当私营企业必须要在使用昂贵的工艺处理废弃物和将废弃物排放到空气或者水中两种做法中选择一种时，结果就变得显而易见了。随后废弃物会被焚烧或者是填埋，随即变成了其它类型的污染。
城乡结合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的矛盾会持续地出现。这些矛盾最开始在自然中都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如果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他们，他们甚至会颠覆自己的革命成果。最危险的矛盾包括了社会的、经济的和城乡间的生态紧张。中国人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措施，这些措施能够对生态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放'运动将各行各业的城市居民转移到了乡村，使城市中的精英分子们拥有关于农村的广博的知识。想必这些知识分子们能够由此意识到农村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农村生态系统之上的。中国的这种政策与绝大部分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该政策最终会使城市知识分子走向农村。
乡村生产营养、城市消耗营养的矛盾被非常好地解决了，因为城市将会把用作食物和工业生产的营养再次返还给乡村地区。事实表明许多乡村的土地一直都是用来自附近城市处理过的污水浇灌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设施可以实现这种效果。举一个例子来讲，最近有一个报告讲述了沈阳的50万市民被动员起来把冬天积累的人粪运到乡村，然后把它在犁地之前播撒到田地里的事例17。
中国领导人规划建设城镇的方式表达了他们想缩小城乡差距的愿望，这些措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使城市居民可以同时参与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城中村'或者叫'村中城'在大庆油田逐渐发展起来，是由一个为农村服务的中心城市和4-5个在其一英里范围之内辐射开来的社区组成，而这些地区的居民同时从事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
'两条腿走路'
另一条毛主义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对环境有着重大的影响。它是同时利用传统和现代技术、以及专家，俗称"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毛泽东支持本土的技术和专家们利用好可用的人力和资源，而不是从其它经济领域或其它地区"进口"。这项战略同时也减轻了生态破坏的可能性。比如，本土的细菌肥料和微生物杀虫剂在本地加工处理后，广泛地用来对抗农业害虫，和提升畜牧业的产量。在中国南方，农民已经运用他们有关本土的生态学知识，用于培育一定数量的蜜蜂捕捉稻螟的幼虫。据报道，作物损坏大量减少。总而言之，这些鼓励"本土"的实践比当时广泛使用的现代农业技术和土地管理方法对环境更友好18。
区域自给自足
地方性的自成体系是毛主义发展战略的另一原则，这一战略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所有方面。它所强调的去中心化和自给自足最初与环境考虑无关，而主要由于意识形态和缺乏交通系统的原因，尤其是后者使地区分工不可行。战略目的也对地方自足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因为去中心化的经济承受外来打击能力更强、不易瘫痪。对传统地域性经济的强调至少在2个方面有利于环境，是以前没有得到关注的。
首先，在这种半封闭、基本自足的系统里，当系统内一地失误导致另一地环境恶化时，与相距较远的系统之间的情况相比，从决定到实施的反馈速度较快。 即使在大的城市区域，虽然距离其郊区供应基地较远，前述'下放'系统在理论上也可以保证两部分之间的迅速反馈。
第二，虽然工业和人口的分散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自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阻止庞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增长意味着许多地方不必应对更加集中的废弃物。除了废弃物的回收与综合利用政策之外，这种分散还表明了许多地方有可能使城市废水降解、并将有害影响降到最低。
结论
除了直接、明显地针对环境的政策外，很多经济和社会原则与策略也间接地服务于中国的环境与生态的健全性。直到最近中国还没有意识地把毛主义模式与环境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然而从中国媒体近两年公开的报告来判断，领导层似乎根据环境影响重新解释一些为其它问题制定的政策和大纲。比如说，中国政府并没有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归因于阶级斗争和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归因于那些不受控制的私人企业，他们唯利是图致使环境恶化19。这点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对比，因为在此制度下，幸福和繁荣而非利润才是人们最终的追求。事实上，考虑到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对马克思理论一种新的解读可能是：资本主义的衰败并不能归因于由科技革命导致的两个阶级的矛盾，而应该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即，利用技术对利润的无节制攫取导致的环境破坏。
然而,根本问题依然存在。在中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能维持目前的健康环境吗？在对待环境的问题上，中国是否提前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或者,中国只是暂时充分利用传统的人-环境的关系，而一旦有更高的技术后就抛弃这一政策？从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发言判断，通过上面讨论的策略，中国对它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安全持乐观态度。
综上所述，一个结论是：中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在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的经验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每个地方的农民都尝试去控制洪水和旱灾，都开发了山坡，都种树以保持水土，结合传统与现代技术用于处理当地的生态问题。在一些更加工业化的国家中也是这样，也有一些企业的废品被别的企业利用的例子，并且在城市规划中，都已经尝试过使城市生活富有田园风的方案。
中国的环保经验中与众不同的关键是领导人尝试将这些生态保护的方法和原则作为中国发展战略所必需的组成部分。在其它国家，环保事业的努力要么是零星、不受控制并且不协调的，要么是依靠开明的领导者和企业家突发的奇想而实施的。但是，在中国，最新节育设施的应用，对废弃物的多重利用，控制害虫的传统生态技术的使用，"大寨模式"的推广，"城乡结合"道路的选择——这些都是经过全国各地上百万工作组织讨论的重要主题，即使他们不一定都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于是，相比于应用处理特定生态问题的特殊技术，中国经验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那些能够改变人们眼界的方法。
在中国，环境问题被深深地嵌入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中，不可能被孤立出来。这种经验使所有国家去重新看待他们的发展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除了像营养物质循环技术和在对废品的多重利用的基础上构建工业生态这些优秀的特殊方式外，中国环保经验的其他部分也激发其它的国家对他们的发展进程做出改变。
首先，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工业或农业，不能只计算企业的盈利，必须去考虑其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其次，城市和工业集中是进军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需要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检讨。第三，中国运用公众参与计划执行当地的环境工程项目，去减少无法预料的或疏忽的生态恶化发生，可以作为学习的经验。第四，只有先进的技术与产品适合处理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观念，需要根据中国"两条腿走路"的经验进行再评估。最后，应当学习和采纳中国方式建立全民共识，如，去利用而不是丢弃废物、计划生育、和其它环境的措施。如果可能，非社会主义和更多元化的国家可以采用中国式的措施。
许多西方的环境组织当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一些英国顶尖科学家近日支持令人关注的生存蓝图20。虽然这个出版物没有提到中国的经验，但是它呼吁的做法类似中国的政策。这个蓝图倡导利用废水、分散都市化和工业化、强调中等和劳动密集型技术、建立自给自足的社区。发展规划的制定是对实际而不是经济成本的考虑，包括计划生育的政策，中国人在实践这些做法。
中国方面，应该检讨他们过于以人为中心观念。如，认为'政治挂帅'可以解决包括环境在内的所有问题。这个原则的运用会解决许多环境恶化问题，但是它不能完全代表地球维持过于脆弱的生命系统的所有需要，因为人类只是其中的一环21。
1 See, e.g., Harold R.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New York: John Day Co., 1958).
2 Globe and Mail (Toronto), June 6,1972.
3 Tang Ke, "China's Stand on the Question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Peking Review, June 16,1972, pp. 5-8.
4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these units are fully described in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vember 1964), 3-43.
5 One of the best account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rming system is Franklin H. King,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London: Johnathan Cape, 1949).
6 For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of conflicts between ide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e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7 Rhoads Murphey, "Man and Nature i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1 (October 1967)/ 313-33-
8 An account of some of these water-management schemes can be found in Owen L. Dawson, Communist China's Agriculture: Its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otential (New York: Praeger, 1970).
9 See Hua-wen Hsin et al., Tachai—Standard Bearer in China's Agriculture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2).
10 Georg Borgstrom, Too Many: An Ecological Overview of Earth's Limitations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71), p. 110.
11 Secon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Programme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956-1967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i960).
12 Paul Ehrlich and John P. Holdren, "Neither Marx nor Malthus," Saturday Review, November 6, 1971, pp. 88-91.
13 Frederich Engels, letter to Karl Kautsky, February 1, 1881, cited by Ronald Meeks, ed., Marx and Engels on Malthu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Books, 1954), p. 109.
14 Chi Wei, "Turning the Harmful into the Beneficial," Peking Review, January 28,1972, pp. 5-7.
15 Chiang-wen Lung, "Tsitsihar Saves its Fish," China Reconstructs 21 (June 1972), 8-10.
16 Ch'ing-yuan Hua, "In Multiple Purpose Use of Materials, It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What Is Harmful and Promote What Is Beneficial," Hung Ch'i, September 1, 1971, trans,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 (October 1971), pp. 66-72.
17 Shen Wen, "How Shenyang Became Self-Sufficient in Grain and Vegetables," Peking Review, March 5,1971, pp. 8-10.
18 The use of natural methods for disease and pest control is discussed in Man i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ed. Linda Weimer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1), pp. 98-168.
20 The Editorial Staff,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The Ecologist 2 (January 1972), pp. 1-43.
21 Barbara Ward and Rene Dubos, Only One Earth: 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72).
作者简介：
多伦多大学退休教授
Ph.D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1
Dip.Ed. University of Hull, U.K. 1950
B.A. (H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