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思乐       来源：女声网

     7月17日凌晨，女工周建容从深圳哥比士鞋厂车间四楼纵身跳下，身亡。她在前一天晚上刚从工厂大门上的告示得知自己因参与罢工被解雇。她今年50岁，在这间厂工作了12年，无论是年龄的大还是工龄之长对工厂女工来说都是少见的。在深圳，大多数工厂的招工年龄限制是30岁以下，“工厂开除她就意味着中断了她的生计。”这句话在对她跳楼的报道中一再被重复。 为什么只招年轻的？“乖咯。”熟悉女工状况的权利工作者简单扼要地回答道。由于生活境遇和性别观念的培养，这些来自农村多孩家庭的年轻女工们往往寡言少语、任劳任怨，她们中的许多靠打工供养弟弟读书上学、哥哥娶妻盖房，在家里就缺乏话语权和选择权。 除了年龄的硬条件，工厂还为这些女孩们准备了笔试：两张卷子，一张闭卷考语数英，一张开卷考厂规，语数英的题目是简单的拼音、成语、加减计算和写全26个英文字母。早在19世纪下半叶，欧美工厂主们就发现没有经历过基础教育的工人更难以服从管理。中国义务教育政策和重男轻女观念的交叉影响下，农村女孩们所获得的有限教育或许不能让她们鱼跃龙门，却给了她们被管理的基础——规训。 虽然合同上写着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但厂里的真实要求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超出合同外的时间有微薄的加班工资，拒绝加班则会被骂或被组长施以“拖班组后腿”的情感压力。“厂里面的管理方法是‘软硬兼施’。”曾进厂工作的劳工权利人士说，这一套方法对年轻女孩们特别有效。 同样被软硬兼施地管理着的还有女工们的如厕时间和病假。工厂女工通过传递轮休证来获得3-5分钟的如厕时间，同一个人被轮到的间隔可能长达4、5小时，如果来月经，3、5分钟根本不够用，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好忍受组长的骂骂咧咧；请病假，当然也要准备好先挨一顿骂或抱怨。 由于缺乏与工厂议价或谈条件的能力和机制，较年轻的女工忍受不了工厂的恶劣对待和低薪时往往用脚投票，这导致女工极高的流动性，很少有人会在同一个工厂里做超过一年。但年纪较大的女工们连用脚投票的博弈能力都没有，她们一旦离开现在的工厂，就难以再找到工作。所以女工们在接近30岁时往往会选择在现在工作的工厂“稳定”下来，即使工厂的效益和环境恶化，她们也无法选择离开，因为她们除了“回家带孩子”几乎无处可去。 然而，女工们想稳定不代表工厂就能稳定，随着深圳、东莞等以轻加工业起家的城市纷纷要“转型升级”，她们往往成为被城市和工厂抛弃的一群。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的工作早已把流水线变成了女工唯一熟悉和感到安全的地方，她们曾以为自己能靠它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当流水线停止运转或者不需要她们，她们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没有积蓄、没有技术、没有年轻、没有雇主会要。 正如女工们私下说的：“年轻时就要你来干死干活，老了就把你赶回老家。”父权逻辑下的工厂，需要的只是她们涉世未深时的乖巧顺从、任劳任怨，以及还未受到职业病困扰的身体。当年华逝去，融入城市的梦想、自己和家人的温饱生活都像她们的青春一样昙花一现。资本只让你重复简单的工作，给你低标准的温饱安定的幻象，却不会为你没获得实用的技能抱歉，不会为你没有上升的空间遗憾，更不会为你老了没有生计买单，创新、利己、学习和反抗也从来不是受欢迎的“劳动力”的属性。周建容们供出了上大学的弟弟和老家的砖房，却什么都没能留给自己，失去利用价值的她们被资本和父权一起抛下了四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