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老工人到底有没有当家作主过？

问：很多人都说国企的工人根本就没有当家作主过。有人说那时工人“只不过能提个意见”，不能算做主，工人也不过就是干活，不管什么朝代什么时候，工人“只能想着通过什么途径增加自己的工资、改善自己的待遇，那就是最高的了。要想着当家作主人那是做梦，是办不到的。”您认为这种说法对吗？您对这一问题怎样看？ 老工人赵师傅：那时候工人有权利，处理工人必须经过工会，工会最大的权利，就是你厂长不能随便处理、开除工人，必须经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要是通不过就行不通、你想开除也开除不了！工厂里的大事也都是在职工大会上讨论通过的。 林师傅：过去工人不但在工厂里有权利、在社会上也是最有地位的。那时候关于政治地位，上面提得也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工人做贡献了，国家给予一定的荣誉，申报劳模，都是很光荣的。现在也有各式各样的劳模、代表，但无论是政协、人大、五一劳动奖章，性质都改变了，过去是一线工人占大多数，现在不是产业工人为主，都是些老板、管理层。共产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现在的组成成分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吗？私企老板，是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为啥都能入党？当政协委员还可以理解，但让入党在方向上就是错误的。 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个发展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啥都有的。毛主席在九大结束后的一个报告里说，我们中国一大部分工厂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有一部分人，他们不愿意放弃“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思想。那时候派工宣队到学校、政府机关宣传，工人的地位高，真正体会到“当家作主”。那时候从各个工厂、从农民当中挑选优秀的积极分子，不经考试直接送到学校进行深造，这打破了过去科举制度的那一套束缚人的内容。有实践、有文化的一批知识分子，从工人中来的，学习后又返回到基层做贡献，老三届都是骨干。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是靠精英、一个事依靠广大的工人群众自己，两条路线依靠的对象不同。过去培养人不是看谁记住的知识多——你学的知识再多，当个卖国贼害处更大，汪精卫就是例子——还有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问题。

七、毛时代工人不自由吗？

问：毛泽东时代宣称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但是现在对这个提法很多主流学者都不认同，比如于建嵘在《安源实录》这本书里面就认为这个口号是毛泽东对工人的一种欺骗。更多的主流学者认为这个口号只是工人阶级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而已。不知师傅你们对这种质疑有什么看法呢？ 周师傅在毛时代是技术人员，曾在市委、电力系统的领导岗位任职，改革后在电力部门某公司当总经理。周师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先笑着问我：小李，要是现在你工作了，你说你们单位会不会对你关心得无微不至？ 我：呵呵，估计不会吧。 周师傅：你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工人，那肯定不会。但是如果你是领导那就不一样了，连泡澡洗脚的钱都可以给你报销，你说这是不是无微不至！ 为什么现在的厂对领导关心得无微不至，这说明了个什么问题？这说明了现在的厂是领导的厂，不是你工人的厂。哪个人当干部，领导说了算；厂里面的经费怎么用，领导说了算，甚至连账目都不公开；你要是敢提意见，马上把你开除。换句话说，现在领导是工厂的主人。主人不是一句空话，哪个有权力哪个就是主人。当时为什么说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因为工人有权力。 周师傅停了一下继续说：比如说人事权，这是一个工厂的核心权力。现在哪个人提干、哪个人下台是领导说了算，所以说现在的领导是工厂的主人。以前可不是这样哟，以前能不能提干那是要在群众这里过关的。 以前的干部产生是非常民主的。首先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苗子（工作积极、乐于奉献的人），然后政审。到了一定时候觉得可以了，就开始由组织部或是干部处（党政干部由组织部管，技术干部由干部处管）找群众座谈、了解当事人的情况，然后再把意见汇总讨论。三上三下之后 ，再决定这个人是否能提干。不要以为座谈是走过场哟，我举个例子来说。以前棉纺厂有个女同志，各方面都很能干，厂里面想给她提干，就找群众座谈了解情况。结果很多人反映这个女同志脾气大，说话的时候经常说脏话，最后就没提成。 这时，梁师傅突然插话：小李，这个事情值得你好好的体会一下。群众反映她说脏话，结果提干就没有提成。这说明当时选干部那是非常严格的，不是你哪个领导可以随便安插的，在群众这里过不了关，那就不得行。 周师傅：你可以想象，通过这种程序严格筛选出来的干部，那都是群众满意的干部，群众不满意的选不上去。这些干部大部分都是从工人里面提上来的，又是群众满意的干部，那他们肯定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 罗师傅：××钢厂处级干部，80%都是从工人里面提上来的。当时提干是三上三下的群众意见调查，所以选出来的都是相当优秀的人。 贾师傅是老劳模，他说：当时的职工代表大会的主席团（职代会最关键的机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从工人中产生的。所以当时的职代会能够真正的代表职工的利益 问：很多人都说国企工人在毛时代不自由，不能自由流动，分配到哪里工作必须到哪里，没有选择。现在对从农村来的年轻工人宣传说，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限制，使过去的农民进不了城，当不了工人，今天总算有进城打工的自由了，城市工人也不再高人一等了，所以国企破产工人才能获得自由，这体现了时代的进步。现在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在毛时代工作时是否是自由的？ 这个问题刚提出来，工人们一下子就炸锅了，大家愤慨的说：咋不自由？！我们根本不接受！国家分配，咋不自由？这就是对你们的灌输、说我们过去啥都不好！ 稍稍平静下来后，老工人凌师傅先说道：过去在安排、调动工作时，是很尊重个人意见，要征求工人自己的意见才能安排。你有困难，提出请求，比如夫妻两地生活的就马上能把你们调到一起，咋不自由？你住东郊，工作在西郊，生活不方便，就把你调过去。 老工人刘师傅：我是普通工人，当时我爱人在二电机工作，每天要推着个小车一跑几十里，挺困难。我和厂里一说，为了方便职工，就把她调过来了。这和领导一说就可以，只要找一次，领导很主动的就给你解决了，根本不是啥困难。这都为了职工的方便，给职工解决困难。现在都给你调回家了，可自由了！ 老工人赵师傅：调动需要服从一定的产业、计划安排，不能无组织纪律性，调动过程有手续。相比之下，同行业的调动更加容易，调动有点难是跨行业的那些，比如你从重工调到商业，跨行业的调动是有一点限制。因为粮食局、劳动局都要根据计划控制指标和人口，一期是有一期的计划的，而且工厂要保持一定相对稳定性，不能你想去哪就去哪，这哪叫自由啊？这都乱套了、生产不出问题？这是无政府主义。如果你是技术骨干，你要随便走了那工厂怎么办？啥叫自由啊？想睡就睡想吃就吃？这就个人主义。 老工人王师傅：毛时代尽管不能想去哪就去哪，但工人调动确实是方便的。通过组织有计划安排，也只有通过组织才能调动——那时组织都是很积极地解决的，只要条件允许，就尽可能给你办好。 现在呢？屁大的事你要到处找人、托人，好几个月好几年都办不好。工人现在没有地位，在资本家的管理之下，你就没有任何权利，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证，叫你下岗你就得下岗，一句话就给你炒了。 凌师傅：有一个例子，拖电厂的钣金工自己到锅炉厂去了，他想转正。劳动局一查发现他是拖电厂的人，并没有法定手续离厂，让他回去补办手续，拖电厂还补了他三个月的工资。现在呢？你看李彦荣，老总说开就把她开了，这是啥事儿？劳动局都仲裁了、法院都判了，老总不让她上班儿她就不能上班，你说到底什么是自由？谁的自由？什么时候自由？ 老工人陈师傅（女）：那时无论如何调动，工人的工资、福利都是有保证的，没有遇后顾之忧。你看我们厂，62、63年的时候效益出了问题，没有生产能力了，就把我们都借到其他单位去，阀门厂啊、针织厂啊都有，工资奖金照样拿。五六百人只剩下一百多。到67年文化大革命时，厂里的效益又转好了，就一边招工、一边把原来的工人叫回去，因为厂里是有专业技术、特殊工种的，一些车间还需要原来的老工人。但有些工人不愿意回去啊，比如阀门厂的20多个工人，还有针织厂的，因为搁那儿工作可习惯、可熟练，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劳资科就根据你个人的要求，重新安排人组织生产。 化肥厂杨师傅：我认为，在职业上“定终身”是有好处的，对企业有好处，对他自身的成长、学习也有好处。现在可以自由流动了，年轻人“跳槽”频繁，没有民族感，只有金钱感，一心追求享受，能有什么成就啊？ 以前都是先国家、集体的利益，人民有民族感，国家有凝聚力，如今少数人财富增加了，整个社会倒退了，这是改革的成功吗？ 问：在毛时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夫妻两地分居，因为工作调动比较困难，所以解决起来比较慢。改革后，有人说毛时代不人道。是这样的吗？当时夫妻分居数量有多大？ 老工人林师傅当年管理过人事。林师傅说：当时我处理过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调动是很方便的，都是照顾着工人的想法。只要符合条件、单位肯放你，一定会要。比如我们钢厂有个叫王玉的女技术员，她和她爱人原来是同学，毕业分配的时候还没谈恋爱，所以分配在两个地方，她爱人在广东，他们在那边结的婚。后来她爱人从部队转业到汕尾，两个人想在一起，王玉就给厂里打报告，组织部门汇报到党委、市组织部门，开封市政府就和汕尾相互联系。当时我亲自去把她爱人的档案调过来。两地分居的比例在我们这很小，1千多人的厂，就两个人有过这问题，一两个月就能解决。这是73、74年时候的事情。 电缆厂老工人丁师傅：有这样的情况，但尽量照顾，实在调不了的，有探亲假，除去路上的时间保证够18天。如果是厂里特别需要的人，这个问题解决得要快一些。企业照顾个人利益，但首先考虑的还是工作需要，厂里的问题比个人问题重要，哪个厂需多少人都是死数，有特殊情况可以调剂，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调走，必须还得有一个人来填补生产线上的空缺。 什么是人道？现在是可以自由流动，但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厂里的问题重要，工人集体的利益重要，还是你个别的问题重要？人道不是这么体现的。那个时候，工伤很少，厂里真正关心工人的生老病死，这才是真的以人为本。 问：那您对现在社会中 “工人的自由”怎样理解的？ 林师傅：说我们那时候不自由，是为市场经济开脱的一种说法，市场经济下可自由了，国企工人都下岗回家了——想干啥干啥是吧？ 郭师傅：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那个时候的情况，工人那时候可没有感到不自由，都对自己的工厂恋恋不舍咧，从来没有想过“不自由”！现在那些人到处宣传歪理邪说，年轻人就相信了，有不少年轻的工人也相信那时候没自由。你看那些人不说毛时代稳定，偏要说没有自由。你说现在工人可自由——到处去找工作、哪儿都不要你！可自由了，这是出卖自己的自由！ 林师傅：你提的这些问题啊，是一些搞自由主义的人弄出来蒙混人的说法，你们没有经历过毛时代，是有些问题挺可笑。还有人说过去工资低，那时候那么好的生产、福利，你说工资低、过不下去，怎么说得过去？你改革开放的基础，就是这些过去利税上亿的企业，你说人人是懒汉，那改革开放到哪里去弄？

八、厂长负责制为什么不好？

问：改革开放前是党委领导，改革后是厂长负责制，为什么党委领导就好一长制就不好呢？厂长在改革前后一般也都是党委的成员，为什么前后会发是这样大的变化呢？毛时代使领导行为受到约束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老工人田师傅：过去是党委负责制，厂长和党委是相互制约。但是从80年代开始搞厂长负责制起，就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了，主流媒体不也说“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吗？确实是这样，他一个人说了算，没人监督、没人制约，结果他出了问题，整个厂就完了。这里每个厂都是这样。

九、过去搞民主管理是“走过场”吗？

问：毛泽东时代有“鞍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你能谈谈这个民主管理到底是怎样搞的吗？ 王师傅是50年代的全国劳动模范，现年70多岁，解放前做童工，后进××厂做电工，高级工。他说：三结合即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钨片的焊接技术，外国人用点焊，中国人用的不是点焊，我们焊的钨片会开裂，于是厂里搞三结合，要改进焊接方法，我们改进后比国外快了20多倍。我被评为全国劳模，1958年受郭沫若的接见。 老工人田师傅：过去脑体差别基本上不是太明显，脑力劳动在车间里有基层小组，在厂里面有设计科、工艺科。技术人员在产品设计出来后，一定要参与试制试验，在这个试制实验过程中，工人会主动地把他自己的看法提出来，比如你这个设计上有哪一点上我觉得是不太合理的、应该咋样改进，技术人员就会很虚心的请教听意见。 科室干部要经常地、规定的一个月经常下去劳动的。干部每周六下午都要参加劳动，如果到月底忙的时候也会参加。那时干部和工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创业》？我说一个很不客气的话，今天你们问的问题，对于我们老工人，有的问题就感到很可笑。现在打工就是让你听话，让你咋干你就得咋干、不干你走人。 老工人丁师傅：当时搞“三结合”，厂里有设计小组，那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搞出技术，到各个车间试运行，发现问题再进一步改进。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当时设计的这个预热器，给发动机预热的，原来厂里用的是苏联设计的，这个大，我们厂里设计的就很小（他边说边比划，表示小3/4左右），工艺都是一样，材料就节省了很多。这是车间一个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他领导一个设计小组，设计出来后经过两年半的实验，工人当然是参与设计其中的、参与实践，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老工人李师傅：过去坐办公室的人都认认真真。现在说句不好听的，坐办公室的都不干事，这画画那描描。在鞍钢宪法实行之前，厂里的干部就以厂为家，参加劳动。干部和工人关系比较好，车间干部直接参与搞生产，不是和现在一样就在办公室里坐着。那时候干部和工人都是一条心的。过去的干部是带头干、领着干，要是有工人提他意见，他自己都要反省好几天，上级领导也要批评他，哪像现在谁提意见就让谁下岗。在四清的时候，我们厂有一个车间主任，工人提他意见，说他“没有工人阶级感情”，提了这意见以后，他那是不吃不喝、心里受不了啊，找工作组谈，说自己十四岁当工人，“说我没有工人阶级感情，太想不通”。他写检查写了两次还通不过，工人就是认为他没有工人阶级感情，不同意、让他继续检查，僵持了一年多。他越想越想不通，最后工作组提醒他，“你自己考虑考虑，工人为啥提出这样的意见？人家工人开着车床，你穿这白衣服往那一站，你想想看你这啥意思？”他说我又不计较，我就穿这衣服啊，工作组就提醒他“你不计较，但工人他怕把你这衣服沾上油渍啊，工人不愿意啊。”这下他想通了，这确实是脱离工人阶级、不团结劳动群众，他重新做了检查，给大家一读，工人就哗哗哗地鼓掌，大家都非常满意。下车间都穿工作服啊，你说你穿着一身很整齐干干净净的衣服（会给工人劳动带来麻烦）。所以那时候工人和干部都是很一致，都是想把生产搞好、把厂搞好。 老工人金师傅：过去厂里的技术革新，那都是“三结合”搞的。干部领着，或者支部、或者厂里的技术科领着，技术人员主要是从理论上研究完以后，付诸实施由工人来实践检验，看你这个方案适合不适合。那时这个“三结合”搞得真不错，基本上很少出现失误——理论有了、实践也有了、上面又有正确的领导，失误个啥？技术革新里还有不少工人单独发明的。早先一车间搞运输是人工干活，后来工人发明了用电器的传动装置，减少人的体力劳动、效率也提高了。这些都归功于“三结合”，技术人员、加上车间领导的支持、再加上车间的骨干力量，这样一合就把问题解决了。当时我们厂这样搞出来的技术产品可多了，相当多。 凌师傅：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出来都先到车间去当见习技术员，一定时间后再转成技术员。我们原来是个贫穷的国家，农业都不是很富，工业你想啥？所以提出工业技术改革、技术革命，效率就提高了。我原来是车间的一个领导，原来轧钢啊都是人工的，又热又累，我们就想把这个体力劳动降下来。有了这个想法，再加上技术人员的智慧，车间领导支持，底下的骨干人员、还有对这些方面有兴趣的人一起，结果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研究出从加热炉里出炉通过轨道运到轧钢地点的办法，代替了人工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 李师傅：当时工人和知识分子关系是很融洽的，一个国家没有知识怎么行？但是要看学的是啥知识、都用到哪了？你看这李鹏上新加坡学的高薪养廉，学的啥？车间主任工作都是单间、一人一套房！你说这是个人行为？这是受整个大气候的影响。 知识分子是随整个政治体制来实现个人才能的。现在大学生都是想的怎么去当官，这是最现实的。邓小平说干部要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实际是什么意思呢？文凭是个宝，年龄不可少，口才是关键，钱财比山高。你看那个发动机厂的技术员，半年里当上了副厂长、过半年当上市里主任，再过半年副局长、省委常委，现在全国妇联的主任，我是听过他的几次报告，那真是老太太的裹脚——又臭又长，就是那水平了。关键是你这知识分子到了大环境里，就只能变这样。 姜师傅是一位老八级工，也管过技术工作。他说：我们厂从92年搞承包制，效益开始滑坡。承包制把工人感情都给伤了，干活的拿10块，不干活的（指干部）拿20块，他们把功绩都拢到自己身上。在不搞承包制的时候，我对技术工作的要求较严格，谁不好好干就骂谁，但我管事的时候，从未扣过技术工人的工资，因为要从“利于社会、利于国家”的角度着想。承包之后，都变成“利于个人”了，动不动就扣工资，把人心都给伤透了。 原来工厂里，干部、技术员、工人的关系都很好，（外人看）在一起都区分不出来。大学生到我们这，都要先学习一年，因为大学生脱离实际，让其指挥的话非废了不可。理论上往往呱呱叫，实际没什么本事。大学生在这认一个师傅，记笔记、做工艺，头脑中才逐渐对生产有了概念，跟着干一年然后才提干。毛主席这么教育知识分子：学生要与工人相结合，向劳动群众学习。我们厂过去的干部，都是这么提拔起来的，这样才又有理论又有实际。现在的问题是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工人。像我们管技术的时候，都亲自到煅造岗位上去，了解工人的工作强度、每个人的工作能力，以此来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现在的干部根本不考虑这些，结果不断的窝工，一件事要反复干几次。 问：毛时代工厂经常开会，开这些会是简单走走过场，还是真的对维护工人主人翁地位有帮助？普通工人一般都参加哪些开会？在开会讨论时，大家提意见提得最多的是哪些方面？ 电缆厂孙师傅：那时开会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以车间为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每个人总结自己的工作情况，安排下周任务，如果有未完成的，其他人帮忙完成，一周开一次。二是以厂为单位的生产调度会，也是每周一次，全厂各车间负责人参加，70年代的时候，厂长迟到都得交待清楚，并且要扣奖金，大伙儿的监督是很严密的。三是政治学习会，每天要抽一小时进行政治学习。 开会都在业余时间，不耽误生产。开会主要围绕生产，同时提高政治思想。各车间如何相互协作，生产程序上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如何完成生产任务，每天生产多少都是会上讨论规划的，都有记录，管理得很有条理。 田师傅：班组会是很经常的，一个班组大的百十个人，小的十几个人。大家每天开会都是很主动的，开工前布置一下工作：今天都是啥任务，工作完成的工时是多少——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有一套相当严谨的制度的，不是像现在宣扬的什么的“国有企业大锅饭、养懒人”，根本就不是这个概念！也不是有些人说的每天都是什么斗私批修，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过去财务有一个很严格的规章制度，超过一百元以上，必须用银行转账支票，不允许用现金购买。现在不要说一百块钱，一百万都可以变现。过去国家对全国工厂的管理都有很严格的制度。“开放搞活”，厂长想咋弄就咋弄。 金师傅：开会是工人当家作主的表现。工人最大的权利，就是你厂长不能随便处理、开除工人，必须经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要是通不过想开除也开除不了。那时候工厂里经常开会，生产会、行政会、党支部生活会，一个礼拜最少三个下午，再加两个晚上，两个晚上一个是用来开党员生活会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作自我检查，然后大家议一议。大家心里也不觉得烦，因为已经形成习惯了。明天有啥事了就开职工大会，事先有通知，开会是下午4点以后。 凌师傅：一般工人都是参加车间一级的管理。每个月下了一定的生产计划，尽量地减少浪费——每次讨论这个工人提意见的最多。 丁师傅：我给你讲一个厂办的笑话。那时候部里派一个农业局长来视察工作，厂办觉得不能叫人家喝白水，就买了两包茶叶一包烟，那时候这花不了几块钱。后来开会一说，职工发现按规章制度里不能报销，这个账一直挂到文化大革命，你看着规章制度严格不严格？你再看看，到现在报销大吃大喝的经费算个啥？

十、物质刺激符合工人阶级的要求吗？

问：有人说过去工资低，工厂里讲究“政治挂帅”，没有实惠；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涨工资，实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办法，待遇提高了，才符合工人的要求。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老工人田师傅：过去领导不让加班工人还自己愿意去，没有什么报酬也愿意去，加班不给钱的时候都抢着加班。这是啥呢？灵魂——政治挂帅。如果专为了钱，你看现在，工人都不去加班。 为什么一些老工人对这个改革满腔怒火？你看工人那时候工资有多少，高了也才八九十，可工人有39项福利，家属看病报销一半，光这一条你现在看看，不要说家属了，连自己都看不起，是不是？那时有各种补助——比如用电，一个灯就交一毛钱，房子坏了、家里家具坏了，一个电话就专门上门帮你修了，厂里有专门负责修的。你说我是该怀念那个时候的低工资，还是该拿现在这几百块钱？ 老工人丁师傅：我来厂里的时候才16岁，拿几十块钱，那时候可以养活一大家人，现在呢？我拿一千多块钱了，可养活不了几个人。那时候干部和工人没啥差别，福利待遇都一样。 老工人李师傅：毛主席那时候工人和干部工资差不多，八级工工资一直在变，有过八十来块钱，八级工工资比车间主任高，厂长也不一定有八级工高。 老工人林师傅：我那时一天工作8小时，正常的都是8个小时。有时候有突击任务、特殊情况要加班，像58年大跃进的时候，工作12小时。这都是有突击任务、特殊情况。有一次三天三夜加班呢，那时候也没加班费、也没钟点费，但大家都愿意，没有说不干的。 过去干部和工人工资基本上差不了多少。邓小平搞工资改革的时候，提出搞行政管理的工资要多涨，干部工资就比工人高了。到江泽民时候，管理层成天了，整个地翻过来。 老工人李师傅：过去各种奖金的标准都有，看你生产的咋样、各种表现如何，不同时期标准也不一样。那时干部没有奖金，每月3块3主要给一线工人。文革期间没有取消奖金，但那时候都不提物质刺激的，奖金也很少，分一二三等，一等只有3、4块钱，而那时候工人最低工资也有3、40块钱，奖金只是个象征性的。评上模范就是发个奖状，鼓励你积极劳动。可80年代开始发红包了，就坏事了，红包不叫问，管理层拿多少、财务上批出去多少钱都不叫问。评劳模标准也变了，过去的劳动模范，都是工人，现在的都是些什么人？农村的至少是个乡党委书记，工厂都是大老板。 林师傅：过去工会管生活，搞职工生活。还有搞生产劳动竞赛，就是促进各个部门把生产搞上去。平时有啥困难，找工会。家里两口子吵架了，也是工会的事。 李师傅：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对工人是啥待遇，现在又是啥待遇。对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工人，都是“坚决打击一小撮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们来抢工厂的东西还不让你说话，你说话就是闹事。实际上他们是贼喊捉贼。 刘师傅是一位退伍军人，他是自己工厂的第一代工人，经历了当年战天斗地的历史。他说：我们创业之初，刚来到这里时，“草比人高，兔子比人多”。那时的心情是创业心情，即使前面有炸药包，我也会把他举起来。同事间、职工与领导之间，彼此认为是革命同志，普通职工与干部一样，最起码，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厂能兴旺起来。大家都偷偷地干好事，半夜起来捡砖碴儿，天亮了不知道是谁做的。忙的时候，老师傅动员孩子老婆一起上。遇到什么大问题，领导会征求大家的意见。毛时代上大学不用花钱，上不起厂里也支持你。 说什么只有给钱才能刺激积极性，那是把我们工人阶级看扁了。以前，陈毅老总召开记者招待会，我们中国人真是有尊严。（刘师傅激动的站起来，说：“我觉得我能顶住屋顶！”）现在中国人的尊严都没了，给美国人、日本人欺负。目前我们厂的出路就是死，就是私有化。要我看，中国有两改：毛时代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是全民资产改为私有资产。“中国出了个邓改革，他把人民弄成空壳儿”，“大盖帽儿两头翘儿，吃了被告吃原告”，“让谁敢谁就干，不让谁干别吃饭”。怎样理解“猫论”、“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指金钱，河指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 姜师傅：64-78年，连着14年，我一直在写入党申请书，因为我向往共产党，但一直都没有发展我，主要因为我脾气不好，爱骂人，跟其他人总干不到一起去。后来风气坏下来了，是从上到下坏起来的，先是厂级、然后车间、再到工段、最后到个人，后来我一看共产党员都这样了，也不想入了。 韩师傅文革期间下乡，1980年进厂做冲车工。现在不满50，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他说：文革时，8小时工作外，人们不用打麻将的办法来消磨时光，而是想着怎样才能更好的作贡献。大家加班不为报酬，之所以这样，当时的大环境就是“人人为公”。人们虽然穷，但穷得有志气，相信国家在慢慢发展，有盼头儿。 王师傅：当年陆定一提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毛主席批评了他：“如果有人进行技术革新，把生产提高了很多，该怎么办？” 鲁迅本来去日本是学医的，结果他发现国人精神上的病比身体上的病更严重。为了使国人有觉悟，有政治头脑，他弃医从文。我们向他学习。贡献大了，共产主义早实现。 问：过去工厂里干部和工人关系怎么样？工人是怎样防止厂长和干部贪污行为的？ 李师傅：毛主席那时候确实是大家没有利益冲突。工人工资待遇好，那就是现在批判的“平均主义”。现在工人的铁饭碗打烂了、平均主义打破了，管理层倒抱上“金饭碗”了！现在管理层都是放任自流了。贪污咋办？你看咱这刑法，贪污10万元以上最低是判15年徒刑、至无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判处死刑，实际情况是贪污几千万的都不死。 田师傅：看看现在这个腐败，就是因为政治没有放在第一位，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是一切为了钱，这就是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 李师傅：邓小平要学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李鹏当总理时候搞“村务公开”，后来又搞厂务公开，都公开了吗？允许工人查账吗？毛时代叫谁当会计，他还不愿意呢！运动一年半年来一次，大队会计们站一圈儿，大家围上去：“账目拿出来！”敢不老实？现在的财务科长，和老板一起可风光了。大面积开始腐败是邓小平南巡以后。以前也有腐败，朱镕基总理说过，腐败哪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但以前我们能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