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否定了一个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即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新的路线是由于以前的路线“经济上的失败”。这一解释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如我们所看到的，1966-1976年的全面经济“资产负债表”是很积极的。当然也可以认为本来可以、甚至应该更好些。在今后的几年内肯定会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但绝对不能证明不放弃革命路线就不能加快速度，只要对这条路线加以整顿就行了。据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放弃这条路线不能说成是出于“经济的必要性”而只能说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剧转所致。没有1966年-1976年的真正“资产负债表”，试图说明在这些年中过去的路线是如何能够或是应该得到纠正是不可能（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广泛的讨论和社会实践才可能具体地清除革命路线更为深入时所产生的错误。然而既无广泛的讨论，也无社会实践。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很突出的。上海市是一贯贯彻革命路线的城市——它受敌对分子的干扰最少。这些分子嘴里附和而在实际上破坏它。上海的经济成果甚佳。那些在中国居住过的人，凡是在上海和其它城市的工厂工作过的，一般都说上海工厂里的工作和生产气氛同其它地方一样好，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常常比其它地方还要好。 然而革命路线的失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把失败仅仅归咎于这一路线的反对者的“伎俩”、“狡猾”和“厚颜无耻”。这些因素当然是起了作用的，但却不是主要的。如果一条路线失败了，这是由于它本身在第一方面是失败的。考虑这一失败的实质和原因是很重要的，这最终应当从阶级关系的高度去寻找。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应得出不仅对中国有影响，而且适用于更大范围的答案。 我再说一遍，目前我们只能得出部分的和暂时的答案，但这也许会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研究的起点，其中也包括批判现在提出的答案中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提出充分答案的最主要障碍是缺乏对当前中国的阶级分析，而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分析，这是一个严重的具有重大意义事实。那四个人当中的某些人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但没有成功。他们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掌握足够的对过渡时期社会结构作阶级分析所需要的理论观点。这一不足表现为一种倾向，即给现代中国资产阶级下定义时，不是按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是按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路线——或者充其量不过是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影响的分配关系来划分。从根本上说是把资产阶级当作上层建筑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基础的产物。 这一不足是由于使用（和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一概念而造成的；这一概念本身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变化对于经济基础所产生的影响。 造成这一理论上的不足有许多原因，特别是由于缺乏不受现成公式的影响进行广泛的讨论，和由于革命路线的反对派为了反对进行这一阶级分析的任何企图而发起的猛攻。资产阶级要保护自己。所以，那四个人的罪行之一就是他们要在中国进行阶级分析——据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毛泽东早已做过这种分析了——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缺乏对现在中国的阶级分析，妨碍了充分理解最近几年来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也是革命路线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关系是什么，就不可能以革命的方式来改变这些关系。一个执政党如果缺乏这种知识，尽管它力图使“经济现代化”，最终也只能保持现状。[36] 没有任何党的文件对当前中国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差别[37]和人民公社内部的社会差别[38]，做出唯物主义的分析。这一局面的严重性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缺乏对新的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表现在使用陈腐的贴标签办法上面。这类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在人民公社成立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使用贫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和地主等成份项，而这些成份，还是公社成立时的那种含义。[39]而今天这些成份除了作为当前阶级和社会阶层分析的荒谬的替代物以外没有任何作用。同样地，不是对不同路线的阶级基础作真正的分析，而是以贴上以同样标准区分的标签的方法来谴责“被批判”的路线。其结果只能是不断地重复对立路线支持者的那些千篇一律的罪状。 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76年，一篇题为《伟大的胜利》的文章（4月10日《人民日报》）宣布说；邓小平的社会基础是由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有紧密联系的“党内走资派”组成的。另一个例子是，1977年曾接受这一分析的华国锋在他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当时邓小平就坐在他旁边）：那四个人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这种提法说明领导没有能力或者拒绝在全党和全体人民面前对被批判的政治路线做出严肃的阶级分析。如果确实有这样一种分析却被当作“秘密”来保守（这种可能性不大），那么，这个政党就不配自称是领导广大群众的党。事实上，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基本分析。结果，除了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之外，拿不出任何更为像样的东西。[40] 当然，造成近年来党内分裂的有关重大问题的斗争并不受一项严肃而精确的阶级分析的引导，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这些斗争和深刻的阶级分析不相一致。但它的确意味着。这些分裂被直观地、普遍地加以理解，因而并不敏锐也不细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划分正确的界线，以妥善处理次要矛盾（它很可能因此而带上对抗的性质），从而安排好跟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所需要的阶级联合相符合的妥协。 文化革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突飞猛进的历史（从1966年5月到1967年2月[41]），随后是一系列的退却和新的进攻。这些退却主要是由于左派没有能够缔结基本的妥协和形成必要的阶级联合。毛泽东把文化革命的第一次退却归罪于上述没有达成基本妥协和形成阶级联合。这不仅影响了政治力量的对比，还影响了阶级本身之间的关系。[42] 一些现在被说成是对那四个人的批评的毛泽东语录——都是断章取义又加上了适当的注释——实际上是毛给他们的忠告：不要孤立自己，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操之过急。这些忠告和毛泽东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抓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有着根本的区别。 撇开策略问题不谈（这关系到政治力量的对比），我觉得，在革命路线的失败中起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他们没能正确处理好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问题。没有这样作的后果之一是：这四个人经常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和除掉他们的对手，而不是贯彻一条具有充分建设性的政治路线。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却显示出他们能够在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特别是不同形式的“三结合”小组），但是他们并不总是能够正确处理这一联盟的内部矛盾。结果，他们总是倾向于以高压政策来代替政治领导。 于是对抗发展了，由此引起了在左派的支持者这一方面的折磨人和欺凌人的措施，甚至于镇压行动。这些常常不是针对真正的敌人而是针对那些仅仅被怀疑是敌人的人。经常采取这类行动的家伙常常并非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只是一些表面上靠近左派，实际上企图利用左派的威望来满足个人目的的机会主义者。 此外，甚至左派的领导人也对科学家们和艺术家们采取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以至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充分进步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阅读外国刊物和书籍的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也表现在一些从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出发支持革命路线的积极分子的恶习上）。在对所有文化、电影、戏剧和类似作品的出版要加以严格控制的借口下，允许问世的新作品数量很少。在科学领域里，出版的著作数目大幅度下降，大部分科学刊物停刊，甚至连进图书馆也被严格限制。 正如我所说过的，采取这些措施的也许是革命路线的反对派，他们以革命路线的名义进行活动，实际上是妄图对它造成危害。无论如何，这类措施不只是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生活遭受了无谓的损失，也使知识分子们感到受了欺侮，很可能到最后还遭到一部份群众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拒绝支持革命路线，或仅仅口头上给予支持。 革命路线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及时改正那些导致他们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发展的行为，反而陷得更深。高压政策和镇压措施一个接着一个。由于这些措施被提到的次数太多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在此加以重复，即使这些说法是夸张的。毫无疑问，基本上说来，它们是符合某些事实的。 综上所述，我想我们能够接受阿什莫奈特在他写的题为《靠高压来实现革命化》一书中的提法：“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并没有充分形成。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缺乏谅解甚至正在加深”。[43] 高压政策的成分一旦进入应该是联盟的东西，它就要蔓延。最后，高压政策也会加在一部分群众身上，使不满情绪增长——例如，在那些被强迫下乡落户的年轻人中间，还有他们的家庭中间，没有人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他们之所以应该下去的原因，他们对此也没有充分的准备。[44] 群众的团结因此无法发展。不允许群众发表自己的意见，越来越多的“代言人”便出现了，他们代表群众独立地行动．每次发生这种事情，结果总不是健康的，它为在“自由化”旗帜下进行修正主义的反扑准备了条件。 在这期间没有一个居住在中国以外的人能够造出一张这些年来真实的“资产负债表”。然而，认出这些斗争的某些特点是可能的，并且在此基础上，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都以革命路线的失败而告终。 这些斗争的特点之一当然就是它们通常是以宗派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宗派主义之所以产生，部分地是由于缺乏真正的阶级分析，有了这种分析，才能使他们有可能正确划分阶级并形成联盟。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公式化以至形成教条主义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的蜕化形式继续存在的影响，这一思想蜕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最后竟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反面。[45] 中国修正主义同样受其影响。但和革命路线的情形相反，它和这一倾向本身的目标并不抵触；革命路线则缺乏它所需要用来高度连贯地发展其活动的理论观点。中国的修正主义丝毫没有对这种情况感到难堪，正相反，这反倒使它能够利用那些既是教条主义又是折中主义的观点。 这一折中主义使得修正主义路线看起来不那么带强制性，因此，毛泽东逝世后，知识分子中的不满连同群众中的某种厌倦情绪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加上他们害怕发生内战）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发动政变之后，起来护拥修正主义路线。 有助于解释革命路线失败原因的近几年来斗争的特点之一是，斗争带上了强烈的各人色彩。这种斗争的个人化最后达到了名副其实的“对毛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也许在短期内起过某种积极作用，但从全面考虑，它是一种深刻的消极现象：它使一些聪明的修正主义领导人能够躲在据称名向他们表示过的信任后面，“以他的名义”说话，或者宣布说他们是他的“继承者”。林彪和华国锋的例子表明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假设的可能性。 这里谈到的这种可能性基于这一事实，即当斗争变得个人化时，不是主要表现为原则问题和路线问题的斗争，而是表现为一心想夺取某些位置的私人之间的个人争夺（尽管通常常总是声明这些斗争是路线斗争），而且这适用于各级领导。 此外，这种现象显而易见地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因素。“夺取政权！”的口号经常导致把政治斗争变成地位角逐。[46]在这场角逐中，对占据这些位置的人进行的个人攻击的成分常常大于原则斗争。然而，这种以个人之间的斗争代替改变阶级关系的斗争的作法，最终只能在群众中造成漠不关心和厌倦情绪，因为群众无法了解这类斗争怎么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乘机利用这一厌倦情绪，标榜他们自己是恢复“秩序”和“安定”的人。实际上，他们一旦在中央取得权力，便从事最恶劣的迫害、清洗和争夺地位。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他们是背着群众偷偷搞的。 对所有这些还可以作一点补充，那就是政治斗争经常是微妙的这一特点。这里我仅举一例。“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和孔夫子）运动”看来有好几个靶子，要看不同时间和参加运动的人而定。这些靶子中不仅有林彪和孔夫子，而且还有周恩来，那四个人，邓小平，也许还有其他什么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这样的“讨论”的意义，而对其他人来说，要求他们承担关心和参加讨论的义务，最后只能变得无法忍受。 某些斗争的微妙性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动这些斗争的人们并非真正力图使群众参加这些斗争。这些斗争只不过是在那些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而“求助于群众”的领导人之间开展的，但利害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一内容却很少向群众做出明确解释。用同样的帽子来扣鼓吹根本不同政治路线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微妙性的一个方面。被扣以各种通用帽子的前领导人被抬出来作为发泄公愤的目标，也就是说，没有人向群众真正解释症结何在，没有人帮助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坚持住，不被赶下来。在这一点上，上海公社这一插曲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