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抗古 来源：《东风》杂志
1958年，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出现，随即中国农村迅速实现了公社化。经过多次的政策调整，1962年以后人民公社进入稳定的时期。在新中国农业史上，集体化与分田单干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1976年之后，主张分田到户的政治力量占了上风，人民公社最终于1984年正式宣告解体。
人民公社曾给中国农民带来希望，促进了农业和农村各方面的快速发展。那时，农民都骄傲地以社员自居，在集体中体验苦与乐。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公社的影子依然存在于今天的农村生活中。而从其出现至今，赞扬与推崇，反对与嘲笑人民公社的声音都从未中断过。
本文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试图拨开长期以来的主观判断，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角度来分析人民公社解体的历史，并总结这个伟大尝试的经验与教训。首先要澄清一点，人民公社既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也不是农村体制的终结点。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具体的公社制度，总有其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因其合理而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而后又未能在制度上及时调整导致其不合理而解体。
不可否认，人民公社动员了亿万农民发挥集体的作用，完成了中国农业的基本建设任务，如垦荒、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水利设施等等，初步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从表1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全国的机耕面积、灌溉面积、农业机械动力等项在公社时期都有巨大的发展，而在公社解体之后，这些指标则开始出现增长缓慢甚至有所下降的情况。在1978年之前的20年之间，现代工业投入（化肥、燃料、水泥）和固定资产使用（灌溉和排水设备、拖拉机、电机和其他农用机械）每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但从80年代起，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当中，农业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到1986年仅占3.3%，为建国37年来的最低点。另一方面，在重工业当中，以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为产品的这一部分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也于1980年起开始下降。
为了完成开荒修渠等浩大工程，人民公社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每年都组织了冬季工程项目，为每一个劳动工提供两个至两个半月的就业，参加工程人数由70年代初的5000万人提高到70年代末1亿人，占全体劳动力的30%。1979年，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的工作日由1959年的189天提高到250天。其中，参与生产劳动的广大妇女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解放。这些大型工程，充分利用了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创造了巨大而长远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表1 农业生产基础建设统计
| 年份\项目 |
实际机耕面积/万亩 |
有效灌溉面积/万亩 |
农业机械总动力/亿瓦 |
排灌动力机械/亿瓦 |
农业占全国基建投资比重/% |
| 1957 |
3 954 |
41 008 |
12.1 |
4.1 |
8.3 |
| 1965 |
23 369 |
49 582 |
109.0 |
66.7 |
13.9 |
| 1973 |
39 758 |
58 834 |
478.5 |
254.7 |
— |
| 1978 |
61 005 |
67 448 |
1 175.0 |
482.3 |
10.6 |
| 1984 |
53 037 |
66 679 |
1 953.3 |
578.6 |
5.0 |
| 1986 |
54 647 |
66 339 |
2 294.7 |
604.4 |
3.3 |
数据来源：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年
据估算，相比于适度规模经营的资本主义式农场，中国农村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过剩的。当人民公社基本完成了上述大型工程项目后，劳动力过剩又成为了紧迫的问题，不断增加的人口又加剧了这个问题。对于公社与生产队这样的集体组织来说，劳动力的数量是既定的，而且不可能像现在的雇佣制企业一样去解雇过剩的劳动力。集体要确保人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必须给每个人提供就业机会，即使是以相对低的人均生产效率为代价。因此，公社与生产队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不断地在农业生产上投入劳动力，直到其边际效应趋于零，以促进粮食总量的进一步提高；二是集体大力发展工业以转移过剩劳动力，这在客观上对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扩大到县提出了要求——通常的乡镇是很难办起大工业的，同时也需要在国家层次给予政策、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大多数公社首先按第一个选择执行，在种植结构和生产方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时候，结果就是在农田上投入的劳动力总量增加，粮食总产量也略有增加，但是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日的产值却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到了一定程度，在农田中劳作的社民也感觉到没有必要再继续精耕细作了，于是“干活偷懒”就成了现实；与其这地里磨着工夫，还不如另外找活干，因此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也成为社员的渴望了。组织起来的生产力与现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投入劳动力增加反而降低了农业生产率，解决这一眼前的矛盾只能靠化肥、农药的使用和改种产量更高的杂交作物品种。如表2所示，虽然在80年代之前，化肥的施用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但还是处于很低的水平。随着国家化肥工业的发展，1980年的化肥产量超过1 200万吨，此后每亩播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又成倍增加。每公斤化肥的正确施用可以增加粮食产量3到5公斤，这无疑是80年代之后粮食亩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作物品种是粮食产量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表3显示，1982年之后，水稻、小麦和大豆的良种播放面积都有大幅下降，同期杂交水稻得到更大的推广，杂交水稻比原来的矮秆水稻在产量上提高了20%以上。从统计资料来看，1981年起，稻谷的播种总面积开始下降，但是水稻的亩产量从1982年开始有了稳步提高。如果仅仅停留在手工劳动层次，此时的集体生产与家庭生产相比，在人均产量上没有优势。但是农业机械的应用将进一步减少劳动力的需要。这个矛盾无法在农业领域内部或由一个生产队单独解决。
真正解决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办法只有第二个选择——在80年代一窝蜂地分田单干之中能够顶住重重压力坚持不分的少数几个公社也是得益于已经拥有了集体的工业。1966年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提出：“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1970年，中央政府鼓励各地农村利用本地资源兴办各种小工厂，社队企业开始快速发展起来。到1978年，社队企业的职工人数达到2826.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9.3%；1983年的职工人数达到3234.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9.4%。从更名为乡镇企业后的趋势来看，社队企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08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为1.545亿，另有1亿左右的农民在城市的企业中打工。而该年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一共有5.2亿，其中只有2.8亿从事于农林牧渔业。
表2 化肥（折纯）的施用与农药的产量
| 年份\项目 |
化肥施用量/万吨 |
亩均化肥施用量/公斤 |
农药总产量/吨 |
农药进口量/吨 |
粮食亩产量/公斤 |
| 1957 |
37.3 |
0.15 |
65 000 |
23 944 |
98 |
| 1965 |
194.2 |
0.90 |
193 000 |
35 999 |
109 |
| 1973 |
511.1 |
2.30 |
456 000 |
31 955 |
146 |
| 1978 |
884.0 |
3.95 |
533 000 |
81 908 |
169 |
| 1984 |
1 740.1 |
8.05 |
298 534 |
59 231 |
241 |
| 1986 |
1 934.0 |
8.95 |
— |
7 495 |
235 |
表3 主要作物良种和杂交种面积
| 年份\项目 |
水稻良种面积/万亩 |
小麦良种面积/万亩 |
大豆良种面积/万亩 |
水稻杂交种面积/万亩 |
玉米杂交种面积/万亩 |
高粱杂交种面积/万亩 |
| 1979 |
40 647 |
37 430 |
6 519 |
7 545 |
19 629 |
2 617 |
| 1980 |
43 194 |
39 457 |
6 070 |
7 056 |
21 065 |
2 302 |
| 1981 |
44 948 |
39 229 |
8 425 |
7 676 |
20 979 |
2 349 |
| 1982 |
45 617 |
38 977 |
9 466 |
8 425 |
20 822 |
2 505 |
| 1983 |
24 058 |
30 779 |
4 963 |
10 124 |
16 935 |
2 196 |
| 1984 |
— |
— |
— |
13 265 |
— |
— |
| 1985 |
22 333 |
33 741 |
5 468 |
10 462 |
19 293 |
1 344 |
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在70年代后期初步完成。在此基础上，部分农民离开土地，转入工业和服务业；剩下的农民可以耕作更多的土地，通过规模经营以提高农业收入。这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但是走向这个结果却可以有两种道路。走哪一条路决定于这一个社会过程由哪个阶级主导，哪一种政治路线将被实施。
人民公社集行政、生产、治安等权力于一体，其领导体制的官僚化特点在后期尤其明显，广大社民并没有真正参加到生产管理中来。“四清”、“文革”等运动都旨在解决政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不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反而让某些当权的干部利用政治运动打击群众。因此，在文革后期，无论是工人还是社员都普遍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了，对政治权力的缺失也开始淡漠。二十多年来，各种形“左”实右的政策和运动也深深伤害了朴实的农民群众，群众习惯于消极地听从上级领导的指示，不再那么热心地参与政治了。
“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村是社会主义的薄弱环节，很容易被私有制占领。农民天然地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小私有者，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个体农民的自发性和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多次出现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集中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民在思想觉悟、组织形式上与工人阶级还有相当的差距。农业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需要经过从初级社、高级社逐步发展到人民公社，首先是将农民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其次是组织起农民并进行政治教育；最后还需要加快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从经济基础上去掉农民的自发性。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受制于既有的生产关系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农业发展处于一个缓慢增长的阶段，这时一方面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另一方面需要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主导下，基于工农联盟的共同利益，完成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
但在农业领域，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从未停止过的。邓小平于1975年再次复出之后，多次强调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不从提农业学大寨，实质上否定了农业集体化；他多次强调要调动农民积极性，实际上只是要调动农民关心个人物质利益的积极性，而“
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大寨经验则被他故意冷落。1976年10月，中国的政治方向发生根本性的转变。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饱受争议中逐渐公开化与合法化。在这期间，大多数的社队干部考虑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不换思想就换人”，从原来支持集体化骤然变为支持分田到户。人民公社在其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被政权的力量宣布解散，这是以生产力的倒退为代价去适应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更低级的生产关系——个体工商户、私营和外资企业得到了合法的发展环境。原有的社队企业多数被承包给个人，成了乡镇企业；国营企业也逐渐实行承包、租赁、股份制等改革，朝着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
为什么说在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中，农业生产力在倒退呢？首先是生产力中的能动因素——农民从一个集体状态变成了个体状态，他们不再有组织了，只能独自在自由市场中奋斗，不得不在资本面前成为“盲流式”的弱势群体。其次，承包使集体财产严重流失，农村水利设施被废弃，农业机械的70％低价卖出或拆解，土地日益零散化。结果就是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中国的农业生产二十多年来还是维持在以手工耕作为主的阶段。而造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却是日益发展壮大的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其背后则是中国数以亿计的新老工人的血汗。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比较低的水平下发展起来的，当然要比资本主义所能完成发挥的生产力要低——当时及现阶段还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强国。所以，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可能，尤其是在基础条件更落后的农村。正因为如此，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向资本主义也能发展中国现实的生产力，因此在建国初期，党内也公开出现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放任富农发展”“欢迎资本家剥削”“社员间差别要相当明显”等声音。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一旦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劳动群众就会重新陷入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中国大地就会接连上演“87名女工在火灾发生时因为大门紧锁被烧死”“黑砖窑”“开胸验肺”“富士康青年工人接连跳楼”“毒奶粉”等悲剧和“房价越调控越涨”“投资者是上帝”“群众被高速”“国家主人成弱势群体”等喜剧。而“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充分组织起来、思想觉悟成熟的工农群众，是实现社会主义最关键的物质存在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之后多次领导了群众性民主政治运动，在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现实社会运动中教育和组织农民阶级、工人阶级。
以包产到户为先导，中国改革的道路也是农民和工人的集体组织被逐渐瓦解，劳动者重新变成单个自由的雇佣劳动力的过程。历史的经验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共同的政治利益下团结起来，他们的命运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