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抗古   来源：《东风》杂志 改编经典名著是这几年影视作品的一股潮流。新版电视剧《水浒》的热播，再次生动演绎了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的梁山好汉的传奇故事。经过原著作者的艺术处理和历代文人的修改，历史上本是农民起义领袖的宋江被塑造成了一个为忠义而生，为忠义而死的形象——他带领梁山军马接受朝廷招安，功成名至之后还是难逃奸臣的毒手。 但是梁山众多的英雄好汉们还是死得壮烈。通过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支起义队伍是怎么达到兴盛，又如何覆灭。这一过程向我们揭示了在社会需要革新的时候，个人和组织投降于旧势力的悲惨结果。联系今天的时局与思潮，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思考。 晁盖领导梁山泊的时候，“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目的是要造朝廷的反。那时，梁山聚义的好汉当中，来自社会底层的破产农民（包括渔民和猎户）和手工业者占多数，他们不但痛恨贪官，同时也蔑视皇权，不羡功名。而原本只是郓城小吏的宋江一直认为晁盖等人是“犯了弥天大罪”，“于法度是却饶不得”，宁愿刺配、装疯也不愿上山落草，最终在江州刑场上被梁山人马所救，完全断了退路才不得不跟随上梁山。也就是说，宋江是一个自视不凡却无法在体制内继续混的小公务员，不得已只好暂时到梁山上躲避，心中还是想着他那条功名路。因此，即便上了梁山，他还是不认同晁盖的政治纲领。相反，他提出了一条表面上为众兄弟未来着想的路子——寻求朝廷的招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后来征讨梁山的十个节度使原来也是绿林中人，受了招安便封了大官，统领一方，他们就是很好的先例。两种对立的路线必然会引发争论。作者为了让宋江的路线顺利实现，便在情节上安排晁盖早早就战死了。于是，宋江坐了头把交椅。“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之后，梁山军队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宋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他刚上梁山不久，就命人树起“替天行道”大旗。这里的“天”，是指天子也就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这里的“道”，便是孔孟之道，以维持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也就是说，宋江愤恨那些贪官误国，自己想做一个清正的“封建卫道士”来为圣明的皇帝分忧，也为自己谋得功名以光宗耀祖。 正是由于这样的“忠君”，宋江向来热衷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他：“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 为了受招安，他上梁山后一面处心积虑地架空晁盖，树立自己的威望，恩威并用笼络人心，一面极力鼓吹“天命”、“忠义”等孔孟之道，在思想上束缚梁山将士们。 为了受招安，他不敢“侵占州府”，不去扩大起义军的根据地，故意放走朝廷的残兵败将，给日后的投降留下后路。 为了受招安，他不惜设计陷害以网罗世袭贵族、朝廷将领和豪绅地主上梁山入伙，并给予较高的地位，组成了一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为了受招安，他在聚会时当众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公开抛出了向朝廷乞降的纲领。而后，他又赋词明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为了受招安，他亲自出马，打通皇帝宠妓李师师的“枕头上关节”；派人向朝廷里的健康力量宿太尉行贿示好，请求其在皇帝面前说情。而这些却是正人君子不可能做的事。 为了受招安，在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被俘后，他竟恭敬请罪以求得“宽恩大赦，前来招安”的承诺。这让打了胜仗的将士们好不心寒。 为了受招安，他可以表演“陈桥驿滴泪斩小卒”，背受了辱骂还要向朝廷请罪。兄弟之义远远比不上顺利招安的重要。 招安之后，他就带领梁山队伍去攻打田虎、王庆和方腊三股起义军，自己的将士也折损大半，这正中了朝廷的下怀。正如鲁迅所说的：“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等人的斗争，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只是当权派与在野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因为自己的前程被贪官误了，要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之位而已。宋江与高俅相比较，是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只不过高俅狗运亨通，因踢得一脚好球，被端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从而发迹当，青云直上官；而宋江则是“年命蹇滞”，暂时又成了“寇”，再由受招安而升了官。认清宋江这个人物形象的阶级本质之后，再看梁山队伍的兴衰就很有意义。朝廷多次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军队，反而使其队伍越战越强，越来越壮大；但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却使朝廷不费力气，就把梁山人马和其他三股起义队伍全部剿灭了。就破坏农民起义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要比高俅大得多，而且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列宁也曾说过：“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内部的路线错误起到了敌人武力镇压起不到的作用，这种惨痛失败的案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这种投降主义路线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并不等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或只是促成封建统治的改朝换代，但向封建势力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失败不等于投降。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那是叛徒和奴才的勾当，跟“农民的局限性”风马牛不相及。农民阶级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决没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这种“局限性”！ 梁山好汉们的悲剧在于不作分析地讲“义气”。晁盖的“聚义”，是要大家团结起来造反；而宋江讲的却是“忠义”，要忠于皇帝，先靠排座次来确立其领导地位，然后要大家讲“兄弟之义”听从他的指挥——“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这个“义”字掩盖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使得宋江的投降路线最终得逞。其中，死得最冤的就是对封建朝廷反抗最强烈的李逵，他正是被这个“义气”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认路线，最后被不放心的宋江毒死，成了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忠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 通过深入的分析，《水浒》这部书的用意其实是服务于封建统治的。这部书对农民起义极力进行歪曲，却为封建地主阶级树立了一个采用从内部来瓦解农民革命运动的标本，让统治者知道“怀柔胜征伐”，同时大力宣扬“忠君为国”“天命”“仁义道德”等封建思想和阶级调和论。 书中认为北宋社会是“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无视当时严重存在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它只是别有用心地涂抹了几个上自高俅、蔡京，中有高廉、殷天锡，下至西门庆、镇关西、蒋门神等所谓“奸邪小人”，并揭露他们的罪恶，借以掩饰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罪恶，用所谓“忠良”和“奸邪”的矛盾来替代、抹煞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的根本矛盾和殊死斗争。书中把当时社会的动乱，归结为少数“奸佞”当权，排斥朝廷“忠良”所致。因此忠义的梁山英雄们接受朝廷的招安，是顺应天命天理的正确举动。即使他们战死沙场，朝廷也会“各授名爵”，有子孙者“承袭官爵”，无子孙者“敕赐立庙”。在地主阶级眼里，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么？“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水浒》全书结尾中的这两句诗，也就是宣扬投降主义哲学最后完成的一笔。这部书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掩饰阶级矛盾，散布对统治阶级中所谓“忠良”“清官”幻想的反动创作意图，是农民革命的一种腐蚀剂。 《水浒》出笼之后，曾经对明、清两代的农民革命起了严重的瓦解和腐蚀作用，影响极其恶劣。明末李青山响应李自成在梁山举行起义。受《水浒》的影响太深，李青山不仅学习它“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而且还学习它“如何受招安”。他们以为明朝统治者会像《水浒》中宋徽宗对宋江等人一样，给自己一官半职。结果李青山被解到京师杀了头，死之前还幻想着得到赦免封官。跟随李自成、张献忠从陕北起义的刘国能、高杰、李万庆等人后来都先后投降了明朝统治者，充当了可耻的叛徒和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刘国能投降时向朝廷表白：“愚民陷不义且十载，赖公湔洗更生，愿悉众入军籍，身隶麾下尽死力。”这与宋江的心思何其相似！清代顾苓说：在《水浒》成书三百年之后，有高杰等人，“闻风而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始于盗贼，归于忠义”这八个字，概括了农民起义军内部少数人，在《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蜕化变质的过程。 革命阵营中的投降派，古代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古往今来的一切投降派，虽然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所代表的反动阶级不同，但是在脱离革命群众的需要，改变革命路线，篡夺领导权，否定革命成果，危害革命事业等方面，却有其共同的特征。因此，我们看待今天世界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应该以《水浒》英雄的失败为教训，进一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矛盾与斗争的实际，警惕投降主义的危害。   主要参考文献： [1] 竺方明.评《水浒》.《人民日报》1975年8月31日 第2版 [2] 闻军 评《水浒》作者的反动创作意图.《人民日报》1975年11月30日 第2版 [3] 叶桂生，诸葛计.《水浒》与农民革命.《人民日报》1975年11月21日 第2版 [4] 中共上海群众印刷厂总支委员会.认清古今投降派的共同特征.《人民日报》1976年3月28日 第5版 [5] 方岩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人民日报》1975年9月2日 第2版 [6] 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红旗.197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