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前校长蒋南翔: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时间: 2014-08-10 02:17:08
栏目: 风华正茂
话题: 青年
作者:蒋南翔  来源:进步青年网

怎样做一个劳动者,怎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们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同学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具有基本意义的问题。关于我们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过去曾有过很多讨论,如说要培养“红色工程师”,培养“生产战线上的指挥员”等等;这都是对的。现在还可以说的更具体一些,那就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这里,“劳动者”是主词,其它是形容词。 要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就必须首先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分子,成为一个劳动者。 什么叫劳动。 劳动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 第一,劳动是有目的地创造使用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憋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己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了。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①因此,劳动只是属于人的。动物的活动也会改变自然,但那是本能的,它们不会首先在头脑中先有完满的设计和计划,然后去改变自然。另外,只是有目的的活动,还不一定就是劳动。赌徒通宵达旦地赌博,乞丐整天沿街讨饭,小偷整天捉摸如何偷东西,他们也都有明确的“目的”,也很“辛苦”,但是他们的活动却都不能创造使用价值,因此,也都不是劳动。 第二,劳动就是劳动的主体(人)与自然发生接触、发生物质变换的过程。农民与自然发生接触,用他的器官,通过工具,作用于自然,他便从自然获得了农作物;纺织工人的活动作用于棉花或棉纱上,他就获得了棉纱或布匹。劳动就是这样一个物质变换过程。同自然界本身一样,这里也是不能无中生有。 第三,劳动必须通过特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在一定的生产基础上进行。从有人类以来,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发展起来的。离开生产关系,离开社会,所谓劳动生产就无法发生,无法发展。一个人哪怕他本领多大,但是他离群索居。不求于人,不求于社会,到沙漠或孤岛上去,他不仅不能进行什么生产,就是生命也是不能维持的。相传商周之间,有两位贤人一一伯夷、叔齐,他们认为武王伐封,是以暴易暴,于是他们不食周粟,也就是和周朝的社会断绝关系,但是结果只能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上。其次,生产劳动不仅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而且后代人的劳动,只能也必然要在前人的生产基础上进行。人不能自由地选择时代;一个人生在什么时代,就要生活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中,就要接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就只能在那一个时代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劳动。社会越发展,人类也就要接受更多的前人的遗产,也就越依赖社会和集体;而社会和集体也就越来越发挥出它的无比的威力。苏联科学的迅速发展,苏联首先制成洲际导弹、首先发射人造卫星,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集体力里的伟大。 劳动的这些特征。是独立于人们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劳动者总在不同的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这种特性。顺此者昌,逆此者亡。 从这些劳动的通性出发,对于劳动者来说,客观上就存在一些无形的自然的要求,要求劳动者具有以下几种主要的品质: 第一,与经济上的剥削及政治上的特权不相容。劳动人民依靠自己的劳动生存,他们反对剥削,也不需要剥削别人,反对人压迫别人。和寄生者相反,他们最具有革命性,最易于接受真理,最能艰苦奋斗,最坚强,最乐观。劳动人民与剥削和特权不相容的这个特性,是平等、民主的基础和根本内容。 第二,与无目的、无计划性不相容。劳动者自然地具备有目的、有计划的特点口这个特点,社会越发展,也就越显著、越重要;它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是不相容的。 第三,与脱离实际不相容。很明显,离开客观实际,就不会有劳动,不会有人类生活,因此劳动者最踏实,朴素,最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第四,与脱离集体不相容。劳动从来离不开集体。近代的工业生产,使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具有先解放别人,然后解放自己的伟大胸杯。他们最无自私自利之心,最能团结,最守公德。 劳动者的这些特点,是最充分地体现在工人阶级的身上。 根据以上基本观点,来看看同学中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 首先,关于民主和平等的问题。有人说英国有海德公园,可以随便发表议论,美国的报纸可以攻击政府领导人,这才是民主。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不能从形式上看。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是什么阶级占统治地位。政府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美国,在经济上,有钢铁大王、煤油大王、汽车大王等,所有关于国民生计的经济命脉,完全操纵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遭受他们残酷的剥削。在政治上,选举权要受财产限制,美国议会连一个工人代表都没有,英国议会过去也只有一个共产党代表,现在也没有了,政府和议会完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工人与其他劳动人民,完全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劳动人民由于贫穷,没有机会受到教育,因此,所谓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他们也都是享受不到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只有资产阶级才有民主和自由。他们自由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自由地歧视和压迫其他民族,他们自由地相互竞争和吞并,甚至不惜用战争去向殖民地人民进行血腥的掠夺。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永远地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已成为国家的主人。由全国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人民政府,完全忠实地为全国人民最广泛和最长远的利益服务。报纸和其它宣传机构,不仅完全可以表达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都是自觉地、忠诚地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一务。现在的整风运动和全民性的大辩论,就是人民群众向一切工作当中的错误和缺点,向一切违反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所进行的广泛的斗争,也是人民自觉地进行的一种自我教育。这是最彻底的平等、民主和自由。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有过这样的民主和自由。自从人类产生阶级以来,所谓民主自由,都是有阶级性的。在现时代,要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要么就是工人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这两种民主和自由是矛盾的,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争取工人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脱离阶级基础,空谈民主自由,如果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幼稚无知,那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观点。资产阶级一向掩盖民主自由的阶级实质。 其次,关于谁对社会贡献大的问题。有人说,高级知识分子贡献最大,工人劳动人民贡献小。关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了解:是劳动者直接进行人与自然的接触,发生物质的变换,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一切科学、文化、艺术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就是人们的生产劳动和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离开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就不会有什么文化科学,当然也就没有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贡献的问题。 这里有人问,是科学推动生产,还是生产推动科学?这个问题,只要考察一下中国的实际情况就可以得到解决。中国的文化发达很早。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就有了灿烂的文化,而那时西方还处在野蛮时代。直到近代,中国的文化科学才落后了。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到近代愚笨了,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停滞了。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出现很多大科学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在几百年来,就有了发达的工业生产。而落后的封建国家,是很难有高度发达的文化科学的。但是解放以后,情况就起了根本变化,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有了像鞍钢这样近代化的企业,这就要求有相应的科学技术与之相适应;就必然要推动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并且在实际生产当中培养和训练出科学技术人才。因此,从局部的表面的现象看来,是科学文化在推动生产发展;但从全面的本质的分析,是社会经济决定社会的科学文化。决定生产发展和社会前进的,归根结蒂,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就要有什么样的科学文化。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估计过低,但也不可估计过高。知识分子只有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才能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第三,关于实践的重要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问题。理论和实践都非常重要,但是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实践的总结,是实践的某一侧面的深入的反映。离开社会实践,就没有理论。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总结了这次革命斗争,便得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毛主席总结了过去根据地的战争。找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便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在我校教师和同学中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这样强调实践,并不是轻视理论。轻视理论是不对的,轻视实践更加不对。我校目前忽视实践是最主要的危险。 第四,关于又红又专(也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的问题。有人说,现在自己是中右,只要争取到中中即可;有的说不要太红,只要粉红就行了;还有的要作个红皮萝卜。总之,这些人对政治要求不高,只想学业务,作个不问政治的科学技术人员,他们叫做“精密机床”。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对的,我们要求又红又专。 什么是红呢?就是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同甘苦共命运。 人们要生活,就必然要发生人与人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具有一定阶级的思想观念,并且为某一个阶级服务。所谓搞纯技术,不过问政治,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技术和政治,从来是分不开的。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卫星,这是技术问题,但是因此状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加强了保卫和平的力量,这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美国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就要抗美援朝,这不仅是政治问题,而且是政治斗争最尖锐的形式——战争,但是如果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所谓什么向科学进军就都谈不到了。不关心政治是不行的,也是作不到的。那种不关心政治的人,实际上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他们搞业务,只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他们随时可以高价售给任何人,为任何人服务,“有奶便是娘”。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祖国和人民,没有什么正义和真理。他们可以看到很小的原子核,但是却看不见天下大事,看不见历史发展方向。他们所不关心的政治,不是别的,正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而不关心工人阶级的政治,不是自觉地把自己变成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很自然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就要关心他们。这里是没有任何中立的余地的,正像鲁迅所形容的,一个人站在地上,用手向上扯着自己的头发说:自己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其实什么时候他们都是超乎不了的。 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必然的发展方向。我们国家,虽然己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但是阶级斗争还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在交错地进行。我们努力使自己不仅具有精湛的科学技术,而且首先成为工人阶级的积极的政治战上,做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不但是客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每个人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学校所要培养的,也正是这种又红又专的人。红和专,这是我们国家选择干部的最主要标准。 大家都有过这种经验:有两个人,一个为人诚实,待人热心,是你的同志;另一个自私自利,不关心别人,不与你一条心。你如有重要的事情,委托给谁呢?当然是要委托给那位知心的,忠实的明友。扩大起来说,我们国家对待干部也是这样。一个干部与工人阶级共命运,对于工人阶级事业忠心耿耿,不为个人打算,又具有精湛的业务知识;另一个朋友,是一个待价而售的红皮萝卜,专门关心个人利益,毫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国家当然要把重任委托给前者,因为交给后者是无保证的。这就叫做阶级路线。这是否公道?我们说,非常公道。因为信任都是相互的。一人为大家,就会得到大家对你一人的信托;自己只为自己,大家也无理由为你。只要求大家为自己,自己只要求权利,不尽义务,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这是一种剥削阶级的特权思想。 当然,我们要求“红”,不是不上课,不学业务,只搞政治。是说我们要有正确的政治态度,就是与社会主义事业共命运,建立起血肉联系,拥护它,保护它,为了它全力以赴。这不是什么唯唯诺诺,这是服膺真理,是为人民服务。一个人能够这样,他就会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就会越聪明,越勇敢,在政治上更坚强,也就越有道德修养,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真正的人。这样的人,也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和更正确的思想方法去钻研业务,在业务上就更加有前途。红与专是不矛盾的,相反,红正是专的无限的动力和最主要的条件。相反,只为自己,那是最儒弱,最低级,最渺小的人。这样的人,在业务上,也很难有多大的成就! 第五。关于参加集体生活的态度问题。有些人不能平等地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他们总要拔尖,高人一等。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是只想当领导者,不愿当被领导者。只想当将军,不愿作战士,只愿当科学家,不愿作劳动者,只要当“主角”,不要当“配角”。这种只想当人上人,也是一种剥削阶级特权思想。不先懂战士,就不是好将军;无下层领导的经验,就不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要作领导者,首先必须成为被领导者。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都曾长期地在战场、农村、工厂等基层单位工作过,他们都具有丰富的实干工作经验和深刻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在我们国家里,像毛主席所说,领导者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那些人所渴望做的老爷。对于我们国家的领导与被领导,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任何领导者,都不能无处不当领导。人都是首先生活在被领导当中;一个人只能在集体事业里的某一方面执行他的领导。一个市长领导全市,但他走在街上,完全要听从交通警的指挥;卫生部长领导全国的卫生事业和医务人员,但他生病了,却要完全服从医生的领导。在自己本行以外,都在被别人领导。不要把被领导看得很不光荣。既要能领导,又要能被领导。领导与被领导,这是社会的分工,是社会关系的正常现象,也是集体纪律的一种表现。封建社会的纪律反映地主阶级的要求,资本主义社会的纪律反映资本家的要求,因此,封建社会只能以棍棒维持纪律,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以饥饿维持纪律。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纪律反映了客观规律和集体的要求,因此,接受领导,遵守纪律,非但不限制个性、天才,相反,更能有效地发挥自已的个性和才能。自觉地遵守集体纪律,这是文明的表现,是一种美德,我们应该努力地学习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