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宝瑜     来源：进步青年网

对许多希望能改变中国目前许多不合理现状的人来说，美国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这也很难怪他们，目前中国无论要解决什么问题都是困难重重。连到北京上访，申诉一下不法官员给他们带来的冤屈和困扰，也都会被阻挡而不能成行。报章杂志刊登了什么触动了官方的新闻就可能被封掉，因此不免会有人对美国的民主自由特别羡慕。 持相反意见的人会说美国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样说是对的，但似乎对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能解释清楚的并不很多。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由资产阶级国家通过一套立法程序建立起来的，即所谓法制国家。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一般公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有许多自由，像言论自由、集会游行自由、投票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可能允许任何政治行动来挑战到他们的统治。资产阶级民主可以调和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阶级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不可能解决一个国家少数的统治阶级与大多数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 进一步来说，美国“民主”是通过全民选举选出来少数精英来治理国家大事。如果要当选必须要有大量的财力支持，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庞大的财力只有跨国公司和大财团才有可能。因为从表面看来，即使是一介平民也可以当选总统，这的确是相当令人佩服的事，但是一旦当选这位来自一般平民的总统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在内政上还是外交上都是将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下面几个例子中看清楚。 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中，资产阶级却把这种形式和程序变成一种“理想”，并将这个“理想”变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追求的目的。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手段和目的意义，也能分清楚形式和内涵的不同，那将有助于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进一步了解。 因此，虽然在今天的中国争取民主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美国式的民主并不能解决许许多多现存的不公正和不合理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根本矛盾。

第二讲  美国的大众媒体

美国的大众媒体是美国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重要原因之一。最近有位学者（彼得·菲律普）建议美国人应当不再把美国的媒体称为大众媒体，因为媒体已经不再属于大众，它已经成为由少数大企业控制的媒体。菲律普认为媒体必须报导事情发生的真实状况，但是现今美国的媒体总是要掩盖真实状况。他举例说在一般媒体中很难看到像美国工人的实质工资不断下降的报导，也看不到在许多人付不起医疗费用的同时，美国的健康保险公司在2006年一年就赚了九百三十亿美元的利润的报导。菲律普和一些关心媒体的人开始了一个叫“真实报导紧急状况运动”，并在今年一月在加州的Santa Cruz开了一个会，这个会集聚了跟媒体相关和关心媒体的人，他们讨论在今天美国的宪法危机、环境危险和战争不断的扩张下，美国敢于调查真相的记者们、勇于揭露事实真相的人、和为争取独立媒体的人要怎样作才能让一般大众对他们社会有真实的认识。这些人不是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阻力，但是他们还是勇往直前，这是值得佩服的。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的媒体是由少数的大公司所控制的。这些大公司的财力雄厚，又与政界有深远的关系，要挑战它们是极为困难的。 美国在几十年前，每个大城市都有几家独立的报纸，就算很小的一个镇也常会有一家独立的报纸。除了报纸外还有无线电台，这些媒体报导地方上重要的新闻，并讨论与一般市民或镇民相关的议题。除了地方新闻外，它们也报导国家和国际新闻，并且对不同的议题在报纸的编辑版上发表该报纸的意见，并用接受读者投书的方式来表达读者们的看法。 2004年时，斑·拔格迪克写的《新的媒体垄断》出版了。这本书是他在1983年出版的《媒体垄断》的翻版，在当时他就提醒他的读者，大型的公司正在对媒体业和广告业进行垄断，但是那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而且批评他过于担心。如今在二十年之后，拔格迪克的警告却成了事实。在这二十年中，控制媒体的大公司已经从之前的五十个减少到十个，更再减少到五个。这五家大公司垄断了美国的报纸、杂志、无线电台、电视台、出版社和电影制作公司。换句话说，这五家大公司通过对这些媒体工具的控制，也就控制了美国的舆论，更深入的影响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许多家地方上的小型报纸和电台被收买之后，它们将任职多年的记者解雇了。新闻的来源都是从总部传递过来，这样一来，这些报纸和电台就失去了它们的地方特性。另外，这些报纸和电台在报导全国性新闻时没有什么选择，因为都是转载或转播，其中包括报纸编辑版上的评论，或是广播电台的评论。因此这些地方上的媒体也失去了它们的独立性。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墨道新闻公司的狐狸电视新闻(Fox News)。Fox News在美国全国每个城市都设有电视台，它是美国最保守势力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Fox News常常用捏造或扭曲新闻的伎俩来打击任何它们认为过于进步的力量。Fox News支持布什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支持布什给富人减税的立法、反对任何有利于大众的医疗改革、反对工会、赞成减少政府对环境、劳工和消费者的保护。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美国两家最大的无线电电台：Clear Channel和Cumlus。它们邀请Rush Limbaugh作它们节目的主持人，Limbaugh是美国极右势力的代言人，他将资本主义美化，他为美国在全世界所作的恶事涂脂抹粉，更在他主持的节目里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他把美国说成是全世界最美好的、最自由的、最爱和平的和对贫穷国家援助最慷慨的国家。Limbaugh有一大批忠实跟随者，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美国的三家最大的电视台都是大型公司的子公司，像CBS属于时代华纳，ABC属于迪斯耐， NBC则属于通电。不仅如此，这些电视台的股东会的代表 (Board of directors) 又同时是其它大公司的股东会的代表。像拥有ABC的迪斯耐的一些股东会的代表又同时是波音飞机制造公司、西北航空公司、快递公司（Federal Express）、哈里伯顿（Halliburton）、 Kmart和雅虎（Yahoo）的股东会的代表。CBS和NBC也是一样。而这三家大公司又同时控制了多家的报纸和收音机电台。这些大公司和媒体大公司的关系紧密，使得电视台和其它媒体传播会尽量避开不利于这些与它们有关系的公司的新闻。美国的媒体与美国最大的私人企业的利益如此的紧紧相扣，媒体所报的新闻就不会准确，它们在编辑版所发表的意见也不可能公正。 任何有关对媒体的限制和规定，这些私人大公司总是要尽量抵制。美国的国家通讯委员会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FCC) 是专门主管有关媒体的立法事宜和对媒体的监督的机构。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在美国全力提倡自由化和反对管制的大环境下，FCC也全力支持取消对媒体的管制。像在过去FCC为了保护消费者，它规定广播电台不能广播有害于消费者利益的广告，像一些骗人的广告。它也规定每个城市可以收到它们的地方新闻，除此之外，每次广播电台申请延续执照时，地方上的人可以表示他们对这家电台的意见。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媒体的垄断力量更加强大后，FCC抵不住它们的压力，把这些限制一步步废除了。 近些年来美国电视节目的质量每况愈下，各大电台都争相播些极为低级趣味的节目，它们在现场观众的喝彩下当面揭露电台请来客人的隐私，借此来羞辱他们。这样的节目成本低，它利用人幸灾乐祸的心理来吸引观众。结果是低级趣味的节目吸引低级趣味的观众，节目的主持人要不停地找更加轰动的丑事来满足观众，把文化水平一步步往下拉。 电视上除了揭露轰动的丑闻外就常常播些像谋杀、抢劫、或强暴一类的暴力故事的节目。虽然有关暴力节目对儿童的影响已经经过许多人的研究而得到结论，拔格迪克(Ben H. Bagdikian)说这些研究，其中包括美国国家精神健康所的报告，和一千个以上的其它研究报告都得到相同的结论。结论就是暴力节目会直接影响到儿童的暴力行为。但是电视节目为了吸引观众总是离不开暴力，据一个估计美国的年轻人到了十八岁时，就已经在电视上看过了一万六千个谋杀和二十万起其它暴力的事件。 不能说美国没有新闻自由，尤其是在今天电子通讯技术已经为很多人掌握了的情况下，许多事实真相总是不能被掩盖很久，而且的确有许多有远见的人和敢于斗争的人不断地努力来揭发美国政府和媒体宣传中的谎言。所以真要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可以找到很多供参考的数据。只是一般大众无法花很多时间去寻找数据来与媒体的宣传相比照，因此美国大众深受媒体宣传的影响。在美国独立媒体不能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前，美国一般大众的觉醒是非常困难的事。这也就是美国真正民主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的原因。

第三讲美国的竞选

在美国选举是民主政治的象征。全国性的选举有每四年举行一次总统大选，和在四年之间的参众议员的选举（参议员每六年选一次，众议员每两年选一次）。另外，还有各州和地方上的选举。因为选举几乎是一般人唯一表达他们对政治诉求的方式，所以一般人对选举的态度也表示了他们对美国民主政治的看法。从六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美国的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美国在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各不同收入的阶层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的信心也产生相当大的差别。 美国的各阶层人对美国民主政治的信任程度表现在他们是否参与选举时的投票。1995年的调查中显示在年收入七万五千美元以上家庭中的人，有90%的人参与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的投票。但是在年收入仅有一万五千的家庭中的人只有 50% 参加选举投票。美国选举的投票人在有投票权的人中所占的比例与欧洲国家相比偏低，而且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下降，在两次的总统选举参加投票的人只占有投票权的一半多一点，而在总统选举之间的参众议员选举，有投票权的公民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投票，这正说明了虽然美国宪法中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但是当人们认为不管谁当选都不会替他们说话和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投票的意愿很低。 美国的选举需要花很多钱作宣传，每一次选举总要花上几十亿美元，像2004年的选举就花了四十亿美元。这些钱从哪里来？美国的“民主政治”是谁花钱谁的声音就大就有影响力。这又怎么说呢？ 美国的很多不同的利益集团用对国会议员或总统所捐的钱来影响这些“民意代表”，来推进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但是这些利益集团并不直接把钱送到政治家的手里，那样作就成了贿赂。这些钱是缴给在华盛顿的许多游说团，再由这些游说团来进行活动来达成这些利益集团的目的。这些游说团与国会的议员们有很好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关系来为它们的顾客说情。华盛顿有一万四千个合法注册的游说团，还有更多未曾注册的游说团。华盛顿的游说团中的高级的主管，至少有二百五十个曾是从前的国会议员或曾是政府的高级官员，这些人在国会的议员中或在政府的官员中都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因此很有影响力。 亚洲时报的一篇报导说，这些游说团在2007年时共花了近二十八亿美元来影响政府官员和代表推出有利于它们顾客的政策，在国会开会期间平均每一天这些游说团就花上一千七百万美元来影响议员来通过有利于它们顾客的法案。这篇报导指出的确像有人说的，“美国有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民主政治”，并列出花钱买关系中的几个大款，像与医疗有关的集团在2006年时花了四亿四千多万美元，另一个金融、保险、房地产合并的集团花了四亿一千多万美元，而各大制药公司在十年中总合花了十三亿美元来买通关系。

第四讲  美国国会立法的过程

我们还可以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的程序来认识美国的“民主政治”。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或美国的总统都可以在国会里提出法案，所提出的法案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经过讨论再投票，如果有多数议员赞成则通过而立法。两院通过的法案，总统可以否决。被否决了的法案可以再次送到国会投票，如果参成票数超过三分之二通过仍然可以立法。法案一旦通过成为法律，就由司法机构来监督执行。由此看来，当初美国的建国元老们的考虑确实很周到，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来预防总统专制。同时因为不只一个政党，像目前有民主党和共合党在参众院中都有它们的代表，这样的程序也可以防止一党专政。 这样的程序本身没什么不好，问题在国会的议员们是否能代表选民的利益，其中包括美国人民短期与长期的利益。 一个简单的例子：如今困扰许多美国家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负担他们的医药费用，美国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有近五千万人没有健康保险，在所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全民健保的国家，这么多年来，美国国会就是通不过有一项益于国民健康的法案。 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国会在2001年到 2003年通过的布什总统的减税的法案。布什上任不久就提出了这项减税法案，经国会通过成为立法，并确定这减税法案将延续在十年内有效。一般比较公平的评论家都指出布什的减税法案特别照顾富有的人。根据一个计算，减税的结果在2004年，占家庭总数仅0.2% 的百万富翁会获得减税总额的15.3% ，平均每户可得十二万三千六百美元，而收入在中间的 20%的家庭仅获得减税总额的 8.9%，每户平均仅得六百四十七美元。除此之外，这项法律还把免遗产税的上限提高，从六十万美元提高到2006年时的一百万美元，而美国只有富有的少数人的遗产会在六十万元以上。 究竟是为什么议员是大多数人选出来的代表，但他们却不能为大多数人用立法的程序来争取利益？最后用一个个案来说明。 这个个案就是2003年有关年老人买药保险的法案。长期以来美国的老年人为了买不起医生开的药而发愁，因为虽然老年人有国家的健康保险，但这保险不包括买药的费用。而美国的医生专门会开很昂贵的药，再加上许多药的价格每年上涨百分之十以上，使得许多老年人即使是中等收入的，只好自己想各种办法来解决吃药难的问题。离加拿大边境近的地方，常有一些教会租个大车组队带年老人过境到加拿大买药，也有人在网上从加拿大买药。加拿大有全民健保，他们的政府要大批为健保的病人买药，因此美国的大药厂给加拿大政府优待，同样的药价格往往会便宜一半以上。去加拿大买一次药可以省下好几百美元。 这项新的立法就是为了解决老年人买不起药的问题。但是在立法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却不是老年人的福利，而是制药公司和健康保险公司的利润。首先为了照顾私人保险公司的利益，政府不直接插手，而由医药保险公司来承包。另外为了照顾制药公司的利益，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像加拿大政府一样要求制药公司给予降低药价的优待。这个法律的另一项奇怪的规定是如果老年人每年的买药费用在两千两百五十美元之下，保险公司负担一部分，但在两千两百五十美元到五千一百美元之间的花费，则全部由病人自己支付（共两千八百五十美元）。超过五千一百美元，保险公司全付。这样一来对每年买药开支在两千多元以上却不到五千元的老年病人来说，能够得到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从不同的民意调察来看对这项保险满意的老人占少数。除此之外，这项立法又增加了美国政府的负担，估计在十年的总开支总额将超过四千亿美元甚致高达六千亿美元。 这样的一项立法怎么会在国会通过呢？ 2006年初，美国几位民主党议员给当时国会众议院的代表发言人（共和党的）哈斯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叙述了这项法律通过的过程，并称这法律是华盛顿腐败文化的产物。因为当时国会的两位共和党议员迪雷和阿布姆欧夫正因为贪污案件而受审查，这封信指出这两位议员因为个人的利益而介入了这项法律通过的过程，事情的真相就因此而被暴露了出来。 这项法律的通过是受了大型制药公司的影响，这些公司花了两千多万美元雇佣了一家名叫亚历山大游说公司。另外两位共和党的议员也都在法案通过后离职去大制药厂高就了。这封信很清楚的指明这些议员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受贿于制药公司而通过了这项法律。 就像上一讲中所说的，大公司的总裁和政府中的重要官员，包括大学的校长都是经常互相替换的。像军队中的高级军官退了伍就去武器制造公司当总裁或顾问都是很寻常的事，他们靠着关系去国会游说来争取政府增加军事预算和为他们的公司争取合同。这些人在位时代表美国，下任后转个身就为别的利益群体服务，可见在所谓的美国政府也不过是经济关系的附庸而已。

第五讲  美国的教育

大家都承认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最高学府，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一类的长春藤大学，除此之外，还有好多家知名度很高的州立大学，像密执安州立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等等。然而美国的教育又是一个阶级划分极为清楚的制度，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型态的巩固和再生产有极大的贡献。 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美国的教育制度就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美国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是义务教育，公立学校的财政来源是地方政府——即州政府和城镇政府，而大部份来自城镇政府。因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住在城市和城市附近的郊区，所以这里就讲一点在城市和近郊学校经费的来源和美国教育资源的分配。 城市和郊区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地方的财产（住屋）税。围绕着城市常有十几个或几十个郊区，在各郊区中，有极富有的、中等收入的、也有比较贫穷的，但相比下来他们比城市居民的收入要高些，住的房子也较新。因为每个郊区的税收主要来自房地产税，因此各郊区学校的经费来源就要看该区房地产税的高低。富有郊区的房屋价格往往高出一般郊区好几倍，所以郊区政府的税收高低相差非常大，因而直接影响各郊区学校能够支配的资源。富有郊区的学校可以用高薪请老师，并且可以多请老师来维持较低的学生与教师的比例。这些学校可以购买最新的科技设备，并且设有各种的音乐、美术和体育等课外活动。但是城市和贫穷的郊区的学校付不起高薪请老师，也请不起足够的老师，所以学生与老师的比例过高，这些学校的校舍（特别是城市的）常常因年久失修而破旧不堪。由学校供给的教科书常常都不够分配，更不必谈什么最新的科技设备。公立学校间的差异就如此的大，更加上真正有钱的人家会送他们的子女去有名的私立小学和中学。这些像贵族学校一般的私立学校，几乎可以保证它们的毕业生会被最好的大学录取。 除了校区之间的资源不均之外，贫穷学校学生的父母们（常常是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多是忙于工作，他们无暇照顾到他们孩子的教育，有时连固定的家长与老师的会谈都不能出席。另外，他们本身教育程度也较低，家里也没什么书籍或其它阅读材料。贫穷区的图书馆购书的经费都不足，而且更因为没钱请人管理而减少开放的时间，有时甚至干脆关掉了事。 因此在美国的学子们因为他们就读的学校不同就已经受不平等的待遇。贫穷学校的学生能上大学的很少，他们往往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有些城市的中学辍学率在一半以上。如果上大学，也是上个公立的两年制大学 (junior college) 去学点谋生的技能。像我住的底特律城，早年是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工人区的中学毕业生，或者还没毕业就进汽车工厂去工作了。近年来汽车公司为了廉价劳工，先把工厂移到美国南部城市，因为南部的城市工会的力量薄弱所以工资低。之后，它们又将汽车生产移到墨西哥，再移到中国。底特律的年轻人失去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作，底特律城的税收也更拮据。市政府为了解决失业和税收不足的问题，招来了三个赌场，于是一些二年制的大学就开了训练赌场工作人员的课程，其中包括简单的算术，以便将来它们的学生可以在赌场找到替赌客换筹码的工作。 从那些声誉极高的大学出来的毕业生则是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在学校时就结交了许多有钱有势的朋友，这些朋友的父母（多半只是父亲）常常都是大公司的总裁，或在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职位，这些朋友对他们日后事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其实在被这些极有名的大学录取时，家庭的背景已经很重要了。美国的总统布什实在不是什么可教之才，他假若是一般的出身绝不可能会被耶鲁大学录取，但是老布什是耶鲁大学的校友。布什家庭有钱有势是他能进这所大学的最重要原因。总的来说，这些学校出来的毕业生是管人的，他们很明确的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在这个阶级划分非常清楚的美国教育体制内，但还是有可以超越阶级的夹缝，美国资产阶级设立了上面所提到的高级学府，是为了训练他们的接班人，和为了维持和宣扬扩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美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灌输资本主义的价值和世界观。鼓励学生彼此竞争，培养个人主义，让年轻人相信一个人能成功都是靠他个人努力得来的。从各种书本的测验中，就让年纪还很小的孩子相信人的智能有高有低，因此世界上就是有优等人和劣等人，这是天经地义不用质疑的事。中小学的教育也奠定了年轻人的私有财产的观念，把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分的极清楚。从小学到中学的教科书都把美国说成是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讲人权和最爱和平的国家。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十三年中，正是人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形成的宝贵的岁月。也就是在这宝贵的十三年中，美国的教育完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重要任务。 早在六十年代，美国的学生运动在各大学的校园中发展了起来，好多大学生组织起来挑战美国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们反对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反对白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也反对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这样的学生组织在声誉高的各大学中特别活跃，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统治阶级内的优秀份子。这一下倒是把资产阶级当政者给吓坏了。但是没过多久，当权者就把学生运动中最有领导能力的人用各种方法吸引了过去。 在大战后的前三十年中，美国的教育对美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有很大的贡献。在那三十年中美国的教育减低了社会矛盾，因为那时的教育给很多人带来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希望。但是近二十多年来能有钱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少，而中学毕业生能找到比较好和比较稳定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少，美国的教育已经不再能负担起缓和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任务了。但是美国教育对美国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也就是它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维持仍是完全必要的。  

结论

美国的“民主政治”不能解决美国本国人民的一些基本要求，许多美国老百姓对他们的议员和总统都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这些政治家已经被利益集团收买，因此不会要去为一般老百姓争取利益。今天美国老百姓面临各种困难，他们在美国经济每况愈下的现实下找不到工作，即使有工作的人，长期以来工资没有调整，但是物价却不断地上涨，如今汽油和食物价格的上涨已经超过了许多家庭的负担能力。除此之外，美国的房屋价格却因房屋贷款的危机不断地下降，许多家庭所欠银行的贷款已经超过房屋的价格，因此只剩下宣布破产一途。也有许多人被利息百分之三十的信用卡债逼得走投无路。更有一大批人生病没钱治病，没钱买药，连《华尔街报》都报道患癌症的病人要作化疗得先缴四万五千美元。（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报，2008年4月28日第 A-1页) 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刺激经济的方案给每个家庭退了几百块钱的税，这几百块钱的帮助实在是极为轻微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累累，美国因贸易赤字所欠下的外债，其中包括欠中国的、欠日本的、欠欧盟的、和欠其它许多国家的债，完全无法偿还，却继续向这些国家借债来打伊拉克战争。 美国政府在必须面对它在国内国外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同时，它却在全世界用推销它的“民主政治”来巩固它的经济控制和政治霸权。这几乎难让人相信的事，却是每时每刻在发生。